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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浪漫小說:女性,父權制和通俗文學(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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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浪漫小說:女性,父權制和通俗文學(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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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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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女權主義者、文學批評家和大眾文化理論家總是忽視浪漫主義閱讀。他們聲稱,“浪漫情節”會促進女性讀者對男人的依賴,以及對流行文化所傳達的壓制性意識形態的接受。珍妮斯·拉德威挑戰了這一說法,認為批評的注意力必須從孤立地考慮文本本身,轉移到閱讀背後那複雜的社會事件上。
《閱讀浪漫小說》一書因其革新性、突破性的人種志調研方式而獲得了極高的讚譽。在針對流行藝術的研究領域,本書具有不可替代的參考意義。這本裡程碑式的著作不僅破除了流行文化中的消費“神話”,並借此分析了女性讀者這一特定群體的審美和消費傾向。

作者簡介

珍妮斯·A. 拉德威(Janice A. Radway),密西根州立大學文學博士,杜克大學文學與歷史系榮譽教授,曾作為編輯就職於《美國季刊》雜誌,並擔任過美國研究協會主席。其主要著作《閱讀浪漫小說》初版於1984年,得到了眾多女性讀者的青睞。

名人/編輯推薦

如今,通俗浪漫小說研究已經成為了一個範圍廣闊、成果頗多的學術領域,不僅擁有相關的國際聯盟組織可以每年召開世界*的研討大會,還持續穩定地出版了一系列學術期刊。而為所有這一切可喜發展打下關鍵性基礎的,正是珍妮斯•A. 拉德威這本於三十多年前寫就的經典著作。
20世紀下半葉,為什麼作為出版業*有利可圖的類別之一的浪漫小說會吸引數百萬女性讀者?作者從複雜的出版和發行業務到個人讀者與文本的接觸,多角度深入探討女性閱讀浪漫小說事件肌理,挑戰女權主義者、文學評論家以及大眾文化理論家對閱讀浪漫小說的貶低,認為應該鼓勵浪漫主義讀者在現實中發聲,而不是在想像的孤獨中表現出來。

義大利版引言
莎拉·S. G. 弗朗茨(Sarah S. G. Frantz)

對於珍妮斯·拉德威的裡程碑式研究《閱讀浪漫小說》的影響力,無論怎樣讚譽都不為過。它是最早以一部專著的篇幅對現代通俗浪漫小說進行了最為重要且最為廣泛的學術研究的作品,而且在此之後也再沒有人的通俗浪漫小說研究能有它那樣的勃勃野心或結構深度。它不只深入研究了為通俗浪漫小說批量生產鋪平道路的出版技術和實際操作的歷史,而且也是第一項與浪漫小說的讀者進行面對面的接觸,以認真考察這類讀者的消費實踐的研究。這種人種志的考察方式為這項鑿鑿有據的結構主義分析研究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它分析了這個文類最成功和最失敗的例證。最終,它從女權主義心理分析理論的角度,對閱讀浪漫小說可獲得的愉悅和滿足感以及潛在的弊端進行了具有啟發性的解讀。雖然《閱讀浪漫小說》並非完書一部——拉德威自己也在1991年第二版的引言中指出了其中的一些不足之處,但是自它面世以來的近三十年裡,它在通俗浪漫小說的學術研究發展進程中一直佔據著無可爭議的主導地位。
拉德威的研究因其革新性、突破性的人種志調研方式而獲得了名實相符的聲名。不論是對於浪漫小說讀者的消費實踐,還是關於浪漫敘事對其讀者產生的意識形態影響,拉德威都一反眾多前輩學者的做法:她並非發表沒有證據支持的空洞論文,而是與“史密斯頓”的一個浪漫小說讀者群直接打交道,並在後者所給予的回饋信息的指導下,甄選了需要分析的小說,對小說本身進行了剖析,並構建了一套她自己的理論,闡釋了讀者為何會毫無自製地消費浪漫小說。作為這項研究的核心,這種方法論實踐和理論立場不只影響了通俗浪漫小說這一特定的學術領域,而且波及了更加廣泛的領域——文類理論、讀者反應理論和女權主義文學批評。
在1991年版的引言中,拉德威分析了《閱讀浪漫小說》出版的歷史時期,談及了她自己在批評理論中的知識求索以及文化研究和讀者反應理論的演變。但她並沒有論及與浪漫小說這一文類的演變相關的出版史,這或許是因為她自己從始至終都不是通俗浪漫小說的讀者。因此,有人可能就不會意識到,《閱讀浪漫小說》的重要意義也在於它對一個亞文類進行了深入的探究,而這個亞文類對於通俗浪漫小說的演變至關重要。此外,它的意義還在於,它是在通俗浪漫小說整體歷史中的關鍵過渡期進行研究並出版研究成果的。
在“史密斯頓”女性的閱讀實踐和偏好的指導下,《閱讀浪漫小說》特別探究了由埃文書屋於1972年出版的凱薩琳·伍德威斯的《火與花》以及1974年出版的羅斯瑪麗·羅傑斯的《狂野蜜愛》而開啟的一個亞文類——轟動型歷史類浪漫小說。這個亞文類在整個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初期都非常流行,在鼎盛時期,它甚至真的在美國的出版圖書中佔據了半壁江山。但到《閱讀浪漫小說》問世的1984年,這個文類的一些特性已經不再吸引讀者了——拉德威也記錄下了這一點,但她並未意識到這一發現的重要性。這些改變預示著通俗浪漫小說的演化將出現根本的結構性轉變,而這一轉變只有到事後才會為人們所注意。
在《閱讀浪漫小說》中,拉德威分別將兩個章節命名為“理想的浪漫小說”和“失敗的浪漫小說”。她考察了那些被“史密斯頓”的讀者評價為“理想的”浪漫小說的結構慣例,之後採取非同尋常的研究手法——運用精神分析女性主義批評,從理論上闡明了浪漫小說的功用,即讓那些在履行為人母親和妻子之職時承受“制度性情感支持缺失”(96頁)的讀者從浪漫小說的男主人公那裡體驗到“感情得到濡養的感覺”(97頁)。雖然這些男主人公在與女主人公接觸的初期,常常會粗暴對待她,但他在敘事過程中會慢慢地被改造,最終成為一個象徵性扮演了對女主人公呵護備至的前俄狄浦斯期的母親角色;而通過與女主人公的認同,讀者也獲得了同樣的關愛。“失敗的”浪漫小說一如章節標題所指——“太過切近父權制的問題”,因為在失敗的浪漫小說中,殘酷對待女主人公的男主人公未能“有效地消除”他在讀者心中激起的“怨怒和恐懼情緒”(158頁)。雖然拉德威指出,“史密斯頓”的女性認為這些失敗的浪漫小說“噁心”(158頁),並貶斥它們是應被丟進“垃圾場”(160頁)的作品,但1970年代後期的銷售資料並不支援“史密斯頓”女性的厭惡情緒。比如,羅斯瑪麗·羅傑斯那些“失敗的”浪漫小說雖然尤為“史密斯頓”的女性所厭棄,但它們的銷量比最受這些女性推崇的理想浪漫小說,如凱薩琳·伍德威斯的《火與花》多了數十萬冊。
早期的銷售資料與拉德威記錄的“史密斯頓”讀者對於最好和最糟浪漫小說的區分之間存在分歧,而這種分歧在無意之中捕捉到了1980年代中期讀者的口味在更加廣泛的範圍內所發生的變化,即從轟動型歷史小說轉向了感官型歷史類浪漫小說。後一種小說也包含轟動型歷史小說中直白的性暴力描寫,但它是被用來對強制性性別文化建構所固有的情感和心理破壞展開更加細緻的探索。這一變化顯著地改變了浪漫敘事呈現給讀者的情感戲份。在1970年代暢銷的轟動型歷史浪漫小說,也即那些為“史密斯頓”的女性所閱讀且進入了拉德威的探究和理論闡釋視野的作品中,犯下強暴行徑的男主人公在開篇時便對女主人公行使了他在父權制度中的支配特權;但隨著敘事的鋪展,他慢慢地被改造為對女主人公(同時也是讀者)呵護備至的前俄狄浦斯期的母親形象。而在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感官型歷史類浪漫小說中,以1986年出版處女作的勞拉·金塞爾的小說為代表,深受傷害的並非女主人公而是男主人公,他們成了社會性別期待尤其是男性氣質的受害人。這種新型的男主人公在小說開始時就已經身心俱傷,而且通常都是真的受了傷,甚至於肢體殘缺。在這類浪漫敘事中,令人牽腸掛肚的兒女情長就是他努力接受女主人公的愛以及他對她的愛,並由此獲得療癒。於是,在女主人公獲得男主人公的細心呵護之時,讀者不一定就得與她產生認同感。相反,通過更多地接觸和聚焦於男主人公的敘事視角,讀者開始間接支援這種敘事,因為它要求和強迫男主人公必須表白他對女主人公的愛戀和信賴——一種完全不同的獲取權力的途徑。
恰如拉德威未能預見轟動型歷史浪漫小說讀者的情感追求發生了變化一樣,她也沒有料到這種轟動型亞文類作品的最持久影響竟然是它那露骨的色情特徵。轟動型歷史浪漫小說與1960年代的哥特浪漫小說完全不同:後者常常長篇累牘地描寫扣人心弦的性挑逗1畫面,但從不直書真正的歡愛場景;前者則將臥室的大門洞開,百無禁忌地描寫著男女主人公間的交歡場景,有時甚至描述繁複的細節。1982年6月,每月推出新書的美國類型文學出版商西盧埃特開創了“西盧埃特欲望”系列作品,它們以腳踏實地的中產階級主人公和接地氣的情節發展為特徵,而且根據西盧埃特的範式,這個系列想要特別突出的是“愛情的肉體歡愉以及情欲上的滿足”。1984年3月份,加拿大的類型文學出版社禾林開始推出類似風格的“禾林誘惑”系列。這些出版物導致這整個文類都著力於露骨而巨細靡遺的色情描寫。這種日漸增加的色情描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色情浪漫小說這一亞文類在1990年代驟然興起和因對抗上述之風而流行的描寫福音派基督徒主角及其生平遭際的“神啟類”浪漫小說,在新世紀時出現了真正革命性的創造——專注於色情類浪漫小說的數字出版社,而這類出版社又推動了電子書的創造和出版,並迫使當今的出版業經歷著如此痛苦的變革。
《閱讀浪漫小說》的暢銷所帶來的一個或許出人意料的結果是,浪漫小說作者直接參與到這一文類的相關學術討論中。1992年,暢銷書作者珍·安·克蘭茲出版了《危險的男人和大膽的女人:作者談浪漫小說的吸引力》。這本書彙編了克蘭茲和其他浪漫小說作者撰寫的文章,明確響應了對浪漫小說這一文類的學術討論。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們詳述了她們對這一文類各個層面的思考,包括新近產生的想法以及對她們作品的藝術性和文化影響的沉思:保有處女之身的女主人公、陰鬱危險且被傷害過的男主人公、該文類所要求的美滿結局、男女主人公所引起的讀者共鳴、性暴力和性歡愉、這一文類以及單部小說的文學價值,以及讀者從中獲得的愉悅。克蘭茲這本書的許多作者也在她們的小說中迂曲地響應了該書提出的問題。她們在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作品不僅仍時常出現在讀者評選出的最佳浪漫小說榜單上,而且以近二十年後依舊在這個文類中留有餘波的方式質疑、顛覆和延展了這個文類的慣例。
事實上,浪漫小說這一文類的當前境況與三十年前《閱讀浪漫小說》出版時的社會環境已經天差地別。雖然歷史類浪漫小說這一亞文類依舊是許多浪漫小說出版社的頂樑柱,尤其是埃文,但新的亞文類仍在不斷地演化,進而將浪漫小說這一文類的版圖進一步地向外擴展。在1990年代初期首次出現的超自然浪漫小說在二十年後仍佔據著相當大的市場份額,不停地講述著吸血鬼、狼人、幽靈、魔女、美人魚、天使和惡魔的愛恨情仇。在與科學小說和幻想世界重合後,太空站和新行星也開始上演浪漫的愛情故事——外星人間的兒女情長,或者講述小仙子在拯救她們的世界免遭邪惡勢力侵吞之時擦出的愛之火花。員警、士兵和FBI特工在爭分奪秒地追捕謀殺犯或恐怖分子以拯救世界的同時,也與犯罪受害人發展出了扣人心弦的浪漫關係。關於男同性戀的愛情小說(絕大多數都是出自女性之手,而且受眾也多為女性)也成了一個重要的亞文類,在電子出版社中尤其如此,其中有些出版社甚至只出版這種類型的小說。其他的小眾市場,比如蒸汽朋克浪漫小說、主角超過兩個的多角浪漫小說以及恐怖浪漫小說,也在電子和小型的出版社中尋找到了它們的受眾群,並且努力通過其日漸擴大的受眾群打入主流出版社。不論是從人群角度看還是從地理層面上看,浪漫小說的受眾都擴大了,如加拿大的出版社禾林出版公司已經將美國的西盧埃特書屋和最早的類別出版社,英國的米爾斯&布恩出版社全都收入麾下,並且在土耳其和印度設立了辦公室,計畫出版由當地人撰寫的當地浪漫小說。它還出版了一系列關於非洲裔美國人的愛情故事。
浪漫小說的學術成果則反映了其研究物件的不斷壯大。學者們持續地對特定的讀者群體進行人種志研究:比如林恩·S.尼爾的《上帝的傳奇:福音派女信徒和神啟類小說》便採訪了福音派神啟類小說的讀者,詢問她們閱讀這類小說的原因和從中所獲得的愉悅。但也有學者拓展了新的領域,比如茱麗葉·弗萊什的重要研究——《來自澳大利亞的愛情:當代澳大利亞通俗浪漫小說史》便調查了浪漫小說中特殊的地理亞文類。潘蜜拉·瑞吉斯的入門類著作《浪漫小說的發展史》不僅論證了浪漫小說的文學根源可上溯至撒母耳·理查森的《潘蜜拉》和簡·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而且還從結構主義的角度界定浪漫小說——這一定義可與拉德威在《閱讀浪漫小說》中所提出的觀點相提並論。拉德威就“理想浪漫小說的敘事結構”提出的十三條要求是針對1970年代末的轟動型歷史浪漫小說。瑞吉斯所說的浪漫小說“八大要素”則確立了一個廣泛的通用結構,從而可據此分析所有類型的浪漫敘事,而不管它隸屬哪一種亞文類。此外,2007年後,通俗浪漫小說研究已經自成一個學術領域了。於2009年創立的通俗浪漫小說研究國際聯盟每年都會舉行與通俗浪漫小說研究有關的大會,並出版了《通俗浪漫小說研究期刊》。有了這樣的機構性支持後,通俗浪漫小說的研究興趣就自然會蓬勃發展起來,而這一切都建立在珍妮斯·拉德威於三十年前在這部非凡著作中打下的基礎之上。

目次

【目錄】
義大利版引言
致謝

引言 《閱讀浪漫小說》的撰寫緣由
第一章 制度基體:浪漫小說的出版.
第二章 讀者和她們的浪漫小說
第三章 閱讀浪漫小說的行為:逃避和教化
第四章 理想的浪漫小說:父權制的承諾
第五章 失敗的浪漫小說:太過切近父權制的問題
第六章 語言和敘述話語:女性身份的意識形態
結語

附錄
參考文獻
索引

書摘/試閱

引言 《閱讀浪漫小說》的撰寫緣由

作為一部探討在特定情境下蓬勃開展且自有其特性的閱讀活動的著作,這本書在1984年初版時擁有其特定的受眾。因此,在光陰似箭地過了這麼些年後再次出版,勢必就需要重新撰寫引言了。儘管此時距離本書放言高論的初版引言脫稿之日還不到十年,但是學術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知識界的推陳出新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那篇引言在現在看來即便沒有離題萬裡,也早已經是陳詞濫調了。事實上,這是我交稿後首次通讀《閱讀浪漫小說》,而這個過程讓我很受打擊,因為我發現這本書中竟有那麼多觀點都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這個歷史時期不僅受限於我個人先前的學術軌跡以及我試圖去瞭解的特定群體的發展歷程,而且也被一個更大的知識界所左右——它對我的作品產生著無形、間接但強度絲毫未遭減弱的影響。

由於近年來文化研究的興趣驟然井噴,因而鮮少讀者會以同樣的文學和閱讀理念,以及我認為是1984年那批受眾所特有且我極力予以批駁的批評觀來閱讀這部論著。因此我不願意不加說明或批評,僅僅向新的讀者複述在《閱讀浪漫小說》一書中論證過的理論和方法論主張;我希望能讓本書的主張派上新的用途,同時對它的局限性做出解釋和批評。我尤其想要將《閱讀浪漫小說》與當前富有影響力的論著(其中大多數都是出自於現今被寬泛地界定為文化研究“伯明罕學派”的學者之手的人種志)並置並進行比較。在我撰寫這本書時,我根本不知道這類著作的存在,但它現在在《閱讀浪漫小說》的閱讀圈中佔據著主導地位。雖然我們現在只能回顧性地構建這些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出版的伯明罕學派論著與本書的關係,但是這層關係絕不應只草草地一筆帶過。

《閱讀浪漫小說》的新讀者想必很快就會注意到,本書的理論論據大多來自於在美國工作(雖然這一限定條件並未被特別指明)的美國研究學者,尤其是那些將文學當作主要研究物件的人。由此便會產生一個問題:一個文學文本能夠證明什麼?但對於一部常被解讀為對女權主義研究成果做出貢獻,或在傳播學理論框架中,為受眾地位和大眾文化消費性質的討論添磚加瓦的著作而言,這樣的關注點可能會顯得奇特而偏離焦點。然而,上述事實只是證明了,不論作者最初的意圖為何,她都無法預見或限定其作品的發展道路,也不能決定它是如何被接受和閱讀的。她同樣無法預測它將以怎樣的方式改變她——這一點我將在之後詳述。但是,瞭解我個人及我的思想狀態在《閱讀浪漫小說》的形成過程中所起到的論辯基礎和定向語境的作用,我認為還是相當有裨益的。這些信息非常有用,它們將幫助我解釋這本書為何最終會受縛於它的理論及主題,以及在朝著原定目的地前進的過程中,是如何一步步地偏離到另一個方向。

實際上,第一章的理論觀點是一次學術爭論的產物,因此它也是機構性以及政治化的產物。它始於我在1977年被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美國文明學院雇用之時。該學院因其對早前的一個美國研究正統理論發起挑戰而聞名於美國的美國研究學界。這個正統理論形成於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是在響應稱霸美國英文系的新批評主義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理論之一。冷戰時期對於形式主義的過度熱衷引起了學界的不安,並似乎因此催生了須再次考慮何為“美國人”的迫切需要。於是,一批美國文學院的學生便重申了如下宏圖的合理性,即將經典的美國文學與孕育了它們的歷史語境重新聯繫起來。大批的文學研究者和思想史學家由此結成了聯盟,並促使了美國研究項目和院系的創建。不管它們與更為傳統的英文系存在怎樣的差別,這類項目與院系至少仍相信,在這個國家“最偉大的”藝術作品中,仍能找到關於美國過去的最可靠和最複雜的記錄。

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美國文明學院反對這類主張,並開始條分縷析地批判如下臆斷:這些基於其自身美學境界而選擇的作品一定能代表大多數的群體,即便這一群體很可能從來就沒讀過這些著作。未來將成為我同事的那些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不是文學批評家)認為,由於是在一個被社會科學所框定、證據的效力和資料的代表性必然因此存疑的結構內創作,“精英”文學或許反映了美國特定群體所持有的信念。但是基於它得出的論斷不能隨隨便便地推延至完全不同的階層或種族群體身上。他們指出,要想對更加“普通的”美國人做出準確的闡述,因大眾而出現並為其所消費的通俗文學才應成為文化研究的主要焦點。

而我受聘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大多數的畢業作品都在關注某一類的通俗文學。這些作品都是在盧塞爾·奈的指導下完成的。他是美國首批真正研究美國通俗文化的學者之一。雖然奈本人畢業於歷史系,但他供職於密西根州立大學的英文系。因此,在他的指導下,該校的美國研究項目凸顯了通俗文化研究的必要性,雖然在理論上它仍比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更保守。該校教授的分析方法仍主要為形式分析和訓詁。因此,我是以通俗文化研究的畢業生,同時也是文學批評家的身份來到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閱讀浪漫小說》對於探討物件的選擇便顯露了我的這一背景。

到我進入該學院時,我的同事已經開始摒棄用統計學的模式研究社會和行為,轉而構建了一套運用人種志研究方法的複雜基礎理論,力圖以此來探討美國的文化。在吸收了人類學而非社會學的知識後,他們認為文化研究必須將空間和時間的特性納入考慮範疇。於是他們摒棄了被雷蒙·威廉斯、斯圖亞特·霍爾和其他學者稱為“文學——道德”的文化定義,界定了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定義,即它是歷史上和當下暫時存在於此地之人的所有生活方式的總和。該學院規定的研究生研討班須對特殊社群進行同步且深入的人種志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幾乎就在同一時間,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也受啟於理查·霍加特、威廉斯、E.P.湯普森、霍爾和其他學者的討論,開始轉向人種志方法論,從而研究亞文化或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間必然存在的“競爭、張力和衝突”。由於後者是脫胎於英國發展完備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就連伯明罕中心最早期的論著都是在探討如下關係的性質:行為和文化意義的人種志研究與決定結構的意識形態分析之間的關係。雖然美國研究轉向人種志方向是出於對一個複雜社會中亞群體之間關係(若非爭鬥的話)的關注,以及感興趣於行為和“信念系統”之間的關係,但美國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相對較弱,因此,絕大多數的早期作品並未直接進行意識形態的討論,也沒有探究在哪一個地區某種特定文化產物意圖支配另一種。

不管怎樣,當我開始在文學批評的層面上研究讀者發展的理論工作,與此同時深入文學文本的符號學概念時,人種志的研究方法已經成了我無法忽視的東西。在參加了深受戴爾·海姆斯、歐文·戈夫曼、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以及其他學者影響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符號學研討會,並和與會人員進行了一番討論後,我就著手進行本書的研究工作。於是,就在我試圖響應同僚關於文學文本到底能夠提供怎樣的佐證這一問題之時,我也漸漸地接受了關於符號化過程的理論觀點,即它具有社會性,並因此具有了多變的特質。如果說“話語人種志”是有必要進行的研究——海姆斯本人就表示過這一看法,那麼在我看來,我們就沒有理由不能假設說,鑒於言語會因空間和時間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因此閱讀勢必也會具有同樣的特性。如果這個假設成立,且研究者發現了真實的群體實際上是如何閱讀特定文本的話,那麼,我想我也就可以解答同事關於文學的證據性這一問題了。如果閱讀會因空間和時間而有所差異,而研究者又想要使用文學重新建構文化,那麼,研究者就需將特定的文本與產生和消費這類文本的群體聯繫在一起,並闡明參與其中的個體實際上是如何將這些文本建構為意蘊豐富的符號學結構的。因此,我個人認為,美國研究需要進行“閱讀人種志”研究。

可以說,《閱讀浪漫小說》是在就一系列關於文學文本的理論問題做出響應的過程中誕生的。因此,它的初衷就是要探究是否可以對閱讀進行經驗主義的調研,進而對文學作品及其消費的歷史和文化含義做出“準確”的闡述。我之所以決定摒棄諸如潛藏、理想或典型讀者這些概念,轉而研究歷史中的真實主體,主要是由於我那些受過社會科學傳統和文化理論訓練的同事拋給我的難題。《閱讀浪漫小說》中由此而來的經驗主義在本書的如下觀點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在文化研究中,以經驗主義為基石的閱讀人種志應當取代所有的直覺型闡釋,因為這種經驗主義的研究方法可讓我們更加準確地描述一本書對於一個特定受眾群的意義。這個觀點與我當時在美國研究學界的處境密切相關。那時學界依舊在討論著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即在文化研究中“科學的”方法要比“文藝的”方法相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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