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簡體書）

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上海大學歷史系王敏博士打電話給我，要我為她所整理的《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一書作序，我幾乎不加思索就答應了下來，並要她將文稿發我，以便學習參閱、提高認知，避免因評價不當而有損先生口述之質地。
唐培吉先生是我最為尊重的一位師長。作為後學，我有幸與先生有過一段同事的經歷。我是六六屆高中畢業生，1968年入伍，成為福建基地一名人民海軍戰士。提幹後不到兩年，被推薦就讀於復旦大學歷史系。1975年畢業後轉業留校，分配在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教研室任教。翌年，先生等一批馬列主義教研室中國革命史教研組的教師十多人並入歷史系，加盟現代史教研室。此後，大凡系室活動，先生都積極參與。他儀表堂堂、風度翩翩，特別是每每帶有磁性的講話，以嚴密的層次感和邏輯性，緊緊扣住聽眾的心弦，更使我這位來自海疆的新教員佩服得五體投地，先生自然而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偶像！1979年，復旦大學成立分院，先生被派去組建歷史系，就任系主任。三年多時間的同事生涯一晃而過，但先生的強大氣場給我留下了揮之不去的深刻印記。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在復旦大學歷史系主講中國現代史等課程時，先生在學界已經名聲鵲起。他參與撰寫的幾部著作如《中共黨史大事年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中共黨史事件人物錄》等，就成了我備課及攻讀碩士學位的案頭參考書。1985年他所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史稿》（上下冊）問世，更讓我得益匪淺，獲得了從抗戰史ABC的學習到進入抗戰史研究領域的飛躍。這部一百多萬字的鴻篇巨制，在國內研究抗日戰爭史通史類著作中蒞於首席，他也因此而成為中國抗戰史研究第一人，並在中共黨史特別是抗日戰爭史研究領域奠定了大師級人物的基礎。而後，唐先生以一發不可收拾的勢頭，不懈耕耘、努力攀登，在創新和超越之中，取得了豐碩成果，凸顯其獨特的學術智能。
先生又是我參與上海市社聯學會工作的引路人。雖然我是“文革”後恢復的上海市歷史學會和新成立的黨史學會、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的最早會員之一，但到1987年，我被特招到上海空軍政治學院，這是我第二次入伍。從海軍到空軍，以後學校轉隸總政治部，我又穿上了陸軍軍服，從戎三軍，我致力於軍校的軍事歷史與軍事史學的研究，與上海市社聯學會工作漸趨疏遠。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葉，隨著軍地合作的加強，上海社會科學界五路大軍的聯系越來越廣泛全面。當時，我正主編一份軍事類綜合性學術刊物——《軍事歷史研究》，並承擔軍事學碩博研究生的帶教，工作相當繁忙。但在先生的鼓動下，我參加了黨史學會活動，並接替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教務長朱華教授擔任的秘書長一職。1998年，我以黨史學會秘書長的身份，參加上海市社聯第五屆委員會全體會議，並被推選為常務委員會委員。2002年10月上旬，在先生的竭力推薦下，我接替先生擔任第七屆上海市黨史學會會長，先生為名譽會長。之後，我連任第八、第九屆學會會長，共三屆歷時13年另8個月之久。由於先生教誨有方，我也能夠蕭規曹隨，學會大事均向先生討教，在先生強有力的關心、支持下，學會每年都被評為社聯優秀學會。2012年下半年，黨史學會還被評為市級優秀社團，我代表學會在上海市第八次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團體工作會議上作《加強學會建設，推進學會發展》的發言。這些成績的取得，離不開先生的鼎力相助和潛心指導！2016年5月下旬，學會召開第十屆換屆大會，上海大學原黨委副書記、博士生導師忻平教授接任會長，先生與我都隨了心願，並都被聘為學會名譽會長。至於我參加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的活動，並先後就任副會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常務副會長等職，也是在先生的引薦下實現的。
十年前，黨史學會為慶賀先生80歲華誕，編纂了《史苑拓耕——唐培吉學術論文集》，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我與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華東師範大學唐蓮英教授為該書作序。為惜史存墨，我把當年序文中的幾段話摘錄如下：
《史苑拓耕》除見長於內容豐厚、史料詳實、觀點鮮明、視角獨特等特點外，本人以為最具代表性的特點就體現在“拓耕”兩個字上。
所謂“拓耕”，關鍵在於敢為天下先。綜觀唐先生的學術成果，諸多篇目均列於同類之首。如上文所述的《中國抗日戰爭史稿》（上下冊）、《兩次國共合作史稿》《中國近現代對外關係史》、“上海抗日戰爭史研究叢書”等，在同類著述中名列前茅，為同行之先。
所謂“拓耕”，核心在於敢為天下新。創新是學術研究的不竭源泉。唐先生參與學術研究活動，始終致力於新學科的開拓，被學術界傳為佳話。他在《上海學研究的若幹問題》一文中，首次提出要建立“上海學”，呼吁學界關注。他在《延安學芻議》《延安學的核心內容——群眾路線》等文中，首次提倡“延安學”，為“延安學”的問世揭開了序幕。在他《猶太學芻議》《猶太學研究發展的軌跡》等文中，又倡導“猶太學”。他接二連三地思考新學科的建設，既體現了他可貴的學術創新精神，又展示了他堅定的使命意識。
所謂“拓耕”，重要的還在於敢為天下爭。作為學術界的大家巨擘，唐先生不拘泥於現成的結論，不重復於前人的定律，而是敢於思考、勇於爭辯，旨在復原歷史的本來面目、探索客觀的發展軌跡。他在《井岡山道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國共合作與抗日戰爭》《社會主義改造的再認識》等文中，對諸多傳統說法給予新的判定，有根有據、入木三分，令人折服。
時間如流水，彈指一揮間，一晃十年過去了。2020年是先生90歲華誕，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即將由上海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一部“史苑拓耕”，前有論文集，現有口述篇，相得益彰，基本上可以反映先生的學術經歷、學術成果和學術貢獻。回望十年前對先生“拓耕”的解讀，深感認知之不足；今讀“口述篇”，卻見先生拓耕之“史苑”，更覺內涵之厚重！
唐代《史通》作者劉知幾有一段膾炙人口的名言：“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梗楠斧斤，弗能成寶。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劉知幾所說的“才”，指的是治史之人對於歷史研究成果的表達水平；“學”，指的是治史之人所應當掌握的知識；“識”指的是見識，即治史之人對於歷史知識的認識能力；而“善惡必書”，則包含了治史之人應當具備的史德。重視史才、史學、史識、史德，是治史之人的優良傳統和基本素養。然而，能夠集“四史”於一體者可謂“世罕兼之”，而先生做到了。這方面，先生稱得上是當代治史之人中的一面標桿。先生也認為：“中國修史傳統淵源深遠，有著世界上最為完備的修史制度和優良史風，史家具有治學嚴謹、鍥而不舍、博大精深、秉筆直書的學風，重視史才、史學、史識、史德。這也是我做歷史研究追求的境界。”
先生之史才，世人有目共睹。先生何以如此感嘆“人間正道是滄桑”？是自身經歷之使然！他出生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成長於戰亂的年代和火紅的歲月。他的治史之道，是在歷盡社會動蕩、政治運動和行政管理等場景變遷，經過艱辛的磨礪，依靠鍥而不舍的努力和不懈的奮斗，在自我選擇中逐步鑄就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生不辭勞苦，勤勞耕耘，在事無巨細的繁忙工作中擠時間，在篳路藍縷的艱苦創業中打基礎，終於厚積薄發，經過40年的精耕細作，取得了學術研究的豐碩成果：他撰寫的論著共達130種以上，約800萬字。“這些成果大致可以歸為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抗戰史、新四軍軍史、中外關係史、猶太學、延安學和上海學等學科或研究領域”，足見先生在史學領域不僅具有博大精深之功底，更具有觸類旁通之能力。先生之史才，也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彰顯。
先生之史學和史識，當然體現於豐厚的學術成果，但更為重要的還體現在其學術思想和研究水平上。先生的許多真知灼見，實為治史之人必要之遵循。先生認為：“歷史研究要建立在史料基礎上，搜集史料要找盡可能發掘的原始資料，並通過考證核實，使之翔實確鑿，有根有據。”他指出：“歷史研究要有哲學思維，應有唯物主義觀點，對歷史要實事求是，回歸歷史的本來面貌；要有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認識到歷史是由諸種因素合力而形成發展的，看問題要求全面，不能失之偏頗；要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來研判社會的進退與發展；擺正社會活動中群眾、政黨、領袖的三者關係，正確處理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與作用等；要有辯證法，要看到事物的兩面性或多重性，要看到事物會從量變到質變，要看到事物的對立與統一的辯證關係，不然就會形而上學、片面地看問題。”他強調，治史之人“更要獨立思考，要出觀點，做到論從史出，既不可以論帶史，亦不是史料堆砌；撰寫文字只重平直樸素，不求詞藻華麗；要注意和掌握好學術研究和宣傳教育的差別，學術研究可百家爭鳴，宣傳教育按政策規定。”先生的治史之論，政治導向和問題意識極其鮮明，史學、史識智能之光閃爍其字裡行間，質樸但深邃，實為治史之金玉良言！
先生之史德，是學界公認的。按照劉知幾的標準，史德則為“善惡必書”，這顯然是狹義之史德。這方面，先生是不折不扣地做到了。先生研究歷史，歷來強調實事求是。識信史、辨偽史，寫真史，實事求是地將歷史事實放在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在歷史的陳述中總結歷史的教訓，探求歷史的規律。既不入云亦云，更不東拼西抄，誠如古人所言，以水濟水，豈是學問？德務於真，先生之史論和史述，是為真史之史，無假言之說。但“文如其人”，我所評價的史德還在於先生的道德風範和人格品位，特別是為社會文化進步所作出的示範功能。他多次明確表示：“我做歷史研究的目的是學史、修身、資政、育人。”只因為如此，先生也獲得了不少學術方面的榮譽，他主編的“社會科學爭鳴大系·歷史學卷·黨史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澤東思想研究大系·政治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海抗日戰爭史叢書”10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叢書分別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1986—1993年）（1986—1993年）（2000一-2001年）著作類一等獎。2017年，先生獲得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與研究終身榮譽獎。
先生的座右銘是“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做愛國愛民的實事”。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教書育人，誨人不倦；胸懷坦蕩，無私無畏；淡泊名利，寧靜致遠；治學嚴謹，鍥而不舍；堅信馬列，矢志不渝。古人云：學高為師，德高為範。作為後學，我不僅仰慕他有過多少傳世之作，培育過多少作為他“生命的回響”的莘莘學子，更仰慕他身體力行的道德文章。祝願先生學術之樹常青，笑口常開，福如東海長流水，壽比南山不老松。
是為序。

上篇 人間正道是滄桑
一、我的父親、市北公學的創辦人唐乃康
二、我的家庭和我的童年與青少年時代
三、參加革命（1949-1950年）
四、考入復旦大學（1950-1952年）
五、參與組建華東政法學院（1952-1958年）
六、“三天革個命”：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58-1961年）
七、調入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工作（1961-1973年）
八、回母校復旦大學當教師（1973-1979年）
九、復旦大學分校和上海大學時期（1979-1989年）
十、最後的歸宿：同濟大學（1989-1996年）
十一、學會工作（1988年至今）

下篇 史苑拓耕
概述
一、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研究
二、抗日戰爭史研究
三、新四軍軍史研究
四、中國現代史研究
五、近現代中外關係史研究
六、開拓上海學、延安學與猶太學研究

附錄：唐培吉先生著述目錄
著作及主編、參編教科書、工具書
論文、文章

後記

一、我的父親、市北公學的創辦人唐乃康
1930年6月29日，我出生在上海。我的父親是唐乃康（1888—1949），又名公英，字伯耆。我出生時，父親擔任大上海特別市財政局局長。
父親出生在浙江湖州，祖上是湖州當地的士紳，兼營一些商業，是當地一個大姓人家。
因家境比較好，父親來到上海讀書，考入復旦公學（父親入復旦公學讀書的具體時間，父親未同我講過，我也不清楚。如有早期復旦大學的檔案，應該可以查到），讀的是法律專業。畢業後，進入浙江高等學堂工作。
父親是一名愛國的熱血青年，接受了革命思想，成為孫中山的追隨者。1912年，隨陳其美①來上海，擔任上海都督府秘書。陳其美也是湖州人，因此他們同鄉。父親參加過討袁和二次革命。自1915起（時年27歲），在上海閘北創辦了市北公學，並擔任校長。
國民革命興起後，父親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事，他的主要任務是在上海為北伐軍籌備軍餉。隨著國民革命的發展，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1927年6月起），父親任浙江德清縣縣長兼浙江全省戒嚴司令部法官、國民革命軍第26軍司令部秘書。1928年，調任國民政府財政部浙江省煙酒稅局局長；1929年起任南京特別市財政局局長；1930年調任上海特別市政府參事，兼上海市財政局局長、上海市勞資仲裁委員會委員；1932年調任國民政府內政部總務司司長；1935年任審計部第三廳廳長；1936年任交通部監察委員；1937年4月辭職。
從父親在南京國民政府任職的變化可以看出，他逐漸被邊緣化。據我猜測，可能是因為他對國民黨上層日益向右轉有所不滿，且人比較率直，上司對他不滿意。退出政界後，父親一直在教育界和商界做事，不再涉足政治，後來當我對社會不滿要求進步的一些言行，他沒有反對幹涉，似乎是默認的態度；我入黨時組織上找我談話，亦講到父親不反動，似乎還是個開明人士。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曾邀請父親到北京開會，父親因病重，乃派大女婿王汝霖（時為上海交通大學講師）參加，會後王汝霖即調到北京工作，後為中國石油化工研究所總工程師。據我所知，父親跟同樣是湖州人的陳立夫、陳果夫關係不怎麼樣，他肯定沒有加入CC系。我感覺他同國民黨政學系的關係似乎更近一些。我父親同CC派的幹將、時任上海市社會局局長的潘公展也不大來往。潘公展也是湖州人，是我的姑父，但是我的印象中，我們家裡同這個姑父的交往也不多，只有逢年過節的時候，兩家會互派人拜個年，平常來往很少。我1986年去美國紐約市立大學講學時，通過唐德剛介紹，見過潘公展的兒子和湖州大商人章榮初的兒子，他們那時都住在新澤西州，互相有往來。
父親離開政界後，於1941年與人合開振業商業儲蓄銀行（位於寧波路315號）。這家銀行規模不大，在當時並不是很有名。1948年，父親生病，銀行就轉給他人經營了。1949年冬，父親病故。
父親去世後，我的這個大家庭也就散了。大家庭就是這樣的，有主心骨在，還能撐著，主心骨不在，就樹倒猢猻散了。父親的幾房太太中有的也走掉了，孩子們也各自找出路。但是對我沒有影響，因為那時我已經不在家裡了，正在浙江衢州政府部門工作。這個我後面還會講到。
父親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後來又參加國民革命，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又在國民政府中擔任過比較高的官職，也算是國民黨中比較有資歷的人。但是，我覺得他的一生最大的成就同時也用心最多的是辦教育。雖然父親後來在南京國民政府任職，但他一直都擔任上海市北公學的校長，直到全面抗戰爆發，市北公學交給上海市政府，變為公立學校。
父親一直堅持辦教育，這應該主要同他的反帝愛國和教育救國思想有關。他認為“教育關係國家之命脈。今日之中國，欲求國勢昌盛，事業發展，尤非提倡教育不為功……國內教育，茍日臻發達，則他日之為工、為農、為商，以及任何一種職業，必盡為具有學問之人，對外則一心一德抵御列強，對內則群策群力以鞏固國本，中國前途之發皇，自不難操左券”。他的辦學目標是“國人自辦學校以育國人”。他說：“即收回租界上的教育權是也。蓋欲抵御外人之腐化侵略，正與抵御其經濟侵略相似。關於經濟侵略的抵御，在消極方面，則為不購外貨；在積極方面，則為振興國貨。以此類推，則使上海青年不入外人所設的學校，尚是消極的方法；必使租界以內，發展國人自設之學校，始足稱積極的方法。”或謂：“茲事體大，又豈區區一校所能負荷？”“要知租界內，茍多一國人自設之學校，即可減少外人文化之侵略若幹力量。換言之，茍多培植一具有國性之人民，即可減少一崇拜帝國主義的走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