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法國史：從革命到反恐戰爭（簡體書）

經歷了大革命的動盪和拿破崙帝國的征服，再到遭遇滑鐵盧之後，法國陷入兩個多世紀的紛亂：革命四起，政權更迭不斷，內鬥血腥殘酷，和德國爆發三次大戰並被入侵和佔領，其間又有殖民地鬥爭和各種政變――與此同時，法國湧現了大批政治、藝術、科學和社會著名人物。

歷史學家和評論家喬納森·芬比以其專業素養，為我們呈現了法國從1789年大革命至今的動人歷史。那場革命永遠改變了這個國家，但也遺留了諸多問題，製造了許多延續至今的內部矛盾。他取材於對該國長達半個世紀的觀察：法國自視在世界上佔有特殊地位，但目前遭遇嚴重的經濟和社會挑戰――與歐洲關係存在問題，並受到本國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威脅。就在2015年，巴黎還爆發血腥的恐怖主義襲擊。

本書敘事嚴謹又不失可讀性，歷史細節豐富，有趣的事件穿插其中，相關人物也很鮮明。芬比細述各類重大事件、鬥爭和矛盾，這些塑造了法國，在讓其為本國歷史驕傲的同時，也使其成為歷史的囚徒。

喬納森·芬比（Jonathan Fenby）是十八本書的作者，包括備受稱讚的《在邊緣：法國的困擾》《將軍：戴高樂及其拯救的法國》，後者被《紐約時報》譽為“精彩之書……博識敏銳、扣人心弦，讓人不忍釋卷”。他關注法國逾半個世紀，曾任路透社和《經濟學人》巴黎通訊站負責人，也曾在《觀察家》和《南華早報》發表和編輯諸多報導。他還被法國授予榮譽軍團勳章和國家榮譽勳章。

1.《現代法國史》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開始至薩科齊任總統，囊括前後二百多年，經緯穿插，左右勾連，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教育，金融到法國社會的種種矛盾和問題，進行了全方位的敘述，清晰勾勒了法國二百年的發展脈絡。

2.這本書足以讓你比周圍99%的人更了解現代法國。

序言大革命的永恆遺產

第一部分革命與復闢1815–1848

第一章復辟

第二章復古與革命

第三章公民國王

第四章磨刀霍霍

第二部分共和政治與帝制1848–1870

第五章不可能之夢

第六章從王子總統到皇帝

第七章機會主義的帝國

第八章改革與災難

第三部分第三共和國1870–1940

第九章血腥一周

第十章小而善的共和國

第十一章中庸之人

第十二章從德雷福斯事件到“一戰”

第十三章危機四伏的和平

第十四章“一切都很好，侯爵夫人”

第四部分維希政府、戴高樂和不為人愛的共和國1940–1958

第十五章兩個法國

第十六章解放

第十七章追尋新道路

第十八章不為人愛的共和國

第十九章共和國的終結

第五部分第五共和國1958–2015

第二十章新政權，新時代

第二十一章衰落與崩潰

第二十二章銀行家、王子和佛羅倫薩人

第二十三章推土機、錦衣總統和正常先生

第二十四章歷史的重負

註釋與參考文獻

致謝

譯後記

序言大革命的永恆遺產
大革命永遠地改變了一切，雖然並不是以其支持者所希望的方式，同時革命遺產也極為複雜。拿破崙上台前的革命十年，正如查爾斯·狄更斯所言，“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1789年，威廉·華茲華斯寫道：“在黎明之際，活著是幸福的。”但在接下來的三年半里，路易十六被處死，雅各賓派執行恐怖政策，這些都向我們揭示了一個冷酷的政治黨派所煽動的民粹主義所能造成的後果。他們自稱人民群眾的引路人，通過擁有更優越的才能和智慧為自己辯護，成為20世紀極權主義——使用暴力對待真實或想像中的敵人，並將其合法化——的先聲。大革命自初期就被印上派系鬥爭的標記，各競爭勢力都聲稱革命代表至善和理性，實質卻十分血腥，最終以拿破崙帝制和隨後的波旁王朝復辟而結束。但是，隨著1830年復闢後波旁王朝的傾覆和1848年革命烈火在歐陸的蔓延，以及與之抗衡的保守派開始付諸行動，大革命賦予了法國新的圖景和样板，成為整個歐洲進步人士的燈塔。

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獄的風暴，以及隨後的大事件所孕育的民族敘事，給法國現代歷史塗上了超過兩個世紀的意識形態色彩。不管如何定義，國家主權已經從神授君權轉為人民主權了。追溯至13世紀的君權秩序，當時政權被世俗而非宗教的公民統治所代替。革命派激發反對黨的仇恨，他們的所作所為喚醒了植根於彼此的不寬容和好鬥之氣；反對者的毀謗中傷則以追求美德和真理，或捍衛民族驕傲和偉大的價值觀為自己辯護。19世紀晚期將主要的國慶日選為7月14日的巴士底日，而不是頒布《人權宣言》的8月20日。國歌《馬賽曲》呼喚愛國者們用敵人骯髒的血浸透田野的溝渠。共和國的象徵瑪麗安根本不是兄弟會或姐妹會的使徒，而是德拉克洛瓦於1830年創作的有關七月革命的著名油畫《自由引導人民》裡戰場上的革命英雄。作為共和國的另一個像徵，高盧雄雞並不是一種溫順的動物。在宣揚理性的發源地香榭麗舍大街，屹立著20世紀最有名望的兩位領導人——喬治·克里孟梭和夏爾·戴高樂的軍裝雕像。1

法國長久的分裂——在左與右，天主教徒與世俗政權的支持者，中央集權主義者和地方分權主義者之間——深深印刻於1789年革命和隨後一系列輝煌事件的親歷者，以及那些將大革命視為扭曲了理性原則的人們的心中。當然，也有人民緊密團結在共和價值周圍的偉大時刻——二戰法國解放的時刻，1961年反對阿爾及利亞的軍事政變的時刻，2002年反對極右翼政黨民族陣線候選人取得總統大選勝利的時刻，以及在2015年巴黎諷刺畫刊《查理周刊》員工和一家猶太商店十七名顧客慘遭屠殺後舉行的大規模示威遊行的時刻。但這些時刻實在稀少，並且是在強烈的衝擊下產生的。它們在相對短的時間裡，頻繁為黨派分歧讓路。1789年以來的政治文化的既成事實和行為模式，連同誇張的過度殺戮和政客空談誤國所導致的犬儒主義，阻礙了建設性的折中方案，使得法國遠離了英國政治思想家埃德蒙·柏克所推崇的原則——“一切政府，甚至一切人類福祉，一切美德和一切審慎行動，都植根於妥協和貿易”。

基本問題仍然存在。誰有權統治以及基於何種合法性？如果政治是首要之事，則應採取何種政體以及組織框架？民主政治如何與高效行政政府相容，二者誰為優先？公民權是否包括街頭示威的權利，雖然其自稱為人民發聲？暴力是否能以追求革命理想或者鎮壓革命的名義合法化，例如19世紀那次超過6萬人喪生的國內衝突？人民何時會成為暴民？能否以武力執行《人權宣言》？追求革命純潔性能否證明清洗反對者是正當的？甚至，是否能將人看作一種追求完善的物種，當薩伏依人約瑟夫·德·邁斯特將革命分子看作撒旦的僕人，在見過法國人、意大利人、德國人和俄國人之後，卻寫下了“至於真正的人，我在生命中從未見過”？這些議題也適用於其他國家，但是因為大革命，它們在法國擁有永恆的特殊意義，這種意義賦予了國家運作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