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裡的家國：歌曲、郵票、錢幣中的國族認同

飛揚的歌曲、加蓋的郵票、藕斷絲連的錢幣
在口袋裡流轉的中國近代史與國族認同

社會認同是社群裡一種無可避免的歸屬或分類感受，國家、族群的認同乃是兩大普遍例子。但認同有真實的，亦有虛擬或想像的。國、族大都以旗幟、徽章、鳥獸、人物之類作為象徵符號或標誌。但它們並不是隨時隨地，或無緣無故就能被啟動的。擬啟動這些標誌而生情，就得透過某些機制的運作。其中比較有效的機制乃是歌曲、郵票、錢幣。

歌曲、郵票和錢幣在本質上雖然風馬牛不相及，卻具有共同的內涵和功能：首先，它們都與中國近代史的脈絡密不可分；其次，它們都具有迅速流通與傳播的特性。一百多年來，中國歷經朝代更替、軍閥割據、日本侵華、國共內戰等重大事件，遍布各地、尚孕育著臍帶文化的華人，如何在割裂的歷史與土地上形塑其國族認同？在中國近代史兼華僑研究之領域裡，麥留芳的《口袋裡的家國：歌曲、郵票、錢幣中的國族認同》另闢蹊徑，將視野聚焦於愛國歌曲、孫像與烈士郵票，以及藕斷絲連的孫像錢幣上，深入探索它們得以成為建構國族認同與想像機制的關鍵歷史。

華人社會的另一種認同╱高嘉謙（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二○二○年一月中旬到新加坡出席學術活動，有機緣跟麥留芳教授見面，約定出版此書稿之際，並不知道新冠病毒的凶險在後。一年後的今天，病毒已在全球大蔓延，染疫人數臨近一億，死亡超過兩百萬人，數字近乎虛假的真實，像是電腦虛擬世界。眼前禍患未歇，人文學術出版仍在緩慢推進。經過幾番電郵討論，麥老師如期交稿，時報出版公司接力推動，這本《口袋裡的家國》可以適時跟讀者見面，也不妨看做危機時代裡，人文出版和書寫展現一種維持日常的堅韌意志。
我認識學者麥留芳的著作始於《方言群認同》，那是接觸華人史研究不會錯過的經典著作。此外，我也讀過文人麥留芳，早年以冷燕秋、劉放筆名於六○年代出道於新馬文壇，曾出版詩集《鳥的戀情》、散文集《流放集》等文學作品。在麥老師的學術生涯裡，華人的認同議題是貫穿始終的研究主軸。從八○年代開始的華人祕密會社、方言群研究，長期著眼新馬華人社會的階層、社群、廟宇等議題，多屬社會學研究和觀照。在系列著述內，華人認同的機制媒介與虛實變化，尤其對「虛擬認同」在華人生活史的關注和發揚，卻是他近年研究成果最受矚目的一部分。
此前分別於新馬兩地出版的《虛擬認同：早期馬來亞華人的愛國歌曲》（二○一二）、《百年虛擬幫會》（二○一七）兩部著作，探究從中國傳播至新馬華人社會的幫會、愛國歌曲的想像性根源和在地建構。前者強調中國各類愛國歌曲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如何在新馬華人社會廣為傳唱，在原鄉情懷、祖國認同、政治立場等方方面面，深刻凝聚、動員並形塑了華人在動盪時局對文化或政治「中國」的嚮往和虛擬認同。後者則回看新馬百年華人會黨史，在其組織、儀式、傳說背後，對中國反清組織天地會的潛在模擬、仿照，甚至作者所言的「借殼上市」，為殖民地華人現實生活裡的公司、會館、武館披上祕密會社的外衣，構成早期契約華工，在職業、身分上的另一種虛擬認同。
眼前這本《口袋裡的家國》，其實不妨看做「虛擬認同」研究的家用進階版。此書焦點放在歌曲（或曲譜、歌詞）、郵票、錢幣，藉由日常小物件啟動大敘事，討論的不僅是愛國歌詞、孫中山郵票，甚至是錢幣裡的孫中山、袁世凱，如何在中國境內的流通和作為國族認同標誌的建構。書中視野同時擴及台灣和海外華人社會，關注其在形塑政治偶像、國家標誌的意義上，透過一套傳遞、流通機制衍生的家國認同，在不同歷史情境發生的意義和作用。換言之，華人傳唱和創作愛國歌曲，發行、使用和蒐集郵票、錢幣，無論在官方或民間，都難掩一種家國認同的演化和變異。而作者為我們展演的，則是各種機制、象徵物所啟動的「虛擬認同」，背後種種觸景生情、一廂情願、文化感召的模擬狀態和現象。

「浮羅人文書系」編輯前言╱高嘉謙
推薦序　華人社會的另一種認同╱高嘉謙
自序
導言

第一篇　歌曲：依附飛揚的翅膀
乘歌聲翅膀漂洋過海
唱出來的境界
後庭花與紅歌
愛國歌曲在南洋

第二篇　郵票：瞞天過海的加蓋
郵票的本質與功用
有趣和沒趣的郵票
郵票與社會認同
中山在山中
孫像郵票在馬來亞

第三篇　錢幣：藕斷絲連的聯想
兩岸猿聲啼不住
從銀幣到紙幣
袁大頭與其他銀幣
孫像銀幣與紙幣
淡水日落

討論
華僑認同轉換的模式
他類虛擬認同機制

總結與展望
參考資料
附錄

國家認同的標誌

國家認同，時又可稱為國族認同，那是個人對自己民族、國家的一種歸屬感。幾乎所有的國家或族群，都擁有本身的認同標誌。標誌多被用來表述一事物的特徵，靜態的有圖案、圖騰、肖像等；動態的有語言、影像等。兩者可說都是用來表達意義和感情的直觀語文，所謂一目了然。有關動態的語言作為一種認同的標誌，較早時拙作《方言群認同》已有所著墨。簡略而言，在英屬殖民時代的馬來亞，當地的華僑多以所操的方言彼此分類，各自推動以籍貫為經，以方言為緯的各類文化傳承的活動。也正是這類活動把臍帶文化延續下去。也因此，所虛擬出來的處境，自然深深地局限於方言副文化。
國家認同的先決條件是與臍帶文化的關聯。之後所依賴翻閱地圖、熟讀歷史、選穿傳統服飾、父執輩的口述等的機制把蘇燕婷（二○一三：三二九—三三三）帶入了梅縣，從而衍生出對梅縣的認同；那是一種虛擬的認同。擬進入虛擬的處境，也不是毫無條件的。正如她在〈虛擬梅縣〉一文中所指出：「虛擬梅縣？恐怕是行不通的……我已經是第三代了，隔了萬重山的鄉情，已經像層層剝落的洋蔥……對『故鄉』陌生之餘，我又想靠近它、了解它……」她的個人感受，有異於前述柔奴的此心安處；前者是一種具有集體代表性的心理。她不是正要步出虛擬，而逐漸進入柔奴的隨遇而安的格局嗎？那也可以是第三代的國族認同。
這第三代的歸屬困境並不僅指客家人，或梅縣一地，其他的方言群和籍貫亦然。鄉情如洋蔥，兩層剝落後所剩下的是光鮮一面，在毫無幾分家族集體記憶，或臍帶文化世代傳承的運作下，不要說虛擬國土，僅虛擬一個縣分也會令人感到有心無力的。當家鄉原汁原味的梅菜扣肉也不符合南洋口味時，虛擬梅縣該是難上加難：認同的標誌猶如已過萬重山的輕舟。
作為一個國家的標誌，本書尚未能採用梅菜扣肉，而僅採用飛躍音符中的愛國歌曲，能流通無阻但印有孫像的郵票，和垂手可得的那刻上孫像的市場貨幣。它們的流動雖並不永恆，卻可算長期持續。
中國歷代至清朝，似乎都以抽象的龍為標誌，為圖騰，千百年不變。只有皇帝才是天子，天子上朝所坐的是為龍座。龍的傳人的認同，已深入人心。在帝制之後的共和體制，能觸發人民對國家認同的標誌，已不是在天的飛龍；卻是人人皆可掌握，也可天天接觸到的事物。只可惜在中國近代史裡，掌權者去留或政體嬗遞相當頻繁，認同難以持續；之前被認同的標誌也有尾隨的，但其人民卻未必能同步轉換歸屬感頻道。
這種差異，給慢步者帶來的多是虛擬的認同。這種狀況應是虛擬認同的一種。這種狀況在中國近代史上，共出現過至少五次或五類如下：
近代史中首次出現的虛擬國家認同，是在清帝遜位之後。共和或國民政府在前清郵票上加蓋「臨時中立」、「中華民國」字樣。雖然龍已飛去，由於孫像郵票尚未發行，遺民所認同者應尚是清帝。清帝（龍）、共和（嘉禾／梅花）、復辟（龍鳳）、北洋（龍鳳）、民國（孫像）的認同縱有對立，也短不可言。共和國第一套郵票乃帆船組票，三款都無人像。
第二次的出現，則可從日軍侵華時在孫像郵票上的加蓋窺見一斑。不過在這之前，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一年國民政府的容共棄共，以及多次的遷都，到重慶、武昌（武漢）、南京、成都、廣州等，民間應不會出現虛擬認同的心態。
第三次是指共產黨延安長征年代到新中國成立時，解放軍所持的國家認同。相較於之前的認同更換頻繁，這次是認同對立比較長久的。若以內戰過後的勝敗為準繩，曰該時人心已認同共產黨，應可存一說。
第四次的焦點是國內抗日時段的南洋移民，尤其是喜唱愛國歌曲和民謠的僑社。之前或之後所發展的三個階段，即一八四三年實施五口通商、國共合作年代、二戰結束後到國府遷臺，南洋華僑所認同的祖國實體應沒多大改變。
第五次是指國民政府遷都臺北的時段，該時寄居在臺灣本島和其外島金門、馬祖、大陳、澎湖等的外省人，尤指他們的後代。臺灣於一九四五年光復，但加蓋有「限臺灣通用」字句的孫像錢幣已在臺灣流通，一直到國府遷都臺北。孫像錢幣在臺灣卻持續發行了五十多年。當時本地居民與外省人的後代，在國家認同方面應類似南洋華僑的經驗：當標誌的實體改變了，而認同仍留戀於既往。由於國民政府在一九五五年放棄了大陳島，該地孫像錢幣的流通僅兩年多，其給予居民的認同層次則有待研究。
不少南洋華僑的子孫對祖國的認同是虛擬的，因他們的歸屬感是透過會館、僑校、合唱團對神州山河的虛擬描繪而衍生的。這是認同標誌的第一類功用。在日本侵華時段，日軍為收買或穩定當地民心，沿用仍流通著的孫像郵票之餘，在郵票上加蓋已被占領的區域名稱，而不用「占領」或「淪陷」的字眼。日軍的用意是，孫中山於一九二五年逝世後仍是中國人民，以及各軍閥極為尊重的英雄，不必急著發行另種改朝換代的郵票。國內據地為王的一般做法是，在原有的孫像郵票上加蓋限制省分貼用的字句。
另有孫像、義士郵票被日軍加蓋「慶祝新嘉坡陷落」的字句。這是很巧妙地在警告中國國內人民：新加坡華僑已被皇軍控制著，不必期望那兒的華僑會匯錢回國援助。日軍命令華僑協會繳交巨額奉納金算是一個旁證。若只作地名來加蓋「新嘉坡」，一如日軍在中國國內所操弄的，海外華僑還得費猜疑。這是認同標誌第二類的功用。
另一方面，從錢幣，尤其是法幣的流通持久性，則可窺見民心認同的方向。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的法幣的交替，似已可窺見後者更源遠流長。在共和、臨時政府（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到北洋政府（一九一三—一九二八）的時段，國家認同的標誌在短期內仍沿用清代郵票，但給予加蓋「中華民國」、「臨時中立」字句，或兩句以十字形式同蓋。在法幣方面，該時似應已廢棄了清代的銀銅通寶，而以袁大頭取代之。但後者是由袁世凱和北洋統領下，在民國三年才發行的合法銀幣。時差三年，通寶應仍是法幣。這也只是短期的欲罷不能。
有謂袁大頭銀幣的流通數量及時間要比孫像硬幣來得遠大，這是很可能的事；因後者的數個銀幣正要發行時，卻遭遇到國際金融風暴而幾乎全部被收歸國有。不過，若袁大頭的數枚紀念性金幣和民國九年的非流通性的銀幣不算在內，而民國十年的銀幣是最後發行的一批，則袁大頭的真正法幣的流量，該有所調整。
反過來，孫像銀幣雖比袁大頭不足，但孫像的紙幣卻在他往生後一直多處、多量，和多年在流通著。此外，配合孫像郵票的同時流通，孫氏作為國家認同標誌的優勢，可說銳不可當。孫像錢幣在國民政府的臺灣於二○一六年所引起的反面效應，提供了另一個錢幣與國族認同的實例。因此進一步落實了「虛擬認同」這個概念。
斯時，除紀念幣外，孫像法幣尚未流通，而且也不見有孫像郵票的正式發行，故該時段的認同標誌是模糊的。孫像紙幣不但在民國時的大陸已被定為法幣，或國幣，且還持續了許多年。期間也還有好多種公家或私人金融公司的錢幣在市面流通，但能夠持續流通至遷臺後的六十多年的，唯有孫像紙幣。也因此，法幣的持久流通提供了標誌的第三類功用。
簡略結語：清代以大龍、小龍、蟠龍郵票來標示國體，故有「看龍行，看天下」的構想，以至於在南洋的洪門會員亦曾以「龍飛」為紀元。在共和、北洋和民國時代，應看的是附有孫像的郵票和錢幣。民國時代的郵政，猶如一座荊棘縱橫的森林；雖曰中山仍在此山中，卻還是雲深不知處。在兩岸猿聲啼不住時，孫像錢幣已有如輕舟，渡過了千山抵達淡水，之後生息幾達一甲子。
本書所涵蓋的年代略述如下：有關愛國歌曲的乃專指日侵的一九三一／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孫像郵票方面則由一九三一年的第一枚至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都臺灣為止；孫像錢幣流通年代約從一九二六年到如今二○二一年。那些年代，中國國內擬獨攬天下大權的英雄此起彼落，要草擬人民對每位山大王的國家認同，實非易事。欲知當今天下執牛耳者，或得聽聽曹孟德給劉備說的「惟使君與操耳」。所說之虛實但看拜把兄弟關雲長和張飛能否及時趕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