相約博物館（簡體書）

錫爾克堡

5月2日

親愛的蒂娜：

收到你來信的第二天早上，我走出家門，看向四周。我沒有雞可喂，而且通常情況下，只有到了上班時間我才會走出家門，而後我只想我是不是忘了什麼東西，還有我到單位之後必須做的不知道什麼事情。這對我來說是全新的體驗——在早飯前走出家門，只是為了看看外面的樣子。

我的房子和馬路之間有一道樹籬，現在是綠色的，不過冬天的時候則是紅棕色的。我注意到樹籬需要修剪了，這是一家之主的想法，而我則不想被看作一家之主，所以我走到了人行道上。儘管來到外面，我還是發現，根本看不到什麼東西。我的大部分鄰居都有樹籬。儘管我住在錫爾克堡湖邊的小山丘上，可還是看不到鄰居們的家。我發現自己注意到馬路表面裂開了，需要修理，於是我便抬頭向上看。天空瑰麗壯闊。我向來熱愛天空，但我注意它的次數卻不太多。

我也幾乎聽不到任何聲音。鄰居家的旗幟拍打著旗桿，遠處則是車輛輕微的嗡鳴聲，但我身旁沒有任何動靜。一隻鳥兒在歌唱，通過鳥鳴聲我判斷不出是什麼鳥。我覺得就算我看見了它，也不太可能知道它的種類。我聽不到孩子的聲音。今天的丹麥，孩子們在一歲左右就會去幼稚園，由國家支付費用。除非我不小心在休息時間經過一所學校或者幼稚園，如果是晴天，孩子們就會在戶外玩耍，除此之外我永遠不可能聽到他們的聲音。通過敞開的大門，我能聽到我下樓前播放的音樂——肖斯塔科維奇的作品。我唯一能夠聞到的東西就是我自己的咖啡，儘管我發現咖啡總是在我鼻子底下把味道藏起來，我得有段時間不刻意去聞它才能聞得到。一旦聞到了，我就無法忽視這味道的存在。

沒有任何人從任何一棟房子裡出來。這裡的居住環境很不錯，我認識我的鄰居，也喜歡他們，但是當我站在那裡，想著你站在你的農家小院裡正想像著鐵器時代的居民，我想到我們的生活變得多麼私密，多麼自給自足。當然了，我們都是自己所在社會的一員，而與托蘭人同時代的人們也是他們所處的社會中的成員，但這兩種社會的構成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他們可能會是齒輪、方向盤、支架、杠桿或滑輪，每個人都通過自己的一技之長和所處的位置讓整個社會正常運轉。而如今呢，我們則像是球狀軸承，自成一體，只有在組成符合目標的形態時才會加入其他人。

當我回到屋子裡時，電話響了起來，是我女兒從哥本哈根打來的。我好像還沒有和你說過我的孩子們。我沒有辦法在和你說我的妻子之前就先說我的孩子們。

我的妻子並不是死於乳腺癌，在讀你的上一封信時，讀到你描述那些女人因為承受了這種疾病而結為夥伴時，我並沒有打住，我一直讀到了最後。你有著在微小瞬間中找到樂趣的天賦，這天賦我曾經也有，但已經丟失了，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我妻子的故事很悲傷。我要是此刻同你分享了這個故事，我們今後的通信或許就能夠以更歡快的調子進行。

我妻子名叫波吉特。她出生在城市裡，在哥本哈根，然而在她五六歲時，她的媽媽沒有能力再繼續照顧她。波吉特記得那段黯淡的時光，饑餓、口渴、寒冷、消沉。她的爸爸出差回來時，發現她的媽媽去了一個公園，就睡在一張長凳上，這是她後來才知道的。波吉特被鎖在公寓裡，窗簾拉得嚴嚴實實。她在桌子下麵做了個巢，衣服全都耷拉在地上。屋子裡根本沒有吃的。媽媽走的時候收音機開著，調到了一個古典音樂頻道。後來她只要一聽古典音樂就會哭，尤其是大型交響樂。

波吉特的媽媽被送去了某戶人家，剛送去就去世了，至少人們是這麼讓波吉特相信的。她沒有再回過一次家，回到這個有桌子的公寓裡，也沒有再看自己的孩子一眼。波吉特被送去和她祖父母一起生活，在我們國家東北角的某個海島上。想想這種反差，光是窗外的風景就天差地別。在她此前的生命中，看到的都是其他建築物和樹頂，在建築物和行道樹之間是破裂的天光。而如今，她能看到的只有天空和一望無際的平坦陸地，除了樹木之外，再也沒有什麼更龐大的東西打擾地表的平靜。還有就是她的祖父母了。她的媽媽是個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她睡覺、吃飯、出門、回來，想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在她醒著的時候，如果沒有在吃飯，就會為波吉特來創造。我明白“創造”在英語裡是個及物動詞，後面需要跟一個名詞（我在學校裡有個非常好的英語老師），但是我卻很難想到後面到底應該跟哪個名詞。遊戲？藝術？食物？故事？這些全都有吧，但更多的卻是創造出了不應該是一個母親和一個六歲小女孩在哥本哈根的公寓裡過的日子。

祖父母——波吉特管他們叫厄恩斯特和卡拉，他們的生活非常死板，就和他們蓋房子用的石頭一樣堅硬而穩定。每天早上他們都在同一時間起床，走同樣多的步子洗漱、穿衣，坐在同樣的位子上吃早飯，一整天都是如出一轍。他們認為小孩子也應該養成規矩，這讓他們有安全感。可波吉特的規矩就是毫無規矩，她每時每刻都在等著什麼別的事情發生。

“什麼時候才會不一樣呢？”她問祖母。

“和什麼不一樣？”卡拉反問。

“就是不一樣。”

“是哪種不一樣？”她的祖母是個善良而有耐心的女人。

“就是不一樣。”

他們不可能明白波吉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期待什麼。那就是重點。意料之外。

在包圍她的新環境當中，唯一不可預測的就是海洋，她開始為海洋而著迷。祖父母家的屋舍和海岸之間是崎嶇不平的草地，她還那麼小，卻能跋涉過這段距離去往海邊。她的媽媽對明亮的東西充滿熱情，所以孩子的所有衣服都是色彩鮮豔的，在滿目灰色、綠色和棕色的大地上很是醒目，所以卡拉同意她走得遠一點。這倒是挺出乎意料的，我們如今對孩子的安全問題多焦慮啊。波吉特說，大海之所以令她感到安慰，除了它時時刻刻都在變化之外，還因為它製造的噪聲。在哥本哈根，處處都是噪聲。而在這裡，除了颳風時的聲音（經常颳風）和海浪衝擊海岸的聲音之外，什麼噪聲都沒有。

在丹麥，孩子們七點去上學，所以波吉特對學校的最初經驗是在島上。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秩序，也是另一種打擊。此前她並沒有見過多少小朋友，她震驚於他們同她的相似，卻又那麼不一樣。我猜所有的孩子都能感覺到自己與其他孩子的區別，但是大多數孩子同樣也會把他們之間的關係認為是一個家庭或者一個共同體。他們會找到各自適合的地方。但是波吉特卻無法適應。

學校離家有一英裡，卡拉每天送她去學校，下午再來接她回家。一天下午，波吉特竟然不在等待被接走的孩子們當中。老師說她那天根本就沒去過學校。但是卡拉明明把她放在了學校門口，可波吉特卻沒有走進校門。那一天是丹麥天氣——當我描述這種天氣時，你會明白我的意思，我希望你把它當作東英吉利亞的天氣。那一天很涼，刮著風，天空低垂，看起來幾乎貼近大地，天空一望無際，天色很藍，堆滿雜亂無章的雲朵。整個村子的人全部出動，開始尋找波吉特。人們穿過草原直到沙丘，揉掉眼睛和頭髮裡的沙子，一遍遍呼喊著。現如今，如果不是盛夏時節，海岸上有一半的房子都是空的，但那會兒，房子裡是有人居住的，那些人也全部出動了，開始在海岸上搜尋，男男女女掌著小船的舵，心驚膽戰地在海浪和破碎的波濤間搜尋，同時也在水灣和乾燥平靜的沙灘上尋找。夜幕降臨，孩子仍然沒有找到。

在丹麥的那部分地區有很多小島嶼，都不過是探出海面的礁石大小。其中一個小島從上到下都是裂開的，像是只能放進去一片麵包的架子。在底部，裂口變寬，形成了一個洞穴，或者你也可以叫它小峽灣，那裡被沙質地面遮蔽起來。波吉特失蹤三天後，搜尋者在這裡發現了她。她獨自待著，那裡有食物和毛毯，她看上去一點事兒都沒有。

她講的故事呢，是有個男性人魚邀請她與之同行，於是她就去了。“你們是遊到島上的嗎？”大人們問。“不，”她說，“他劃著一條船，我則為他指明了礁石的方向。”每一個擁有船隻或者能借到船隻，並且能駕駛船隻的男性——那幾乎涵蓋波吉特居住的島上的全部男性——都被一一造訪。這孩子沒辦法描述那個男人的樣子，只是不斷重複他是個人魚，是海洋生物，但這根本就沒辦法將任何男人同礁石上的食物還有毯子聯繫在一起。搜尋一直擴大到毗鄰的大陸，無論是在島上還是在陸地上，許許多多無辜的男人都被做了無罪詢問，或許在往後的人生中都沒有真的被相信是無罪的，但也沒有任何人遭到逮捕。

作為一個成年人，波吉特會承認男人魚是不存在的，用小船帶她走的只能是個兩條腿的凡人。儘管如此，在她的心靈深處，卻從未相信過這個結論。雖然她自己從沒有如此說過，但我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年，我很愛她，所以我有立場這樣說。她從不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樣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她是生來就該獨處的人，就該躲藏在狹小的空間裡，創造出這些空間的人和我的身高完全不一樣，是另一種人類。對她而言，她的媽媽和男人魚是真實的，孩子和我卻不是。她和我們一起玩扮家家酒的遊戲，而我們只不過是玩具，是幫助她表現得像我們的道具。每當遊戲讓她感到沉重時，她就會離開我們，幾天、一個星期，有一次甚至超過了兩個月。我從不知道她去了哪裡，但我知道她在尋找什麼，她在找通往男人魚居住的真實世界的大門。隨著年紀漸長，她的這種渴望也越發強烈。

幾年前，我們在哥特堡和腓特烈港之間的輪渡上，剛剛結束一個慶祝結婚紀念日的小假期。那一天有風暴——狂風、暴雨、咆哮的海面。儘管如此（因為如此？），我的妻子卻告訴我她想去甲板上。她覺得反胃，她說，因為船艙裡的嘈雜和氣味。我說我陪她一起去，她卻說“不用，你留下看包”。她在走的時候把手鐲遞給了我。這只手鐲她從未離身，但是由於她的悶悶不樂，人變得很瘦，手鐲變得很松。她說：“幫我保管一下。它可能會從我的手腕上滑下去，我不希望弄丟它。”

從此我再也沒有見過她。她的屍體一直沒有找到。她離開了我的身邊，就好像她全部的人生都只是夢一場，現在她想醒過來，面向嶄新的一天。

我很驚訝地發現自己過去從來沒有說起過這個故事，沒有像我告訴你這樣從頭到尾完整地講述過。我發現，要講述對我影響至深的事情並不是那麼容易。但講出來以後感覺挺好的。那已經是一個既成事實，是一個已經過去的故事。

你的朋友

安德斯·拉森

貝裡聖艾德蒙茲

5月12日

親愛的安德斯：

在針對你的這封信說些什麼之前，我想回到你在三月寫給我的那封信，因為我覺得用這種方式來接近主題可能會更容易開口。

三月的時候你說過，我們的生活截然不同——我的生活根植於土地當中，充滿變化，而你的生活則充斥著被時間固定的物品——那時你問：哪一種才是最好的？要是你知道自己還有選擇，會選哪一種呢？我知道你這算不上問問題，比你在第一封信當中回答我問出的問題更不像問題（怎樣去錫爾克堡，和鐵器時代先民有關聯的基因證據），但我把它當作一個問題，因為那恰好是我想問你的問題，或者說是想問格魯伯教授的問題，在我們開始通信的時候，我就在想這個問題。真是令人震驚，不是嗎？你毫無怨言地讓我把你領向了怎麼殺豬這種事上，還有我最好朋友的死亡，你肯定早就已經明白了我給你寫信的真正原因，是不是？

你問我是否會在恐懼中醒來。我不是很容易感到恐懼，但是在貝拉去世後，我發現自己根本沒有辦法停止思考我的人生都有些什麼，不分晝夜。有些時候，在我的頭腦被“可能如何”的想法佔據時，我就會感到恐懼。她死在臨終關懷醫院裡。如果你們丹麥沒有這種地方，我想你應該也聽說過這種地方。臨終關懷醫院讓離開對死去和活著的人都變得可以忍受。你會明白的，我現在才明白臨終關懷醫院是怎樣的禮物，是怎樣的福利。她的女兒艾莉西亞就在她身邊，我也在。艾莉西亞是個情感強烈的姑娘，如果生氣（她經常生氣），她就會狂喊；如果高興，她就會哈哈大笑、唱歌跳舞；如果悲痛，她就會動作激烈粗暴。因為貝拉，我很愛她，但是她實在太鬧了。貝拉去世的那一天，臨終關懷人員安排好了一切，她本來表現得很克制，可是我們一到停車場，她就激動起來。她繞著停車場跑了一圈又一圈，捶打牆壁，一直哭哭啼啼哀號個不停，哪怕在四分之一英裡外的塞恩斯伯裡超市都肯定能聽見。而且整個臨終關懷醫院的人從窗口就能將我們盡收眼底，我不想被人圍觀，所以我坐到了車裡，等著她自己筋疲力盡。

當你拖出腦海中深埋的想法置於眼前時，你就會發現自己其實一直都在想著這件事，即便有時候沒有去想它，而這一認識產生的時間和地點則會成為一個記憶口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這麼說吧，只要打開這個口袋，你就永遠能夠把所有想法完整地召喚回來，總有這樣的時刻，不是嗎？在臨終關懷醫院的停車場，艾莉西亞像只被狗驚嚇的野雞一樣來回奔跑，我坐在車裡看著，終於冒出寫第一封信的想法。為什麼我過著如今正過著的生活，一事無成、一無所獲？我的人生對我來說是如此重要，那我為什麼不能從一個置身於事外的觀察員眼中來索取這份意義呢？要是我能做一個理性的選擇，我會選擇怎樣的人生呢？要是我沒有去青年農民的迪斯可舞會，沒有遇到愛德華；要是我沒有那麼旺盛的好奇心，不那麼喜歡動物，在走向性愛的時候更謹慎一些呢？要是我早就知道自己會做這樣的選擇，我還是很懷疑自己還能不能做出更理性的抉擇。我與你的人生最突出的不同就在於，你的人生大部分在室內，而我則大多在戶外。你在年少的時候想到自己的人生會是這樣嗎？肯定沒有，我也沒有。作為一個年少的女孩，要是我的面前有選擇的餘地，我也不知道自己會選哪一種。要是我能意識到有選擇餘地，我就可以從中做出選擇，但我並不知道。我很清楚，要是我過上了一種和現在截然不同的生活，那也一定會是匆忙而短暫的衝動所帶來的結果，就像我在二十歲時成為愛德華的妻子和塔姆的媽媽便是衝動的結果，這兩種衝動肯定一樣強烈而隨意。那句話是誰說的來著，“誰能說，不管過去可能會如何，那個備選的人生並沒有離我而去”？當我枯坐在臨終關懷醫院的停車場裡，感覺自己的全部人生都放錯了房間，這個房間什麼事情都不曾發生。

艾莉西亞終於停下了腳步，癱坐在一輛寶馬車旁邊，哭得像個孩子。我從車裡出去，把她抱起來，帶回到貝拉生前住的那間公寓。她走進臥房，撲倒在床上，臉埋在枕頭裡，輕聲啜泣，無休無止。房間裡一團糟，我開始收拾，這裡就好像是剛開完派對，而不是剛過完一生。我撿起臥室和廚房周圍散落滿地的髒罎子，一一清洗乾淨。我把晾在架子上的衣服收起來疊好，它們已經晾乾了很久很久。有些衣服是艾莉西亞的，比貝拉的要多，但我全都按照取下來的順序給疊成了一堆，並沒有區分活人和死者的衣服，這樣做就好像她們兩個人的生命永遠都能相互交錯。隨後我又把沙發、地板和廚房桌子上的書都給收集起來，把它們放回書架上。有些書是義大利語的，是艾莉西亞的第一語言，不過大部分都是貝拉在看的書。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天裡，我們還討論過我放回架子上的那些書。

收拾好廚房和起居室後——把東西全都擦了一遍，墊子也都填充好了——我走進了臥室。艾莉西亞似乎睡著了，所以我踮著腳尖在床邊走來走去，彎著腰撿起了滿滿一懷抱衣服。當我抱著衣服直起身子時，發現艾莉西亞睜著眼睛正在看著我，一動不動，與此同時我注意到有本面朝下放的書，就在床邊，艾莉西亞的一隻手從封面下面伸出來，隨時能把書掀到地上去。那是P. V. 格魯伯的《沼澤居民》。在那一瞬間，我被擊垮了。我任由懷裡的衣服掉落在地上，就像艾莉西亞在停車場裡那樣，我跌坐在地，開始抽泣。

後來我才注意到艾莉西亞就坐在我身邊，輕輕拍著我的手，用義大利語念念有詞。她的另一隻手則抓著一件紫色的繡花夾克，緊緊貼在自己的臉頰上，那是貝拉經常穿的外套，無論這件衣服和她身上的其他衣物是否搭配，她都要穿。直到黑夜來臨，我們仍舊坐在地板上，在呢喃著安慰彼此時，那本書和那件夾克就橫亙在我們中間。第二天，我寫了回復你的第一封信。我希望在你舉著手鐲時，也有那樣一個能坐在你身邊的人，一個你能同他說一說波吉特的人。

讀著你妻子的故事時，大部分時間我想到的都是你，你是懷著怎樣的心情度過這樣的日子的呢？我不認識她，但我開始感到自己確實是瞭解你的。我忍不住去想這件事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被獨自留在輪渡上，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放縱自己自暴自棄。到最後我還活著，我的人生還有沒有價值，我會為此號啕大哭。你的失去比我所經歷過的任何失去都要重大，而且是如此突然，卻又有著先兆。就好像波吉特已經去世很多年，可你卻沒有辦法接受她已經離開，直到她真的去世前，永遠也沒有任何一個瞬間能夠確認她就是去世了。在你的故事當中，你們的關係還有分離的方式都比我所經歷的要激烈太多。如今，我很後悔自己喋喋不休於貝拉的死。我永遠都不應該再提起她了。

關於這件事，我最後的一個想法是：很多事情無論你已經完成還是沒能完成，經歷過或者未能經歷，畢竟你和波吉特有所關聯，這對你們兩個人來說都是特別的，比我們大多數人能有機會去瞭解的感情要更親密、更深刻。很遺憾，你失去了她。但為了你，我又很高興，因為她曾經活過，而你遇見了她。

謝謝你告訴我她的故事。

蒂娜

錫爾克堡

5月22日

親愛的蒂娜：

在我給你寫下這些文字時，我面前的書桌上放著我公事包裡的東西。這些東西有：筆記型計算機、手機、午餐、《哥本哈根郵報》，以及你的信。在波吉特去世前，除了你的信之外，其他東西此刻都已經好好地放在了我的公事包裡，不過還有一些她額外放進去的東西，每天都不同。可能是她畫完的一幅畫，或者是她把正在讀的東西抄寫下來給我，也可能是我們午餐的食譜。要是沒精力做這些事情，她就會在我的公事包裡放一隻耳環、一隻手套，或者一張照片。不管是什麼，我都明白那意味著她還活著，並且打算在我回到家的時候依然活著。

她去世後，我重返工作，把筆記型計算機、手機、文件和午餐都裝在口袋裡或者夾在腋下，這樣我就不用打開公事包，而後一遍遍去看，可是除了這些東西外，別無他物。當然了，只有最開始是這樣，那時我還無法處理自己的悲傷。如今我又能帶著公事包出門了，每天都會帶著。但是每每打開它，想起裡面並沒有裝著什麼讓我充滿希望的東西，真的是非常沮喪。只要知道回到家時波吉特會在，對我來說就足夠了。而如今，我只希望能夠回到心存希望的時刻，曾經，生命中的瑣碎小事也能讓我感到心滿意足，哪怕回到這樣的時候也好。

她死去的那一天，是我們第三十個結婚紀念日剛過兩天，是二十個月之前。在整個這段時間裡，我的公事包裡除了辦公用品、食物以及那些我並不認識也永遠不會遇見的陌生人的新聞之外別無他物。而今天，這裡有了你的信。

謝謝你。

安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