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載道”與中國散文（簡體書）

本書是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文化自信與中國散文叢書”之一種。“文以載道”是中華民族歷史實踐的偉大創舉和優秀文化的光榮傳統，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重要文化理論與文學主張，更是中華民族在推動人類文明健康發展方面做出的又一重大思想貢獻。本書聚焦於“文以載道”傳統與中國散文的互生互融關係，從“文以載道”的淵源、文以載道與家國情懷的關係、宋代散文與文以載道、明清散文與文以載道等幾個側面展開，著重觀照民族品格與人文精神在散文中的作用。本書在介紹作家或群體的過程中，遵循人、事、文並重且互相印證的原則，既以人觀文，又因文見人，力求體現新見解與新創意，力求鮮活生動。

楊慶存，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凱原十佳”教師。在《中國社會科學》等期刊發表論文百余篇，出版《宋代散文研究》等個人專著12部、《中國古代文學通論》等合作專著10多部。

朱麗霞，女，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古代文學學科帶頭人，中國秦觀學會副會長。在《文學評論》等期刊發表論文70多篇，出版《清代辛稼軒接受史》等著作9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等11項。

楊寶珠，女，河北省高碑店人，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研究生，發表過《〈尚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經解新說》等論文。

薛方媛，女，陜西榆林人，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研究生，發表過《清初山陽閻修齡交遊考》《晚清民初上海詞壇現象研究》等論文。

“文以載道”的根本性質是強調文章必須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巨大的正能量，必須具有啟迪智能、經世致用、化育人心的重要作用。這既是歷史賦予作家的社會責任，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

引　論

章　“文以載道”的淵源

節　“文章”與“散文”概念流變

第二節　“文以載道”的淵源

第二章　儒家的“道”和構建道統的方式

節　什麼是儒家的道

第二節　儒家構建道統的方式

第三章　儒學作為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說服機制

節　權益說服

第二節　權威說服

第三節　邏輯說服

第四節　價值說服

第五節　話語說服

第六節　儒家權力話語體系的建立及對當今現實的啟示

第四章　北宋中期士大夫的變革

節　範仲淹與“慶歷新政”

第二節　王安石與“熙寧變法”

第五章　南宋愛國文人的內外抗爭

節　楊萬裡的內外之“誠”

第二節　辛棄疾的恢復之志

第六章　明清之際散文流變與遺民的家國情懷

節　晚明小品文的“一點覺醒”

第二節　明遺民的家國情懷與文風嬗變

第七章　晚明以降女性書寫與家國情懷

節　女性書寫的繁榮與文章之事

第二節　明清之際山陰才媛書寫與家國情懷

第八章　晚明以降女性書寫與文以載道

節　女性書寫與文人品評

第二節　女性散文書寫與文以載道

參考書目

後　記

引　論

“文以載道”，是中華民族歷史實踐的偉大創舉和優秀文化的光榮傳統，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重要文化理論與文學主張，更是中華民族在推動人類文明健康發展方面作出的又一重大思想貢獻。

眾所周知，文化是人類歷史實踐的智能結晶，是民族精神的靈魂血脈和國家昌盛的思想保證，更是滋潤國人氣質品格、涵養創新與凝聚人心的動力源泉。重視文化創造與傳承、推進社會進步與文明，是中華民族自古迄今一以貫之的優良傳統和為深沉的精神追求。中華民族五千年不曾間斷的文明發展，創造了諸多促進人類和諧有序、文明進步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文以載道”即其一例。這不僅為中華民族整體素質的不斷提高和持續數千年穩定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對推進當今人類文明進步和文化建設有著重要啟迪。

一、文以載道：經世致用與化育人心

“文以載道”的根本性質是強調文章必須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巨大的正能量，必須具有啟迪智能、經世致用、化育人心的重要作用。這既是歷史賦予作家的社會責任，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

宋代文化巨子蘇軾在《六一居士集敘》中，曾將大禹、孔子、孟子、韓愈、歐陽修相提並論，認為孔、孟、韓、歐之文章思想的作用貢獻，與大禹治水一樣“功與天地並”。李白《公無渡河》有“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桑麻”的著名詩句，歌頌大禹為人類生存作出的巨大貢獻。而孔、孟時代，諸侯征伐，道德淪喪，“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人類生存受到嚴重威脅。孔子修《春秋》“懲惡而勸善”，孟子抵制楊朱自私的“為己”說和墨翟泯滅是非的“兼愛”論，弘揚孔子仁學思想，提出“王道”學說。“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唐代韓愈光大孔、孟學說，倡導古文運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宋代歐陽修繼韓愈而承孔、孟，文章“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樹一代文風，成後世楷模。孔、孟、韓、歐均是以“文”名世的思想家，其思想主張與文化實踐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精神世界，這與大禹治水一樣，都造福於人類，影響著人類生存。蘇軾認為他們所作文章思想的貢獻與大禹治水一樣“功與天地並”，不僅突出強調了文化的巨大作用，而且突出強調了“文以載道”的重要性。

“文以載道”既是從文化建設、文化功用和社會責任角度，針對人類社會有效治理與文明發展的“以文化人”方法，又是“文”“道”一體、相輔相成關係的文化理論主張。這其中包含著中華文化發展歷史經驗和文學創作自身規律的概括與總結，具有鮮明深刻的中國特色。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文以載道”之“文”，有廣義、狹義之分。前者一般是指以實用為本、審美相輔的文字文本，涵蓋各類體裁的文章，而後者一般是指文學創作的散文作品。“文以載道”之“道”則是由本義“道路”逐漸引申為“道理”，成為內涵深厚豐富、頗具彈性張力的學術概念。中國古代，春秋之前，學在官府，文字文本，記事記言記人，“文”“道”一體，毋庸置疑。此後百家爭鳴，文章著述，各具風姿，如何把握實用與審美、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成為人們深入思考的現實問題。由是，“文”“道”關係的處理與引導，成為理論探討的熱點問題，尤其是成為文字寫作與文學創作實踐爭論的焦點問題。從孔子“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到曹丕評點孔融“理不勝辭”（《典論·論文》）、劉勰提出“文而明道”（《文心雕龍·原道》）；從唐代“文者貫道之器”（李漢《昌黎先生序》）、“文者以明道”（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到宋代“文所以載道”（周敦頤《周子通書·文辭》），其所思考探討的重心，無一不是圍繞“文”“道”關係。至南宋時期，“文以載道”成為內涵豐富的固定概念，周必大《程洵尊德性齋小集序》、陳埴《木鐘集》，都有使用。此後文獻使用案例，不勝枚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