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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不斷湧現和蔓延，加速了風險社會的形成，刺激了公眾的安全神經，一種預防型風險治理觀也正在為國家和公眾所接受。刑法作為風險治理的重要手段，為了有效應對激增的現代風險，在新近立法中出現了明顯的預防性犯罪化趨勢。預防性犯罪化立法雖然能夠契合國家的風險治理需要和公眾的安全期待，具有一定的正當性，但其仍然是一種擴張的立法模式，潛藏著刑罰權擴張的一切風險，必須對其保持警惕，將其限縮在合理限度內。
作者簡介
張永強，男，甘肅天水人，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高等研究院專職科研人員，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刑法學、毒品問題治理、犯罪心理學。在《法學》《現代法學》《華東政法大學學報》等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部分論文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重慶市社科規劃項目、西南政法大學校級青年項目各1項，主研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一般項目各1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項。
序
《預防性犯罪化及其限度研究》一書是張永強博士在其同名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改完成的，受到了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優秀博士論文出版項目的資助，其博士學位論文也在2019年被評為“重慶市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在本書即將付梓之際，張永強博士邀我作序，我欣然應允。這不僅是因為作為張永強博士的指導老師，從選題到寫作再到答辯，我都對這篇博士學位論文進行過指導，並見證了後期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修改出版的艱辛過程，更是因為在當前我國大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本書所關注和研究的預防性犯罪化立法問題，確實是刑法立法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值得重點關注和深入研討的重大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
眾所周知，當前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恐怖主義、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基因科技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正在不斷湧現和持續蔓延，並逐漸成為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新危險。相較於傳統安全威脅，非傳統安全威脅具有更強的破壞力、更快的傳播率、更廣的輻射面和更深的影響度，其所徵表的危險一旦現實化為人類生產生活中具體的危害結果，就會演變成一場無差別的“災難”，這將是任何一個人、家庭、組織乃至整個社會和國家都難以承受的。正在全球範圍內肆虐的重大傳染性疾病“新冠肺炎”，作為典型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也恰好“生動”“鮮活”“有力”地說明了這點。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湧現和蔓延，不僅極大地刺激了公眾的安全神經，使“不安全感”瀰漫在公眾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中，而且給國家的現代化治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風險治理不僅成為重塑社會治理格局的重要推力，而且一躍成為事關全局的重要議題和衡量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尺。
在此背景下，為了有效控制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以非傳統安全威脅為主要內容的現代風險，順利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轉型，並最終達至“良法善治”的目標，國家的治理理念、治理格局和治理模式都必須及時進行相應的調整，降低風險和維護安全也應當在公共決策中成為必須優先考慮的事項。從各國的風險治理實踐看，自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現代風險的日益加劇，各國都在不斷地加強現代風險的治理體系建設，其中，構建完備的風險治理法律制度體系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在此過程中，預防性的風險治理觀開始為公眾和政府所接受，並逐漸滲入立法、執法和司法等活動。刑法作為社會治理必不可少的工具和國家治理體系中非常重要的法律規範，在風險治理中的作用和功能也開始被重視和強調。
眾所周知，當前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恐怖主義、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基因科技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正在不斷湧現和持續蔓延，並逐漸成為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新危險。相較於傳統安全威脅，非傳統安全威脅具有更強的破壞力、更快的傳播率、更廣的輻射面和更深的影響度，其所徵表的危險一旦現實化為人類生產生活中具體的危害結果，就會演變成一場無差別的“災難”，這將是任何一個人、家庭、組織乃至整個社會和國家都難以承受的。正在全球範圍內肆虐的重大傳染性疾病“新冠肺炎”，作為典型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也恰好“生動”“鮮活”“有力”地說明了這點。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湧現和蔓延，不僅極大地刺激了公眾的安全神經，使“不安全感”瀰漫在公眾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中，而且給國家的現代化治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風險治理不僅成為重塑社會治理格局的重要推力，而且一躍成為事關全局的重要議題和衡量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尺。
在此背景下，為了有效控制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以非傳統安全威脅為主要內容的現代風險，順利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轉型，並最終達至“良法善治”的目標，國家的治理理念、治理格局和治理模式都必須及時進行相應的調整，降低風險和維護安全也應當在公共決策中成為必須優先考慮的事項。從各國的風險治理實踐看，自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現代風險的日益加劇，各國都在不斷地加強現代風險的治理體系建設，其中，構建完備的風險治理法律制度體系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在此過程中，預防性的風險治理觀開始為公眾和政府所接受，並逐漸滲入立法、執法和司法等活動。刑法作為社會治理必不可少的工具和國家治理體系中非常重要的法律規範，在風險治理中的作用和功能也開始被重視和強調。
目次
緒論
第一章預防性犯罪化的基本範疇闡釋
第一節預防性犯罪化的界定
第二節預防性犯罪化的特徵
第三節預防性犯罪化的類型
第二章預防性犯罪化的現實圖景與風險檢視
第一節預防性犯罪化立法的文本範式
第二節預防性犯罪化立法的生成邏輯
第三節預防性犯罪化立法的潛在風險
第三章預防性犯罪化的正當性證成及其危機
第一節預防性犯罪化正當性的宏觀證成
第二節預防性犯罪化正當性的微觀證成
第三節預防性犯罪化正當性的危機剖析
第四章預防性犯罪化限度確立的具體路徑
第一節預防性犯罪化限度確立的觀念支撐
第二節預防性犯罪化限度確立的立場選擇
第三節預防性犯罪化限度確立的原則釐定
第四節預防性犯罪化限度確立的標準構造
第五章預防性犯罪化限度實現的製度保障
第一節預防性罪刑規範的科學構造
第二節預防性規範創適的系統評估
第三節預防性人罪民意的理性應對
第四節預防性規範適用的教義限縮
參考文獻
索引
後記
書摘/試閱
一刑法謙抑的立場
刑法的謙抑性通常被表述為“只有在其他手段如習慣的、道德的製裁即地域社會的非正式的控製或民事的規制不充分時，才能發動刑法。只有在其他社會統製手段不充分時，或者其他社會統製手段（如私刑）過於強烈有代之以刑罰的必要時，才可以動用刑法”。預防性犯罪化帶來的刑法擴張，使得刑法立法是否還有必要繼續堅守謙抑立場的問題變得愈加重要，也在學界引起了激烈的討論。例如，持否定觀點的學者認為，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以往強調刑法謙抑性的刑法理念就值得反思，刑法應該從“限定的處罰”轉向“妥當的處罰”：或者認為，應將刑法謙抑性原則的著眼點從主要牽制立法轉向制約司法活動，只要在司法上貫徹好刑法謙抑性原則，就能夠有效化解刑法立法功能擴張帶來的危險。持肯定觀點的學者則認為，刑罰的屬性決定了國家的刑法立法和刑法適用都應堅持謙抑性，在作為國家法治活動起點的立法上貫徹謙抑性，對於有效限制刑法干預範圍具有更為基礎的意義，同時我國司法上背離刑法謙抑性立場的現象非常嚴重，放棄刑法謙抑性立場對刑法立法的製約，而在具有權力擴張屬性的刑事司法中期待司法權的謙抑行使，這本身就是對司法機關的“苛求”。
本書認為，即使在預防性犯罪化所彰顯的刑法擴張領域，刑法的謙抑立場同樣需要堅守。這不僅是由刑法謙抑作為一種限制制刑權的理念所決定的，而且是刑罰本身作為一種以犧牲公民權利為代價的屬性所決定的。刑法謙抑立場的原始出發點，是對刑罰權（尤其是製刑權）的製約和公民權利的保護，而不是對刑法擴張的斷然拒絕，以刑法謙抑為由而直接拒絕刑法的擴張本身是對刑法謙抑的誤解，也是一種狹隘、滯後的刑法立法觀。實際上，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遷對刑法進行調整是極為必要的，這是歷史的規律和趨勢，誰也無法阻擋，其中也必然會包含犯罪圈的收縮，不能簡單、片面地認為犯罪圈擴張就是對刑法謙抑的背離，而犯罪圈的收縮就是對刑法謙抑的堅守。刑法謙抑立場，從根本上講強調的是刑法權發動的補充性和迫不得已性，即只有在其他規範手段無法實現法益保護目的時才動用刑法手段，而且要確保刑法手段干預的有效性；相反，刑法謙抑不是排斥刑法的干預，因為將刑法謙抑理解成排斥刑法干預的話，就意味著其他規範手段無法保護的法益在刑法層面也得不到保護，這顯然是與整個法秩序目的和公眾期待相違背的。
因此，無論是在預防性犯罪化立法中，還是在預防性犯罪化立法之後的預防性罪刑規範適用中，都應該堅持刑法謙抑的立場。這事關預防性的正義，即應該指導和限制國家使用對個人採取強制措施的預防性技術的原則和價值。申言之，就是在整體法規範層面，能用其他法律規範手段實現對法益的充分、有效保護時，就盡量不使用刑法規範手段：在刑法規範層面，能用較輕的刑法規範手段實現對法益的充分、有效保護時，就盡量不使用較重的刑法規範手段。正如有學者所言：“即便眼下面臨信息社會、風險社會所帶來的各種複雜問題，國家還是要強調刑法參與社會治理的謙抑立場和最後手段性，社會治理應當優先考慮使用非刑罰措施。面對法益侵害危險，即使國家有必要整體上採取預防性措施（比如國家面對恐怖主義所採取的預防性措施），但相對於民事或行政性預防措施，預防性的刑罰措施還是應盡可能最後使用。”
……
刑法的謙抑性通常被表述為“只有在其他手段如習慣的、道德的製裁即地域社會的非正式的控製或民事的規制不充分時，才能發動刑法。只有在其他社會統製手段不充分時，或者其他社會統製手段（如私刑）過於強烈有代之以刑罰的必要時，才可以動用刑法”。預防性犯罪化帶來的刑法擴張，使得刑法立法是否還有必要繼續堅守謙抑立場的問題變得愈加重要，也在學界引起了激烈的討論。例如，持否定觀點的學者認為，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以往強調刑法謙抑性的刑法理念就值得反思，刑法應該從“限定的處罰”轉向“妥當的處罰”：或者認為，應將刑法謙抑性原則的著眼點從主要牽制立法轉向制約司法活動，只要在司法上貫徹好刑法謙抑性原則，就能夠有效化解刑法立法功能擴張帶來的危險。持肯定觀點的學者則認為，刑罰的屬性決定了國家的刑法立法和刑法適用都應堅持謙抑性，在作為國家法治活動起點的立法上貫徹謙抑性，對於有效限制刑法干預範圍具有更為基礎的意義，同時我國司法上背離刑法謙抑性立場的現象非常嚴重，放棄刑法謙抑性立場對刑法立法的製約，而在具有權力擴張屬性的刑事司法中期待司法權的謙抑行使，這本身就是對司法機關的“苛求”。
本書認為，即使在預防性犯罪化所彰顯的刑法擴張領域，刑法的謙抑立場同樣需要堅守。這不僅是由刑法謙抑作為一種限制制刑權的理念所決定的，而且是刑罰本身作為一種以犧牲公民權利為代價的屬性所決定的。刑法謙抑立場的原始出發點，是對刑罰權（尤其是製刑權）的製約和公民權利的保護，而不是對刑法擴張的斷然拒絕，以刑法謙抑為由而直接拒絕刑法的擴張本身是對刑法謙抑的誤解，也是一種狹隘、滯後的刑法立法觀。實際上，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遷對刑法進行調整是極為必要的，這是歷史的規律和趨勢，誰也無法阻擋，其中也必然會包含犯罪圈的收縮，不能簡單、片面地認為犯罪圈擴張就是對刑法謙抑的背離，而犯罪圈的收縮就是對刑法謙抑的堅守。刑法謙抑立場，從根本上講強調的是刑法權發動的補充性和迫不得已性，即只有在其他規範手段無法實現法益保護目的時才動用刑法手段，而且要確保刑法手段干預的有效性；相反，刑法謙抑不是排斥刑法的干預，因為將刑法謙抑理解成排斥刑法干預的話，就意味著其他規範手段無法保護的法益在刑法層面也得不到保護，這顯然是與整個法秩序目的和公眾期待相違背的。
因此，無論是在預防性犯罪化立法中，還是在預防性犯罪化立法之後的預防性罪刑規範適用中，都應該堅持刑法謙抑的立場。這事關預防性的正義，即應該指導和限制國家使用對個人採取強制措施的預防性技術的原則和價值。申言之，就是在整體法規範層面，能用其他法律規範手段實現對法益的充分、有效保護時，就盡量不使用刑法規範手段：在刑法規範層面，能用較輕的刑法規範手段實現對法益的充分、有效保護時，就盡量不使用較重的刑法規範手段。正如有學者所言：“即便眼下面臨信息社會、風險社會所帶來的各種複雜問題，國家還是要強調刑法參與社會治理的謙抑立場和最後手段性，社會治理應當優先考慮使用非刑罰措施。面對法益侵害危險，即使國家有必要整體上採取預防性措施（比如國家面對恐怖主義所採取的預防性措施），但相對於民事或行政性預防措施，預防性的刑罰措施還是應盡可能最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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