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簡體書）

總序

張 劍 ix

前言

陳 麗 xviii

第一章 概說 1

1.1 話題源起2

1.2 空間界說6

1.2.1 空間與時間8

1.2.2 空間與地方12

1.2.3 空間與超空間18

1.3 當代意義24

第二章 淵源與流變 27

2.1 空間的社會屬性研究28

2.1.1 列斐伏爾：空間的社會建構28

2.1.2 福柯：空間的權力批判32

2.2 空間理論的文化轉向37

2.2.1 詹明信39

2.2.2 大衛 哈維46

2.2.3 霍米 巴巴52

2.2.4 愛德華 蘇賈60

2.3 空間文學批評的路徑與發展65

2.3.1 文字繪圖：作為繪圖員的作家66

2.3.2 空間敘事：敘事學的空間轉向74

2.3.3 空間批評：文學批評的新領域87

第三章 案例分析（一）：都市體驗與空間批評102

3.1 作為現代化大都市的巴黎102

3.1.1 本雅明評波德萊爾的巴黎104

3.1.2 大衛 哈維的《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109

3.2 喬伊斯的都柏林111

3.2.1 文學中的地圖112

3.2.2 圖繪與現代主義寫作技巧114

3.2.3 後殖民文化空間117

3.3 喬伊斯的漫遊者122

3.3.1 《都柏林人》中的癱瘓與流動123

3.3.2 終極漫遊者：布盧姆133

3.4 小結143

第四章 案例分析（二）：女性主義與空間批評145

4.1 弗吉尼亞 伍爾夫與空間146

4.1.1 伍爾夫的家宅146

4.1.2 空間區隔與女性成長149

4.1.3 先鋒畫派與空間敘事形式152

4.2 兩部伍爾夫空間研究新著述評155

4.2.1 《弗吉尼亞 伍爾夫的房間與現代性空間》157

4.2.2 《漫步於弗吉尼亞 伍爾夫的倫敦：文學地理學研究》165

4.3 赫斯頓的空間詩學：以《他們眼望上蒼》為例173

4.3.1 門廊/ 房間：赫斯頓的黑人女性空間訴求175

4.3.2 內/ 外：可以與外表剝離的精神空間180

4.3.3 非場所、邊緣烏托邦和黑人文化社區184

4.4 小結189

第五章 研究發展趨勢與建議191

5.1 空間與理論192

5.2 空間與敘事195

5.3 空間與文本196

5.4 空間與非文本198

5.5 相鄰研究域200

參考文獻206

推薦文獻219

索引221

繪圖學是研究和繪制地圖的科學。雖然地圖在東西方都有極其古老的歷史，但是直到地理大發現時期，繪圖學才成為一門學科，在精確性和影響力方面有了極大的提升。幾何透視法的出現、量化技術的發展、環球地理大發現、社會重組等因素都推動了繪圖學的崛起。歐洲的繪圖員們不僅研究和復制古代的地圖，還應用新的測繪技術，依據當時的航海新發現繪制新的地圖。磁羅盤、六分儀和望遠鏡等工具的發明和應用極大地提高了地圖繪制的精準性。繪圖學的興起使得地圖成為感知和體驗世界的主要方式，以及知識和權力的有力象征。這種現象從近代早期一直延續到現在：“十五世紀早期，地圖幾乎讓人感覺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僅僅兩個世紀之後，地圖就成為大多數職業和學科的基石”（Conley：1）。
同時，地圖又反過來以直觀的形式影響著權力在世界範圍內的再現。荷蘭地圖學家赫拉爾杜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於1569年創立墨卡托投影法（Mercator projection），應用這一方法制成的平面地圖至今仍在廣泛使用。在使用墨卡托投影法繪制的地圖上，經緯線於任何位置皆垂直相交，世界地圖得以繪制在一個長方形上，由此可顯示任意兩點之間的正確方位，且大陸輪廓投影後的角度和形狀保持不變。此後，用於航海的海域圖、航海圖等大都以此方式繪制。有了這種平面地圖，航海者就可以如願在平面上用直線畫出航海圖。但是，用墨卡托投影法繪制的地圖有一個臭名昭著的弱點：比例失真。南北回歸線之間的部分拉伸幅度較小，離南北兩極越近的地方拉伸幅度越大，極點處的比例甚至達到了無窮大。這樣一來，地圖上的格陵蘭島看起來就和非洲一般大小，而實際上非洲的面積差不多相當於15個格陵蘭島；中國在地圖上看起來比格陵蘭島要小，而實際上中國的面積是格陵蘭島的四倍多；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看起來比印度大，但實際上印度的面積大約是整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四倍；俄羅斯也沒有地圖上看起來那麼大，實際上比非洲要小。雖然為了實現這種從球面到平面的轉換，任何數學方法都難免產生誤差和變形，但這種比例上的失真有時卻被用來服務於意識形態的政治需求。比如在冷戰時期，美國的反共主義分子便利用地圖上被夸大的蘇聯的面積來強調其威脅性（Monmonier：96）。
事實上，地圖從未完全中立、客觀地再現空間，盡管地圖經常以精確和科學的面目出現，令我們產生幻覺，以為它能以穩定、系統的方式真實地反映變動不居的現實空間。除了比例失真之外，平面地圖對中心與邊緣位置的視覺強調也具有意識形態的政治性。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不同的國家都在本國發行的平面世界地圖上將本國調整為世界的中心，從而在視覺上強調其中心位置。另一個例子則是本初子午線的確定。本初子午線是地球上的零度經線，是為了確定地球經度和全球時刻而人為設定的標準參考子午線。它不像緯線有自然起點（赤道），理論上任何一條經線都可以充當本初子午線。而從實踐上來看，十九世紀上半葉，很多國家都以通過本國主要天文臺的子午線為本初子午線。但是多條本初子午線並存的情況給航海和測量帶來了諸多不便。1884年10月13日，在華盛頓召開的國際子午線會議（International Meridian Conference）決定，將經過英國倫敦格林尼治天文臺的經線作為本初子午線，同時也是計算地理經線的起點和世界標準時區的起點。這一決定乃是一番明爭暗斗的結果，而且沒能立即獲得全體一致的同意；例如，法國就投了棄權票，並在1911年之前一直堅持使用巴黎子午線作為經度起點。而英國人則“格外喜歡墨卡托投影法恭維大英帝國的方式：讓一條中央子午線經過格林尼治，以及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南非等幅員遼闊的【大英帝國】主要殖民地”（Monmonier：96）。由此可見，地圖的繪制經過了政治考量和意識形態的過濾。英國小說家康拉德的小說《特務》（The Secret Agent）便將炸毀格林尼治天文臺作為最為驚心動魄的恐怖行為和無政府主義罪行。格林尼治天文臺不僅是一座建筑，其建筑空間還蘊含著深層意義：秩序、權力、理性、科學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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