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寫的歷史必須是人的歷史嗎？：西方史學二十論（簡體書）

王晴佳

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長江講座教授（2007年至今），國際史學史、史學理論委員會理事（2005—2015年兼任秘書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史學理論、比較史學史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全球史學史》 (與格奧爾格·伊格爾斯和蘇普里婭·穆赫吉合著)，《筷子：飲食與文化》，《外國史學史》（與李隆國合著），《西方的歷史觀念：從古希臘到現代》等。

·國際史學史專家王晴佳，權威解讀西方史學的傳統轉型與未來趨向

王晴佳教授系國內外知名的史學史專家。他曾於華東師範大學求學，師從我國西方史學史先驅郭聖銘先生；後赴美求學，師從國際權威史學史專家伊格爾斯先生。現為國際史學史、史學理論委員會理事，美國羅文大學（Rowan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歷史係長江講座教授，英國季刊《中國的歷史學》（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主編。

王晴佳教授主要從事中外比較史學、西方史學及史學理論的近代轉型、中國思想文化史等問題研究，尤其在史學史領域著述頗豐。著有《筷子：飲食與文化》《西方的歷史觀念：從古希臘到現在》等，合著有《全球史學史》《外國史學史》《台灣史學史》等，均為相關領域的權威著作。

·梳理近代史學的重大議題，揭櫫當下研究的全新嘗試

本書雖由多篇文章組成，但涉及的主題主要有二：一是西方史學的傳統與轉型，即所謂“近代史學”的範式傳統如何形成、發展，又受到了哪些衝擊，進而開始走向轉型。二是戰後至今，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歷史研究的發展趨向，並介紹了當代歷史書寫的複雜面向與全新嘗試。這兩方面也是王晴佳教授多年來治西方史學史重點關注的方向。

《人寫的歷史必須是人的歷史嗎？》文章均為專題研究(monographic studies)，即以單一主題為研究對象，進行相對深入的分析和論述。書中涉及到從博古到歷史的轉變、啟蒙運動的遺產、歷史哲學的沒落、後現代主義的挑戰等多個近代史學的重大議題。同時，王晴佳也探討了當下熱門的歷史研究主題，如歷史哲學的美學轉向、情感史與“非理性”書寫、後人類史學等等。

·理解歷史，從理解歷史如何書寫開始

“治史兼治史學史”，史學史歷來是史學研究的重要基礎和必備修養。了解學術前史、發展動向及其製約，治史者才有可能推陳出新，做出有意義的研究成果。而當今世界的歷史學，無論世界各地，研究和寫作模式都多少參照乃至脫胎於歐洲近代史學研究。因此，了解西方史學的近代化過程——包括近代史學傳統的形成及其特徵，所受衝擊和轉型——對於了解當下世界史學研究的主要趨勢，以及中國史學的未來之路，都有重要意義。對於每個研究者而言，也是充實學術修養的必由之路。

序

我曾在微信上轉發了一篇十分火熱的文章，題為《懷念八十年代》。我不清楚其精確的閱讀量，但估計一定不少，而作者在得到大量讀者的反饋信息之後，幾天之後又轉發了其修訂版。儘管有兩個版本，但該文的開頭不變：

八十年代，那是一個煙火與詩情迸發的年代，是一個開放包容，充滿情懷的年代，一個思想自由百花爭豔的年代。

如果用三個詞來形容八十年代，這三個比較合適：年輕—真誠—單純。

八十年代的激情、浪漫、理想主義，成為知識分子及普眾心中的烏托邦。

稍微比較一下《懷念八十年代》的兩個版本，讀者會發現修訂和增加主要在詩歌的部分—修訂版比原版增添了更多那個年代讓人懷念的詩人、作家和歌手及其他們的作品。具體一點而言，詩人有北島、舒婷、顧城、汪國真等，作家有瓊瑤、金庸、劉心武、張賢亮、張承志、陸文夫等，而歌手則包括了鄧麗君、毛阿敏、韋唯、成方圓、蔣大為、那英、崔健和日本的山口百惠等許多位。毋庸置疑，上述這些人士及其作品、歌曲在那時可謂家喻戶曉。

但是，八十年代還不能完全為上述這些人士所代表，因為那個年代並不僅僅生成了輕歌曼舞、輾轉迴腸的文化，雖然這些柔和動人的歌聲和朦朧美麗的詩篇，對於經歷了“文革”的那代中國人而言，又是多麼地富有吸引力。換言之，八十年代產生了“文化熱”，這個“文化”的熱度，從街頭巷尾一直擴展到大學校園，後者在影響力的方面，同樣十分深遠，讓人懷念。的確，那一代的年輕人，既吟唱流行的歌曲，亦鑽研深奧的理論。具體而言，這一校園和學界的“文化熱”，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二是熱衷引進西方學術文化。自那時以來，中外學術界對前者的研究已有不少，那時風雲一時的人物如湯一介、杜維明、李澤厚、朱維錚、劉再复等名字，也讓人耳熟能詳。相較而言，對後者的研究則相對少見。而以筆者管見，若以“熱度”而言，八十年代對西方學術、西方文化的熱衷與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相比，應該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研究中國翻譯史的複旦大學鄒振環教授曾著有《20世紀上海翻譯出版與文化變遷》的專著，其中收入“新時期的譯潮——1978年至1999年的上海翻譯出版界”一章，用“譯潮”來形容當時出版界、讀書人對西方翻譯小說和學術著作的空前熱情。鄒著引用了當時初出茅廬的作家陳丹燕的回憶，來描述那時的讀者對那時重印出版的世界翻譯名著的喜愛：“淮海路新華書店外面，買書的隊伍一直排到思南路上，簡陋的木頭門里白熾燈放著淡灰色的光，燈下所有的人都面有菜色。重印的書，簡樸而莊重，就像那時的人心。這情形曾把王元化感動得在街上流了淚”。鄒教授寫道：“這種萬人空巷搶購世界文學名著的景觀，至今回想仍然讓人神往”。

對於西方文學的喜愛，顯然只是冰山之一角。但窺一斑見全豹，足以讓人看到八十年代“文化熱”的高度和廣度。鄒教授在該章中其實利用了大量的篇幅，詳細描述和分析了那時翻譯西方學術著作的熱潮。那時翻譯出版的西方學術類著作，動輒印上幾萬冊，充分顯示了那時讀者的理論興趣和素養。比如田汝康、金重遠編譯的《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和張文傑編譯的《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譯文集》，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筆者躬逢其盛，也親身經歷並參與推廣了那時學術界對西方學術著作的翻譯和推廣。譬如自1986年開始，我與上海的幾位年輕學者一起，出任了上海譯文出版社“當代學術思潮譯叢”（俗稱“黃皮書”叢書）的編委，主要負責歷史學方面的譯介。南京大學楊豫老師翻譯的、英國史家杰弗裡·巴勒克拉夫所著的《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一書，便是該叢書收入的第一本歷史學譯著，出版之後影響甚大，擁有大量讀者。

如果說八十年代中國學術界的“文化熱”有“復興中學（復興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引進西學”兩個方面，那麼史學界的情形顯得有點特殊。以個人的觀感而言，經歷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國那時的史學界，痛定思痛，對中國歷史和史學的傳統均有頗為激烈的批評。比如那時討論比較熱烈的“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問題，就是一例。而世界史的學者則研究西方近代的啟蒙運動，希望藉此而強調批判封建主義的重要性。這些討論促使史學界的同仁認識到“史學危機”的存在，而有關“史學危機”的熱烈討論，則又有助人們清楚地看到更新史學方法的必要性。總之，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相比，八十年代的史學界對開放視野、引進西學抱有更大的興趣。為了迎應這個需要，那時受過西方教育的、我的老師輩學者如華東師大的郭聖銘、王養衝、北京大學的張芝聯、武漢大學的吳於廑、南開大學的楊生茂、東北師大的丁則民等先生，都應邀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等刊物上撰文，介紹和評價西方近現代史學，為開展西方史學的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以中國的西方史學的研究而言，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確是一個重要的、突破性的年代。1949年之後，中國學者對外國史學的重視，始於五十年代向蘇聯學習的時期。通過蘇聯史家對西方史學的研究，中國學者間接接觸和了解了西方史學在現代的變遷。譬如蘇聯史學理論家康恩所著的《哲學唯心主義與資產階級歷史思想的危機》一書，便於1961年翻譯出版。與此同時，中國受過西方教育的學者也直接通過閱讀西方史學的原著加以研究和翻譯。1961年教育部在上海召集了部分留洋歸來的學者開了西方史學史教材編寫的會議，參會者有復旦大學的耿淡如、華東師大的郭聖銘、林舉岱等先生。1962年北大的齊思和先生重譯了美國史家詹姆斯·哈威·魯濱孫的《新史學》 （之前一版由民國時期的留美學者何炳松翻譯），吳於廑先生等人則主持編譯了西方史學名著的小叢書。那時中華書局出版有《歷史譯叢》的雜誌，起初主要翻譯蘇聯學者的論文，但在六十年代也翻譯了西方學者的著作。舉例而言，格奧爾格·伊格爾斯先生在1962年美國的《歷史和理論》雜誌出版了《美國和德國歷史思想中的蘭克形象》一文，何兆武先生立即將之譯成了中文，於次年刊載於《歷史譯叢》。

但1966年文革的爆發，使得這一剛剛起步的教學和研究被迫中斷。但上述學者並沒有停止他們的研究。1975年去世的耿淡如先生翻譯了西方史學史的名著、英國史家GP古奇1913年所著的《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和歷史學家》（該譯本於1998年出版）。而郭聖銘先生則努力從事西方史學史大學教材的寫作。1983年，郭先生所著的《西方史學史概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書篇幅不大，但言簡意賅，概括了西方史學從古代到20世紀初年的演化歷程，為中國學者寫作的第一本西方史學史教科書。笠年湖南師大留美歸來的孫秉瑩先生出版了《歐洲近代史學史》，此書主要根據美國學者詹姆士·湯普森的《歷史著作史》編著而成。之后孫先生又與謝德風合譯了湯普森的原作《歷史著作史》，與耿淡如所譯的《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和歷史學家》一同收入了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上述這些著作的出版​​，與這些學者在當時刊物上發表的相關論文一道，足以證明西方史學史的研究在八十年代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

有幸的是，筆者正是在八十年代初年開始進入這一領域的學習、研究和教學。作為文革結束、恢復高考之後的第一屆大學生，我們這一代人在不同程度上經歷和參與了那個年代的“文化熱”潮。1982年畢業的時候，我決定報考研究生。郭聖銘先生的《西方史學史概要》即將出版，他也招收這個方向的碩士生。記得有次在華東師大圖書館的西書閱覽室巧遇郭先生，那時他還不認識我，我上前與他打招呼，表示了我的想法。他表示歡迎並問我：“請問您尊姓大名？”他對一個年輕學生的這種“敬語式”問話，讓我略吃一驚，一時沒有反應過來。但此後與郭先生熟識之後，覺得毫不奇怪，而是他謙遜為人的一個寫照。

在跟隨郭先生攻讀碩士學位期間，我不但係統地閱讀西方史學的名著，同時也練習寫作和出版習作。本書收入的一些論文，有的正是在那個年代寫作和出版的。郭先生對我向外投稿、發表的做法，並不積極支持，反而告誡我需要謹慎。他曾數次對我說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教導我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落筆分量輕重之重要。他自己也以身作則，常常向我們講述他自己翻譯、寫作時如何反复斟酌詞句，有時為了是否加一個似乎無足輕重的“的”字而考慮再三。我在以前的回憶文章中已經寫道，郭先生的譯作，讀來順暢自如，讓讀者毫無“洋化”之感，充分顯示他精通中英兩種文字，至今讓人深為嘆服。記得與郭先生談話的時候，他也曾數次提到唐代詩人盧延讓《苦吟》中的詩句：“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 ，認為這些名句充分展現了寫作的艱辛。郭先生的這些諄諄教誨，讓我終身難忘。但這裡還需要指出的是，他雖然表面上似乎不支持我積極向外投稿，但事後才有機會知道，有些雜誌收到了我“盲投”的稿件之後，曾向他諮詢，而由於他的認可，我的作品才得以順利刊登。更為可貴的是，郭先生之前和之後都不會與我談起，而是甘於“默默付出”。我們的師生關係，就是如此簡單、質樸！其實，郭先生對我的“積極進取”，言談中也多隱含鼓勵。他曾多次對我說，韓癒的《師說》，道出了師生關係的真諦，那就是老師只是“傳道、授業、解惑”，“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他在弟子麵前也從不以“導師”的面目自居，而是希望我們轉益多師，找各種機會補充、增進我們的知識。郭先生曾多次在公開場合指出，在碩士生的階段就讓一個學生跟定一個老師的做法，並不可取，應該向美國的大學那樣，讓學生修習各種課程，直到確定論文題目的時候才找一位“術業有專攻”的老師來指導完成論文。現在回想起來，正是由於郭先生的開通、豁達和鼓勵，才有助我在攻讀碩士學位期間，與其他行內的專家、老師接觸、討教，如華東師大的王養衝先生、北京大學的張芝聯先生和武漢大學的吳於廑先生等等。1984年我碩士即將畢業那年，又因緣際會，由張芝聯先生引介而結識了伊格爾斯先生。伊格爾斯先生之後鼓勵我去美國留學深造一事，也得到了郭先生的積極鼓勵。他不但為我的申請提供意見，而且還以其精湛準確的英文，親自起草、打字為我寫了熱情、肯定的推薦信。郭先生對我在碩士期間的教育，常常用中國傳統文化來舉例，讓人往往覺得他不像是一個“喝過洋墨水”的留美學者。在跟隨他學習的近三年時間中，我也從未見過他西裝革履的神態，而總是看他穿著樸素的中山裝，腳踩一雙素淨的黑幫白底布鞋。但他親自操刀寫作英文推薦信，則讓我見識了他不但能理解英文，而且還能將之熟練運用。我自己在留學之後才深刻地認識到，能聽懂、閱讀和理解英文是一個層次，而能寫作流利無誤的英文，則又是另一個層次，兩者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距離，並不是每個在西方留過學的人都能做到。三十多年過去了，郭先生也已經於2006年在美國仙逝，但上述這些點點滴滴，仍然歷歷在目，讓我記憶猶新。本書是我結集的第一本西方史學研究的論文集，而我的學術發表也從這一領域起始，我想將此書獻給郭聖銘先生，以銘記他難忘的師恩！

從時間跨度來看，本書選擇收集了筆者自八十年代以來發表的中文論文（其中一篇由人譯成中文）。而本書的內容則從古希臘史學開始，一直到近年出現的、以展望未來為主旨的“後人類史學”。本書的時間跨度和概括內容也有一定的相關性。比如那篇有關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的論文，便是筆者最早發表的論文之一，而有關“後人類史學”的論文，則出版於2019年初，為最新的作品之一。用西方的術語來形容，這些收入的論文大都屬於“專題研究”(monographic studies)，以一個單一的主題作為研究的對象。由此，這些論文的篇與篇之間，似乎沒有直接的聯繫，與通史或教科書類的寫作不同。不過其實它們之間還是有著許多關聯的，筆者將在下面稍加交代。專題論文的寫作有其明顯的長處，可以讓作者對一個課題做一個比較深入的分析和論述，這又是通史類或教科書類的著作無法企及的。從史學史的發展角度而言，專題論文的寫作是現代史學的產物，而之前的傳統史學，則基本以通史類的體裁居多。難怪法國史家朗洛瓦和塞涅博在19世紀末年出版其之後受眾甚廣的《歷史學導論》（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中譯為《史學原論》）的時候，明確將歷史論著分為“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和“專題論著”(monographie) 這兩類了。

本論文集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處理西方史學的傳統和轉型，第二部分探討其戰後、特別是20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發展趨向。這是我多年來治西方史學史特別關注的兩個方面和方向。當然，雖然關注，但研究稱不上全面，而是多有側重。為了節省篇幅，此處只做簡單的說明，目的是避免讀者的誤解。首先，本書所指的“傳統”及其“轉型”，主要以近代史學為對象；我沒有像常人所想像的那樣，將這一史學“傳統”定義和追溯到古代希臘羅馬乃至更早期的兩河流域和古埃及時期的歷史書寫源頭。當然，儘管是近代的“傳統”，它也有其歷史淵源，因此我在書中收入了對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的研究。修昔底德雖然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紀的古希臘，與西方的“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僅相差二十多年，但在許多方面，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與希羅多德的《歷史》相比，表現出明顯的不同。《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不但有一個明確的主題，而且修昔底德在史學方法論上也有希求“實證”的意向。同時，修昔底德有他對歷史進程的哲學性的思考，也即認為人性的弱點（貪婪、野心等）會造成歷史的悲劇，而不是神意的驅使或反映。（當今學界常常提所謂“修昔底德的陷阱”，便是一例，不過許多使用者不曾讀過原著，對之的解釋往往不盡全面和準確）。由於以上諸種原因，修昔底德在近代常常被人提起，視其為一個具有“現代性”的史家，而近代史家對修昔底德的推崇，其實反映了他們自身對歷史研究所形成的既定規範的一種共識。這些共識的主要方面就是：（1）歷史研究需要以單一的主題為對象，也即寫作上面所說的“專題論著”；（2）歷史研究需要用懷疑和謹慎的態度，採用審定、批判過的史料；（3）歷史書寫需要對歷史的進程有一種哲學的思考，認可和揭櫫一個“宏大敘事”，以歷史不斷進步的信念為特徵；（4）歷史進步的主要表現在於民族國家的興起，由此歷史書寫需要以其為視角來加以敘述。本書第一部分的首篇論文--《西方史學如何完成其​​近代轉型？》--主要交代了這些共識的起源及其發展，之後的幾篇論文則通過不同的角度和人物，具體論述這一近代“傳統”的形成及其特點。但自《歷史的總體研究——年鑑學派對我們的啟迪》一文開始的四篇論文，我則希望指出如果這一近代史學的範式在統一前後的德國成型，以蘭克學派為主要代表，那麼自20世紀初年開始甚至更早，其批評者已經日益增多，使得這一“傳統”開始走向“轉型”了。

如同上述，本書的第二部分討論戰後的“思潮”和“趨向”，這兩個詞如果用英文，那麼都應該是“複數”的，意謂不是一種“思潮”或“趨向” 。此部分的論文基本從理論和方法的兩個角度探討現代史學的變遷，而兩者之間又相輔相成、互為里外。這一部分以戰後德國“比勒菲爾德學派”的興起為首篇，便是因為該學派的學者對德國發動這兩次世界大戰的反思，可以作為戰後史學家批判近代史學傳統的一個起點。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悲劇，讓人懷疑和質疑西方文化現代性的優越，將其作為思考、反省的對象。而其思考、反省的結果，從理論的層面而言，便是自六十年代以來、後來被稱為“後現代主義”的思潮，其主旨之一是批判本書第一部分所描述的近代史學“傳統”，譬如歷史不斷進步的信念和蘭克史學的客觀性等等。後現代主義及之後的後殖民主義的批評者發現，檢討這一史學的“傳統”，必然要全面考察18世紀啟蒙運動的精神遺產，在檢討、揚棄的基礎上思考如何走出其窠臼。該部分收入的《西方當代史學與“後學”思潮：以啟蒙運動為中心的討論》和《從歷史思辨、歷史認識到歷史再現：當代西方歷史哲學的轉向與趨向》，希望對戰後史學的主要思潮及其表現，在理論的層面做一個比較詳細的梳理。而兩篇有關後現代主義緣起和特徵的論文及另一篇討論後殖民主義的譯作一起，則想集中地討論這些理論探索，如何影響和主導了戰後、特別是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歷史研究。從《文明比較、區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所見之史學研究新潮》​​開始的最後四篇論文，則希望從方法論的角度，從全球史、新文化史、情感史和“後人類史學”等方面，展現和分析當代史學的幾個最新的發展趨勢。

筆者在以往數次的公開講演中已經指出，當代史學的多重趨向，可以用“愈做愈大和愈做愈小”這樣通俗易懂的詞語來形容。前者當然指的是21世紀初年以來世界各地的史家對全球史的高度重視，而後者則與當代史學界同仁所關注的“碎片化”現象相連。換言之，當代的史學趨向出現了這樣的“分叉化”(bifurcation) 特徵：在史家將其目光從之前的民族英雄和國家興亡轉移到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的時候，他們也嘗試超越民族-國家的視角而對人類歷史的演化從全球的、地球的和宇宙的背景下加以宏觀考量和整合分析（如“大歷史”的探討）。更需要指出的是，這兩種趨向貌似“分叉”，但其實也存在內在的聯繫：許多似乎以細碎的事件、平常的物品和普通的人物為對象的歷史書寫，其考察和研究則往往顯示了跨學科的方法和全球性的意義。比如斯溫​​·貝克特的《棉花帝國：一部全球史》就是一例。如其書名所示，此書考察的對像是平常不過的棉花，但作者則以此入手，探討近代以來全球範圍棉花的種植，如何影響了資本主義的進程。而另一個例子是許多學者對於茶葉和飲茶的研究。如艾瑞卡·拉帕波特500多頁的巨著《帝國之渴：茶如何塑造了近代世界》和之前馬克曼·艾力斯、理查德·卡爾頓、馬修·懋格爾合著的《茶的帝國：亞洲的茶葉征服了世界》都指出產自的中國古代的茶葉，如何首先征服了英帝國，然後經後者在近代世界之“日不落”規模，又如何將之全球化的生產和銷售，使之成為現代人類社會的一種“全球飲品”(global drink)。研究茶葉的歷史和飲茶的文化，成為了探究現代世界形成的一個嶄新和重要的角度。

序

第一部分西方史學的傳統與轉型

01 西方史學如何完成其​​近代轉型？——四個方面的考察

02 論修昔底德對西方史學的貢獻

03 博林布魯克的歷史研究

04 歷史進化思想在西方的形成和演變

05 簡論蘭克與蘭克史學

06 近代德國的歷史思想和實踐

07 歷史的總體研究——年鑑學派對我們的啟迪

08 查爾斯·比爾德經濟史觀的形成及其影響

09 試析現代西方史學中的相對主義傾向

10 卡爾·波普爾的批判歷史哲學及其意義

第二部分“二戰”之後的思潮和趨向

11 現代德國史學的發展和演變——以比勒菲爾德學派為例

12 米歇爾·福柯和現代史學思潮變化之淵源

13 如何看待後現代主義對史學的挑戰？

14 西方當代史學與“後學”思潮——以啟蒙運動為中心的討論

15 從歷史思辨、歷史認識到歷史再現——當代西方歷史哲學的轉向與趨向

16 悖論的力量——後殖民主義對現代史學挑戰的雙重影響

17 文明比較、區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所見之史學研究新潮

18 新文化史的興起與史學觀念的變化

19 為什麼情感史研究是當代史學的一個新方向？

20 人寫的歷史必須是人的歷史嗎？——“後人類史學”的挑戰

為什麼情感史研究是當代史學的一個新方向？

要回答本文標題所提的問題，筆者覺得可以從2017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的頒獎講起。該獎公佈之後，學界和媒體都稍感意外，因為得獎者理查德·塞勒（亦譯泰勒， Richard Thaler），雖然在著名的芝加哥大學商學院任教多年，但並非“正宗”的經濟學家。如果讀者有便讀一下塞勒與人合作的《助推》這一本著作，一定也會產生這樣的印象：這本書實在不太像常見的經濟學的著作，因為它不但語言生動，而且處理的問題如同書的副題所示，是《事關健康、財富和快樂的最佳選擇》，更像一個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應該處理的課題。當然，如果塞勒因其研究不夠正宗而成為“黑馬”，那麼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1933—2012)在2009年成為史上唯一的女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似乎更讓人跌破眼鏡，因為奧斯特羅姆主要是一位政治學家。

奧斯特羅姆和塞勒的得獎，其實正好反映了當代經濟學、乃至當代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傾向，那就是跨學科研究已經成為各個學科發展的主要趨勢，而且成果喜人。塞勒的研究領域，稱為行為經濟學，需要採用心理學等學科的方法。而要想理解為什麼塞勒的研究，會受到諾貝爾獎委員會的青睞，我們還得從近代學術的淵源談起。如所周知，近代西方之所以在18世紀之後稱霸全球，其原因之一就是啟蒙思想家提倡的理性主義思維，為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理論前提。而亞當·斯密（1723—1790）的《國富論》則不但是近代經濟學的經典之作，其闡述的觀點也為近代國家和社會所普遍接受。簡而言之，亞當·斯密的理論出發點是，承認自私自利為人的本性。但與大多數傳統文明的教誨相反，他不主張要求人犧牲自我、“克己復禮”，抑制利己的慾望。斯密認為人的自私，是一種理性的行為，而這種理性的行為，是市場經濟良性競爭的基石。換言之，人的利己性行為，將促進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亞當·斯密的理論，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仍有深遠的影響。但自1950年代開始，經濟學家已經對斯密所謂的“理性的人”及其理性的經濟行為，做了一系列的修正。比如許多經濟學家指出，斯密所稱的“理性”，仍然有所限制，因此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塞勒寫作《助推》，體現了一個最新的努力。用一些簡單的比方來解釋亞當·斯密“理性的人”的經濟行為就是：買東西的人都希望買盡量便宜和好的東西，甚至是不花錢得到；賣東西的人則都希望東西賣得價錢高一些。不過，不但經濟學家而且普通人也會發現，有不少的時候，人的經濟行為並不完全受制於理性。比如雖然一般人購物都會注意性價比，但也有人追求品牌，願意出錢買性價比低的商品。這一追求品牌、炫富顯耀的慾望，就是一種心理和情感的行為。相反，有的人雖然收入頗豐，但卻自奉甚儉，其做法常常反映了道德追求、家庭教育和個人偏好，與理性考量沒有太多聯繫。事實上，現代社會的稅制，至少以西方國家而言，是希望人們按酬、合理消費—掙得多也花的多—由此來促進經濟發展。同理，一個人如果掙得少，那麼也應該節制消費，以免破產之後增加對社會的負擔。這一稅制的建立，大致是理性考量的結果，但在實際操作的層面，顯然並不如其所願，因為許多人的消費習慣，常常感情用事（西方國家中每年申請破產的人數，不計其數） ，不完全受到理性思維的控制。

塞勒在其《助推》的書中，舉出了不少的例子，說明人的情感、心理等非理性的層面，往往對一個人的經濟行為，有著深刻的影響。比如塞勒說了一個他自己做過多次的實驗：把一個印著校徽的咖啡杯，送給這個大學一個班級學生中的一半人，然後讓他們寫上在什麼價格上他們願意賣掉這個咖啡杯，而又讓另一半沒有咖啡杯的人寫上他們願意出什麼價格買他們同學的咖啡杯。實驗的結果總是：賣咖啡杯的讓價往往兩倍於買咖啡杯的出價。塞勒指出，這個實驗證明，人一旦有了什麼東西，就不願再失去；由此類推，許多股票投資者買了股票之後，即使股票價值下跌，回升無望，他們也不願出售。另外，他還舉例說道，人還有從眾的行為，別人買了什麼，即使自己並不需要，也還是會跟風去買。種種這些例子都說明，人的行為並不完全受控於理性。比如人怕失去的行為，既表現為一種心理（佔有欲？），也反映出一種情感（戀物、懷舊等等），兩者之間很難做絕對的區分。

塞勒等經濟學家研究的是當代人的行為，那麼在過往的時代，人的行為也是否有類似的地方呢？這就是當今情感史研究想處理的主題。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承認歷史由人來創造，那麼這一創造是否也受到情感等非理性層面因素的影響？情感史研究的學者認為，答案絕對是肯定的，而且他們還認為，近代史學對這方面的關注，實在是太欠缺了。芭芭拉·羅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是美國情感史研究的一位先驅者。她在一篇文章的開始寫道：“作為一個學術分支，歷史學最早研究政治的變遷。儘管社會史和文化史已經開展了有一代之久，但歷史研究仍然專注硬邦邦的、理性的東西。對於歷史研究而言，情感是無關重要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另外兩位美國學者蘇珊·麥特(Susan Matt)和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則指出：對情感的研究“改變了歷史書寫的話語—不再專注於理性角色的構造”，而情感研究已有的成果已經讓史家看到，“不但情感塑造了歷史，而且情感本身也有歷史。”

羅森宛恩等人的觀察，頗為犀利，不過也有偏頗的地方。他們所指的歷史研究，主要是近代史學。作為一個中世紀史的專家，羅森宛恩應該清楚，在近代之前，史書的寫作常常記錄人的情感行為，如喜、怒、哀、樂、恐懼、妒忌、愛慕、敬畏等等的表現。而在古代，一些史家還讓天上的神也具有這些情感、情緒。比如西方的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就有所謂的“神嫉說”，認為世上的一個人如果很成功，或許會由於神的嫉妒而遭到懲罰。中國傳統史家相信天人感應，所以也在史書中常舉“天譴”的事例來告誡世人。西方中世紀的史家，則更加突出人對上帝及其在世上的代表—教會—的敬畏和服從。同時，教皇、國王或皇帝的情感波動（愛恨情仇等），如何影響了歷史的過程，也受到了極大的關注，常常成為解釋歷史變動的重要原因。

但近代史學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興起，逐漸將這些非理性的因素從歷史書寫中剔除了，其重要原因就是理性主義的伸揚。這一取徑，有助史家在書寫中去除神蹟和迷信，從科學的角度來審視歷史的演化。18世紀啟蒙思想家，在這方面有開創之功，影響深遠。他們受到17世紀科學革命的激勵，力求在人類歷史中發現、闡釋其中的規律，而他們所發現和堅信的歷史規律，就是歷史將不斷進步，而其進步的原因就是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的不斷擴展。啟蒙思想家號召解放思想，其宗旨就是希望人們充分運用理性思維，對一切事物進行科學的探索和解釋。如此做法，便能擺脫上帝或其他超自然神靈主導歷史進程的傳統觀念。18世紀以降，歐洲出現了不少著名的歷史哲學家，如黑格爾、孔德、馬克思等人。他們的理論構建自然有許多不同，但他們著述的宗旨，都在指出和闡釋歷史演化的因果規律。如黑格爾認為歷史的動因，在於精神（理性）的延伸和壯大，儘管在這一過程中，精神需要與熱情交相互動，但精神始終佔據著主導的地位，由此而推動歷史向前、向上發展。

黑格爾對人類歷史演進的勾勒，有點天馬行空，主要在抽象、理論的層面。由此而受到他的同胞、德國和近代歐洲科學史學之父利奧波德·蘭克的批評。但其實黑格爾與蘭克也有相似的地方—哲學家的黑格爾也想舉例來說明精神如何通過歷史上出現的機制，來展現它的擴展和壯大。黑格爾寫道：“我們在前面提出了兩個因素：第一，自由的觀念是絕對的、最後的目的；第二，實現'自由'的手段，就是知識和意志的主觀方面，以及'自由'的生動、運動和活動。我們於是認為'國家'是道德的'全體'和'自由'的'現實'，同時也就是這兩個因素客觀的統一。”而在另一處，黑格爾又這麼說道：“主觀的意志—熱情—是推動人們行動的東西，促成實現的東西。'觀念'是內在的東西，國家是存在的、現實的道德的生活。” 簡單言之，黑格爾認為理性讓人們獲得自由，但需要通過熱情，而國家是理性和熱情、客觀和主觀的有機統一。

對近代國家的重視，讓黑格爾與蘭克的歷史觀取得了一致（由此兩人都被視為是德國歷史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蘭克治史的主要特點和成就，就是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考察歷史的變動。像黑格爾（乃至與亞當·斯密也有點相似）類似，蘭克認為近代國家的興起和相互之間的競爭，是勾勒近現代歷史的主線。而在另一個方面，蘭克史學也與黑格爾歷史哲學有相近的地方—黑格爾認為“熱情”這一感性的因素，推動了人們的行動，但理性才是歷史演進的最終動因。換句話說，黑格爾認為理性有其“狡計”，那就是利用了“熱情”來加以施展自己的作用。同樣，蘭克的史學以標榜客觀治史、使用嚴肅的檔案史料著稱，也就是注重羅森宛恩所謂的“硬邦邦的、理性的東西。”蘭克史學不但強調史家在寫作史書的時候，剔除個人的情感因素，保持一種“超然的”(detached)立場，而且在處理、解釋歷史人物和事件中，也同樣去除其情感等非理性的作用。

說到這裡，筆者想說明一下，歷史書寫注重從理性的層面分析歷史的因果關係，本身體現了近代歷史編纂學的一種進步，並無疑問。譬如清代官方史家編寫、遲至18世紀完稿的《明史》中，我們還可以見到那些現在看來荒唐無稽的描寫。《明史·太祖本紀》這樣來描述朱元璋（1328-1398）的出生：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諱元璋，字國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鍾離。生四子，太祖其季也。母陳氏。方娠，夢神授藥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餘香氣。及產，紅光滿室。自是，夜數有光起。鄰里望見，驚以為火，輒奔救，至則無有。比長，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

相似的例子，在歐洲中世紀史書中，也比比皆是。蘭克史學之所以自19世紀以來，對世界各地的歷史書寫，有著如此重大的影響，也主要因為它強調史料的嚴格考訂和寫作中以可信的事實為據。受到那時科學研究的影響，所謂“可信的事實”也就是能被證實、檢驗而又符合常理的歷史記錄。比如以蘭克史學為模式的現代民族史學，也常常以那些開國的民族英雄為重點寫作，其中也會講述一些他們略有些“異常”的故事（比如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幼時誤砍櫻桃樹，然後向家人坦誠交代的故事），以突出他們之出眾超群，但不會有出生時“紅光滿室”的描寫，因為太有悖於常理，更無法證實。

那麼，情感史的研究，是否要重新恢復前近代史學寫作的路徑呢？顯然不是。假設以朱元璋為例，情感史的研究者不會相信朱出生時的奇異現象，但他們會研究如果這些即使不能證實的奇異現象，為朱元璋後來的造反事業，發生了某種影響，譬如當時有一些人相信了他“命里為天子”而跟隨他起義等等的行為。換言之，情感史的研究者不會僅僅從理性的層面研究朱元璋的起義，比如他自小生活艱辛，看到反抗元朝的起義能讓他獲得生機等因素。而是會注重探討另外兩個方面。一個可以是朱元璋從小被父母送去佛寺，在那裡度過童年所具有的或許異於常人的心理、性格特徵，然後這些特徵又如何影響了他的反元鬥爭及其建立明朝之後的作為。而另一個更大的可能是研究朱元璋的起義活動中，其領導者和參加者的反元情緒和漢人情結，如何發揮了某種程度的作用。

在對朱元璋的研究中，為什麼情感史的研究有可能會探究以上這兩個方面，我們需要簡單回顧一下情感史的興起及其與近現代史學發展的關係。蘭克認為民族國家的興起引導了世界歷史的發展，由此倡導民族國家史學，也就是國別史。也就在幾乎同時，歐洲興起的民族國家也陸續建立了國家檔案館。法國的國家檔案館在近代世界中最早，於1790年建立，而蘭克出生於1795年。民族史學的寫作以使用政府檔案為主，兩者所以有相輔相成的聯繫。現在已經有大量的歷史研究指出，民族國家史學的寫作和出版，是推動近代民族主義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至今仍然如此。從這一方面考慮，民族國家史學就是民族主義史學，有著濃厚的意識形態因素。所以蘭克史學標榜客觀治史，顯然站不住腳，因為政府檔案必然含有註重政治人物的偏見，而且以民族國家為單位考察歷史，本身也代表了一種片面的立場。

民族國家與民族史學之間互融、互補的關係，使得後者成為了近代史學的主流。舉例而言，至今美國圖書館的編目，仍然以國別史為單位，比如D和E為歷史書籍，而所有的美國歷史的書，其書號都以E卡頭，而其他國家的歷史書，則歸在D類，譬如英國史的書號以DA開頭，法國史以DB開頭等，以此類推。其他國家的圖書編目，大致也依照類似的模式。的確，追隨蘭克的榜樣，近代史家（包括非西方地區的史家）寫作了大量以民族國家為視角考察歷史變動的史書。但與蘭克本人的著作有所不同的是，由於政府檔案資料日益豐富，蘭克的追隨者所寫的史書，均以史料為據，“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主題幾乎無一例外都有關政治、外交和軍事的事件和人物。這種單一的寫作模式、詳盡的史料鋪陳，讓歷史書寫變得乾燥無味，局外人更是望而卻步。所以蘭克史學模式的流行，一方面有助歷史研究的職業化，提高了它的科學研究水準，而另一方面則導致歷史研究和書寫與大眾、社會嚴重脫節，削弱乃至喪失了其原有的社會功用和影響力。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砲火硝煙中，近代史學那種高高在上、埋首於“象牙塔”中沾沾自喜的行為，受到了許多思想界人士的批評。19、20世紀之交，心理學、人類學、經濟學、地理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的興起或更新，也使得不少史家覺得有走出蘭克史學模式的必要。1929年法國史學界《年鑑》雜誌的創辦和“年鑑學派”的崛起，就是一個顯例。目睹了希特勒上台、納粹主義在德國和歐洲其他地方的興盛，年鑑學派的第一代史家呂西安·費弗爾提倡研究“心態史”，其中也包括研究大眾情感，因為希特勒的成功上台，與他操弄大眾情感、調動大眾情緒，顯然有不小的關係。與蘭克學派的後人注重鋪陳史料、描述歷史上的個別事件相反，年鑑學派的史家，特別是第二代的費爾南·布羅代爾和第三代的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均提倡擴大歷史研究的視野，從各個方面探究歷史的動因、抑或不動因，希圖展現一種“全體史”(histoire totale)。

既然要揭櫫歷史的各個方面，“全體史”從道理上來說也會包括人的情感，因為歷史經驗已經表明，歷史的變動、甚或不變，必然摻雜了情感的因素。而這種對歷史整體變動分析、考察的興趣，是20世紀史學發展的主要趨向。在20世紀上半葉，史家比較傾向認為思想史的研究能揭示歷史的動因，而在二次大戰之後，更多的人認為社會史是最佳的選擇。研究、分析社會的整體演進，史家的視角觸及到了婦女、家庭和兒童及其他原來名不見經傳（更確切地說是“名不見史傳”）的群體。所以婦女史、性別史、家庭史和兒童史等新興史學流派的興起，均與情感史的研究相關。至少從美國史學界的情況而言，情感史的研究與社會史的興盛，關係頗大。社會史家注意考察人的行為模式在各個歷史時期的變化，他們也發現人的情感的表現，也同樣受到社會結構的製約，由此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不一。於是，情感表現的“歷史性”，也即“情感有沒有歷史”的問題，首先為他們所提出並做了正面的回答。另外，情感史研究關注和致力於強調的，則是情感等感性層面的因素，如何影響了人們的行為和歷史的進程。這樣，筆者也會回到本文一開始所提出的現象和問題。

考慮讀者可能的興趣，下面我以兩位美國華裔史家的著作為例，對情感史研究的以上兩個方面，略作解釋和說明。這兩部著作不但由華裔學者所寫、都在2007年出版，而且也都以中國近代史為主題。第一部書由現在任教斯坦福大學東亞系的李海燕所寫，題目為《心靈革命：現代中國的愛情系譜，1900-1950》。如同標題所示，此書的主題是愛情(love)，而這個標題還顯示，作者不把愛情看做是一種普遍的、超歷史的情感，而是希望勾勒愛情在現代中國的變化。的確，雖然喜怒哀樂、愛恨情仇在人類歷史中一直存在，但其實每個歷史時期的表現，常常是相當不同的。李海燕將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處理明清小說中講到的“情”，她稱之為“儒家結構中的感情”。第二部分討論五四運動時期的愛情，貫名為“啟蒙運動結構中的感情”。然後第三部分以“革命結構中的感情”，自然是有關共產主義革命中的愛情。選擇這段時期討論中國文化、歷史中的愛情，應該說匠心獨具，因為毫無疑問，正是在這段時期，愛情開始進入並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當然，愛情並不完全是近代化的產物，因為在明清小說中，有關“情”的描寫十分豐富；李海燕甚至提出，那個時期有一種“情的狂熱”(cult of qing)。不過這個“情”主要在倫理和思想的層面，而在第二時期，“情”則變成了浪漫和心理的概念。當中國進入反清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時期，中國人也進入了一個情感解放的時期—革命者不但思想激烈，行為同樣激進。不過到了第三時期，情感和愛情被要求服從於“大我”，也即革命事業的需要。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在這裡無法細細講述該書的許多內容，但以上的簡述，已經可以看出《心靈革命》一書，用中國近代史的例子（雖然作者主要用的是文學作品），充分論證了情感如何在歷史的長河中，經歷了種種變化。

第二部書題目為《公眾激情：施劍翹案和同情在民國時期的興起》，作者為現任教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的林郁沁。此書圍繞1935年施劍翹（原名施谷蘭，1905-1979）刺殺軍閥孫傳芳（1885-1935）、為父報仇，引起全國轟動的事件。有關這個事件，已有一些研究，比較重視施的所作所為是純粹個人行為，還是與國民黨政府、甚至軍統有著某種關係。施劍翹刺殺成功之後，立即向警察自首，審判的時候也對其行為，供認不諱，直言就是為了替父報仇。她的理由是，其父施從雲在與孫傳芳交戰時被俘，孫將其斬首示眾，有違公理。林郁沁則從情感史的取徑，討論“公眾同情”(public sympathy)如何由此案激起，不但影響了此案最後的審判結果（施本應判重刑但只判入獄十年，之後又為國民黨政府大赦，恢復了自由），而且還在近代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扮演了一個頗為重要的角色。換言之，情感、特別是公眾層面情感的激發和波動，影響了歷史的進程。

林郁沁的書不但揭示情感—同情—如何影響了歷史事件的進程，而且也討論情感的歷史性：施劍翹為父報仇，被人視為展現了中國傳統孝道的美德，而公眾為此案激起的同情而影響案情的進展和結果，又顯示了中國社會的近代性。同樣，李海燕的書不但討論了愛情在現代中國的變遷，而且也展示愛情這一情感表現和行為，如何嵌入和改變了現代中國人的生活。這兩本書都清晰地揭示，在中國走向近現代的過程中，情感不但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著名的五四運動就是中國人民族主義情感的爆發所致），而且情感本身也經歷了重要的變化，值得我們探究。

作為本文的結論，我想從以下四個方面簡單講述一下情感史研究與當代史學發展的緊密關係。第一，在很大程度上，情感史研究的開展是戰後世界範圍學術發展總體趨向的一個表現—本文以諾貝爾經濟學家獎的得主開始，便想挑明這一點。第二，情感史的研究又是戰後國際史學界變化的產物，與社會史、文化史、婦女史、家庭史、兒童史乃至最新的動物史（人類如何培養動物、與之共存又對之付出情感）研究，均有水乳交融的關係。第三，情感史並不否定理性主義分析，而是想擴大歷史研究的領域，在理性和感性的雙重層面對歷史事件和人物加以深入的分析。第四，情感史的研究需要而且採用了跨學科的方法（心理學、神經醫學、社會學等），展現了當今史學不但與社會科學結盟，也與相關自然科學聯手的嶄新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