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全球化的第一波何以不由中國主導？
王朝戰略的重心何以不在海洋而在內陸？
本書從諸多看似微末的史事入手，梳理明清兩朝同異邦的往來，以及隨之產生的或離奇或驚喜的因果，基於此，回看對古代中國有至深影響的“天下”觀念。為使六百年後的今人洞若觀火，作者試圖說明：下西洋之壯舉、拒倭寇於國門、興教化於邊陲、享萬邦來朝之盛世——毫無爭議的極盛景致，為何反而成為落後於西方的拐點？而隨著俄羅斯帝國的不斷東擴，清王朝北方經略的高歌猛進為什麼仍是傳統路徑的低水平持續？作者通過啼笑皆非的外交辭令和種種匪夷所思的戰爭過程，梳理了大陸板塊的地緣格局並為金玉其外的帝國困境做出解釋。全書立足於剖析“天下主義”的秉持者——明清中國的決策層所遭遇的阻礙和挫折，更立體地感受帝制時代超大規模政治體的運作方式及其成功與失敗，並通過這套官僚體制的運作發現帝國政治運行的秘密。
作者簡介
鄧文初
歷史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民國史、近代思想史等。具有文學、哲學、社會學等多學科背景，著有《歷史學家的作坊》等多部學術作品，主編史學評論文集《歷史在此轉向》。筆下文章，多兼顧學術與現實，文字詩意而不失哲理，思想明晰而多有原創。
名人/編輯推薦
● 全球史視角，細看歷史大轉折
作者以人文史家的敏銳，對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諸多拐點格外留意。從中國社會的傳統路徑看，明清時期的政治運作模式為什麼一旦遭遇全球化的衝擊，就明顯呈現東西方“大分流”的趨勢並逐漸落後於西方？作者將明清中國置於全球史的大背景下，分析其鮮為人知的原因。
● 中國-日本-歐洲跨文明體對照，更廣闊視角看明清史
以外交史為視角，彰顯同時段不同文明體處理同一事件的不同方式，可見跨文明交往的融合與碰撞，以及巨大差異路徑下的種種調適和齟齬，甚至近看東南亞諸邦在東西方文明衝擊下的生存法則。作者打破封閉的體系，從更廣闊的視角看明清的歷史。
● 反思華夏邊緣，洞徹王朝對外戰略的核心
從天下視角反觀地緣政治格局，揭示王朝核心戰略始終鎖定在北方原因；反思同屬華夏邊緣，但陸地和海洋的戰略意義在傳統治理邏輯中地位懸殊的深刻性。
● 回看“忽必烈的事業”，窺測文明互動的陣痛與共生困境
以古見今，從忽必烈的未竟事業看文明互動的調適與陣痛。明清時期中國與世界的相遇，雖不乏融合與調適，但最終的失敗既源於中國的內生困境，也在於人類社會在全球化過程中所面對的共同難題。
● 打破學科壁壘，多學科視角反思，從舊史料讀出新問題
視角新穎，尤其擅長從舊史料讀出新問題，在外交史、政治史、思想史等領域穿梭，交叉采用地緣政治學、知識社會學、國際關係學等領域的方法，層層梳理小事件背後的風云詭譎。
● 史家之思，作家之文，輕松讀懂外交史中的明清王朝
每一篇文章都從講述一個小小的歷史故事開始，以獨特的分析方法進行全新的解讀，具有思想衝擊力，且文筆流暢優美。因此，不必正襟危坐，床頭桌邊，隨手翻閱。
書摘/試閱
遠東海權爭奪戰
世界近代史為何由歐洲主導而非中華帝國？這一問題幾乎成為所有現代史家、社會思想家們的考題，全球史、區域史以及一般近代通史都在試圖回答這一問題。尤其是隨著後殖民理論的興起，歷史上中華帝國的強大形象慢慢浮現，這一問題也就更具挑戰性。它不僅涉及 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與批判，也觸及東方世界的民族情感與自我定位，當然，它更觸及人類的自我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如何規劃未來世界的某種思想資源的重新梳理。
《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一書強調，葡萄牙人在亞洲創造的貿易繁榮，並非憑借他們自己的意志完成，而是“受惠於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葡萄牙人控制的環境”。也就是說，作為外來者與陌生人，他們所進入的“主場”並非依據他們的意志自由塑造的。相反， 作為“客方”的他們多少受制於主場規則——“中國海的不穩定形勢起初就阻礙過他們在這一貿易中獲得實質性的利益，直到倭寇危機被解決了之後（葡萄牙人充其量只在其中起到了邊緣作用），他們才收獲貿易的回報”。換言之，葡萄牙之所以能在東方世界中立足並獲利豐厚，與其說是他們“殖民”的結果，不如說是東方世界為他們創造的機會。由此，作者提出“偉大的遠東轉向”這一說辭，認為中國和日本沿海政治形勢的變化，為西方世界打開了大門，推而廣之，則可以說，近代以來西方的崛起，從根本上說是東方世界喪失了主導權的產物。
“東方主場”
如果這一說法成立，則歷史學要追溯的是：“老牌的”海洋帝國究竟擁有怎樣的海洋意識？ 16—18 世紀的“東方主場”，究竟又發生了什麼？
不可否認的是，近代以前的中華帝國曾經主導過亞洲大陸及海洋，日本講談社出版的“中國的歷史”系列中，由上田信所撰寫的明清部分，就使用了《海與帝國》這個書名，“海洋帝國”之名幾乎走紅。最近出版的歐陽泰《1661，決戰熱蘭遮》更是熱鬧，這本書有一個煽情的副標題“中國對西方的第一次勝利”。歐陽泰是美國哈佛學派中著名的敘事史學大家史景遷的弟子，這本書亦繼承了史景遷敘事史學的特長。盡管“熱蘭遮之戰”根本說不上東西方的第一次戰爭，也說不上中國對西方的第一次勝利（早在此前，中國與葡萄牙有過多次交手，且一直都是中方勝出，1521年屯門之戰、1523年西草灣之戰、1548年朱紈發動的雙嶼港之戰及1549年走馬溪之戰，歐陽泰書中只略提一句），但通過歐陽泰的描述，我們至少可以得出某種認知，那就是，至少就明清之際而言，中國海洋軍事力量對於歐洲具有壓倒性的優勢：當時中國洋面僅國姓爺的海軍人數就達15萬之眾，是當時亞洲最強大的軍隊，人數比當時的荷蘭海軍多出10倍。
歐陽泰說：“1661至1668年間的中荷戰爭，是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也曾是歐洲與中國軍隊之間意義最重大的一場武裝衝突，此一地位直到兩百年後，才被鴉片戰爭所取代。”在《1661，決戰熱蘭遮》中，歐陽泰還描述了福建海商的偉大事業：
這些福建商人每到一個地方，就在當地建造住宅與寺廟，許多人也選擇在海外定居下來。在1500至1945年的歐洲殖民期間，住在亞洲海外的閩人比歐洲人還多。實際上，即便在歐洲殖民地裡，閩人也比歐洲人還多……鄭芝龍的一個舅舅就住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門，距離福建約一個星期的航程。鄭芝龍到了澳門後與他同住。
華僑與海洋貿易史家王賡武曾將中華帝國海洋力量的消長劃分為四個階段，他認為，至少在第四階段（1368年之後），中國已經具備在國內外取得貿易繁榮的幾乎所有前提條件：國內需要發展海上貿易；資金盈餘，可以用於風險投資；借貸和金融機構已經確立，雖然還缺乏保護措施；航海技術先進，政局穩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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