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臺灣民主運動

☆★對於一九二○年代臺灣民主運動先行者們的致意☆★
＃本書原名《百年追求卷一．自治的夢想》

那是智識解放、民主初萌的時刻；
日治之下的臺灣知識青年們，
喊出「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追尋島國自治的夢想。

在嚴酷高壓的時代，少數人不計個人利害，勇於挺身對抗。雖然這一波民主運動遭到重擊，並未能達成改造臺灣社會的目標，但前人的勇氣與努力，足以讓我們產生信心，不致悲觀喪志。日治時期的民主運動過程也提示我們，積極公共參與、為群體獻身是高貴的美德……這些為公共獻身的勇者，應該成為典範，被大眾所熟知，成為臺灣社會的共同記憶。
──陳翠蓮

一九二○年代日本大正時期，解放的思潮影響著亞洲各國青年。在那個臺灣識字率只有三．九％的年代，已有包括蔡培火、林呈祿、林仲澍在內的臺灣留日學生，喊出「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他們與本島仕紳如林獻堂、蔣渭水等人相互奧援，成立臺灣文化協會，發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藉由文化運動傳播新的文明價值與各種理論啟迪大眾，同時也成立政黨，以組織之力要求民主與參政權。

雖然內部有路線與理念之爭，外面有統治者的步步緊縮與壓制，後期更面臨了戰爭與東亞秩序變動的壓力，以及二次大戰後新統治者毫不容情的斲傷；然而，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七年，這近三十年的時光可說是臺灣的啟蒙時代，「臺灣人」意識在這段期間內形成，對於自由、民主、人權與自治等概念的理解，也逐漸根植人心而成為共同的追尋。

儘管渴望自治的夢想如繁花飄零，然而，那些先行者的身影，他們對於臺灣的未來所描繪的美好圖像，依舊激勵了來者，縱然接下來仍是荊棘與礪石遍布，人們猶能為自由、民主、公義的臺灣持續前行。

【作者序】 臺灣的啟蒙時代

一九七○年代黨外運動興起，這波運動不同於十年前自由中國組黨運動，是以戰後新生代成為主力，追求政治與社會改革的同時，並展開對臺灣自我歷史的探索，尤其關注時間上接近、具參照作用的日治時期社會運動史。
過去不被重視的臺灣歷史，該以什麼樣貌面世呢？一九七二年陳少廷在《大學雜誌》提出看法，一九七七年更明確標示以下定位：
在民國八、九年間，當時的臺灣知識青年，由於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自由思想潮流及祖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衝擊，乃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這項運動，在政治方面形成抗日民族運動；在社會方面形成社會改革運動；在文化方面，則形成新文學運動。這三個臺灣近代化的大運動，匯合而形成一股壯大的潮流。 （陳少廷，《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
如此這般「臺灣新文化運動源自祖國五四運動」的論述受到官方歡迎，不斷被引用、延伸，「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化運動」成了臺灣雖已割讓給日本，但仍與中國歷史血脈相連的證據。
同一時期，國立編譯館以楊逵的短篇小說〈壓不扁的玫瑰〉「富於民族意識」的理由，納入中學國文教科書選文。戰後久經冷落的楊逵，是極少數仍然健在的日治時期作家，一時之間聲譽突起，享有同時代臺灣作家不曾有過的無比尊榮。文學刊物誇讚他「繼承祖國反抗日本侵略所表現的堅毅不屈、沉著勇敢的偉大傳統」；青年學生聚集到他的東海花園、以親炙朝聖為榮。（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
在背誦這種教科書與民族主義歷史文化論述下成長的我，自然而然認為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一面對被塑造為「壓不扁的玫瑰」的抗日英雄楊逵景仰不已；心中卻也納悶：殖民時期的日本政府怎麼這樣寬大仁慈？竟然能允許臺灣青年宣傳抗日，並且承繼祖國五四精神、發揚新文化運動？
七○年代末期臺灣社會已是騷動不安，仍在教科書與兩大報馴化之下的我，渾然無知，只會鸚鵡學舌般地為黨國辯護，不時與父親爆發衝突。我偷偷翻閱父親藏在暗櫃中的黨外雜誌，想要理解他的想法，但諸如「阮是開拓者，不是憨奴才」的標題與報導更添困惑，挑戰因長期被澆灌而僵固的腦袋。國族教育論述啟人疑竇、家庭與學校的衝突，讓我的青春期在認知混亂中拉鋸。直到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一場滅門血案當頭棒喝，心神震顫之下，同情與懷疑兩股力量交相激盪，黨國構築的銅牆鐵壁終於迸出裂縫，幾年之後土崩瓦解。
就如同今日對岸中國政府控制教育與資訊，塑造有利論述，以期黨國政權長治久安一般，昔日威權體制下的臺灣社會也是如此。臺灣歷史長期被忽略、被遮蔽，甚至成為禁忌。一九七○年代內外在環境衝擊、民間反身探索，官方意識形態與文化機制自動發揮作用，以抽離背景脈絡的方式剪裁歷史，吻合黨國史觀的論述於焉登場。
然而，一九二○年代日本在臺統治進入穩定期。已在帝國牢牢控制下的臺灣，為何會出現政治社會運動？又如何能夠不受殖民母國影響，卻與祖國關連？「臺灣新文化運動源自祖國五四運動」的說法，未面對臺灣是日本領土的事實，排除時代脈絡，突兀地強調臺灣人的「新文化運動」與祖國血脈相連。在官方容許下，楊逵成為抗日民族主義的活化石，日治時代生龍活虎的左翼色彩完全被抹拭。威權體制下，歷史是政治的奴婢，但蒼白無力的官樣文章，連思想貧瘠的學子也難以說服。
這些年少時期的困惑，成為日後學術研究的動力。我十分慶幸自己生逢其時，一九八○年代末期臺灣歷經反對黨組成、解嚴與民主化，不需像先行者一樣付出血淚代價，就能享有自由思考探索的空間，能貼近自己生長的土地，梳理群體共同的過去，體會前人的憧憬、憤怒與哀愁。
本書是對一九二○年代臺灣民主運動先行者們的致意。長久以來，他們曾經的努力與相關事蹟被政治力量掩蓋，社會大眾所知極為有限。全書以個人多年來的學術研究成果為基礎，希望透過淺顯的文字，以普及版型態呈現給讀者。（未完待續）

大學校園裡，青年學生敏銳地感受著各種思潮與運動，充滿社會改革熱情，最活躍的兩個學校是東京帝國大學與早稻田大學，年輕教授們甚至帶領學生一起行動。吉野作造曾經到中國、擔任過袁世凱之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師，也曾留學歐美，學成歸國後在東京帝大任教，並在當時最重要的知識性刊物《中央公論》上發表文章，介紹西方民主理論、提倡自由主義、支持普選運動。大山郁夫、佐野學都是早稻田大學教授，他們倡議社會主義，對日本政府的批判更為激烈，並積極投入政治活動與群眾運動。教授們以身作則，提出政治主張，參與社會改造，吸引眾多青年學生們相繼追隨、實踐。
來自殖民地的彭華英是南投國姓人，一八九五年生，家境富裕。就讀於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的他，呼吸著大正民主的自由空氣，抑制不住滿腔熱血，早已積極投入社會改造行動。彭華英與有名的社會主義者堺利彥、大杉榮、山川均等人接近，參加了「日本社會主義同盟」，這是米騷動事件後日本左翼人士大結合的組織，但是，不久就被官方下令解散。
加入這左翼團體的臺灣留學生不只一人。除了明治大學彭華英，還有明治大學的黃登洲、早稻田大學呂磐石的名字都在會員名簿上，他們都是臺中人。臺灣留學生竟然膽敢參加被日本特高警察嚴密監控的社團，顯示受到社會主義吸引的殖民地學生恐怕不在少數。
日本社會主義同盟被解散後，社會主義運動化整為零，成立多個祕密團體，彭華英仍舊活躍其中，加入其中好幾個組織。一九一九年十月成立的早稻田大學「建設者同盟」，主導者是政治經濟學部的和田巖。這團體與農民運動關係密切，除了早稻田大學的學生，也有外國學生參與。早稻田大學學生彭湃也加入這個團體，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未完待續）

目次
作者序　臺灣的啟蒙時代
第一章　帝都的洗禮
第二章　抵抗的策略
第三章　在團結的旗幟下
第四章　想像文明臺灣
第五章　統治者的對策
第六章　走向階級運動
第七章　一網打盡
第八章　戰爭陰影下
第九章　迎接新時代
第十章　祖國來的殖民者
第十一章　全島起義
第十二章　夢碎
尾聲
參考材料

第一章 帝都的洗禮
下村宏的招待宴
一九一九年三月，東京小石川植物園裡櫻花盛開，一片繽紛美景。幾百名臺灣留學生享用著臺灣總督府提供的豐盛餐點，也趁這機會共敘家常，場面十分熱鬧。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設宴招待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已經成為慣例；每年帝國議會開議，臺灣總督府官員須列席備詢，三月中旬會期接近尾聲時，便會順道招待臺灣留學生。
這天，下村宏總務長官除了慰勞留學生之餘，也端出帝國官員架子訓示一番，「你們臺灣學生應該感謝天皇恩澤，好好讀書，成為忠誠虔敬的帝國臣民。」突然有幾個學生站起來大聲嚷著：「反對差別待遇！」「反對同化政策！」下村宏先是一怔，接著臉色大變、大發雷霆。宴會草草結束，不歡而散。
這是臺灣留學生第一次公開挑戰總督府官員。這幾位學生是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的彭華英、羅萬俥，與東京高等商業學校（一九二○年改制為東京商科大學、今一橋大學）的吳三連。
過去，在日本的臺灣學生們都很低調、順從，他們對社會問題不太關心，甚至對政治運動刻意保持距離。因教會協助而來到東京女子醫專讀書的蔡阿信，就時時刻刻記得母親的叮嚀：「嘸通涉政治。」對比於中國留學生的救國運動、朝鮮學生的獨立運動，臺灣學生往往被嘲笑是「唯唯諾諾、屈從於日本統治下的傻瓜」！
這其實不能怪臺灣人。一八九五年領臺以來，日本帝國曾不斷面對臺灣人不斷的反抗，先是臺灣民主國，後有抗日游擊隊，還有原住民的反抗行動。這個東方新興帝國，以它的先進部隊與優勢武力一次又一次鎮壓了反抗行動。最近一次是一九一五年發生在臺南玉井的噍吧哖事件，臺灣總督府逮捕了一九五七人，光是被臨時簡易法庭判處死刑的就高達八六六人，過於苛酷的判決連日本帝國議會都大為震驚，在處死九十五人後，其餘改為無期徒刑。日本帝國在臺統治二十年後，基盤已經穩固，一次次武裝抵抗的慘痛代價，都說明了一件事：臺灣根本沒有武力反抗的空間了。
但是，現在情況開始改變。帝國首都東京提供給殖民地人民思想與行動的養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運動正在改頭換面，並且是從帝都重新開始！
東亞文明中心東京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帝國首都東京成為東亞文明中心，是亞洲各國改革運動的效法對象，清國、朝鮮、越南、暹羅、菲律賓、印度等國青年學子紛紛前來學習。一八八○年清朝政府分批派遣留學生到日本學習，返國後從事改革，日後，這些留日學生先後成為中國社會的棟梁，例如黃興、魯迅、陳獨秀、陳寅恪曾就讀於弘文書院；汪精衛、居正、宋教仁、胡漢民曾是法政大學速成班的學生；張君勱、李大釗、彭湃等人則是早稻田大學留學生。
一八九五年以後成為日本帝國子民的臺灣人，也陸續前來帝都「朝聖」，初期以觀光、遊學為主。臺北大稻埕的茶葉富商李春生，曾經東遊日本六十四日，把所見所聞寫下，成為遊記《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他對日本的文明進步大為讚嘆，不但在旅次中剪去清國辮子「豬尾巴」，並改變早先對華夷秩序的看法，從此甘心做為一個進步國度的子民。
彭華英自一九一二年從南投鄉下來到東京求學，如今是他到帝都的第七個年頭，這時期的東京正面臨翻天覆地的巨變。一九一二年，雄才大略的明治天皇逝世，大正天皇繼位。大正天皇不只體弱，又患有腦病，常有奇怪的舉動。有一次在帝國議會開議儀式上，他竟將演講稿捲成圓筒當作望眼鏡，瞇起一眼作勢張望，此舉令在場外國使節、國會議員們登時傻眼。偏偏明治維新以來所累積的種種問題都在此時迸發，明治政府所建立的強大國家權力開始受到挑戰。大正天皇即位的此時，正是社會力量最蓬勃的時期，工人、農民走上街頭，環境保護、普選、婦女解放等各種運動熱烈展開，形成十多年的大正民主時期。
尤其，沉寂許久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又重新復甦。社會主義在明治初年剛剛萌芽時，幸德秋水、堺利彥、荒畑寒村等人為無產大眾發聲，明治政府害怕將危及天皇體制，泡製了一九一○年的政治冤獄「大逆事件」，將幸德秋水等多人處死。此後社會主義團體銷聲匿跡，進入冬眠狀態。
然而，一九一八年富山縣的農民搶米暴動擴及全國，「困苦的農民已經活不下去了！」「米騷動事件」使社會主義運動找到生機，再度上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