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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禮樂文明到古典儒學(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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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禮樂文明到古典儒學(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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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探討古典儒學如何從早期禮樂文明的母體孕育發展,是一項重大而艱巨的工程。雖然學界在此方面已經碩果累累,但是關於古典儒學眾多重要觀念的形成和演變,仍然有待更多具體而微的追根溯源研究。而且由於周代禮樂文化本是宗教、倫理、政治、經濟、文學、藝術等的混融系統,僅靠單一的哲學研究難以有真正的突破。本書運用將語文學與哲學、宗教、文學等相結合的跨學科方法,以及竭澤而漁地搜集運用相關傳世和出土資料,探究古典儒學倫理學和詩學的一組核心觀念及其禮樂淵源,主要包括義、仁、恕、誠、情、命、興、賦、群、感等,通過精細入微的考辨析論,對每一觀念範疇皆做出創新性的詮釋,從而以嶄新的視角展現從周禮到古典儒學的發展演化過程。


作者簡介

賈晉華,廈門大學文學碩士,科羅拉多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揚州大學講座教授、澳門大學兼職教授,並曾執教於廈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研究領域涉及中國古代思想、宗教、文學及性別,已出版眾多學術論著,主要有 Gender, Power, and Talent: The Journey of Daoist Priestesses in Tang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古典禪研究》(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汲古書院,2017)、The Hongzhou School of Chan Buddhism in Eighth- through Tenth-Century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2015) 等。


名人/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一般讀者

叢書推薦:

香江哲學叢書為2020年國家出版基金項目。該叢書收入一批香港高校學者哲學研究著作,以從西方哲學的角度向中國哲學提出問題,從中國哲學的角度與西方哲學進行對話。

編輯推薦:

探究古典儒學倫理學核心概念及其禮樂淵源,以嶄新視角展現從周禮到古典儒學的發展演化過程。


目次

導論

上編 從禮樂到古典儒學倫理觀念

第一章 從禮文化到古典儒學的義觀念

第二章 義務和權利:從禮制到古典儒學的義利觀

第三章 恕和仁:古典儒學的道德銀律和金律

第四章 誠之宗教禮儀起源

第五章 禮作於情:《性自命出》與古典儒學情感倫理學

第六章 從天命到命運:古典儒學關於個體存在的思考

第七章 《周易》經傳的性別觀念和禮樂關聯

下編 從禮樂到古典儒學詩學觀念

第八章 六詩之現代“詮釋循環”及其消解

第九章 興及興詩探源

第十章 釋賦:從樂舞到詩體、技巧和賦體

第十一章 詩可以群辨

第十二章 感物說溯源:從人神感應到關聯模式

引用文獻

人名索引

名詞索引

後記


書摘/試閱

禮樂是中華文明最根本的特征,而古典儒學則是早期禮樂文明所孕育的最豐碩成果。孔子及其後學將周代禮樂文化所蘊含的人文精神、價值觀念和倫理規範加以總結、闡述和發展,形成古典儒學的倫理學,成為其後兩千多年中國思想傳統的主流;將周代禮樂文化所蘊含的

倫理審美觀念加以總結、闡述和發展,形成古典儒學的詩學,促成其後兩千多年詩歌王國的繁榮。本書旨在通過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竭澤而漁的資料運用,探究古典儒學倫理學和詩學的一組核心觀念及其禮樂淵源。

從上古到商代,中華禮樂文明傳統逐漸形成發展,其來源包括各種生活習俗、生產方式、經驗知識、心理情感、信仰觀念、巫術儀式、族群規約、軍政建置等。至西周及東周前期,這一傳統經過有意識的、逐步的建設完善,成為一個融合宗教、倫理、政治、軍事、經濟、歷史、藝術、文學等的無所不包的大系統。從王朝到邦家,從神靈祭祀、軍政大事到鄉裡集會、日常燕居,處處舉行既等級森嚴又次序井然的禮樂儀式。從天子諸侯到大夫士人,人人遵行適合各自名分地位的言行儀容和義務責任。這些禮樂儀式、歷史事件、社會規範和生活經驗凝聚為《詩》《書》《禮》《樂》《易》等文化典籍,其中躍動著豐富的人文精神,蘊含著深刻的倫理價值觀念。

至春秋後期,隨著政治體制和社會秩序的急劇動蕩變化,周代禮樂開始崩壞。但孔子身處的魯國卻仍然較為完整地保留和維持禮樂文化傳統。魯閔(湣)公元年(前661),魯國內亂,齊桓公問是否可取魯國,剛赴魯省難歸來的仲孫湫答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吳季札聘魯觀周樂,稱美不已。 昭公二年(前540),晉韓起聘魯觀書,稱讚“周禮盡在魯矣”。生長於魯國的孔子“年少好禮”,“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十五志學”,學的是禮樂;“三十而立”,也是“立於禮”;“五十知天命”,則是自覺擔負起復興周代禮樂文化的歷史使命:“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雖然孔子謙稱“述而不作”,但實際上他既傳述禮樂文化傳統,又釋禮歸仁,將周禮的人文精神和價值觀念歸納發展為儒學的倫理道德思想。而“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戰國時期的孔門後學碩儒,諸如曾子、子夏、子思、孟子、荀子等,以及《禮記》《易傳》和眾多出土儒學文獻的作者們,既追隨先師而進一步闡述禮樂的人文精神,也從多方面發展完善孔學思想,從而形成古典儒學的理論體系。

探討古典儒學如何從周代禮樂文化的母體脫胎成形,是一項重大而艱巨的工程。許多學者已經為這一工程作出重要的貢獻,描繪出從禮樂到儒學的發展過程的大輪廓。 然而,關於古典儒學的眾多重要觀念的形成和演變,仍然有待更多具體而微的、追根溯源的工筆細描。

這些觀念大多含義豐富,如果不探明其禮樂源頭,就有可能難以區別其早期的、基本的義項和後來延伸擴展的多種義項,從而導致對這些觀念的不充分或不恰當的理解。我們可以以義的觀念為例。在中文的意蘊表達中,義字有義務、公義、道義、正義、義氣、適宜、合理、正確、善等多種義項;在英譯中,義也相應地有duty,moralduty,obligation,role obligation,righteousness,rightness,rightconduct,propriety,justice,morality,virtue,principle等十數種譯法。這些眾多義項在戰國文獻中一起出現,使人難以分辨其主次先後,如果采用不恰當的義項,就有可能導致對文本和思想的解讀誤差。但是,當我們將義與周禮的社會倫理規範聯系起來考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義的早期的、根源性的義項是依照每人在家族和社會的名位角色諸如君臣父子而規定的倫理義務。《論語·微子》述:“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孟子·滕文公上》述:“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梁惠王上》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荀子·非十二子》述:“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禮記·禮運》述:“何謂人義?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從孔子到荀子,古典儒學一直在闡述和強調周禮關於人倫義務的規定,這也就是禮義的核心內容。明了義的這一基本義項,就可以進一步發現,古典儒學的義利觀也是從周禮關於義務和權利的倫理政治規定發展而來,而不是如同許多學者所認為的義利之辨始於孔孟。另一方面,古典儒學同時還逐漸將義的外在社會倫理規範(他律)內化為個體的心理道德自覺(自律),於是出現關於仁內義外和仁義皆內之辨,義也逐漸延伸擴展出道義、公義、正義等義項。通過細致分析這些線索,我們可以描繪出義的觀念從周禮的社會倫理規範逐漸發展為古典儒學的倫理道德思想的過程。本書的目標,即是通過精細入微的考辨析論,研究古典儒學倫理學和詩學的一組核心觀念及其禮樂淵源,包括義、仁、恕、誠、情、命、感、興、賦、群等,描述從周禮到古典儒學的發展演化過程,以期為這一重大工程增添一片新的磚瓦。

從漢代至清代,中國的學術傳統一直是文史哲不分家。在現當代,許多早期中國研究的學者也都倡導和實踐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如前所述,周代的禮樂文化是宗教、倫理、政治、軍事、經濟、歷史、藝術、文學等的混融系統,因此探討禮樂與古典儒學的關係,更不能不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綜合運用語文學、宗教學、哲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藝術學、文學等方法,並充分利用新近涌現的數字人文學的工具和成果。由於本書主要集中於辨析和詮釋古典儒學的一組核心觀念及其禮樂淵源,同時也由於漢字的形音義結構攜帶著先民文化心理積澱的豐富信息,本書主要運用文字訓詁學與哲學等人文學科的研究相結合的詮釋方法。這一方法與目前西方流行的新語文學(NewPhilology)或世界語文學(WorldPhilology)是相通的。始於公元前3世紀古希臘的西方語文學傳統是現代人文各學科的源頭,歷史學、文學、宗教學等學科從19世紀才開始從語文學這株大樹分枝散葉。新語文學/世界語文學強調通過考證和詮釋原始文獻(文本的和其他載體的)而全面探討其社會歷史背景和語言文化意義,從而將人文各學科重新融匯貫通。

由於強調考據訓詁與詮釋評論相結合,新語文學/世界語文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導致既有厚實文獻基礎、又有深刻義理詮釋並遵循國際學術規範的研究成果。關於早期中國研究的原始資料,王國維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即傳世和出土文獻並用。其後饒宗頤擴充為三重證據法,添加無文字的考古文物。葉舒憲先提出增加了口傳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三重證據法,其後又加上考古實物和圖像,發展為四重證據法。 這些逐步擴充的方法為學界所普遍接受,對學術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不過,在學界已達至共識的今天,我們可以用清人的“竭澤而漁”四字來簡明扼要地概括所有這些方法:不論是傳世的還是出土的、口傳的,不論是文本的還是物品的、圖像的,只要與所研究的課題相關,都全面搜集選用。此外,“竭澤而漁”的資料搜集還應包括對古今中外所有語言的相關研究成果的借鑒引用。本書的研究,即建立在盡可能全面地搜集分析相關的原始資料和研究論著的基礎之上。

研究早期禮樂文化,離不開對《周禮》《儀禮》和《禮記》的運用。關於這幾部典籍的撰寫年代,歷來存在不同看法,至今尚在爭論。但是近幾十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三禮的許多內容可追溯至西周至春秋時期,至遲在戰國時期已經形成其核心內容,雖然所描繪的禮制儀式和觀念在戰國至西漢間可能被增飾和理想化,其中一些篇章也可能撰於西漢初期。例如,張亞初和劉雨考察大量西周青銅器銘文,認為“《周禮》在主要內容上,與西周銘文所反映的西周官制,頗多一致或相近的地方。”李學勤將《周禮》與竹簡秦律進行比較,得出《周禮》應早於秦漢律的結論。 羅泰(LotharvonFalkenhausen)運用考古數據,說明《周禮》所記用鼎用鐘制度及漢晉經學家的注疏有一定的可靠性。 劉起釪綜合考察古文獻和考古學成果,認為《周禮》至遲成於東周春秋時代,開始時只是官職匯編,所依據的是自西周以來逐漸完備的周、魯、衛、鄭四國的姬周系統的官制;流傳至戰國時,《周禮》曾被加以補充,錄進了一些戰國數據;至漢代整理圖書時,又滲進了少數漢代數據,但這些都不影響這部書是周代舊籍。陳公柔、曹建敦、楊華等通過翔實考證,指出《儀禮》等所記祭祀、喪葬禮儀,在已發掘的先秦墓葬和出土簡帛中得到大量的證明。宋鎮豪、劉雨、袁俊杰等的研究說明,《儀禮》等所記射禮,見於商代甲骨文、西周青銅銘文及其他考古和傳世文獻。許多學者注意到,新出土戰國中期的楚簡中發現與《禮記》相當的篇章,如《緇衣》(郭店簡、上博簡),或與《禮記》中許多篇章內容相近的論述,包括《曲禮》《禮運》《樂記》《坊記》《中庸》《表記》《孔子閑居》《大學》等篇。錢玄、沈文倬、彭林、王鍔等運用傳世和出土資料,考證《禮記》絕大部分篇章由孔門後學撰寫於戰國時期,原本皆以單篇流行,至漢代編纂成書。沈文倬、賈海生等通過分析傳世和考古文獻如甲骨文、銅器銘文和楚簡,證明三禮所記禮樂儀式和規制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先秦時是實際施行的。姚小鷗、江林等通過分析《詩經》的詩篇,也證實三禮所記多種禮儀制度。 由於考古和考證成果的有力證明,目前學界關於三禮的基本可靠性可以說已經大致趨向一致。因此,謹慎地將三禮與其他傳世和出土文獻資料相對照,用來探討西周至戰國時期的禮樂文化傳統,應是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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