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社會的管理

在人人開始談論新經濟的1990年代中期，作者已注意到社會正在改變，而且在那十年中，愈往後變化愈多。社會是從根基發生改變，不只是已開發國家，新興國家甚至改變得更多。資訊革命只是其中一項因素（甚至可能不是最強大的因素，至少人口結構因素與它一樣重要），尤其是已開發和新興國家的出生率節節下滑，導致年輕人口的數量、比率、成家比率迅速滑落。資訊革命是已發展一百多年趨勢的最高潮，年輕人口的萎縮卻是一項前所未見的大逆轉。另一件完全逆轉的事，是提供財富和工作的製造業逐漸式微，從經濟面來說，已開發國家的製造業已經成為邊際產業；但矛盾的是，從政治面來說，製造業的力量反而變得更強大。勞動力的轉型和細部分工，也是前所未見。

已經發生的這些改變，加上資訊革命對社會的衝擊，都是本書的主題。下一個社會已經來到，無法回頭。

本書有些章節，談的是傳統的「管理」課題，有些不是。不過，本書沒有任何內容觸及「萬靈丹」，宣稱是「萬無一失」的工具和技巧；而1980 年代和1990 年代許多談管理的暢銷書，寫的大部分就是那樣的內容。但本書確實是為高階主管而寫，也的確花了很大心力著墨在談管理。全書以一個論點貫穿所有章節――種種重大的社會變化正在創造下一個社會（可能是未來十幾年或更久），這些變化左右高階主管肩負的任務。對每個組織來說，社會變化既是重大威脅，也是機會；無論組織大小、營利或非營利事業、是在南北美或歐、亞、澳洲，都是如此。這項論點會在每一章中重複出現，旨在強調：和重大經濟事件相比，社會變化對組織和高階主管的成敗，可能更加重要。

這是一本有未來學意味的書。杜拉克於2002 年預測，下一個社會大約會於2030 年出現。這個社會有幾個特色，其實今天導讀 管理根植於社會已多少應驗，包括資訊社會的誕生（第1 章）、人口老化（第2、10 章）、電子商務對實體企業的威脅（第4、5 章）、知識

工作者崛起（第5、6、8 章）、創新以開創商機（第7、9 章）、社會問題更甚於經濟問題（第13 章）。他的觀察大致是正確的，例如：不是資訊科技本身帶給社會變化，而是資訊科技的運用促成變化。在今日，遠距上班、上課、看診已成事實。他預見知識工作者會成為職場主流，並且不同於以往的雇傭關係。他花了許多篇幅談「創新」，其中他談到，最需要創新的是政府。另外，人口老化固然是問題，年輕人口縮減才是更大的問題。第15 章是總結，面對下一個社會的挑戰，他認為需要以創造性破壞因應；至於如何預測未來? 他有一句名言可以回答: 預測未來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創造未來（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

彼得˙杜拉克
彼得˙杜拉克生長於一個文化環境優越的家庭，薰陶於猶太– 基督教信仰傳統。1937 年移居美國，2002 年6 月20 日榮獲美國「總統自由勳章」。

杜拉克一生好學、敏思、善察、能析；筆耕不輟，以逾40 部著作享譽世界；治學精進、不拘框條，觸類旁通、不落窠臼。他早年學金融，1931 年獲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上，他尊敬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但跟隨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政治學上，他主張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對極權主義持嚴肅的批判態度。他對存在主義哲學與生存神學，特別是齊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思想研究，造詣頗深。

杜拉克自稱為「旁觀者」，始終持守立場清醒、思維冷靜、人格獨立、思想自由以及責任意識。做為「社會生態學家」，他具有明心慧眼、洞察力強，為世人的社會與組織守望的美德、正直與良知，勇於在批判中追求創新。他創立了「現代管理學」，主張管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走「知信行」合一之路，因此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和「管理大師中的大師」。

杜拉克在世近一個世紀。他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見證從科學技術變革到思想理念革新的過程；目睹從工業時代進入智識（知識）時代、資訊時代的變化；親歷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後現代知識型社會的變遷；對所有經歷的變化以及21 世紀的人類發展，他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今天，我們能夠深切感知到他的貢獻永不止於20 世紀，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與變化，杜拉克的思想必定會產生更加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羅耀宗
台灣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曾任《經濟日報》國外新聞組主任、寰宇出版公司總編輯。所著《Google：Google 成功的七堂課》（The Seven Success Lessons from Google）獲中華民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九十四年度金書獎。另著有《第二波網路創業家：Google, eBay, Yahoo 劃時代的繁榮盛世》（Netpreneurs 2.0）。譯作無數。曾獲時報出版公司2002 年「白金翻譯家」獎。現為財金、商業、科技專業自由文字工作者、《哈佛商業評論》全球中文版特約譯者。

【導讀】
管理根植於社會 彭台光 教授

彼得．杜拉克（1909-2005） 共出了超過40 本書。2002 年出版了《下一個社會的管理》，這是他的第36 本書。這本書收錄了杜拉克在1996 至2002 年期間，於不同刊物發表的11 篇文章和4 個專訪。這15 篇作品不按年份排列，而是以四大標題區分、歸類。杜拉克表示，這本書是為公私機構高階主管而編，但讀者應同意，一般人也可從中獲益。

彼得．杜拉克無疑是個管理思想家，但其實他更關注社會，因為他認為一個正常運作的社會，需要透過健全的管理，換一個說法就是：管理根植於社會。這也是他豐富著述中的一個核心論點。本書就是這個論點的代表——下一個社會，需要怎樣的管理?

這是一本有未來學意味的書。杜拉克於2002 年預測，下一個社會大約會於2030 年出現。這個社會有幾個特色，其實今天已多少應驗，包括資訊社會的誕生（第1 章）、人口老化（第2、10 章）、電子商務對實體企業的威脅（第4、5 章）、知識工作者崛起（第5、6、8 章）、創新以開創商機（第7、9 章）、社會問題更甚於經濟問題（第13 章）。他的觀察大致是正確的，例如：不是資訊科技本身帶給社會變化，而是資訊科技的運用促成變化。在今日，遠距上班、上課、看診已成事實。他預見知識工作者會成為職場主流，並且不同於以往的雇傭關係。他花了許多篇幅談「創新」，其中他談到，最需要創新的是政府。另外，人口老化固然是問題，年輕人口縮減才是更大的問題。第15 章是總結，面對下一個社會的挑戰，他認為需要以創造性破壞因應；至於如何預測未來? 他有一句名言可以回答: 預測未來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創造未來（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

彼得．杜拉克影響力極大，被公認為現代管理學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Management），當之無愧。另一位巨人是20世紀初的菲得烈，泰勒〔Frederick Taylor（1859-1915）〕，被後人尊為科學管理之父（The Father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他對工廠基層員工的工作效率做了一連串的測試和計算，獲得一個重要結論: 金錢有絕佳的激勵作用。由於帶動那年代的企業以獎金方式（如論件計酬）激勵員工，因此，20 世紀的前40 年被稱為經濟人時代（The Era of Economic Man)。1939 年，杜拉克30 歲，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經濟人的終結》（The End of Economic Man），他認為金錢固然是重要的激勵因子之一，只是必要條件，還有其他因子才是充分條件。年輕的杜拉克有這樣的立論，是因為他心中主要思考的是白領工作者。這裡可以看出，1959 年他開始談的知識工作概念，在20 年前就已萌芽。泰勒的科學管理並沒有因此終結，反而形成今天的工業工程、工業管理，著重以計量方式探討工廠效率的學科，無疑泰勒是這領域的開拓者。而彼得，杜拉克的各項立論，雖沒有自成一個領域，但在實務界和學術界追隨者無數。

1998 年，美國管理學會（Academy of Management）在聖地牙哥召開年會，邀請已89 歲的杜拉克作大會主講（Keynote）。他身材中等，氣色紅潤，思路敏銳，吸引全場專注，筆者有幸與會，是終身難忘的經驗。今天正好是杜拉克逝世15 周年的日子，知道他的40 本著作即將出版中文版全集，或許他正在天上微笑。

彭台光
2020.11.11 于義守大學國際學院

 

｜前言｜
我曾相信有「新經濟」（New Economy）那回事。當時是1929 年，我是華爾街一家大公司歐洲總部的見習人員。我的頂頭上司是公司的歐洲經濟專家，他堅信華爾街的榮景會永續下去；他寫了一本精采好書，書名是《投資》（Investment），以證明「總結來說購買美國的普通股，是迅速致富、萬無一失的法門」。我是公司最年輕的見習人員，不滿20 歲，受僱當上司的研究助理，不僅擔任那本書的校對，還負責編纂索引。紐約股市崩盤前兩天，這本書出版了，但此後消失得無影無蹤；幾天後，我的飯碗也丟了。

因此，七十年後的1990 年代中期，當人們大談特談新經濟以及股市榮景永在時，我早就經歷過那樣的場景。1990 年代的用語，自然和1920 年代的不同：早年我們掛在嘴上的是「永續繁榮」（perpetual prosperity）而不是「新經濟」。不過，只有這個措辭不同而已；其他方面如論點、邏輯、預測、用語，幾乎如出一轍。

但在人人開始談論新經濟時，我注意到社會正在改變，而且在那十年中，愈往後變化愈多。社會是從根基發生改變，不只是已開發國家，新興國家甚至改變得更多。資訊革命只是其中一項因素（甚至可能不是最強大的因素，至少人口結構因素與它一樣重要），尤其是已開發和新興國家的出生率節節下滑，導致年輕人口的數量、比率、成家比率迅速滑落。資訊革命是已發展一百多年趨勢的最高潮，年輕人口的萎縮卻是一項前所未見的大逆轉。另一件完全逆轉的事，是提供財富和工作的製造業逐漸式微，從經濟面來說，已開發國家的製造業已經成為邊際產業；但矛盾的是，從政治面來說，製造業的力量反而變得更強大。勞動力的轉型和細部分工，也是前所未見。

已經發生的這些改變，加上資訊革命對社會的衝擊，都是本書的主題。下一個社會已經來到，無法回頭。

本書有些章節，談的是傳統的「管理」課題，有些不是。不過，本書沒有任何內容觸及「萬靈丹」，宣稱是「萬無一失」的工具和技巧；而1980 年代和1990 年代許多談管理的暢銷書，寫的大部分就是那樣的內容。但本書確實是為高階主管而寫，也的確花了很大心力著墨在談管理。全書以一個論點貫穿所有章節——種種重大的社會變化正在創造下一個社會（可能是未來十幾年或更久），這些變化左右高階主管肩負的任務。對每個組織來說，社會變化既是重大威脅，也是機會；無論組織大小、營利或非營利事業、是在南北美或歐、亞、澳洲，都是如此。這項論點會在每一章中重複出現，旨在強調：
和重大經濟事件相比，社會變化對組織和高階主管的成敗，可能更加重要。

從1950 到1990 年代的半個世紀，在自由的、非共產的世界中，企業及其高階主管可以（也確實）認為那樣的社會是理所當然的五十年，經濟和技術的變動迅速且影響深遠。但社會狀況大致上是既定的事實，經濟和技術肯定還會持續變動。的確，本書的結論部分，也就是第四部的「下一個社會」，認為將來還會有重大的新科技出現，而且大部分新科技很可能和資訊無關，或是關係很小。但為了能讓企業善用社會變化帶來的機會，高階主管必須了解下一個社會的現實，並根據這些現實制定政策與策略；同樣地，不管是營利或非營利企業，也不分規模大小，都要這樣做。

本書的目的是幫助高階主管做到這一點，協助他們在下一個社會中成功地管理。

本書各章寫於2001 年9 月恐怖分子攻擊美國之前。除了第8 章和第15 章之外，其他所有章節都在2001 年9 月前刊載過，但無意更新內容。除了少量的刪節、校正錯誤（也有少數幾章是改回原來的章名），每一章都以原貌發表。明確地說，這表示首次發表在1999 年的一章，提到「三年前」，指的是1996 年；同一章的另一句提到「三年後」，指的是2002 年。這也有助於讀者判斷作者的預期和預測是已經成為現實，或是已被後來發生的事件所否定。

2001 年9 月的恐怖攻擊行動，應該使得本書更貼近高階主管所需，甚至更符合時宜。恐怖分子和美國的反應，徹底改變了世界政治。我們顯然會面對很多年的世界失序，尤其是在中東地區。但在我們必然面對的動盪不安和迅速變動的時期，沒有人可以只靠聰明才智就管理成功。管理一個機構，無論是企業、大學、醫院，都必須以基本和可預測的趨勢為基礎。

無論今天的新聞頭條是什麼，趨勢依舊會發展下去，管理階層必須把趨勢當作機會，加以利用。這些基本趨勢，包括：下一個社會，以及一些前所未見的新特徵的崛起，尤其是全球年輕人口萎縮和新勞動力的抬頭；產生財富和工作機會的製造業的逐漸沒落；公司和最高管理階層的形式、結構、功能都會改變。在不確定和無法預測的時代，即使一個機構的策略和政策是根據這些恆常且基本的趨勢制定的，也不保證一定會成功；但不這麼做，則肯定會失敗。

彼得．杜拉克
2002 年復活節於美國加州克萊蒙市

 

總序 功能正常的社會和博雅管理　邵明路
總序 向一位跨世紀的大師致敬　許士軍
導讀 管理根植於社會 彭台光
致謝
前言

第一部 資訊社會
第1 章 資訊革命之後
第2 章 爆發中的網際網路世界
第3 章 從電腦素養到資訊素養
第4 章 電子商務：核心挑戰
第5 章 新經濟尚未到來
第6 章 新千禧年的執行長

第二部 商業機會
第7 章 創業家與創新
第8 章 他們不是員工，是工作人員
第9 章 金融服務：不創新，就等死！
第10 章　超越資本主義？

第三部 改變中的世界經濟
第11 章　龐大組織的崛起
第12 章　全球經濟和民族國家
第13 章　笨蛋，問題在社會
第14 章　論城市的文明化

第四部 下一個社會
第15章　下一個社會

第1 章
資訊革命之後
本文首度發表於1999 年

我們才剛開始感受到「資訊革命」真正的革命性衝擊。但助長這股衝擊的力量不是「資訊」、不是「人工智慧」，也不是電腦和資料處理對決策、政策制定、策略的影響，而是十
多年前幾乎沒有人預見（甚至沒有人談論）的「電子商務」（E-commerce）。網際網路的爆炸性崛起，不僅成為商品、服務的主要全球性流通通路（distribution channel），還意外成為管理和專業工作的流通通路，最終更可能會發展成唯一的全球性流通通路。這件事深遠地改變了經濟、市場、產業結構。另外，產品、服務、產品與服務的流動，也跟著產生變化；消費者區隔、消費者價值、消費者行為開始受到注目，就業和勞動市場也出現改變。但社會和政治可能受到更大的衝擊，最重要的是，置身其中，我們看待這個世界和自己的方式也會有所不同。
在此同時，一些出乎意料的新產業，無疑會迅速崛起。有個新產業已經出現——生物科技；還有另外一個是養殖漁業。未來五十年，養殖漁業可能會把我們從海上的狩獵採集人，轉變為「海洋牧民」，就像大約在一萬年前，類似的創新把我們的祖先從陸上的狩獵採集人，轉變成農民和牧民。
其他的新科技可能會突然出現，並引出重要的新產業。不過，會是什麼樣的新科技，現在甚至無從猜測。但新科技出現的可能性極大，而且會來得相當快速。此外，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不管是新科技、或是以新科技為基礎的新產業，很少會來自電腦和資訊科技。就像生物科技和養殖漁業，每一種新產業都會從自身獨特且非預期的技術應運而生。
這些當然只是預測，但都基於一項假設，即資訊革命的演進。在1455 年左右，發生了古騰堡（Gutenberg）印刷革命，其後的五百年，幾個以科技為基礎的「革命」，都有自身的演進過程。我假設資訊革命也會演進，特別是和發生在18 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工業革命相類似。資訊革命頭五十年的演進恰好正是如此。

鐵路
資訊革命現在所處的階段，就像1820 年代初期的工業革命，在那之前大約四十年，瓦特（James Watt）改良的蒸汽機（1776 年首次安裝），在1785 年第一次用於工業生產，也就是棉紡織。蒸汽機對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意義，就像電腦之於資訊革命一樣，是革命的引爆器，更是革命的重大象徵。時至今日，幾乎人人都認為，經濟史上找不到任何單一事件，像資訊革命推進得那麼快，或是衝擊更大。但工業革命在相等的時間範圍內，至少和資訊革命推進得一樣快、衝擊一樣大，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工業革命在短期內，就把絕大部分的製程機械化，開始生產18 世紀和19 世紀初首要的工業產品，也就是紡織品。摩爾定律（Moore's Law）指出，資訊革命的基本元件（即微晶片）的價格，每18 個月下跌50％。第一次工業革命製程機械化之後的產品也是如此。18 世紀的上半葉，棉織品價格下跌90％之多。同一時期，單單在英國，棉織品的產量至少增加150 倍。雖然紡織品是工業革命初期能見度最高的產品，但工業革命也把其他主要產品，像是紙張、玻璃、皮革、磚塊的生產全都機械化了。工業革命造成的衝擊，並不限於消費性商品。鐵製品（例如鐵絲）的生產，開始機械化且靠蒸汽機驅動後，生產速度變得跟紡織品一樣快，這些產品的成本、價格、產量，也出現相同的影響。拿破崙戰爭結束時，歐洲各地的槍砲製造機器也改用蒸汽機驅動。大砲的生產速度，是以前的10 到20 倍，成本下降超過三分之二。
同一時間，在美國的惠特尼（Eli Whitney）已把火槍（muskets）的製造機械化，建立起第一個大量生產的產業。
這四、五十年內，工廠和「勞工階級」（working class）崛起。1820 年代中期，工廠和勞工階級的數量仍然少到不具統計意義，即使是英國也不例外。但在心理上，工廠和勞工階級已開始占據重要地位（在政治上也旋即如此）。美國出現工廠之前，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就在他1791 年的《製造業報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中，預見一個工業化國家的誕生。十多年後的1803 年，法國經濟學家賽伊（Jean-Baptiste Say）看出，工業革命創造了創業家（entrepreneur），進而改變了經濟面貌。
社會受到的影響，遠超過工廠和勞工階級。歷史學家約翰遜（Paul Johnson）在《美國人的歷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1997）中指出，使用蒸汽機的紡織工業呈爆炸性成長，導致蓄奴風氣再度興起。美國開國先賢認為已不復存在的奴隸制度，由於軋棉機需要大量的低成本勞工而死灰復燃；很快地，蒸汽機也步上這條路，蓄奴還因此成為美國獲利最高的行業，長達數十年。
工業革命也對家庭造成重大衝擊。長久以來，核心家庭一直是生產單位，夫妻、子女原本在農場或工匠的作坊中一起工作，工廠可說在美國歷史上首次把勞工和工作帶出家庭，引進工作場所，並把家人留在家裡；那些家人可能是工廠成年勞工的配偶，尤其在早期，可能是工廠童工的父母。
的確，「家庭危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有的，而是隨著工業革命開始出現的；反對工業革命和工廠制度人士長期以來的關切重點，其實是家庭危機〔把工作和家庭分離這種現象及其影響描寫得最好的，當數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1854年的小說《艱難時代》（Hard Times）〕。
但儘管有這一切影響，工業革命在頭五十年，其實只是把既有的商品生產機械化。工業革命使產量大增，成本大減。這場革命創造出消費者和消費性產品；不過，產品本身早就存在。新工廠製造的產品和傳統產品的唯一差別，在於產品的制式化，其瑕疵少於早期頂尖工匠以外的人士製造的產品。在那頭五十年內，只出現一項重大例外──有種新產品問世，就是富爾頓（Robert Fulton）在1807 年製造的第一艘實用型輪船。輪船在後來的三、四十年，幾乎沒造成什麼影響。其實，直到將近19 世紀末，全球的海上運輸仍多仰賴帆船，而不是輪船。接著，在1829 年，鐵路出現了，它的確是前所未見，而且從此改變了經濟、社會和政治的面貌。
事後來看，很難想像為什麼鐵路的發明竟然花了那麼長的時間。煤礦坑很早就開始使用鐵軌運送推車，為什麼一直沒人想到把蒸汽機裝上推車作為動力，反而一直是用人力去推或是用馬來拉？這不是應該很容易就想到的事嗎？但鐵路不是從礦坑的推車孕育而生，而是從毫無關聯的地方發展出來。而且，興建鐵路的目的不是載運貨物；相反地，有很長一段時間，鐵路只拿來載人。在問世三十年後，美國的鐵路才成為貨運工具（其實，直到1870 年代和1880 年代，英國工程師才受聘為剛剛西化的日本興建鐵路，並把鐵路設計為只載運乘客的工具，直到今日，日本鐵路的設備仍不適合貨運）。但在第一條鐵路真正開始營運之前，幾乎沒有人預料到這個發展。
然而在五年內，歷史上最大的盛世榮景席捲了整個西方世界：鐵路熱潮。雖然這股熱潮曾因經濟史上數次最驚人的蕭條而中斷，卻在歐洲持續了三十年，直到1850 年代末期才終結；到那時，今日歐洲的主要鐵路大多已建成。美國的鐵路熱又延續了三十年，而在阿根廷、巴西、俄羅斯亞洲部分、中國等偏遠地方，熱潮則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鐵路是工業革命真正的革命性要素，因為它不只創造了新的經濟面向，也迅速改變了我所稱的「心智地理」（mental geography）。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能從一地移動到另一地，一般民眾的視野第一次擴大。當時的人立刻了解到，他們的心智已經從根本上發生了變化。〔艾略特（George Eliot）在1871 年出版的小說《米德鎮的春天》（Middlemarch）中，將工業革命中的社會變遷描繪得最好，其中便提到這一點〕。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在他最後的巨著《法國的認同》（The Identity of France, 1986）中指出：「鐵路使得法國成為一個國家和一種文化。在此之前，法國全靠政治把一些自給自足的區域維繫在一起。」鐵路在開拓美國西部方面扮演的角色，當然是美國歷史上的老生常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