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變者：回首與重訪

十九世紀中葉，外來思想衝擊下，不少愛國之士對政治社會有種種不滿，希望以眾志之力，尋求變化革新，改造社會。作者以隨筆形式，選取了十多個具代表性的，並聚焦於推動近代中國觀念變化的求變者，包括徐繼畬、張之洞、王韜、譚嗣同、嚴復、張謇、晏陽初、沈家本、梁啟超、林覺民、楊毓麟、雷沛鴻、沈藎及吳樾等人，旁及其他相關人物如李提摩太、楊仁山、宋教仁、閻石山、陳其美、吳祿貞、熊希齡等。作者分十章為他們重塑一幕幕歷史場景，追憶往事，重訪歷史現場，通過考察人物思想變遷及其歷史背景，娓娓道出他們求變的歷程，或成功、或失敗；或從容就義、或可歌可泣，讓讀者回首與重訪這批消失於歷史長河的求變者的心路歷程，事描繪出別具一格的中國近代史圖景，為歷史的回望與重構提供了思考的張力。

李禮，法學博士，資深媒體人，曾任多家報刊主編、專欄作家，現任《東方歷史評論》執行主編，著有《轉向大眾：:晚清報人的興起與轉變(1872-1912)》、《求變者：回首與重訪》等，另有編著若干。

1.在這本迷人的書中，李禮是地理空間與史料世界的雙重行走者，在他筆下，歷史的斷裂與連續生動地浮現出來。——許知遠（作家）

 

2.本書讓我們重溫了中國近代史。它是一次由思想問題來注解的歷史和現實巡禮。作者以深厚的學養為我們示範「導遊」。隨着歷史推手們的遠去，歷史車輪的滾動似乎只是一場迷夢，無數人匍匐在有限的生存裡。 ——余世存（文化學者）

 

3.《求變者》以近代史上的若干著名的改良人物為中心，把他們的經歷和故事放到特定的地理空間，是一本深刻的思想旅行的歷史隨筆。 ──王笛（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

 

4.本書意圖走進歷史深處，探尋那些決定性的時刻，史識深邃，文筆甚佳，讀其書，可想見當時人的音容面貌，了解近代的一部求變史，而作者在說與不說之間，將更多的思考留給了讀者。 ——景凱旋（南京大學教授）

序 我們仍是「求變」歷史鏈條中的一環

 

本書部分篇什此前曾在一些書刊中拜讀，印象很深。李禮先生史家淵源，加之參與主持文史書刊，學問、眼界與實務經驗通融，為一般人求而不得。《求變者》因此極為可觀，它是歷史，亦是現實；它是學問，亦是才思；它是常識，更是問題。

 

《求變者》濃墨重彩寫了徐繼畬、張之洞、王韜、譚嗣同、嚴復、張謇、晏陽初、沈家本、梁啟超、林覺民等十來個歷史人物，另外一批近代史人物串連其中，通篇讀來，也讓我們重溫了中國近代史。本書跟史學著作不同，它是一次由思想問題來注解的歷史和現實巡禮；跟作家的文字不同，它不是文人之筆，它是史家之筆。它不是專業論述，不是歷史散文，而是立足於文獻常識和現實之上的「歷史遊記」。歷史脈絡、歷史人物及其情境、歷史人物家鄉的當代情境，構成了豐富的言路思路景觀，我個人饒有興味地跟着作者巡遊近代和當代。

 

在我的閱讀感受裏，《求變者》比作家的抒情或史家的專著更讓我想起了傳統中國那些「懷古」名篇。「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這一懷古可用於徐繼畬身上。「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這一懷古可用在張之洞身上。「傷心秦漢，生民塗炭，讀書人一聲長歎。」這一懷古可用於梁啟超身上。「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一懷古可以移用到譚嗣同、嚴復、梁啟超身上。「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這一懷古大概可以移用到張謇身上。「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這可以移用來感慨林覺民們……

 

作者的懷古不同於古人，《求變者》有太多可圈點的段落，但那些言思已經不同於古典時代心智頭腦們的言思。古典時代具有的文化自信在張之洞的「體用說」裏已經變得猶疑甚至退卻。懷古是古典時代的責任，但在當代的氛圍裏已極為稀罕了，用作者的話，「今天，互聯網和手機時代的人們像緬懷逝者一樣回憶新聞紙，不覺恍如隔世。一切正在逝去，歷史如疾馳而過的列車，快得讓人來不及紀念。」

 

但正是這樣變化劇烈的情境，讓我們再三考量作者選擇的書名：求變者。與此前近代史寫作多緬懷不同，本書把當代眾生相也納入了歷史考察的視野。書中固然有先賢孤獨、雄健豪強的筆墨，有子孫不肖、子孫庸陋的細節；固然有歷史劇變而驚心動魄、現世安穩而歲月靜好的情境，但現實畢竟是歷史的結果，我們是歷史人物選擇的結果，無論如何安穩或靜好，我們仍在近代歷史大的命題之下，作者暗示了這一命題，變易。我們當代人仍是「求變」歷史鏈條中的一環。

序 我們仍是「求變」歷史鏈條中的一環 余世存

第一章 新世界

第二章 中西

第三章 批評家

第四章 彗星

第五章 盜火人

第六章 理想國

第七章 村治

第八章 修補與破壞

第九章 從前的迷夢

第十章 黃花崗

後　記

第八章 修補與破壞

 

法之盛衰，與政之治忽，實息息相通。──沈家本

 

一

 

寧國到湖州只有140公里，很難想像公路如此發達的今天坐車過去會如此麻煩。寧國不大，經濟在安徽卻引人注目，1990年代它已名列全國「百強縣」。價值不菲的私家車隨處可見，令人印象深刻，此外就是轟轟烈烈的樓房建設工地。和中國大多數急於壯大的中小城市一樣，寧國的雄心大體相似，嶄新的高樓是新的標準和自豪。

 

汽車站相當簡陋，我只能購買一張到廣德的車票，然後從那裏轉車前往湖州。半小時後，一輛破舊的中巴車拉着一群人，慢慢駛入茂密的皖南山林。本地乘客紛紛睡去，只有我對窗外久違的江南保持興趣。這是2012年7月，遠山如黛，野徑橫斜，淫雨霏霏之季穿行皖南浙北鄉村，仍能伸手觸碰古典中國的餘韻。竹林深處的徽派建築，煙雨朦朧中的稻田和蒔弄莊稼的農人，令久居北國的人為之動容。說起來，田園生活和皈依自然可謂久遠的文化記憶。中國文人對山水、田園生活格外偏愛，宋代之後，詩人、畫家身份通常合二為一，「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的恬靜成為想像中的理想生活。鄉村生活方式在漫長的歷史中獲得一種穩定結構，順天地、依四時，守着祖先生活，一直吸引知識精英葉落歸根，並使他們在故鄉獲得更為持久的榮譽和影響。因此，鄉村的衰退在現代中國顯得格外突出，這也許是古典中國生活方式的最後退潮。

 

雨季令人昏昏欲睡，我卻努力目不轉睛，有點貪婪地眺望窗外尚未被開發的鄉土。一個多小時後，我轉而登上一輛前往湖州的大巴，車裏只有五六個人。我打算好好睡一覺打發時間。誰知好景不長，汽車在駛過皖浙省界後突然莫名其妙地停了下來。大巴把我們趕下來塞入一個「小麵包」揚長而去，其他幾位本地乘客看起來習以為常，「買」走我們的小面司機稱他只得了150元。「倒人」的理由聽着也算合理：乘客少，這趟路程往返的高速費和油費只會讓大巴賠本。這種事對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來說其實並不陌生，只是天實在太熱，在我的強烈抗議下，「小麵包」才很不情願地把車內空調打開。好在一路狂奔沒多久，我們就到達湖州汽車站。

 

這裏遠離市中心，幾個黑車司機一擁而上，幾個正規計程車司機則停在不遠處豪放地叫嚷着。我隨機跳上一輛公車，打算在任何一個遠離汽車站的地方下來打車去市區。這樣的「到達經驗」在各地旅行都可以用，它十分有效，可以讓人免去糟糕的第一印象，不致敗壞旅行心情。蜂擁而來的兜售者似乎總是提醒異鄉客，自己已失去熟悉的地緣庇護。說實話，這與在哪一座城市關係不大，中國多數長途汽車站、老火車站都是當地最混亂的地方，比如我居住多年的北京的兩大火車站──北京西站和北京站。

 

因為找不到兩元零錢，上車後一時沒法投幣。我只好問年輕的公交司機該怎麼辦？他冷冷拋回一句：「沒零錢，就不要坐啊！」就在我不知所措時，身後一個陌生男子掏出兩元零錢，若無其事地走過來替我付了車費，又若無其事地坐了回去。不知為何，他讓我忽然想起一個湖州人：陳其美，那位以義氣著稱的「民國第一豪俠」。而此行我原本計劃尋找的湖州人卻是沈家本。

 

沈是中國近代政治史、法律史繞不開的重要角色，他對晚清法律的改造，被視為儒家「仁政」與西方人本主義法學思想的有效結合。當然，對他的評價並非簡單，有人認為沈家本的「成績」被高估了，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對他的重視仍然不足高勇年身上散發着典型的江南文人氣，好酒而量不大，喝下幾杯黃酒他的臉色慢慢變紅，話多了起來，開始興奮地談沈家本。高對這位湖州先賢的興趣不僅來自本地情懷，也與職業不無關係。作為當地檢察院工作人員，他是沈家本幾本傳記的作者之一，參與整理的《沈家本全集》已於2010年出版。高勇年對來此探訪沈家本故跡的人懷有熱情。在他看來，很多人已淡忘這位歷史人物。

 

湖州一度以「富人」鬧革命聞名，曾是國民黨重要的大本營。被稱為四大元老之一的湖州人張靜江被形象地比喻為國民黨早期的「錢袋子」。張氏南潯故居陳列的打給革命者的各式欠條，令人印象深刻。如果將富人與革命聯繫起來，人們很容易看出這個政黨與城市資產者非同一般的親密關係。如今的國民黨，不復壯懷激烈，湖州也走過它最風光的歲月。據《嘉慶一統志》記載，1820年湖州全府7縣人口達到2566137人，這個數字比2000年該市統計人口還多出1000多人。嘉慶之後，湖州依舊繁華，鴉片戰爭中國落敗，卻令太湖流域江浙蠶區意外受益。生絲貿易從廣州轉入開埠後的上海，由此極大刺激了湖州經濟，很多人從此發家，湖州商幫一時在滬上呼風喚雨，勢力非凡。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硝煙瀰漫東南之際，湖州城南編箕巷裏沈丙瑩迎來了第二個兒子，而立之年的舉人興奮異常，他將這個孩子取名為沈家本。

 

二

 

高勇年和倪平方走在前面，我們穿過一片工地前往沈家本紀念館。漂亮的湖州城裏，如今難尋沈家舊宅蹤影，除了這座紀念館。倪平方供職於本地電視台，對湖州歷史興趣頗濃。不過沈家本的其他舊跡他也知之不多。實際上，位於編箕巷的祖居和中進士後購買的甘棠橋故居已不復存在，早已消失於寬闊馬路和大片樓房之中。正在建設中的紀念館位於衣裳街大擺渡口，此地並非沈家本舊居，原屬本地一名周姓鄉紳，不過據稱房主與沈家算得上沾親帶故。

 

衣裳街喧鬧異常，工人遍佈其中，熱火朝天的改造之後，這個文化古街將換上嶄新面貌。紀念館坐落水邊，苕、霅二水在此交匯，視野頓時因之開闊。幾個工人不無奇怪地打量突然而至的外人，館內正在裝修，一片狼藉，據說幾個月後這裏就要對外開放，我對進度表示懷疑，一位工人則肯定地回答說：「領導要求什麼時候竣工，就可以什麼時候竣工。」按照文獻撰寫者構想，紀念館和河水之間設有一面照壁牆，背書四個大字：「法平如水」。我去的時候照壁已矗立水邊，幾個字卻沒有出現，它們能否被採用據說前途未卜。我很喜歡這句「法平如水」，它散發着現代精神而不失古雅之風，如同沈家本新舊雜糅的事業。沈被稱為中國現代法制奠基人，卻無意中成為中華法傳的掘墓人，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擔任修訂法律大臣之故，這項工作完成於他的另一處故居，北京金井胡同1號。

 

「背郭環流，雜蒔花藥」，《順天府志》如此描述「上斜街」一帶的風光，這裏曾經有水有閘，似有南方風貌。沈家本對這片地區並不陌生，父親沈丙瑩曾任職刑部，宣南是他童年舊地。從上斜街拐入金井胡同，沈家本故居即在眼前。這處房屋曾為吳興會館，人們多以其中的藏書樓──「枕碧樓」稱之，它的藏書超過50000卷。沈家本酷愛讀書，據稱客居長沙時借書即達3000卷。2018年8月，經過兩年多修復，煥然一新的金井胡同1號正式對外開放，三進院落舊貌換新顏。這個法學家故居的騰退過程也是一個複雜的法律運作結果，最高法院幾乎全程參與，最終以《文物保護法》、《物權法》、《合同法》等法律終結其雜亂的居住功能。

 

新院子裏油漆味尚存，最古老的東西是角落裏一棵百年石榴樹，每年仍在開花結果，我來的那天石榴正紅，碩果滿枝。今天的人們可在樹下憑弔歷史，想像來往院中的不凡人物，他們包括陳寶琛、楊度、袁世凱、段祺瑞、徐世昌、王寵惠、伍廷芳，也有岡田朝太郎、松岡正義，後二者正是協助沈家本改造舊法的日本學者。除了沈氏生平，「清末修律」是新故居另一項主要展示內容。

 

搬入「枕碧樓」，沈家本正為修律而來。1902年，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聯名舉薦他為「修律大臣」，「以律鳴於時」的沈家本終於在政治生涯平淡多年之後扮演晚清新政重要角色，儘管此時他已經62歲。沈家本仕途一直不順，雖然開局良好。1865年，25歲的他鄉試中舉，此後近20年三科會試不第，直到1883年才獲進士。不過官運依然不佳，人生持續低迷。不擅官場之道的性格致使10次京察未獲升遷，刑部司員之路竟持續到1893年。這一年，53歲的沈家本終於升任天津太守，4年後再任保定知府。可先後迎接他的卻是甲午戰爭和一場義和團運動，而天津和河北恰是那幾年亂世之中的重災區。

 

1900年，官運稍有好轉的沈家本調任山西按察使，不料尚未成行卻差點死於八國聯軍之手。這年夏秋之間，聯軍報復之旅南下佔領直隸總督府所在地保定，因城中法國教堂曾經爆發「北關教案」，沒來得及調離的沈家本被聯軍扣押，結果署理直隸總督廷雍被處死，因證據不足他才逃過一劫。刑部尚書趙舒翹不久被賜死，趙官品較好且並非義和團鼓吹者，卻落得慘死而終：「初飲金，更飲以鴆，久之乃絕，其妻仰藥以殉」。沈家本多年履職刑部，趙的遭遇和保定目睹同僚之死，讓庚子年成為他一生中少有的驚心動魄時刻。

 

「西太后是西方文明的敵人。在致貴國公使的備忘錄裏，我報告說，我們的光緒皇帝渴望採用可行的西方文明原則」。 1900年11月14日，康有為向外國政界領袖發出一份求助信，懇求乘機幫助恢復光緒皇位。在他看來，一旦開明人士掌握中國未來，國家古老的文化和西方文明結合就能起來。他的計劃毫無可能，不過光緒雖未能重掌權力，中國統治者卻再也不能在面對世界時假裝背過身去，包括慈禧在內。維新人士的一些改革構想很快由一批體制內精英加以操作，沈家本便是其中一位。庚子年的死裏逃生和眼見耳聞，無疑影響了他此後的「變法」生涯。實際上，新政開始後，修律的訴求首先即着眼於如何和西人「文明」交涉，被聯軍打得差點垮台的清王朝不敢再行封閉之策。「現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着派沈家本、伍廷芳將現行的一切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1902年，清廷這道上諭徹底將沈家本送至歷史舞台中央，他的人生迎來輝煌而艱巨的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