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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十二講(精裝)(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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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書摘/試閱

明太祖朱元璋通過什麼手段空前集權?燕王朱棣又是怎麼把自己的侄子趕下皇位的?倭寇、白銀、西學,晚明面臨著怎樣的大變局?張居正推行的萬歷新政成功了嗎?四百多年也發生過一次朝鮮戰爭,結局到底如何?先安內,還是先攘外,明代的選擇如何給後人以借鑒?文人從政,難道必然導致悲劇?……明史權威、復旦大學樊樹志教授緊扣明代歷史發展十二大關節,講述來龍去脈,還原歷史現場,為我們描畫出明代的全景樣貌。


樊樹志,復旦大學教授。代表著作有:《重寫晚明史:王朝的末路》(2019)、《重寫晚明史:內憂與外患》(2019)、《重寫晚明史:新政與盛世》(2018)、《重寫晚明史:朝廷與黨爭》(2018)、《晚明大變局》(2015)、《明代文人的命運》(2013)、《明史講稿》(2012)、《張居正與萬歷皇帝》(2008)、《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2007)、《國史十六講》(2006)、《江南市鎮:傳統的變革》(2005)、《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2004)、《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國史概要》(1998)、《崇禎傳》(1997)、《萬歷傳》(1993,2020)、《明清江南市鎮探微》(1990)、《中國封建土地關係發展史》(1988)等。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獲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晚明大變局》入選《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新華網、新浪網等二十餘家媒體2015年度好書。


◎樊樹志教授精心擇選明史的十二個重要面向,既包括朱元璋屠戮功臣、燕王朱棣“靖難”、張居正萬歷新政、“萬歷三大征”之朝鮮戰爭這樣戲劇性很強、具有鮮明明朝標識的事件,也有海禁與倭寇、晚明與“全球化貿易”、西學東漸、安內攘外兩難抉擇這些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大變局事件,可以說,幾乎囊括了明史所有主要方面,讓你一冊在手,遍覽明朝。

◎作者積幾十年研究功力與講授經驗結撰成的這部《明史十二講》,以基本史實和常識為底,以權威觀點和最新成果引領,對各種復雜事件均能抽絲剝繭,細論其關鍵所在,字裡行間又處處融滲著作者對歷史及當事人“同情之了解”,共同呈現出一幕幕有血有肉的“歷史活劇”,令讀者仿佛置身現場,不忍釋卷。


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史,不獨中國人熱愛,世界各國人民也都艷羨不已,贊頌不絕。幾個世紀以來,外國的漢學研究從不間斷,漢學家名人輩出,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國歷史,碩果累累。每個朝代的歷史,對他們都有無可比擬的吸引力。確實,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朝代,都有獨特的地位和價值,都是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

比如威名顯赫的唐朝。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劍橋插圖中國史》把它定位為“充滿活力的世界性帝國”;謝弗(Edward H. Schafer)的《唐代的外來文明》稱頌那個時代是“唐朝統治的萬花筒般的三個世紀”。這個世界性帝國最為後人所津津樂道的,莫過於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概,對自身充滿信心,最願意接受外來的新鮮事物,豐富自己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這就是盛唐氣象。

再比如宋朝,在舊史家筆下,常常遭受非議——“積貧積弱”,在與騎馬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的較量中,始終處於下風。歷史是立體的、多側面的,假如換一個視角,觀點就完全不同了。墨菲(Rhoads Murphey)的《亞洲史》對宋朝高度評價:“這是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創新和文化繁盛的時期”,是“中國的黃金時代”。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指出: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到宋朝,已呈現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平。在此之前,王國維就說過,宋朝的科學與文化,是之前的漢唐,之後的元明望塵莫及的。陳寅恪也說,中華民族的文化,經過幾千年的演進,到宋朝登峰造極。我們真的應該對宋朝刮目相看了。

那麼明朝又如何呢?如果放寬歷史的視野,把它放到全球史的框架中考察,就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它也有唐宋所不及之處。

15世紀末、16世紀初,號稱地理大發現時代。歐洲航海家發現了美洲新大陸,以及通向東方的新航路,繼而又實現了環球航行,開啟了一個嶄新的大航海時代。

其實15世紀初的鄭和下西洋早已領先一步。

明朝永樂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鄭和率領27800多人,分乘208艘木制帆船,從太倉劉家港出發,開始了持續二十八年的下西洋壯舉,到達亞洲非洲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航線之長,持續時間之久,在當時世界上無人可以與之比肩。鄭和的第一次遠航,比哥倫布首航美洲早八十七年,比達·伽馬開辟東方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麥哲倫環球航行早一百一十六年。因此,把鄭和下西洋稱為大航海時代的序幕,是當之無愧的。無怪乎西方學者對鄭和下西洋表達了最高的敬意,李露曄(Louise Levathes)關於鄭和的專著,題為《當中國稱霸海上》;孟席斯(Gavin Menzies)關於鄭和的專著,題為《1421: 中國發現世界》。

大航海時代最值得炫耀的成就,就是開啟了第一波全球化貿易。中國先是被動卷入,繼而轉化為主動出擊。澳門進入了黃金時代,一躍而為葡萄牙與印度、中國、日本貿易的樞紐港口,幾條國際貿易航線把中國商品運向世界各地。尤其是澳門—馬六甲—果阿(印度)—裡斯本(葡萄牙)航線,使得中國商品直通歐洲,超越了以前的海上絲綢之路。更引人注目的是,福建月港對外開放以後,開辟了一條前所未有的太平洋絲綢之路。中國商品由月港出發,運抵馬尼拉,搭乘馬尼拉大帆船,橫渡太平洋,抵達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然後轉銷美洲各地。這是以前的海上絲綢之路無法達到的境界。

於是乎,優質的生絲、綢緞、棉布、瓷器等中國商品運銷全球,換回的是數量驚人的白銀貨幣,西方學者稱之為“絲銀對流”,創造了一個世紀的奇跡: 約占全球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白銀貨幣,通過貿易渠道,源源不斷流入中國。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的名著《白銀資本: 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指出:“‘中國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後果是,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可匹敵的制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在他看來,當時世界的經濟中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在中國。

隨著商船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在傳布天主教教義的同時,帶來了歐洲先進的科學文化,培養了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改變了中國人的世界觀,開啟了一個新的啟蒙時代,思想解放的潮流席卷中華大地。

這就是晚明大變局。中國開始從經濟、文化、科技、宗教各個方面,融入世界。

這樣的明朝是不是很值得一看呢?

那麼,就讓我們來細細打量這段歷史吧!


引 言

第一講 太祖高皇帝與胡藍黨案

一 “士大夫朝簪紱而暮累囚”

二 皇權與相權的矛盾:胡惟庸黨案

三 李善長的滅門之禍

四 皇權與將權的矛盾:藍玉黨案

五 太祖高皇帝的“免死鐵券”


第二講 建文帝“削藩”與燕王“靖難”

一 “封建的第四次反動”

二 封建的禍患:燕王靖難之變

三 建文帝下落之謎

四 “誅十族”與“瓜蔓抄”


第三講 海禁·朝貢·走私·倭寇

一 海禁政策與朝貢體系

二 日本的朝貢關係與寧波爭貢事件

三 “嘉靖大倭寇”的真相

四 所謂“倭寇王”王直


第四講 晚明中國的“全球化”貿易

一 葡萄牙與澳門貿易的黃金時代

二 尼古拉·一官與“海上馬車夫”

三 西班牙與“馬尼拉大帆船”

四 貿易順差與巨額白銀流入中國


第五講 名士風流,群星燦爛

一 “卑視一世”的李夢陽

二 康海的名士風度

三 唐寅、祝允明與文徵明

四 徐渭的幕僚生涯

五 陳獻章與王守仁

六 王門後學:王畿、王艮與李贄


第六講 張居正與萬歷新政

一 轉折年代的鐵腕人物:徐階、高拱與張居正

二 張居正與萬歷新政

三 “不加賦而上用足”:財政經濟改革

四 “工於謀國,拙於謀身”


第七講 耶穌會士與西學東漸

一 耶穌會士的東來:利瑪竇的前輩

二 利瑪竇神父的“本土化”傳教活動

三 西方科學文化的傳播

四 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


第八講 1590年代的朝鮮戰爭

一 豐臣秀吉的“大東亞構想”與朝鮮戰爭的爆發

二 明神宗的決策:東征御倭援朝

三 關於“封貢”之議

四 戰端再起和它的戲劇性結局


第九講 東林書院:質疑舊說追究真相

一 “虛和閑止,不關世事”:東林書院的實態分析

二 顧憲成與李三才:東林書院如何成為“東林黨”

三 東林非黨論


第十講 魏忠賢閹黨專政

一 市井無賴如何登上權力巔峰?

二 閹黨的“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

三 “六君子之獄”與“七君子之獄”

四 魏忠賢個人崇拜運動

五 朱由檢:“不動聲色逐元兇處奸黨”


第十一講 安內與攘外的兩難選擇

一 洪承疇督剿西北,盧象升督剿東南

二 楊嗣昌:“必先安內方可攘外”

三 “滅寇雪恥”成泡影

四 陳新甲:秘密議和的替罪羊

五 王朝的末路:出征、南遷、勤王


第十二講“每於敗局算殘棋”:錢謙益的悲劇

一 從吳晗的《“社會賢達”錢牧齋》談起

二 黨爭延續與錢謙益“革職聽勘”

三 “丁丑之獄”與溫體仁的垮臺

四 錢謙益與馬士英、阮大鋮


後 記


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從日本傳來豐臣秀吉於七月九日死去的消息,日軍士氣頓時低落,陣腳大亂。

據說,豐臣秀吉的死訊是嚴格保密的,五大老、五奉行向在朝鮮的大名們發去撤退的指令。但是,必須向明朝提出撤退的名分,作為掩飾的幌子,譬如以朝鮮王子作為人質,朝鮮每年向日本繳納各種租稅。

明朝和朝鮮似乎隱約刺探到了豐臣秀吉的死訊,對日本的“名分”不予理會,乘機追擊撤退的日軍。指揮追擊的水軍將領李舜臣,阻斷了小西行長所部的退路。釜山和蔚山的日軍撤退之後,小西行長和島津義弘的部隊成了殿後。邢玠抓住戰機,派總兵劉鋌、董一元、麻貴分兵三路出擊。日軍各部無心戀戰,紛紛渡海東歸。戰火終於熄滅。

然而,在當時人看來,這場戰爭勝之不武,有不少負面評論,許重熙《嘉靖以來注略》反映得比較集中,一則曰:

 

萬歷二十六年十一月,倭將各統兵歸國。時平秀吉已於七月九日死,諸酋久有歸志。邢玠斂軍中數萬金賄諸酋,隨之渡海,求秀吉之子永結和好,諸酋欣然揚帆,同日南去。經理萬世德自六月受命(引者按:代替楊鎬),遷延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王京,會同邢玠奏捷,遣三百人分送三酋渡海,而三酋亦遣百人送(邢)玠渡鴨綠江。


再則曰:隨邢玠、楊鎬東征的贊畫丁應泰,上疏譴責邢玠等,“假官賚賄,隨倭渡海,並無戰功,偽奏膚功”。言官徐觀瀾也彈劾內閣首輔沈一貫、兵部尚書蕭大亨、總督邢玠、經略萬世德為“四兇”,“黨和賣國”。並且揭露:“師中積蠹,閫外虛文,弊端種種。”沈一貫利用職權,以“回籍調理”的名義,把徐觀瀾罷官。隨即吏科給事中陳繼春彈劾丁應泰“神奸黨禍賣國”。

邢玠奏稱監軍御史陳效為丁應泰所逼,身死異域。當初,陳效曾發誓:倘若包庇同年楊鎬,則不生還。待到丁應泰彈劾奏疏一出,他就說:“吾為群丑所誤,官何足論,奈不諱於名簡何!”到了南京,會見萬世德,“與萬世德對坐,舉茶遽仆,頃刻死”。一時間是非莫辨。許重熙引用董其昌的評論表明自己的觀點:

 

董其昌云:倭以平秀吉之死,因而惰歸,非戰之功也。(丁)應泰以(邢)玠為賂倭,科臣即以應泰為黨倭,豈為篤論?而應泰以此永廢,可惜矣!(邢)玠謂(陳)效之死為應泰所逼,不勝憤懣,以激皇怒可耳,夫御史氣吞郎署,豈受應泰凌轢!即言觀理,是非自見。


萬歷二十七年(1599)三月,皇帝朱翊鈞命令征倭總兵麻貴、陳璘、董一元班師回朝;任命李承訓提督水陸官軍,以“防海御倭總兵官”名義駐扎朝鮮;周於德移鎮山東,出任“備倭總兵官”。四月十五日,皇帝破例來到午門城樓,接受朝賀,把平秀正等六十一名俘虜當場正法。閏四月初八,皇帝向全國發布詔書,說明此次東征的緣由:


屬者東夷小丑平秀吉,猥以下隸,敢發難端……(朝鮮)君臣逋亡,人民離散,馳章告急,請兵往援。朕念朝鮮稱臣世順,適遭困厄,豈宜坐視!若使弱者不扶,誰其懷德;強者逃罰,誰其畏威!況東方乃肩背之藩,則此賊亦門庭之寇,遏阻定亂,在予一人。於是少命偏師,第加薄伐……於戲,我國家仁恩浩蕩,恭順者無困不援;義武奮揚,跳梁者雖強必戮。


天朝大國居高臨下的口氣,“少命偏師,第加薄伐”的得意,溢於言表。倘如董其昌所說,“倭以平秀吉之死,因而惰歸,非戰之功也”,再來看這道詔書的措辭,未免有些滑稽。

如果豐臣秀吉不死,這場戰爭或許還會進行下去。《皇明從信錄》關於此次戰爭,有這樣的評論:


……倭雖六十六州,實止中國一大省,征輸猝難,取給航海運糧,風不利,俟粟支一年,有進無退……我以樓船橫海之師,四將軍二十六偏裨,費金錢數百萬,竟收功一死關白。天方贊我,倭小丑何能為?一時文武大吏幾貪天功矣……


該書的“外史氏曰”寫得更加意味深長: 


今稱倭強大與虜敵,然倭以海為穴,棄險爭衡上國,於勢不順,而智多出於蠶食,往嚙朝鮮。中朝經略數歲,訖不得要領……


反映了晚明人士對此次戰爭的看法,既說“倭小丑何能為”,又說“費金錢數百萬,竟收功一死關白”,看似自相矛盾,恰是現實的寫照。在天朝大國眼裡,蕞爾小邦小丑跳梁,何足掛齒!一旦短兵相接,才知道對手厲害——“經略數歲,訖不得要領”。

但是,在班師回朝之後的慶賀聲中,人們看到的是一個論功行賞的圓滿結局:邢玠晉升為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衛世襲;萬世德晉升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國子監;麻貴晉升為右都督;楊鎬以原官敘用,等等。對此,《明史紀事本末》的編者谷應泰不無譏刺地議論道:


沈惟敬以市井而銜皇命,李宗城以淫貪而充正使,以至風月候節之紿,壺觴好會之詐,邢玠飛捷之書,楊鎬冒功之舉,罔上行私,損威失重。煌煌天朝舉動如此,毋怪荒裔之不賓也。向非關白貫惡病亡,諸倭揚帆解散,則七年之間,喪師十餘萬,糜金數千鎰,善後之策茫無津涯,律之國憲,其何以辭!而乃貪天之功,幸邀爵賞,衣緋橫玉,任子贈官,不亦恧乎!


顯然,谷應泰的批評不僅針對邢玠、楊鎬的“罔上行私”,而且對於“煌煌天朝舉動如此”,也有所微詞。谷應泰雖然生於明末,但是編此書時已是清朝初年,因此無所顧忌地把這一切歸咎於神宗皇帝:“用兵之初,神宗氣自甚銳,銳則期其速濟,故不欲核其真;用兵之久,神宗憂自甚深,深則幸其成功,故不欲明其偽。卒之忠言者落職,欺君者冒功,而所遭逢異矣!”

乾隆時刊行的《明史》,沒有谷應泰那麼鋒芒畢露,在《日本傳》中的議論卻很有獨到眼光:


秀吉死,諸倭揚帆盡歸,朝鮮患亦平。然自關白(秀吉)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巢,東南稍有安枕之日矣。秀吉凡再傳而亡。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至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云。


看來,清初以降,人們對於這一歷史事件的觀點依然不變——“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在民間百姓中,留下了既憎惡又恐懼的陰影——“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

如今來評價這場戰爭,實在是一言難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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