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理學論集：思想‧著作‧影響（簡體書）

哲學發展史的歷程表明，任何最為抽象的哲學觀念、哲學理論的提出，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都有其深厚的人類生存與生活的根基，都是對於某種現實問題的響應、詮釋和批判性反思。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哲學不僅在內部通過自己的內容，而且在外部通過自己的表現，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並相互作用。……各種外部表現證明，哲學正在獲得這樣的意義，哲學正變成文化的活的靈魂。”?馬克思的上述論斷深刻地表明，任何一個富有時代氣息和旺盛的生命力哲學，都擔負著時代賦予它的使命，都必須回答時代提出的最根本問題，都必須密切關注、思考和回答現實中提出的重大問題。
置身“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此人類文明轉型的新的歷史時期，當代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當今中國也正在經歷更為全面、更為深層次的社會轉型。面對愈益復雜的歷史變遷格局，如何運用哲學思維把握和引領這個大變革、大轉型時代，是重要的時代課題。
本套叢書的選題，從論域來看，涵蓋了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倫理學、科技哲學等多個學科。本套叢書的作者，均是陜西師範大學哲學系一線教學科研人員，多年來專心致力於相關理論的研究，具有深厚的哲學理論素養和扎實的學術功底。
本套叢書的鮮明特點，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1.倡導中西馬的辯證融通與對話。叢書編輯的主題思想，在於倡導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哲學觀上的會通。隨著經濟全球化，哲學在精神領域從過去的各守門戶、獨持己見而開始走向融通、對話與和解。不容否認，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理解世界、認識人類發展命運上都獨具自己的認識和思考。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橫向層面的哲學形態，它們之間不是簡單的相加和並列關係，而是一種“互補互用”的互動關係。中國傳統哲學的整體性思維，對理解世界與科學的復雜現象提供了具有中國文化精神特質的歷史思維淵源；西方哲學則從個體性、多樣性，多角度地闡釋科學人本內涵的復雜性和深刻性；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於“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的科學論斷，以“問題在於改變世界”的姿態，深入而全面地闡述了人及其實踐與世界關係的理論，努力推動哲學由傳統向現代形態的轉變。隨著中國現代化步伐的加快，中國哲學界的主體意識的覺醒，迫切需要通過中西哲學的對話，以及現代與傳統中國思想之間的融通，找到一條適合當代中國哲學未來發展的路徑，探尋哲學創新的突破口。
2.返本與開新並重基礎上的創新努力。在研究方法上，本套叢書的作者們嚴格遵循“立本經”、求“本義”宗旨，力戒空疏的抽象詮釋，務求“實事求是”的學風和求真、求實的治學精神，從而在新的時代和語義環境中實現返本開新意義上的當代哲學創新。創新是一個艱深的理論難題，其目的在於以新理念、新視角、新範式、新理解、新體會或新解釋等形式出現的對時代精神的高度提煉和精準把握。無疑，思想、時代與社會現實是內在地統一在一起的。換言之，只有切入時代的思想，從問題意識、問答邏輯、問題表征和問題域等方面展開對問題範式內涵的分析，才能真正把握社會現實的真諦。同時，也只有反映社會現實的思想，才能真正切入時代。“問題範式”內含於“哲學範式”中之中，以問題導向展現研究者的致思路徑，通過對時代問題的總結歸納，實現從不同視角表達哲學範式及範式轉換的主旨。本套叢書分屬不同的哲學研究領域，涉及不同的思想主題，但其共同的特點在於，所有的作者要麼是基於對於特定問題研究中一種約定俗成的觀念的質疑，要麼是致力於核心理念、研究範式的糾偏和，要麼強調思維邏輯的變革與創新。

上編 張載理學思想研究
論《中庸》對張載理學建構的特別影響
論張載理學對道家思想資源的借鑒和融通——以天道論為中心
張載“心統性情”說的基本意涵和歷史定位——在張載工夫論演變背景下的考察
張載性命論的新架構及學術價值
“為生民立命”——張載命運論的新解讀
宋明理學對自然秩序與道德價值的思考——以張載為中心
從理學不同的反佛側重到研究理學之不同進路——以張載、羅欽順為例
論張載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特色
“以禮為教”：張載教育哲學主題論

中編 張載理學著作研究
通行本《張載集》整理方法得失論——兼擬《張載集》訂補方案
張載為什麼著《正蒙》？——《正蒙》一書之主體發生學考察
從“以經解經”到“以意逆志”——張載經典詮釋的原則及其意義
張載《正蒙》“太和所謂道”章疏解
張載《西銘》綱要新詮
《西銘》現代詮釋的三個面向——以馮友蘭、張岱年、蒙培元為中心

下編 張載理學影響研究
從“太虛”到“天理”——簡論關、洛學旨的承繼與轉進
論程頤對張載心性思想之繼承和發展
論朱熹的《西銘》詮釋模式——以“理一分殊”為標志
馬理實學思想發微
張載關學要旨及其現代詮釋

參考文獻
後記

讓我們先從這兩種不同的研究視角說起。
第一種研究主要是將道德理性的天道觀基礎僅僅歸結為宇宙演化的說明，因而它往往是從自然世界之發生發展或人類社會之發展變化的角度來說明宋明理學，並由此以說明道德理性的形成。由於這種研究本身就是從宇宙生化論出發的，因而它往往表現出兩個明顯的偏向：其一即以宇宙論為本體論，視宇宙生化之源為天地萬物的本體；其二則是將道德理性歸結為一種對自然秩序之扭曲性的認識，或者是從自然秩序之發生發展的角度來說明道德理性的生成。這種研究實際上是將宋明理學的道德本體論訴諸漢唐儒學的氣化宇宙論來說明。如果從形成的角度看，那麼這種研究實際上又是與宋明理學的形成過程相逆而行的：理學所要揚棄的宇宙論，恰恰成為它所弘揚的自然宇宙論或客觀天道觀；而理學所要弘揚的道德本體意識，則又往往因為其無法理解、無法說明而成為其所批判的物件。這種研究的最大偏蔽就是無法把握道德理性的超越性與絕對性，因而總是試圖給道德理性以宇宙演化或歷史發展的說明。
第二種研究主要是將宋明理學的道德本體論僅僅作為揭示客觀世界的存在論或作為一般認識論來把握，所以它往往將宋明理學概括為一種建立在對客觀世界認識基礎上所形成的知識論或概念化體系，並訴諸人的一般認識進程來把握——即運用所謂客觀存在論來說明理學家的精神世界，運用所謂認識規律來比照、套解宋明理學的範疇關係。所以，對於它所不能理解的關係，則不是訴之以“神秘”來回避，就是斥之為“夸大”來批判。作為一種典型表現，比如對於宋明理學中的格物致知說，人們往往將其作為一種認識論的案例來解剖；而對於程朱的天理觀，則又往往訴諸認識論的所謂普遍規律來“格義”；至於理學中的知行關係，則又直接以認識和實踐的關係來定性。由於這種研究往往將理學家的精神世界視為一種存在論基礎上認識結果，其方法則以主客二分為前提，因而實際上就等於已經預設了研究者與理學之間的懸隔和距離；而宋明理學的意義，似乎也就僅僅停留在對現代人之認識論思想的啟發性上了。這種研究的最大偏蔽，就在於將道德理性的超越性與絕對性僅僅落實為存在論的普遍性；而對其道德修養與踐行精神，則又往往作為一種概念關係來分析解剖，從而也就是以理論形成之邏輯推演的方式來代替道德理性之實踐落實的任務了。
對於宋明理學來說，前一種研究主要在於將其意義定位在宇宙生化論上——道德理性只有作為宇宙演化與社會發展的產物時才有其價值，並且也只有在宇宙演化和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才有其意義；後一種研究則又往往將其意義定位在對古代社會的揭示與認識上，雖然它也承認宋明理學是一種道德本體論，並且也特別重視道德修養，但這種道德修養論說到底也只有認識古人之道德心理方面的意義，並且還存在著社會歷史的局限性。前者的問題在於沒有看到宋明理學對於漢唐氣化宇宙論的揚棄，後者則又完全無視從張載到程朱陸王所一貫堅持的道德理性之於物理認知的超越性。所以，這兩種研究都不是就道德來研究道德，也不是從道德理性之超越性與絕對性的角度來把握宋明理學的道德本體論。這樣一來，對於宋明理學的詮釋與推陳出新來說，恐怕也就只有各取所需之“照鏡子”的意義了。
實際上，宋明理學作為儒學發展的一種高級形態，其根本特征主要在於對道德理性之本體化思考與本體論論證上，而這一論證既是對傳統天人合一主題的極大推進——由宇宙演化論推進到道德本體論，同時也是對人之為人精神的一種窮根究底的探索。因此，宋明理學的真正價值，主要也就集中在其對做人之基本精神與道德關係的思考與提煉上；而其超越性的意義，也就在於它真正塑造了一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儒家知識分子。這種“四為”，既是理學家擔當精神與為人氣象的表現，同時也是其最具有現代價值、最值得推陳出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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