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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製造到服務:結構轉型期的宏觀經濟學(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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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像高收入經濟體經歷的那樣,中國在人均收入達到門檻值以後也邁入了從製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期。

這一轉型既反映在消費升級和產業結構的轉折性變化上,也反映在城市格局的變化上。例如:對製造業產品的消費增長越來越落後於對教育、醫療和體育文娛的服務消費增長,大量的勞動力、企業甚至城市面臨淘汰壓力;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在競爭中獲勝,大城市在城市競爭中獲勝。經濟結構轉型還改變了中國經濟波動的特徵,宏觀經濟波動從工業化高峰期的“易熱難冷”轉向了“易冷難熱”。本書結合高收入經濟體的經驗,深入剖析了經濟結構轉型的特徵及其面臨的突出短板,重新審視了當前關於宏觀經濟波動的主流觀點,並提出了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的政策建議。

作者還特別指出,應對經濟結構轉型,觀念的挑戰是我們需要直面的底層矛盾。觀念是制度和政策的核心支撐,主流觀念不變化,新的制度和政策調整就難以維繫。觀念是慢變數,時時刻刻都在細微變化,但是變化速度趕不上市場的變化速度。結構改革只能在觀念和利益衝突的夾縫中找缺口,尋求邊際上的突破。能做出結構改革當然好,衝突太大、時機不成熟的時候,等待也是一種智能。


張斌,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目前擔任世界經濟預測與政策模擬實驗室首席專家,社科基金政策諮詢點項目主持人。曾獲得浦山優秀論文獎,國務院特殊津貼,入選百千萬人才工程。

經濟現象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緊密聯繫,這些密切聯繫當中有著貫穿其中的主要線索。中國諸多關鍵宏觀經濟指標以2010—2012年為界同時出現了轉折性變化,暗示著貫穿其中的主要線索發生了變化。對宏觀經濟研究而言,找尋這個主要線索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它能幫助我們看到經濟現象的整體脈絡,以更清晰的視角理解紛繁複雜的經濟現象之間的聯繫;它還能説明我們預測未來,更好地服務於經濟政策制定。

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經濟的主要線索是工業化高峰期,中國經濟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高增長、高景氣度等諸多時代特徵都依附於這個主要線索。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主要線索是從製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這個線索始於居民部門從製造到服務的消費升級,製造業重新洗牌、出口和投資大幅減速、經濟增速下滑、人力資本密集型行業成為新時代寵兒、大都市在城市競爭中獲勝、宏觀經濟易冷難熱等一幕幕變化理所當然地接踵而至。從製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毫不留情地挑戰個人、企業和政府的既有觀念和利益,經歷了轉型我們的生活才能再上一個新臺階。


序言

前言

上半場:經濟結構轉型與經濟增長

從製造到服務

技術與偏好

高收入國家的經濟結構轉型

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拐點

中國是否過早去工業化

工業部門的成長與前景

增長是個正回饋

轉型期後的製造業

雙料冠軍的潛力和枷鎖

真正的短板

參照系

找到短板

慢變數

看不見的圍牆

大城市的勝利

看不見的圍牆

房價與實體經濟


中場:經濟結構轉型與經濟波動

貨幣的偏見

貨幣與金融資產從何而來

貨幣與通脹

貨幣與房價

證據不足的貨幣超發

經濟結構轉型與經濟週期

經濟結構轉型期的廣義信貸

經濟結構轉型與杠桿率

宏觀經濟穩定的三難選擇


下半場:政策討論

如何看待發達國家的寬鬆貨幣政策

  為什麼採取寬鬆貨幣政策

  寬鬆貨幣政策是否奏效

  寬鬆貨幣政策是否帶來高貨幣增長

  寬鬆貨幣政策是否惡化收入和財富分配

  寬鬆貨幣政策是否帶來資產價格泡沫

  寬鬆貨幣政策是否增加僵屍企業,延遲結構調整

保增長的得與失

潛在增速的討論

保增長爭論面面觀

結構轉型期的宏觀政策選擇

結構改革的邊際突破

如何進行三難選擇

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

“驚人的愚蠢”——大蕭條

“一連串的試錯”:羅斯福新政

他山之石


附錄1 工業趕超與經濟結構失衡

附錄2 經濟結構轉型期的內需擴展


電影《阿甘正傳》裡面說,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會得到什麼。做研究也是這樣,你跟著邏輯和資料一步一步往前走,不知道會走到哪裡,也不知道會得到什麼結果。在邏輯和資料的不斷敲打下,你看到的經常不是你預先想像的世界,不是別人描述的世界,而是至少對個人而言的未知世界。做研究是高風險活動,好在還算有趣,是成年版的探險遊戲。


在熱心朋友的督促下,我把最近十年來宏觀經濟研究的探險歷程梳理成了這本小冊子。前面部分是長期增長問題,中間部分是中短期宏觀經濟波動問題,後面部分是政策討論。無論是中長期增長還是中短期宏觀經濟波動,其表現特徵都有很強的時代特徵。農業時代的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特徵與工業時代大相徑庭,工業時代的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特徵與服務業主導時代也有著顯著差異。這本小冊子立足於中國經濟在2012年以後全面進入從製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在這個時代背景下觀察和理解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短期宏觀經濟波動。


這本小冊子的很多結論與主流認知有差別。宏觀經濟研究從來不缺乏觀點,越是流行的觀點越要小心對待。情緒通常比理性有更強的傳播能力,觀點之所以流行,往往是因為觀點中飽含情緒容易引起共鳴,然而情緒太強了就沒剩下多少能留給理性。對中國經濟的各種擔憂非常流行,貨幣超發、房價泡沫、產業升級乏力、債務危機、中等收入陷阱,如此等等。這些擔心並非沒有道理,有警示價值,但對於宏觀經濟研究的探險者來說不能想當然地信以為真,一定要闖進去仔細看看才行。這本書有些章節的內容是對一些流行觀點的響應。我經常對同行朋友說其中的很多觀點是偏見,朋友也會反駁我說你講的難道就不是偏見,我有時會辯駁,有時也無言以對。只當這本小冊子裡面講的有些內容也是偏見吧,兩種或者多種偏見的打架可能好過一種偏見的統治。


下面簡要講一下這本小冊子的旅程,從哪裡出發,去了哪些地方,看到了什麼。


出發點只有一個:消費升級。隨著中國人均收入水準提高,人均生活水準也在提高,最基本的消費是吃飽穿暖,然後是以家用電器和汽車為代表的標準化工業產品,當購買力平價標準下的人均收入達到8000~9000美元的時候,對一般製造業產品的消費增速開始放緩,消費升級的內容開始轉向服務。不是一般的服務,是那些要有很多知識、更高專業技能和更精細化管理等要素投入的服務,比如更好的醫療、教育、科研、環境保護、社會保障、體育文娛、金融服務等。消費升級是推動製造到服務經濟結構轉型的原動力,正是在這股力量驅使下,消費支出結構、產業結構、人口流動和城市形態一幕幕變化隨之而來。這是一股要求變革的巨大力量,對以往的觀念、制度和政策帶來了巨大衝擊,各種對抗和矛盾放大升級,關於結構改革和刺激政策的各種爭議綿延不絕。


經過對中國經濟結構指標系統性的梳理並放在國際比較視野下做比較,可以判定中國經濟大約在2012年前後告別了工業化的高峰期,此後一直處於從製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進程中。把發達國家類似發展階段的規律性變化軌跡作為參照系,中國絕大多數指標的變化軌跡都是標準動作,中國不存在像拉美國家那樣的過早去工業化。歷史上但凡按照標準動作進行經濟結構轉型的經濟體,無一例外地都邁入了高收入行列,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不算太高,邁過這個門檻以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從製造到服務的轉型並不意味著工業部門的重要性下降。工業部門是帶動全社會生產率提升的有力引擎,工業活動主導的經濟如此,服務業主導的經濟也是如此。進入從製造到服務的結構轉型期以後,中國工業部門總體規模擴張放慢,工業部門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有拔尖的工業企業脫穎而出,市場佔有率節節攀升,也有大量企業因為難以升級不得不退出市場。從投入、生產和產品三個環節看,中國進入結構轉型期後的工業部門升級情況還好,憑藉巨大的規模優勢,中國有成為全球製造業數量和質量雙料冠軍的潛力。潛力變為事實還要打破很多制約,最大的制約因素不是企業家整天抱怨的勞動、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收入國家的企業都曾面臨快速上升的要素成本,並不妨礙優秀的企業脫穎而出,勞動力和其他諸多要素成本上升在很多情況下是產業升級和經濟成長的結果。社會治理發育滯後和各種不當的市場管制扼殺了大量的市場需求和生產率提升機會,這些才是產業升級的真正敵人。


中國的經濟結構轉型有短板,這是中國經濟系統最薄弱的部分,也是未來經濟成長真正的瓶頸。把發達國家類似發展階段的規律性現象作為參照系,比較中國的資料可以發現中國經濟結構變化中的異常現象,對這些異常現象展開分析後可以定位短板。最突出的短板有兩個方面,一是市場化程度較低且需要大量知識和技能投入的服務業發展滯後,比如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等行業;二是第二、三產業總體就業人口占比偏低,這個現象背後反映的問題是中國經濟在發展到這個階段以後仍有大量農民工不能在城市安家並納入正軌就業。這兩個短板與政府職能定位和政府管制政策有著直接聯繫,而政府職能定位和政府管制政策背後則是價值觀、社會信任等慣性力量強大的慢變數。短期來看慢變數改起來殊為不易,拉長時間卻無時無刻不在自發地悄然變化。


從製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不僅反映在消費升級和產業結構變化,也反映在城市格局的變化。大城市是知識和專業技術密集型產業發育最好的溫床,能提供更多的消費升級機會,能提供更多的高收入就業機會,大城市在進入從製造到服務經濟結構轉型期以後的競爭力更加凸顯,發展潛力也在提升。眾多中小城鎮不能抓住消費升級和提高收入的機會,城鎮人口和產業都走下坡路,在城市競爭中敗下陣來。大城市雖好,但進城的代價不菲。中國的大城市房價過高,與很多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大城市中心城區房價算不上過高,糟糕的是中心城區以外的城市郊區房價過高,大城市郊區的房價也遠遠超出了中等收入群體的負擔能力,這給大城市的新進入者帶來了過高的門檻,讓很多人喪失了進入大城市改變命運的機會。大城市的高房價有合理的部分,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部分主要是住房土地供給政策扭曲、公共服務和公共基礎設施配套滯後、居民部門養老保險類金融投資工具匱乏,而不是過多的貨幣。房價上漲不能帶動房屋供給改善,對實體經濟弊端重重;房價上漲對實體經濟並非都是壞處,房價上漲帶來了房屋供給和城市規模的合理擴張,對企業和居民則帶來了更多發展機遇。


從製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改變了中國經濟的波動特徵,中國的宏觀經濟波動從工業化高峰期的“易熱難冷”轉向了“易冷難熱”。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需要澄清一些對貨幣的認識,主要包括四個問題:貨幣從哪裡來,貨幣和物價的關係,貨幣和房價的關係,貨幣有沒有超發。廣義貨幣包括了現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其他多種形式的存款。個體通過努力可以獲得更多存款,然而從全社會角度看,個體新增的存款不過是從其他個體帳戶轉過來的存款,個體努力並不會增加全社會的存款。只有通過新增貸款才能創造新的存款,新增全社會購買力。新增貸款受到中央銀行政策的影響,也受到商業銀行和信貸需求方的影響,中央銀行增加基礎貨幣或者降低利率並不必然帶來更高的信貸和廣義貨幣增長。歐美的量化寬鬆政策經歷告訴我們,中央銀行即便使出渾身解數也未必能做到真正的放水。長期來看,廣義貨幣與通貨膨脹高度相關,廣義貨幣多了物價最終會上漲,然而二者之間的變化並非穩定的一一對應關係。短期來看,廣義貨幣與通貨膨脹關係不如長期關係那麼緊密,供給方的因素(比如豬瘟)或者外部環境變化(比如全球金融危機)會對短期通脹帶來很大影響。廣義貨幣是影響房價的重要因素,但是解決高房價的辦法不應該是犧牲廣義貨幣增長。企業和居民存款少了確實能遏制名義房價上漲,但是代價太高,最終也難以遏制房子相對其他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上漲。過去二十年來中國的通脹率平均而言不高,匯率有升有跌總體還是升值,有些城市房價過高但不能歸咎於貨幣,房價雖高但是和房地產價格泡沫還不能畫上等號,貨幣超發的論斷很難成立。


經濟增長理論放眼長遠,關心的核心問題是提高潛在增長率。宏觀經濟波動理論看的是腳下的路,關心的核心問題是貼近潛在增長率,不要超出潛在增長率的過熱,也不要低於潛在增長率的過冷。衡量經濟冷熱的溫度計是通脹,就中國情況來看,合適的通脹指標是核心CPI(消費者價格指數)或者GDP縮減因數,這兩個指標運動軌跡很相似,經濟景氣程度、企業利潤、就業、居民和政府收入與這兩個指標也高度相關。從通脹和與其相關的一系列宏觀經濟指標看,中國宏觀經濟在2012年進入從製造到服務的結構轉型期以後面臨的主要難題是經濟偏冷。


物價偏低和經濟偏冷很大程度上來自需求不足。跨過工業化高峰期以後,能源、化工、鋼鐵、機械設備等眾多資本密集型工業部門增速大幅放緩,與之相關的信貸也大幅放緩,這意味著過去最有力的信貸發動機熄火,會帶來全社會廣義信貸和金融資產增速大幅放緩,隨之而來的是總需求不足。居民部門信貸擴張還保持了較高的增速,對工業部門的信貸大幅放緩是個補償,但還遠不足以維持足夠的廣義貨幣增長和與之對應的總需求增長,經濟還是偏冷。怎麼辦?最理想的辦法自然是結構改革,釋放科教文娛等服務業發展潛力,釋放都市圈成長潛力,釋放金融市場服務風險投資的潛力,改善政府公共服務,完善社會保障體制,這些舉措都能帶來新的信貸增長,改善需求的同時還能提升供給。但對專注於實現短期宏觀經濟穩定的經濟學者來說,這些結構改革的內容絕非短期內能夠完成,只能當作約束條件。宏觀經濟學者要做出的是在這些約束條件下的選擇,而不是改變約束條件。


擴大總需求的規範政策工具是貨幣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降低利率刺激總需求,財政政策則是擴大政府預算內開支直接增加總需求。貨幣與財政政策工具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前者是通過低利率刺激私人部門開支,是盡可能地借助市場自發的力量提高總需求;後者則是通過政府的力量提高總需求。我國遇到總需求不足的時候,應對措施的重點不是降低利率或者擴大預算內支出這些規範政策工具,而是通過地方融資平臺債務擴張增加基建投資。近些年中國的債務擴張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擴張。地方融資平臺新增債務對應的資產收益不高,融資成本高且期限結構不匹配,很多債務靠著借新還舊才能維繫,這部分債務越滾越大,中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也隨之上升。讓我們做個思想實驗,如果我們的政策組合是優先使用利率政策,利率降到底之後如果還不夠,再用預算內的財政支出擴張,包括對基建投資的支持。盡可能削減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信貸擴張,同時在銀行貸款和債券市場上保持高標準的風險評估和信貸紀律。如果是這樣的政策組合,還會不會有近年來的金融亂象和系統性風險上升。


中國的保增長措施引起了很大爭議。保增長舉措被戴上了很多頂帽子,增加系統性金融風險、國進民退、惡化投資效率、加劇產能過剩等。保增長的教訓確實很大,但要搞清楚教訓具體是什麼,是根本就不應該保增長,還是保增長的工具選擇問題;搞清楚保增長的代價是什麼,收益是什麼;搞清楚我們看到的那些令人不滿意的現象是都源自保增長政策,還是其他因素在作怪。搞清楚了這些,才能不泛泛而談刺激政策,真正吸取保增長政策的教訓。


進入從製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期,無論是應對中長期的經濟增長挑戰還是短期的宏觀經濟穩定挑戰,最難解的底層矛盾是觀念的挑戰。觀念是制度和政策的最核心支撐,主流觀念不變化,新的制度和政策調整就難以維繫。觀念是慢變數,時時刻刻都在細微變化但是變化速度趕不上市場的變化。身處從製造到服務這樣巨大的經濟結構轉型期,在高速工業化時期流行的物質價值觀政治文化學者羅奈爾得·英格爾哈特基於大量跨國社會調查提出了物質價值觀和後物質價值觀的概念,前者強調經濟和人身安全,後者強調自主、自我和生活質量。物質價值觀在低收入水準時期較為流行,而後物質價值觀則在高收入時期較為流行,價值觀的形成更多受到小時候生活經歷的影響,價值觀的改變往往是在老一代與年輕一代人之間發生轉換。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參見羅奈爾得·英格爾哈特,《現代化與後現代化:43個國家的文化、經濟與政治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及其所支撐的制度和政策環境與轉型後的經濟發展要求格格不入,對物質價值觀能起到平衡作用的後物質價值觀還很弱小,還遠不足以改變局面。觀念的滯後使得我們難以苛求超出傳統主流觀念的系統性結構改革,結構改革只能在觀念和利益衝突的夾縫中找缺口,尋求邊際上的破。能做出結構改革當然好,衝突太大、時機不成熟的時候等待也是一種智能。


結構轉型期對傳統觀念和傳統經濟都有巨大的淘汰壓力,這會讓整個社會系統和經濟系統處於脆弱階段。穩住總需求,穩住腳下的路,不摔跟頭至關重要。穩住總需求的價值不僅在於讓企業和居民的收入穩定,日子好過一些,它的另一層價值在於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最有利於市場自發成長,而市場自發成長恰恰是孕育未來改革力量和逐步改變觀念的最有力支撐。如果總需求嚴重不足,經濟過度低迷,最先死去的是小企業和立足未穩的新企業,最受傷害的是低收入群體,大量失業和經濟蕭條環境中漸進地改變觀念和推進改革是毒藥而不是解藥。


最後一章內容是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宏觀經濟政策是個權衡利弊的選擇,要義在於分清楚輕重,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對於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權衡利弊是一段非常難得的經驗和教訓,對當下中國也有很強的借鑒價值。凱恩斯把大蕭條稱為驚人的愚蠢,這沒有言過其實。大蕭條之前的美國經濟有經濟結構的快速調整,有大量的金融市場投機和資產泡沫,有收入分配的嚴重惡化,總之問題一大摞,但是研究大蕭條的學者認為並不必要為這些問題付出大蕭條的代價,沒必要百業凋敝,沒必要四分之一勞動者失去工作,沒必要超過半數的勞動者無法全職工作。大蕭條真正的罪魁禍首是信貸坍塌。市場從來都不完美,有各種各樣深層次、淺層次的矛盾,但這些都不致命,可以慢慢調整,至少還可以把日子過下去。市場最可怕的敵人是信貸坍塌,一旦這個敵人來了,市場交易大幅萎縮,需求下滑和供給收縮之間就會形成快速的惡性循環,這對市場是滅頂之災。信貸坍塌的根源在於錯誤的理念。當時貨幣政策把捍衛金本位放在突出位置,決策者篤信讓貨幣數量與經濟活動保持匹配的真實票據理論,財政政策信奉預算平衡。這些理念放在平時未必不對,但是在市場已經遇到很多困難的時候,決策者還在堅守這些理念,好比是要求高燒的病人去跑步鍛煉身體,結果可想而知。羅斯福新政也是一段改革的歷史,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改革是一連串試錯,最初的改革政策設計考慮不周再自然不過,當初正確的改革政策拉長時間看也未必合適。改革政策成功的關鍵在於不斷地糾正錯誤,這需要多元化的力量制衡,需要政治家的包容與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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