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聲的左翼：詩朗誦與革命文藝的身體技術（簡體書）

為康淩序 / 張業松

第一章 緒論：革命文藝的身體技術

第一節 “新的世紀”：時間（又）開始了

第二節 “聽覺的藝術”：左翼詩歌的形式問題

第三節 革命如何面對身體？

第二章 詩與聲與身

第一節 大眾的記憶術：左翼的節奏詩學

第二節 勞動中的身體與節奏

第三章 節奏的譜系

第一節 “生理學謬誤”：畢歇爾、胚胎學與節奏的知識型

第二節 聲音技術與人種志：詩歌形式如何響應文明危機的生命政治？

第三節 “從生物學到社會學去”：普列漢諾夫的唯物主義藝術起源論

第四章 歌謠化新詩

第一節 “舊瓶”與“新酒”：歌謠的再發現

第二節 《新譜小放牛》：節奏作為媒介

第三節 “封建思想”的幽靈與民族形式問題

第五章 詩的Montage：作為音響的語言

第一節 聲音的秩序與意義的秩序

第二節 （無）變奏及其代價

第三節 象聲詞：“音象”中的雙重時間性

第四節 論“杭育杭育”：勞動呼聲與身體性團結

第六章 尾聲：一種左翼抒情主義？

第一節 左翼抒情主義：革命的言、情、身

第二節 “理想型”和它所沒有完成的：一點自我批評

——附錄——

一、“四條漢子”是怎麼來的？

——《懶尋舊夢錄》與左聯組織結構的危機

第一節 “四條漢子”與“兩個口號”

第二節 誰能將魯迅“據為私有”？

第三節 “陝北來人”

第四節 懶尋舊夢？

二、方言如何成為問題？

——方言文學討論中的地方、國家與階級（1950-1961）

第一節 從“五四”到抗戰：方言文學討論的歷史前提

第二節 國家與地方：“地方色彩”的文化政治起源

第三節 國家與階級：誰才是“人民的語言”？

第四節 結論：漢語規範化運動與文學的平等政治

三、廣播員本雅明

——新技術媒介與一種聽覺的現代性

第一節 本雅明是怎麼當上廣播員的？

第二節 本雅明的廣播文獻

第三節 本雅明的廣播教育：參與式聽眾與“判斷力的訓練”

第四節 作為“說故事的人”的廣播員

第五節 極權主義政治中的聽覺主體

第六節 世界聲像的時代？

跋

參考文獻

跋
本書從動議到完成，是一系列的巧合、乃至意外的結果。
2017年六七月間，我回上海為博士論文繼續收集資料，並與金理聊起自己的課題，講到其中的一部分，計畫以聲音與聽覺為線索，切入中國左翼文學運動，試圖激發一些新的討論的可能性。其時，恰逢他在著手組織“微光”文叢第二輯，他便鼓勵我將這一部分內容以比較充分的方式寫成單獨的著作，加入文叢。“微光”是一套以“批評家集叢”的名頭召集起來的著述，在第一輯出版後，已然引起了諸多關於文學批評的討論，繼續推進，也必將帶來更多關於同時代人的消息與洞見。在其中忽然摻入這樣一本關乎三代以前人事的文學史著作，近乎魚目混珠，我在忐忑之餘，深味這一鼓勵背後的提攜與情誼，並願報之以更多的努力。
自確立主題開始，本書的計畫內容經歷了諸多調整。在最早的設計中，“有聲的左翼”確乎試圖涵蓋更為全面的、包含更多文類與實踐方式在內的左翼文學運動。然而，由於左翼詩朗誦材料的豐富和問題的不斷延展——或者不如更誠實地說，由於自己的怠惰和拖延，目下所完成的，僅僅是最初計畫中的一個部分。（事實上，即便是這個部分，也尚有許多缺漏，關於這一點，我在正文最後一章最後一節有更充分的說明）。結果是，這部書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一部詩歌研究的專著。這樣一個自找的意外，每每想起，總令自己誠惶誠恐。對於詩歌研究領域，我是完全的門外漢，以這樣一部作品闖入其中，將會獲得怎樣的響應與批評，更是毫無把握。在最初為本書定名時，我特地在“有聲的左翼”後面補上了“筆記”二字，意在強調它的倉促與粗疏，雖然後來由於不合體例而刪去了“筆記”，但它作為一部嘗試之作的定位，依舊是我想在這裡特為強調的，我也期待著來自更為專業的學者的教誨與意見。
由於本書正文部分在內容上的單薄，我補入了三篇論文作為附錄，對此需要略作一些說明。我對中國現代左翼文學運動的比較系統的研究嘗試，始於碩士期間對左聯歷史與組織脈絡的考辨。然而這一工作並沒有最終完成，其中的一部分成為我後來的碩士論文，另一些則依舊以筆記與草稿的形式停留在計算機裡。2016年中，由於應《上海書評》之約為再版的《懶尋舊夢錄》撰寫一篇書評，我便以“兩個口號”論爭為線索，簡單地整理了自己對左聯內部的“共管體制”及其危機的分析，形成了《“四條漢子”是怎麼來的？》一文。如果說我對左翼詩朗誦的研究側重於理論探討或文本分析，那麼以這篇文章，我希望能夠凸顯出始終伴隨著左翼文化運動的“組織”問題。
附錄中的第二篇《方言如何成為問題？》最早發表在《現代中文學刊》。算起來，它應當是我所寫作的第一篇正式的學術論文，經過無數大小更動，才總算形成了大體可看的面貌，其幼稚和粗疏可以想見。之所以不揣譾陋收在這裡，是因為在關於左翼詩朗誦的話語和實踐中，語言的選擇、尤其是方言問題的重要性，隨著運動的日漸深入而愈發重要。要充分打開這些論述，將要求我在與現有討論略有差異、同時也是更為廣闊的實踐脈絡和理論視野裡，去展開、說明這些材料——而這恰是我無力在本書中完成的。《方言》一文的討論物件雖然是1949年以後的一場關於方言文學的具體論爭，但其中涉及的某些核心論題，尤其是方言、大眾化、民族主義及其與再現之權力的複雜辯證，在1930年代的討論中便已經初露端倪。因而我也希望能以此文，稍微彌補一下自己討論中的缺失。
上述這兩篇文章的研究與寫作，自始至終都是在我的導師張業松老師的指導下完成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我對“左翼”的最初的學術興趣與貿然研究的勇氣，正是在張老師指導下的各種訓練中——史料閱讀、作品原文校核、研究資料編纂、學術著作研讀、概念理論的論析釋讀、外文論著翻譯、論文寫作與修改等等——生長出來的。在此次請他作序的過程中、在他對序文的修訂中，我也再次領會到莫大的鼓勵和周到的提點。那麼，本書也將一如既往地作為向他彙報的一次小小的功課，等待導師的批評。
在出國以後，我逐漸對聲音研究發生興趣，《廣播員本雅明》（後來發表在《熱風》集刊上）正是在這一階段的產物。此文雖然不以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現象為討論物件，但其中涉及的聲音媒介、對聽眾的動員、能動的、參與性的文化政治及其危機，卻都是本書所關照的核心命題。以本雅明的理論思考為仲介，我希望展現以聲音為切口，重新進入現代性論述的一些關節所在的可能性，及其所能打開的新的空間。
附錄三篇文章的寫作，各有自身的動機和背景，放在這裡，竟也多少都與正文產生了這樣或那樣的對話。原因或許是，“有聲的左翼”這個題目，恰巧站在了我長久以來的兩條興趣線索的交叉點上，我的博士論文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展開自身的工作。正如業松老師在《序》中所說，本書的討論是我為博士論文所作的準備的一部分。我的整部博論，則將試圖清理20世紀中國啟蒙與革命的變奏中，各種各樣的“人聲”實踐形式、發聲技藝、聲音再現以及聲音製作技術被賦予的意涵及其起到的作用。並由此出發，嘗試揭示錯綜的意識形態對立和文化紛爭之下的情感動員、身體再造、感官技術的運作機制和政治後果。這些討論將我們帶回到對“有聲的中國”的漫長追尋與矛盾往復中。在那裡，自魯迅在中國現代性的起點處對“聲之善惡”的思考起，一系列關於“聲”的話語與實踐便在國族政治、社會運動、文藝形式、生物知識、技術複製的複雜網絡裡緩緩展開。
本書所涉及的內容，乃至我的整部博士論文所能揭開的，僅僅是這一圖景的一角而已。即便如此，其中涉及的諸多頭緒和線索，業已常常使我感到捉襟見肘。在此，我希望特意感謝我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兩位導師，陳綾琪教授和馬釗教授。他們不僅允許、支持我選擇了這個相對偏門的論題，更以他們的智識和經驗，從字詞句法的修正到問題意識的研磨，時時校正我的寫作方式與研究方向，並在生活乃至志業的思慮上，給予我周全和悉心的指教。他們的包容與傾力幫助——當然，還有deadline——是我敢於以這一論題完成博論的最大動力。
當然，我所得到的幫助遠不止於此。就本書的寫作和出版而言，上海文藝出版社胡遠行老師的支持和鼓勵，本書責編胡曦露和餘雪霽在校閱時的細心和對我的無限拖遝的容忍，都是應當深致謝忱的。本書初稿完成以後，我有幸得到了多位師友的審慎意見，此外，本書中的部分內容曾發表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現代中文學刊》和《文學》等刊物上，這些刊物的編輯與外審專家們也在審閱過程中提出了中肯的建議。所有這些幫助與教益都已經融匯在我對書稿的修訂中，成為對我的感激的、並不足夠的證明。至於在構思、準備本書過程之中、乃至之前的無數會議上下的研討問答、資料文獻的分享與説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辯難、甚或未動筆時所收到的期待和催迫，就更未及在這裡一一列出，並給予它們應有的謝意了。
本書的寫作，是一系列巧合與意外的結果，而我深知，正是上面這些具體而微的實感，使得意外帶來的忐忑與惶恐裡，也慢慢滲入了嚶鳴相應的綿長驚喜。一部著述的完成容有盡時，但濡染其中的幫助與情意則無以標定始終。狂風乍起，彗星出現，所有的巧合與意外，都已經在漫長的生活裡準備好了自己的出場。
是為跋。

康淩
2019年11月30日
聖路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