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洋變形的不同世界（簡體書）

分說：華洋變形的不同世界

“世界”“國際”“全球”這樣的概念，今日幾乎成了從官方到民間的口頭禪，國人大都耳熟能詳。可是，如果真的放到世界和國際的範圍內考察，則不難發現，中國人許多習以為常的概念用法，與各國有別，於情理不合，於實事有異。例如世界史的劃分，放眼世界各國，或者根本沒有所謂世界史，只有歐洲史、美國史或西洋史等等國別或區域史，或是雖有世界史而包括連同本國在內的世界上所有國家，且往往以本國為世界史的中心。唯獨中國，世界史是除了中國之外其他各國的歷史。難怪 20世紀 80年代中國的世界史家有人呼籲重寫世界史，不僅要放入中國，而且要以中國的眼光來撰寫。

不過，這樣的形態，背後有著很深的歷史淵源，即近代以來“天朝”或“中華”與外部世界關係的升降浮沉。在中國與世界的觀念架構之下，二者顯然分屬不同的範疇。無論“夷夏大防”“中體西用”還是“用夷變夏”，可以說，在中國人的精神深處，世界其實是一個並不包括自我的他者的時空。只不過由原來以為屬於野的化外，逐漸變成呈現另一套從形式到內涵均截然不同的文的世界。在天下的架構中，這個化外的世界本來應該由中華的文來教化，可是隨著彼此的接觸日益增多擴大，卻似乎顯示出代表著比中華程度更高的文化，反而成為中國仿效的楷模。近代以來中國人越來越意識到，只有為他者的文所化，才能避免落入野的境地，以至於亡國滅種。這樣的轉變，絕非傳統的禮失求諸野，簡直就是文野之判的乾坤顛倒。

相當吊詭的是，開始被動地被拖入世界體系的時段不必論，即使在後來積極主動爭取進入世界的進程中，中國人似乎也沒有真的準備成為他者的一部分，反而將自身置於與世界對等的地位。原來自外於世界的中國，通過逐漸進入世界體系，確定本國在其中的排序，並試圖爭取更好的位置。與此同時，作為參照系的世界仍然只有工具性價值，獲得獨立生存和發展的條件，目的還是在於取得與世界對等的權力及資格。本來是進入世界之林的旅途，達到的卻是與世界平起平坐的終點。凡此種種現象，今日隨處可見，透過世界之窗看到的都是外國，錦繡中華與世界之窗並列，昭示著兩個不同的世界情景。讓世界就在你面前的世博會，某種程度也意味著世界其實就是外國的同義語。而中國館的位置及形制，又可見中華為天下中心的潛意識。在國人的觀念中，究竟如何安放世界，以及如何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大有探究的餘地。中國與世界的說法，立意或許是想顯示其具有世界眼光，然而問題意識的內核卻是純粹的中國觀念。所以看似很世界，其實很中國。或者說是在世界的外殼下表達了中國的意識。

由此看來，中國人觀念裡的世界並沒有固定不變的時空界限，而是常常暗中發生挪移轉換。因緣佛教而來的“世界”，雖然包含無窮無盡的遷流與方位（大體相當於所謂宇宙），一般民眾的感覺還是區分彼此，對於他們而言，世界就是精神的彼岸。況且，近代以來的世界或國際，事實上存在與泰西、西洋、萬國的淵源演化關係。近代先驅者開眼看世界，目光所及，主要就是歐美列強。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甚至於時下多數人心目中的世界和國際，還是依稀可見泰西的影子。在他們看來，與國際接軌，瞄準世界前沿，都是以發達國家為準的。否則，不僅不值得考慮，甚至能否算作世界和國際，本身也成為問題。在一體進化系列排位元處於中國後面的部分，只是作為防止的警訓值得借鑒。就此而論，中國與世界，其實不過是華洋兩分的變形。而洋的一邊，即使包括東洋、南洋、小西洋和大西洋，仍然不能覆蓋整個世界，華洋之間，存在不少灰色地帶。在價值取向上，更是以西洋以及西洋化的東洋為準的。

這樣的認識是近代以來受社會進化論影響的結果，傳輸給中國人這一套觀念的主要是東鄰日本。在那樣的時代，連統計學的重要功能也旨在告訴人們自己國家的整體及分支的各個領域在世界的排序，以起到警醒國民的作用。在追趕先進，以免國墟人奴的思維架構下，同一個世界顯然被分成了層次不同的三個部分。這與後來三個世界的說法頗有淵源。要想跨越其間的界限，誠非易事。這樣的隔閡，至今依然存在。明治維新的日本，在那一時代是少有的追趕先進成功的事例。

既然所有國家都存在於同一個世界體系之中，並且以所謂發達國家為取法楷模，世界其實只有一個，所有的思維行為應該一律。而這樣的觀念，實在是另一個世界自我認識的放大，即歐洲中心觀的體現。如今位於東亞的日本被算入西方發達國家的陣營，雖然滿足了一些日本人士脫亞入歐的願望，但多少顯得有些怪異，其表明歐洲中心控制數百年來人類思維的情形，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歐洲尤其是德國的基督教一元化觀念，在相關學者重構思想學說體系時留下深刻印記。將全世界所有國家安放在統一的世界體系之中，是這種一元化思維的典型表現。而能夠被裝進同一系統，自然需要統一的思維和行為準則。原來多元化的規則樣式，便要用一致的標準加以裁量。而能夠用於統一標準的，理所當然地就是位居整個系統前列的泰西列強。隨著帝國主義時代的演進，歐洲人的思維方式乃至行為準則似乎越來越具有“普世價值”。

可是，歐洲人發明的那些東西，有許多原來並不一定有為世界各國人民共享的遠大抱負，大都因緣解決本國，至多只是歐洲範圍內不同國家的問題。顯例之一，所謂國際法，開始顯然沒有將世界所有國家考慮在列，也並非根據各自不同的社會歷史文化，綜合融匯，制定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則。和許多現行觀念一樣，後來被稱作國際法的那一套，發明者自己也沒有命名。來華傳教士譯為“萬國公法”，有意無意間便是要宣示其“普世價值”，後來遂在東亞變成國際公法。清人面對列強，始則以中華禮儀為準則，結果非但抵擋不住強權，而且連禮儀之邦的面子也要拱手讓人，於是轉而努力學習運用並且試圖嚴格遵守國際法，可是在外交實踐中仍然處處碰壁。弱國無外交的說法，充分顯示強權還是國際法的重要支點。

在進化論的一元框架之下，中國人不斷以“以他為我”的標準，追摹仿效。凡是人有我無的，都要移植；凡是人無我有的，都要革除；凡是形同實異的，都要改變。大到典章制度、知識系統，小到語言文字，乃至飲食結構，無一不以名為世界實則泰西為標準，大有非將中國人種徹底改造不足為功之勢。凡持守成態度者，多被扣上守舊甚至頑固的帽子。挾洋自重似乎成了學習先進的同義詞，同時也是進入世界的唯一通道。而在千辛萬苦的努力之後，往往感到原來孜孜以求的正當性不免有幾分削足適履之嫌。所以為的別人的好是否真好暫不必論，至少還有橘逾淮為枳的危險。時至今日，在全球化、與國際接軌、瞄準世界前沿等等觀念主導下誤入歧途的情形依然比比皆是，待到幡然夢醒之時，只能慨歎既知今日何必當初。

諸如此類的觀念，今人好從定義加以把握，往往不能反映蘊含於其中的複雜歷史糾結。有研究顯示，東亞各國在進入世界體系之際，往往參酌國際法而力圖使得如何解讀應用有利於己方，尤其是在一系列條約談判過程中，充滿著觀念的爭拗和利益的角逐。條約文本所隱藏的歷史發生和演化的複雜進程，不是僅僅在現行的語言系統尋找對應概念所能夠準確理解的，相反，認識歷史本事的淵源流變，才能把握隱含於文本定義中的言人人殊和變幻莫測。

所謂國民外交，正是世界一體化進程中出現的新事物。此一題目，近年來已有學人寫過專門論著，可惜不無望文生義之嫌。想當然地將國民與外交相組合，再按照這樣看似理解實則設定的框架，將各種非政府官方而涉及外交的資料史事組裝進其中。史事的發生及其演化已經被後設的觀念所取代曲解。其實，並非所有與外交有關的民的言行都屬於國民外交，甚至國民外交的淵源也不一定當然地具有正面意義。國民外交在歷史上是帝國主義的產物，隨著跨國公司的全球性擴張，不同國家之間的關係，超出其正式代表的政府層面，擴大到國民及其各種形式的組織之間，並且在國與國的關係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在發達國家已經落伍甚至趨向反動的東西，到了後發展國家可能成為進步的動力。近代中國的國民外交，是在社會由四民轉向國民的進程中發生，國民意識的自覺，使得人們開始擺脫臣民的束縛，以國家的主人自認。既然國家本來就不僅僅屬於政府，而是全體國民，再加上清政府對外交涉著著失敗，喪權辱國，於是在國民眼中其日益失去代表國家的資格。可是國民一時間無力推翻清政府，又不願忍受列強的霸道，不甘心將利權拱手讓人，於是以國民代表國家的名義撇開清政府，直接與外國交涉。這種和文明排外緊密聯繫的行為，在清季成為國民排斥清政府和抵拒強權的重要形式，民國以後則逐漸演化為政府外交的後援和補充。與此同時，列強各國的國民外交也開始發生變化，其中一部分與後進國家的國民外交產生積極聯繫。

清理相關的觀念和本事，並非僅僅為了認識歷史，因為歷史仍然對現實乃至未來有制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人類的思維與行為，如果長時期以單一的文化為取向，不能讓各種文化相互相容，甚至以趨同化來消磨其他文化物種，與生物界的單一化同樣，都將是災難性的。人類不可能也不應該永遠以一種文化佔據主導、統治和壟斷地位，如果中國文化應該而且可能更多地對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那麼中國人對於自身和世界的解讀，就不僅關係自己的過去，而且影響人類的未來。儘管跨文化傳通往往就是誤解，但影響世界畢竟還有良莠之別。以中國之大，對世界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不過是時間早晚的事，至於發揮怎樣的作用，還有待國人的努力。如果強勢未必建立在優異的基礎上，則影響世界不一定都是積極正面的，甚至可能導致以劣幣驅逐良幣。

世界雖然是真實的存在，各人心中的世界卻往往只是不同的點，與各自所在的那一點一樣，都不過是世界的一個具體位置，落實到哪一處，與各人的閱歷見識密切關聯。而許多號稱瞄準世界者實際接駁的軌，又往往是歐美關於中國的部分，在那個世界裡，這其實是邊緣而非中心。近代以來，這很容易導致將進入世界變成挾洋自重以自娛自樂的遊戲，或是追逐已成明日黃花的幻象，前者不過是自我陶醉的憑藉，後者更是誤入歧途的開端，一旦實現便會感到極度失落。儘管“世界”約定俗成地被用作“ World”的譯名，嚴格說來，並不能彼此完全對應，不少國家的世界地圖，中心位置也是因國而異的。迄今為止，一般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顯然較一般中國人對美國的認識少得多，這究竟意味著中國還不為世界所重視，還是美國人的世界眼光太狹隘？當美國人失去世界霸主地位之時，其世界意識大概會顯著增強。只有歐美以外更多的國家走上發達之路，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度真正成

目錄



總.說 / 1



第一節問題的提出 / 2



第二節觀念與取向 / 11



第三節做法與釋疑 / 29



分說：華洋變形的不同世界 / 47



第一章.從東方學到漢學：19世紀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與漢語研究 / 55



第一節近代比較語言研究興起 / 56



第二節歷史比較語言學與漢語研究 / 59



第三節漢學界關於漢語研究方法的討論 / 80



第四節漢語和語言科學 / 96



結語 / 112



第二章.詮釋與歧變：耶穌形象在明清社會的傳播及反應 / 116



第一節天主或耶穌：耶穌形象的引入與傳播 / 117



第二節陡斯或上帝：天主教中文著作中的耶穌形象 / 122



第三節神聖與世俗：《進呈書像》中的耶穌形象 / 127



第四節“渠魁”與“厲鬼”：明末清初世人對耶穌形象的反應 / 132



結語 / 138



第三章.嚴複《群己權界論》的翻譯及其糾結 / 141



第一節引言 / 142



第二節力求忠於原著 / 144



第三節信、達、雅的理想境界 / 157



第四節中西各有體用 / 167結語 / 181



第四章.清朝中越邊境區劃及觀念變遷（1881―1886）/ 182



第一節中越邊務形勢的丕變 / 185



第二節中越近邊區劃的提出 / 195



第三節中越勘界糾葛與觀念轉型 / 217



結語 / 233



第五章.近代中國“國民外交”的生成 / 235



第一節“國民外交”引入中國 / 236



第二節拒俄運動前後的“國民”參與“外交”/ 241



第三節抵制美貨運動與“國民外交”/ 255



結語 / 269



第六章.晚清海外遊記與人種分類知識 / 271



第一節海通之前國人直觀下的外人樣貌及其分類 / 272



第二節出使日記概說 / 277



第三節海外星使眼中的外人相貌 / 282



第四節海外遊歷對西方人類學的接觸 / 286



第五節出使前的知識準備與海外日記中的人種分類說 / 302



第六節出使日記的流傳及其中人種分類知識的影響 / 313



第七章.清季民初世界語運動中的“世界”觀念 / 323



第一節語以載道：清季世界語名物的引入與推介 / 324



第二節相互激蕩：民初世界語運動與“世界”觀念的深化 / 335



第三節夢醒時分：“一戰”前後世界語運動大同追求的失落 / 343



結語 / 352



第八章.中國地政學會與土地改革論的衍變 / 354



第一節土地改革論與主義 / 356



第二節“土地問題是革命的試金石” / 369



第三節土地理論紛爭與黨潮 / 381 第四節平均地權的新闡釋 / 395



結語 / 405



徵引文獻 / 407



人名索引 / 437

美國學者任達（DouglasR.Reynolds）的《新政革命與日本》（TheXinzhengRevolutionandJapan）一書，出版以後引起不小的爭議，對其觀念和材料方面的種種局限議論較多。［1］不過，作者指出了以下至關重要的事實，即新政前後，中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截然兩分，此前為一套系統，大致延續了千餘年；此後為一套系統，經過逐步的變動調整，一直延續至今。作者這樣來表述他的看法：

在1898年百日維新前夕，中國的思想和體制都刻板地遵從中國人特有的源於中國古代的原理。僅僅12年後，到了1910年，中國人的思想和政府體制，由於外國的影響，已經起了根本性的變化。

從最根本含義來說，這些變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國的新舊名流（從高官到舊紳士，新工商業者與學生界），改變了語言和思想內涵，一些機構以至主要傳媒也藉此表達思想。在體制方面，他們按照外國模式，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建立的政府組織，改變了形成國家和社會的法律與制度。

如果把1910年中國的思想和體制與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國相比較，就會發現基本的連續性，它們同屬於相同的現實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們發現，在思想和體制兩大領域都明顯地彼此脫離，而且越離越遠。［1］

也就是說，中國人百餘年來的精神觀念與行為規範，與此前的幾乎完全兩樣，這一天翻地覆的巨變，不過是百年前形成的基本框架，並一直運行到現在。今日中國人並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貫之的社會文化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來的知識與制度體系大變動所形成的觀念世界與行為規範的制約之下。任達認為，這樣的變動是以清政府和各級官紳為主導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並且強調在此過程中日本影響的主動與積極的一面。對於諸如此類的看法，意見當然難期一律，表達異見十分正常。但任達所陳述的近代知識與制度根本轉變的事實，卻是顯而易見，不宜輕易否定的。

不過，這一轉型的過程及其意義，遠比任達所描繪的更為複雜和深刻。因為它不僅涉及明治日本，還包括整個豐富多樣的“西方”；不只發生在新政時期，而是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其實受域外影響發生觀念行為的變化，從來就有，如佛教和耶穌會士的作用，尤其是後者，令西學已經東漸）；不僅政府主導的那些領域出現了觀念和制度變化，全社會各個層面的各種知識制度體系，幾乎全都根本改觀；參與其事者不僅是清朝官紳和日本顧問，外國來華人士和廣大中國知識人也紛紛介入其中。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革命性變動不是單純移植外國的知識與制度，今天中國人所存在於其中的知識與制度體系，雖然來源多在外國，因而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大體相似，但還是有許多並非小異。這些千差萬別，不能簡單地用實際上未能擺脫西化的現代化理論來衡量和解釋。

今日中國人在正式場合用來表達其思維的一整套語彙和概念、形成近代中國思想歷史的各種學說、教學研究的學科分類，總之，由人們思維發生，獨立於人們思維而又制約著人們思維的知識系統，與一個世紀以前中國人所擁有的那一套大相徑庭。如果放棄這些語彙、概念和知識系統，面對各種信息，人們將無所適從，很難正式表達自己的意思。而習慣於這些語彙、概念和知識體系的今人，要想進入變化之前的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也十分困難，即使經過專門訓練，並且具有相當程度的自覺，還是常常發生格義附會的誤讀錯解。不僅如此，要想認識今日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儘管處於同一時代，但要分辨那些看似約定俗成、不言而喻，實際上各說各話的話語，如果不能從發生發展的淵源脈絡理解把握，也很難真正做到瞭解同情。近年來學人所批評的“倒放電影”和所主張的“去熟悉化”，［1］顯然都由此而生。

同樣，體現和規範今人的行為，維繫社會有序運作的各種制度，與百年以前也是迥異。這些制度覆蓋政治、經濟、軍事、對外關係、教育、金融、司法、醫療、治安、社會組織、社會保障與救濟等各個方面，幾乎無所不包。除了少數“仍舊”或“全新”外，多數情況是“古已有之”而“變化多端”甚至“面目全非”。這就導致今人既不易理解前人的種種行為方式和運作模式，又無法深究今日各種制度規定及其運行軌則的來龍去脈，難以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結果，一種制度之下存在著多種行為樣式，甚至主要的樣式與設制本身的立意相去甚遠。有時觀念與制度之間發生離異，觀念層面的優劣之爭並不影響制度層面出現一面倒的局面。如中西醫的是非優劣，歷來爭論不已，至今只能說是各有高下，而醫療和醫院制度，已經幾乎完全照搬西洋方式。

出現上述情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晚清民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並非由中國的社會文化歷史自然發生出來，而是近代中外衝突融合的產物。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從外部世界移植到本土，並且改變中國思維與行為的基本面貌的產物。換言之，這是世界體系建構過程中，中國一步步被拖入世界體系的結果。今人爭議甚多的全球一體化，仍是這一過程的延續。

然而，事情如果只是如此簡單，也就不難認識。實際情形不僅複雜得多，而且潛移默化，令人習以為常。所謂“世界”，其實僅僅處於觀念形態，如果要落到實處，則幾乎可以斷定並不存在一個籠統的“世界”，而是具體化為一個個不同的民族或國家。更為重要的是，那個時期的所謂“世界”，並非所有不同民族和國家的集合，實際上主要是以同樣籠統的“西方”為藍本和基準。在“西方”人看來，“西方”只是存在於東亞人的觀念世界之中。認真考察，西方不但有歐美之別，歐洲內部還分為大陸和英倫三島，大陸部分又分成歷史文化各不相同的眾多國家。此外，本來是東亞一部分的日本，因為學習西方比較成功，脫亞入歐，似乎也進入了西方發達國家的行列，而逐漸成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如此一來，近代中國面臨的外部衝擊和影響，就知識系統而言，不僅有“西學”，還有“東學”。而“西學”的基本憑藉，即“西方”既然只存在於觀念世界，“西學”相應地也只有抽象意義。一旦從籠統的“學”或“文化”落實到具體的學科、學說，可以發現，統一的西方或西學變得模糊不清甚至消失不見了，逐漸顯現出來的是由不同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文化淵源生成而來的獨立系統。各系統之間或許大同，但也有不少小異，這些小異對於各種學科或學說的核心主幹部分也許影響不大，但對於邊緣或從屬部分則相當關鍵，往往導致不同系統的學科分界千差萬別，從而使得不同國度的不同流派關於學科的概念並不一致。來龍不一，去脈各異，不同國度的同一學科的內涵也就分別甚大。大者如“科學”，英法德含義不同，小者如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的分科與涵蓋，歐美分別不小，歐洲各國也不一致。至於社會文化研究，究竟是屬於社會學的領域還是人類學的範疇，不僅國與國之間存在差異，同一國度的不同學派也認識不一。

上述錯綜複雜是在長期的漸進過程中逐漸展開，因此一般而言，對於親歷其事者或許並不構成認識和行為的障礙，而後來者或外來人則難免莫名所以，無所適從。當由歐洲原創的人類知識隨著世界體系的擴張走向全球時，為了操作和應用的方便，不得不省去繁複，簡化約略，使得條理更加清晰。這樣一來，原有的淵源脈絡所滋生出來的糾葛被掩蓋，學科的分界變得涇渭分明。將發源於歐洲的各種學科分界進行快刀斬亂麻式的後續加工和劃一，開始不過是有利於缺少學術傳統又是移民社會的美國人便於操作，後來由於美國的實力和地位迅速上升，對世界的影響不斷擴大，甚至成為霸主和中心，美式的分科成為不少後發展國家接受外來影響的主要模式。可是，在清晰和方便的同時，失去了淵源脈絡，一味從定義出發，一般而言也無大礙，仔細深究，尤其是還想弄清楚所以然，就不免模糊籠統。因此，格義附會、似是而非的現象不僅多，而且亂，看似異口同聲，實則各唱各調的情況比比皆是。

近代中國在西方壓力之下發生的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如果只是全盤西化式地照搬移植，問題也就相對簡單。可是，中國的文化不僅歷史悠久，而且一脈相傳，始終活躍，其巨大張力所產生的延續性，對於近代的知識與制度轉型產生著重要的制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