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傳：在淡泊寧靜中綻放（簡體書）

序章 納納乾坤內 秋風自布衣

在中國古代無數文人士大夫中，沈周的一生無疑是平淡的。 然而愈深入了解沈周 , 便愈能感覺到他平淡生活背後的獨 特。詩文才情曾給沈周帶來仕途上青云直上的機遇，但沈 周淡然拒絕了。他選擇隱逸生活，使明王朝的官僚體制中 少了一名普通官吏，藝術史上多了一位杰出的大師。

第一章 才比王勃美少年 轉益多師初學畫

沈氏世籍吳興(今浙江湖州)，元朝末年移居蘇州相城，歷代布衣，族無顯宦，卻儼然吳中望族。這與沈氏世代書香盈門、書畫傳家是分不開的。沈氏與繪畫的不解之緣起自 沈周曾祖沈良。

第二章 隱兮隱兮君子儒 高山流水幾知音

沈周不出仕，但他隱居鄉裡並不僅僅“獨善其身”。在他的詩作中，常常可見關心民生的篇什。這些無不體現了儒家 “民胞物與”的博大胸懷。過了而立之年的沈周，逐漸構筑出自己的精神世界，向人們展示出他成熟的性格。

第三章 西湖勝概存筆底 此行逐漸開生面

沈周既是文人，亦是隱士，又是畫家，這種三位一體的身份，使他對山水的喜愛流動於血脈之中。“遊山玩水”的要求更是不言而喻。

第四章 暢遊江南山水郎 揮毫染翰師造化

沈周繪畫作品中有大量是繪寫江南實景山水，另外還有許 多作品雖無具體反映物件，但也顯然融會了江南自然山水的特點，是作者先陶醉於自然界的風光，再流於紙上的結果。他以暢遊江南而得山水真意，又以山水真意融於筆墨之中，便有了這一幅幅中國藝術史上的精品杰作。

第五章 傷心詩畫酬親友 幽懷快意隔死生

沈周曾自謂“天地一癡仙”，他的一生癡於親情和友情，癡於山水，癡於繪畫。最親密的人去了，他無比悲痛。當然他不會沉溺在悲痛中不能自拔，這種悲痛轉化為深深的眷戀，永遠縈繞在心底，從不曾因時間的流逝而淡薄。

第六章 譽滿天下居林下 明代丹青第一人

晚年的沈周，身上依然充滿令人羨慕的活力，絲毫不顯垂 暮之態。以副都御史之職總撫蘇州、松江、應天的彭禮，在巡行到蘇州時，曾召見沈周，嘆賞沈周不僅精於詩畫， 而且詳於治理之餘，竟沒有意識到沈周已是七十六歲的高齡，提出讓沈周留在自己的幕下任職。連皇帝的征聘都不感興趣的沈周當然婉拒了。

附:沈周年表

後記

序章 納納乾坤內 秋風自布衣

在本書中，我要向讀者朋友講述一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一生。

他叫沈周，明朝人，出生於蘇州府長洲(在今蘇州市內)。用傳統稱謂來說，這個人是“士”階層中的一員;對於後人來說，他是一名詩人和畫家。在中國古代無數文人士大夫中，他的一生無疑是平淡的。他沒有李白的疏狂傲世，更不會有李白“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的傳奇經歷;他沒有蘇軾的“一肚皮不合時宜”(蘇軾的侍妾朝云這樣評論蘇軾)，也就沒有蘇軾身歷宦海浮沉、人生挫辱的坎坷遭遇，以及“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曠達飄逸。

也許選擇他做傳主，本身就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他不曾卷進歷史旋渦，不曾參與政治斗爭，既不憤世嫉俗，也不風流倜儻，又生活在一個還算太平的時代、一處非常富庶的地方，他的一生就像平原上一條波瀾不驚的河流，不論在人格上，還是經歷上，都缺乏李白、蘇軾那樣令人津津樂道的魅力。

然而愈深入了解沈周後，筆者感覺到了他平淡生活背後的獨特。這種獨特使筆者對他的喜愛和尊敬不亞於對李白和蘇軾的感情。他讓筆者聯想到了一個關於西方古代一位知識分子的小故事。

那是基督出世前的古希臘時代，有一位哲學家叫第歐根尼，他一生大部分時光都在古希臘地區的科林斯城度過。他沒有房子，沒有衣服，只有一張毯子和一個桶。毯子就是衣被，白天披在身上，晚上蓋在身上;桶就是房子，他睡覺的地方。他卻認為自己比波斯國王還要快活。

故事中的另一個主角是馬其頓的國王亞歷山大，這位年輕的君主是後世公認的偉大軍事家，他創建的馬其頓帝國是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還在他遠征亞洲前，他就已是希臘城邦聯盟的首腦，到處受到歡迎、尊崇和奉承。有一次亞歷山大親自去拜訪第歐根尼，後者正披著破毯子，心滿意足地躺在破桶中。那天天氣晴朗，陽光和煦。亞歷山大站在第歐根尼面前，先開口致以和藹的問候，然後說:“第歐根尼，我能幫你做些什麼嗎?”

“能，”第歐根尼說，“站到一邊去，你擋住了我的陽光。”

亞歷山大的部下和圍觀的希臘人發出一陣竊笑，為第歐根尼的狂妄自大和不識抬舉，也為他錯過一個可能改變自己命運的好機會。亞歷山大只是一陣驚愕的沉默，慢慢地轉過身，對著身邊的人平靜地說:“假如我不是亞歷山大，我一定做第歐根尼。”

亞歷山大聽懂了第歐根尼的話。亞歷山大是一國之主，是人人崇敬的英雄，又有無上的權力和財富，第歐根尼卻一無所有，他只要接受亞歷山大的恩賜，立刻就可以變成富翁或官員，但這些世人欽羨的東西，對第歐根尼來說，卻還抵不上眼前的一點陽光。在國王的眼中，第歐根尼是臣民中可以忽略不計的，而第歐根尼同樣蔑視王冠和權杖，他對自身的價值有絕對的自信，不再需要君主的恩賜來加以證明或升值。所以亞歷山大才會發出這樣的感嘆:如果他不能征服廣袤的領土，如果他不能掌握世俗的最高權力，那麼他寧願做第歐根尼，雖然貧窮，卻依然擁有真正的獨立和自由。

筆者之所以引述這個小故事，就是因為沈周的獨特正在於他追求與第歐根尼相似的獨立的個體價值和自由的精神世界。像第歐根尼那樣的知識分子，在後來的西方歷史上並不鮮見，他們與政治是疏離的，專注於文學藝術的創作或者科學研究，世俗的權力引不起他們的興趣，君王的讚賞也許會讓他們感到榮耀，但絕不會以之作為衡量自己價值的尺度。

中國的情況則不然。中國文化的傳統從上古就強調個體對集體的依附，個體的價值只有在對集體的服務和奉獻中才會得到承認和肯定(例如偉大的詩人屈原，本也是忠於楚國，一心要把楚國引向光明的方向，但由於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較多地贊美自己的高潔，把自己置於楚國貴族集團的對立面，就被東漢史學家班固指責為“露才揚己”)。儒家的價值觀更要求知識分子積極地投身於公共事務的管理和建設中，具體地說，就是從政做官:其上者做帝王師，通過對皇帝的影響而使國家進入良好的秩序和正常的運作，達到政治清明，人民安樂;其下者至少也要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便把他們自身的最大價值寄托在政治理想的實現上。我們前面所說的李白，他其實渴望著“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蘇軾也是以“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自詡的。

隨著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日益加強，知識分子自我價值實現的標準更有狹隘化為皇帝個人的認可和讚賞的趨勢。從宋朝時就流行的一首打油詩便說明了這一點:“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詩作表明了這樣一種價值觀:“讀書(成為知識分子)”是整個社會能賦予個體最大價值的事業，而這種價值的源泉則在於可以出仕做官，為“天子”所重，也就是由皇帝決定。

明朝初年，朱元璋對知識分子——包括在朝的文官和在野的文人——采取了高壓政策。本來立國之初，急需人才，新王朝確實也從全國征召了大批有才識之士，但朱元璋天威難測，朝臣們動輒得咎，說不清哪一天就禍從天降，幾乎是提心吊膽過日子。以明初四大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藍玉案為例，被殺的官員及其家屬數以萬計，受牽連者更是多不勝數。不止一位大臣冒死在奏疏中指責朱元璋這種做法，認為“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而吳晗在《朱元璋傳》中也有這樣一段不乏文學色彩的描寫:“網羅布置好了，包圍圈逐漸縮小了。蒼鷹在天上盤旋，獵犬在追逐，一片號角聲，吶喊聲，呼鷹喚狗聲，已入網的文人一個個斷脛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網外圍外的在戰栗，在恐懼，在逃避，在偽裝。”——由此不難想象當時知識分子的處境。

朱元璋當然知道自己“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以及濫施法外諸刑罰，會把很多讀書人嚇破膽，不敢出來做官，於是特地發布了一道詔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者即有背教，殺而籍沒之不為不公。”這道詔令被收於朱元璋親編的《大誥三編》中，而這些“大誥”是具有與法律等同地位的。“寰中士夫”，特別是有聲譽的文人，甚至被剝奪了“窮則獨善其身”的權利，陷入了逃無可逃的境地。

著名的明史學家吳晗評論朱元璋為“有史以來權力最大、地位最高、最專制、最獨裁、最強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在對待知識分子方面，政治上的高壓、肉體上的消滅只是一個方面，思想上的控制和尊嚴上的摧殘則使知識分子徹底匍匐在皇權之下。最顯著的一點就是在科舉考試中“八股取士”，這是中國文化的大厄，也是明代知識分子的大厄。讀書人要想有出路，就只能在“四書五經”的範圍內寫作有固定格式、規定字數的八股文，文章立意須“代古人語氣為之”，絕不允許自由發揮。而就是這個“代古人語氣”也是受到限制的，即使與君主專制稍稍有忤，那麼哪怕是聖人說過也不能“代”的。比如孟子，這位在士人心目中僅次於孔子的聖人，他生於處士橫議、策士縱橫的戰國時代，思想中有一定的民主因素，也堅持人格的尊嚴與平等，這在《孟子》一書中多有反映，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等。朱元璋讀到這些極為惱怒，下令撤去孔廟中孟子配享的牌位，將孟子逐出孔廟。只是由於孟子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已經根深蒂固，才收回了命令，但後來仍讓人大肆刪改了《孟子》，將他不喜歡的地方刪去了八十五節之多，餘下一百六十節。

朱元璋的兒子朱棣通過“靖難之變”奪取了侄兒建文帝的皇位後，在對待士大夫時，以恐怖手段威嚇和思想上鉗制這兩個方面絲毫不比其父遜色。他攻入南京後，用血腥手段展開了對忠於建文帝者的清洗，當時的一代儒宗，在朱棣發兵前他的主要謀臣姚廣孝曾請求萬不可殺的方孝孺，竟被空前絕後地誅了十族。即位後，朱棣命大臣編纂了《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等書，不遺餘力地禁錮士人的思想。總之，明代前期的一系列文化措施的最終目的就是培養對皇帝絕對服從、沒有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的奴才。回顧明代歷史，可以看出這個目的已經很大程度地實現了。當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被納入了“彀”中，例如本傳傳主沈周，他出生在明代前期，就像拒絕了亞歷山大大帝的第歐根尼一樣，他多次拒絕地方官員的舉薦，甚至拒絕過皇帝的親自征聘。不過與第歐根尼將大多數傳統的標準和信條看作虛偽的玩世不恭不同的是，沈周性情平和，他恪守著禮儀規範，生性淡泊。如果說他的一生是平原上的一條河，那也是寬闊而深沉的河，有著自己的方向和偉力，沉緩而堅定。生活在政治高壓的陰霾剛剛減弱的年代，他雖不像百來年後的某些晚明文人那樣具有叛逆性，敢於藐視現存的倫理價值觀念，卻也有著自己獨立的思想。他有詩說“納納乾坤內，秋風自布衣”，這詩句中蘊含了他對自己作為獨立個體的價值的不張揚的自信與自傲。他代表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另一種價值取向——在科舉功名之外尋找新的生活情趣和人生理想，從依附朝廷走向獨立的人格。

所以，沈周成了一名隱士，一生居於田園，從未參加科舉，但他的“隱”不是與世隔絕、遁跡深山，他依然履行一切世俗義務，並不以“隱”自命清高。他關心國事民生，與中央和地方的許多官員都有親密的友誼。

在隱逸生活中，沈周以藝術創作確立了自己的價值。他癡心繪畫，留下了大量珍品。作為畫家，他初學畫時正值院體畫派風行天下，為世俗崇尚，但他不隨波逐流，而是執著於內心的選擇，投身蘇州地區文人畫習作，並發揚光大，帶動並指導了一批後輩跟進創作，形成了史上的“吳門畫派”，在他的晚年，吳門畫風成為畫壇主流。

沈周集文人、隱士和畫家三位於一體:在身後以畫名垂千古，在生前以“詩”和“隱”受到長輩的期許、同輩的敬重、晚輩的推崇。他在繪畫中融入了自己的文氣和隱意，隱逸型文人心態和生存狀態成就了他在繪畫史上的地位。

詩文才情曾給沈周帶來仕途上青云直上的機遇，但沈周淡然拒絕了。他選擇隱逸生活，使明王朝的官僚體制中少了一名普通官吏，藝術史上多了一位杰出的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