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中國的中國人：中國對華僑歷史的思考

他們身在他方，卻有著中國人的面孔，他們是不在中國的中國人嗎？
他們也不禁心生疑問：自己究竟是誰？


最哀戚華麗的華僑史，史詩鉅獻！

華語是世界上使用人口第三多的語言，大城市裡幾乎都會有「唐人街」的存在，華人更是在全球科技業的舞台上大放異彩；然而光鮮亮麗的背後，卻乘載了無數辛酸血淚……

清朝末年，海外華僑為了推翻腐敗的帝制，不惜碧血橫飛，血染山崗，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

1840年華工出國合法後，許多華人成為「豬仔」，或是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中命喪異鄉，或早在渡海時就已魂斷太平洋......

而近代，東南亞屢屢興起排華運動，使得華人的處境越發徬徨......

相隔萬里重洋，編織千年血淚

以孫文為首，華僑以血染黃花崗為代價，推翻帝制、創立民國；在中國還未壯大前，大量華人被擄往海外，美國鐵路都建造在那些華工的屍骨累累上；即使到了近代，華僑都是中國建設與國際貿易中一面而有力強力的後盾。

一個人可以忘記很多事，但祖宗不能忘，本不能忘，歷史不能忘，尤其是國家、民族的歷史。

從中國到海外，從學術到政務，從古代到現代，《不在中國的中國人》帶領讀者全方位探尋失落的華僑史環節。

為學長寫序，誠惶誠恐。
初識天星，他是一位而立之年的博士，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領軍人物，才華橫溢，風華正茂。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兩鬢霜華，雍容大度，儼然大將之風。雖然其崗位已不在學界，但本色不改，因此仍被學者視為同人，引為知己。
本書所收錄的，就是天星治學從政近三十年來的部分學術成果，以論文為主。最早發表的論文是一九八六年《中國農史》刊發的〈乾隆時期湖南關於推廣雙季稻的一場大論戰〉，那是他在碩士研究生時期鑽研經濟史的成果；博士生時期，師從北大許大齡教授專攻政治史，其學位論文〈明代内閣政治〉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付梓面世，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出書是極不容易的，畢業後轉向華僑史，由此一發不可收拾。這一學術路徑，施堅雅、王賡武等前輩曾篳路藍縷，獲得了傑出成就。王賡武教授治唐史起家，曾與費正清等合作中國歷史研究，後來主要在華僑華人研究領域耕耘，曾任香港大學校長，被視為泰斗；施堅雅曾在四川從事農村市場的人類學考察，隨後轉到泰國作華人社會的田野調查，其成果分別形成傳世之作。
中國傳統經濟社會以其自身的模式延綿數千年，在世界歷史上幾乎絕無僅有。然而，二十世紀接連不斷的革命打碎了傳統經濟與文化，既有的運行軌道在近代斷裂了；所幸，在唐人街與海外華人社會，能夠發現中華傳統的連綿賡續，找到活生生的歷史，或者說海外版的中華文化。古今相通，中外相融，學術激情油然而生，引發不一樣視角的思考，這應該是他們成果豐碩的動因之一吧。我的研究領域與思路也和他們頗為類似，因此深有同感。而天星是少年大學生，在學界出道也早，我們以他為學長。
天星頗低調，對過去的論文進行整理出版有些顧慮，但學界與僑界的朋友認為，將他近三十年的論文彙編成冊，仍獨具價值。首先，不少論文雖然發表已有年頭，但因為相當部分是史學類或理論性論文，考證嚴密，論述精當，其學術價值不減，甚至歷久彌珍。實際上，不少論文至今仍被引用和參考，譬如其專著《崇禎皇帝大傳》由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出版之後，二〇〇八年改編為《孤獨的崇禎》，收入「中國歷史知識小叢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繼而，中國廣播電視大學二〇一〇年以《帝國中興的悲歌：崇禎皇帝七講》出版，再饗讀者；其次，最近的論文現實感很強，而且具有原創性，給文集帶來鮮活的氣息。最後，細心的讀者，還可從文集中去感受一個學人成長的心路歷程。
「學而優則仕」，天星也走上了這一條傳統文人的成功之路。當然這讓學界頗覺遺憾。僑史界前輩肖崗先生，不止一次地為天星離開中國華僑歷史研究所而扼腕痛惜。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周南京先生，多次當面「痛批」天星離開學術界，認為這是僑學界的一大損失。愛之深，責之切，此之謂也。事實上，天星雖然轉入政界，但並沒有放棄學術研究。雖然寫的論文不像其高峰期那樣多，可能「文膽」也小了些，批判精神收斂了些，但在使領館和僑界的領導工作，使之將另一種視野和高度融入其思考之中，形之於筆端。
尤為可貴的是，身居廟堂之高，仍關注學術之野，並試圖將學術力量引入政府思維，將政府視角導入學術探索之中。整合學界與政界力量，恰合一種新的發展趨勢。事實上，在歐美，出將入相，在學界與政界之間游弋，司空見慣。天星仍然與僑界和學界有所交往，並以其思考繼續發揮影響和引領作用。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就是其倡導和推動下的產物。我個人也從中受益良多，本書又給我帶來教益，略舉二三如下：
其一，言由心生，文如其人。天星的研究工作開始於家鄉歷史上經濟現象的追根溯源，此乃發乎内心的興趣與愛好。由本土而海外，天星從中國人移民海外的歷史出發，貫通古今，考察從華僑文化到華人文化的變異與繼承，到當今華人社會的形態與特徵，形成一系列的論文，如本書第一部分所示。在駐美使館期間，及後來的出國考察與國内接待海外僑胞的工作中，天星以誠相待，以心交往，傾注其愛心。不少僑領事隔十餘年後，仍對那次交談記憶猶新，津津樂道。對研究對象的情感，對研究領域的志趣，既是其成果豐碩的原動力，也是其成果高水準的源泉，情感流於筆端。學術研究需要坐冷板凳，沒有強烈的興趣推動，沒有學術激情與衝動，很難想像能獲得高水準的成果。
其二，歷史脈絡的梳理，古今貫通。譬如近代國家僑務政策，一支筆前後二十年論述，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人。不是應景之作，而是脈絡梳理之下水到渠成的認識與成果，這幾篇論文彙集於本書第二部分。又如，關於中國移民的歷史，從古代移民的考證，到近現代移民的闡發，再到當代移民的考察，包括少數民族的境外遷移，每一項研究都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而作者鍥而不捨，孜孜以求，形成了難能可貴的系列成果，呈現出清晰的脈絡。同時，這種歷史感又融入其相關研究與工作中，從而具有歷史的深邃與高度。
其三，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相得益彰。論從史出，貫通古今的僑史研究，形成系統性與理論思維。與此類似，來自實踐的認識也經提煉和整理昇華為理論，或為理論提供基礎。僑務理論與戰略在本書占有相當份量，集中於第三部分，顯示了本書的高度。而理論運用於具體的僑務工作，以其系統思維跳出就事論事的藩籬，不被具體瑣事迷亂了方向，遇到問題不至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本書中的僑商工作、地域僑務工作、民族問題等具體事務上，都體現出理論思維所帶來的前瞻性與大局觀。
其四，「學術評論及其他」體現了作者的學術情趣。對研究動態的把握，需要閱讀大量的論著，沒有興趣驅動是做不好的。對學界前輩的訪談，則體現了學術傳承的擔當與使命。在本書中讀者還可以發現，一次旅行、一場會議，引發作者的感想與思考，繼而形成反思性或啟發性的文字。這種有心人不多見，而研究能力與認知水準，就是在這種日積月累中不斷提高的，正如本書中的一個標題——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理論來自實踐，特別重視調查研究，對此我作為國僑辦的專家諮詢委員感受至深。天星與國僑辦的同仁，幾乎隨時都與僑界同胞在進行訪談，廣泛徵求意見，鼓勵海外華僑華人建言獻策，這些都變成了日常工作，如同家常便飯。而中國僑資企業的普查，海外僑情的全球性調查，這些高門檻的艱巨工程最終都得以完成，非得有堅定的信念來支撐。在調查研究基礎上進行資料甄別與整理，並力求數據化、定量分析、科學論證。凡此大量的工作當然都在本書之外，但為本書的相關成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龍登高

 

華僑歷史的意義

中國人移居海外有著悠久的歷史。散居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構成了近現代人類歷史上的一種特殊而意義深遠的現象。現代意義上的華僑，是指在海外定居並保持中國國籍的中國僑民；華人則是指已取得外國國籍的原華僑及其後裔。這些來自中國的移民及其後裔在異域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同時，向世界傳播了中華文明，並和當地人民友好相處，為居住國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而獨特的貢獻。一部華僑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一、苦難、奮鬥的歷史

中國海外移民歷史上稱為「唐人」、「華人」、「中華人」、「閩粵人」、「中國賈人」、「華民」、「華工」等。「唐」與「華」即中國，應該說是他們的鮮明特徵和印記。移民海外絕對是一個艱苦的選擇，有時乃至是屈辱的歷史。

（一）古代中國移民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九世紀以前的生成階段。相傳西元前二一九年，徐福徵發童男童女三千人出海求仙，「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在日本終其一生，成為中國人出海的鼻祖。以今天中國版圖而言，由於政治、軍事原因遷居於外者如朝鮮、越南等眾多；兩晉、南朝時移居日本者達一萬八千人；唐朝僧人東渡日本傳授佛教經義，有名者如鑑真。

第二個階段，是十世紀至十六世紀初的發展階段。中外海上交通的發達為中國人出海創造了條件，羅盤運用於航海，大批商人出洋經商。十世紀，阿拉伯人馬蘇第在《黃金草原》一書中記載：蘇門答臘有「多數中國人耕植於此島，而尤以巴鄰旁（今巨港）區域為多，蓋避國中黃巢之亂而至者」。南宋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趙汝適的《諸蕃志》、元朝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明朝張燮的《東西洋考》、馬歡的《瀛涯勝覽》等文獻，留下了許多關於南洋華僑的記載。鄭思肖的《心史》稱，宋亡後，「諸文武臣流離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別流遠國」；明代，廣東梁道明雄踞三佛齊，「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千家」。爪哇的杜板有閩粵流聚居者約數千家。在菲律賓，閩人「商販至者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明中期，在爪哇、婆羅洲、菲律賓、泰國、馬來半島以及越南、柬埔寨、朝鮮、日本等地莫不有中國人定居，約有十五萬到二十萬人，這時的華僑在當地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

第三個階段，是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的高潮階段。鴉片戰爭前，東南亞、東亞等地的華僑人數約有一百萬以上。一八二〇年，泰國曼谷的華僑即有四十四萬人，其遷徙海外有明末清初王朝更迭、戰亂難民的原因，也因十六世紀後期倭患平息後，海禁開放，私人貿易活躍，出洋儼然成為一種時尚。諺云：「若要富，須往貓里霧（今屬菲律賓）。」西方殖民勢力逐漸控制東南亞後，依靠與中國人貿易和勞力支撐，破產農民、手工業者成為出國的主力。在東南亞、東亞幾乎遍布華僑足跡，如印度尼西亞的巴達維亞、萬丹、泗水，馬來半島的檳榔嶼、馬六甲、新加坡，泰國的北大年、曼谷、宋卡，越南的堤岸、河仙，緬甸的仰光，菲律賓的馬尼拉和日本的長崎等，有特定的華僑居住區，最初的華僑社會開始形成。一七四〇年，印度尼西亞爪哇華僑的紅河起義，菲律賓華僑反抗西方殖民者的鬥爭，在當地民族鬥爭的歷史上也銘刻了重重的一筆。這時的皇朝統治者採取「棄僑」政策，在他們眼裡華僑是「一群背棄祖廬、一心逐利的逃民」，是「嘯聚海道、劫掠商船的罪民」。一六〇三年，西班牙屠殺菲律賓兩萬五千名華僑時，明朝統治者認為這是咎由自取，「中國四民，商賈最賤。又商賈中棄家游海，壓冬不回，父兄親戚，共所不齒，棄之無所可惜」。清朝實行禁海令，雍正帝說：「朕思此等貿易外洋者，多係不安本分之人，若聽其去來任意，不論年代久遠，伊等益無顧忌，輕去其鄉，而漂流外國者愈眾矣。嗣後應定年限，若逾期不還，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憐惜。朕意不許令其復回原地。」華僑在外不僅得不到國家的庇護，反而視為化外之民、亂民，其境遇可想而知。

（二）近現代中國移民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散布範圍最廣、產生影響最深的海外移民時期

一般估計至一九四九年，移居海外的中國人約有一千萬人。移民的主體是勞工，商業、政治性移民次之，文化、親屬團聚等又次之。這些移民百分之九十在東南亞，此外美洲、大洋洲、歐洲、非洲等地也有大批中國移民。當代世界華僑華人分布格局，基本上是隨著這一時期中國海外移民而奠定的。

近代大規模移民現象，主要是由於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過程的加深，農村自然經濟日漸解體，下層民眾日益貧困，以及西方殖民者開發東南亞、美洲、大洋洲、非洲的大量勞工需求等劇烈作用的結果。清政府屈於外國列強壓力，被迫同意中國人赴英、法殖民地或外洋做工，或願常住入籍，或隨時往來，一律聽其自便，不得禁阻，華工出國如浪洶湧。

以契約移民方式為主的勞動力輸出，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廉價勞動力在國際市場上的流動，屬於經濟性質的和平移民。契約工人也稱苦力，俗稱「豬仔」，「豬仔貿易」也稱「苦力貿易」，「豬仔」成了近代契約華工悲慘命運的形象寫照。 一八四〇年代至一八七〇年代，「豬仔貿易」最為盛行，澳門、香港和通商口岸（如廣州、廈門、上海等）是國内販運華工的中心，新加坡和檳榔嶼是轉販世界各地的中心。「豬仔」們被擄掠、誆騙而入「豬仔館」，被強制按上「自願出洋」的手印，以一紙契約而被裝上船隻，開始了暗無天日的「海上浮動地獄」之旅，且到目的地前，有半數以上的「豬仔」成為海底冤魂。在古巴種植園，華工在契約期間的死亡率竟有百分之七十五。

晚清政府對於拐販人口進行了打擊。一八六六年，清政府與英法簽訂的移民公約中規定：凡用暴力或欺騙手段將中國人販運出洋者，一經查出，即行正法。一八七〇年代起，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國對華工進行了限制和排斥，「豬仔」貿易趨冷。晚清政府也採取了「護僑」政策，在美洲、東南亞等地設立領事館，還派遣艦隊巡視華埠，幫助設立中華商會，創辦學校等。

另外還有兩個移民小高潮，一是一戰期間，英、法、俄在中國北方招募赴歐參戰華工二十三萬人；二是一九三〇、一九四〇年代，中國戰亂導致大量外移的難民，當然也發生過福州籍移民開發詩巫（今屬馬來西亞）之舉，達兩萬人。

近現代移民對海外華僑社會的影響是深刻的，是出洋方式中最黑暗的一頁。從海外華僑的生態來看，隨之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一是華僑社區或聚居區在世界五大洲散布。以勞工為主體的特質決定了華僑的艱辛命運，一八八二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排華法，唐人街成了在美華僑的避難所；二是華僑社團組織的活躍。為了相互扶持，對付來自當地社會的壓力，華僑紛紛組織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團體來保護自己，各類宗族、幫派組織興起；三是華僑經濟興起。華僑從事礦工、種植、商販，經營商行、批發、中介，成為廠主、店主、種植園主等，經過打拚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四是華僑社會與中國社會聯繫密切。

（三）當代中國移民呈現多元和多樣化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影響海外華僑社會發展的兩個極為重要事件。一九六〇年代以前，獨立後的東南亞民族國家不再歡迎中國移民，甚至是禁止，在這段時間內，中國大陸很少有海外移民。中國改革開放是影響中國海外移民的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性事件，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中國人透過探親、留學、勞務、婚姻乃至投資等多種方式出國，形成新的移民潮，開啟了新華僑的歷史，東南沿海地區一時為出國移民而不惜鋌而走險，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偷渡」等非法移民現象，僅一九七九到一九九〇年間，中國大陸海外移民有八十多萬人。較之近代移民，這一時期的新移民多是自發、和平的，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準，是知識性或技術性移民，西方已開發國家是主要目的地。移民群體的結構性變化使海外華僑社會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向。

當代中國海外移民，為海外華僑社會輸送了新鮮血液，對傳統僑社也形成了一定的衝擊。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對海外僑社影響最大的事件，當推東南亞民族國家的興起，和中國單一國籍政策的實施。拒絕雙重國籍，主張華僑根據自願原則選擇國籍，這是新的重大決策。一九五五年，中國和印亞簽訂關於解決華僑雙重國籍條約，之後與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建交時都宣布：凡加入居住國國籍的中國血統人士，不再具有中國國籍。中國政府保護華僑的正當合法權益，對於加入當地國籍的華人，則不再要求他們政治上效忠中國。華僑從「葉落歸根」到「落地生根」，從華僑到華人，加速了融入當地的進程，逐漸完成了從華僑社會到華僑華人社會的歷史性轉變。華僑華人以居住國作為生存和發展的平台，從政治、經濟、文化和心態等方面轉向以當地為主的價值取向，而且這一趨勢不可避免，勢不可當，這也是我們今天認識海外華僑華人的基本面。在東南亞已看不見華僑社會，華人、華族的發展取而代之，華人是當地多元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華人經濟也從屬於當地經濟整體。

新移民的湧入、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本性傳承、中國的發展強大、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國民權運動的開展等，使華僑華人趨於保持自我特性且積極融入當地發展。華僑華人並沒有被徹底同化，同化摒棄了強迫的形式，自然融合獲得更多的贊同。人們可以欣喜地看到，華僑一旦選擇融入，華僑華人社會逐漸形成，其形象也有了全新的改變。二十世紀後半葉，華僑華人經濟實力大為增強，科技人才不斷湧現，社團組織更加活躍，對當地生活積極參與，族群國際化聯誼日漸加強，一些國家華人政治明星嶄露頭角。華僑華人是國際上不可忽視的一股積極促進溝通和發展的力量。當然，華僑華人地位的真正改善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需要自身繼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