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十二講(精裝)（簡體書）

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史，不獨中國人熱愛，世界各國人民也都艷羨不已，贊頌不絕。幾個世紀以來，外國的漢學研究從不間斷，漢學家名人輩出，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國歷史，碩果累累。每個朝代的歷史，對他們都有無可比擬的吸引力。確實，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朝代，都有獨特的地位和價值，都是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

比如威名顯赫的唐朝。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劍橋插圖中國史》把它定位為“充滿活力的世界性帝國”；謝弗（Edward H. Schafer）的《唐代的外來文明》稱頌那個時代是“唐朝統治的萬花筒般的三個世紀”。這個世界性帝國最為後人所津津樂道的，莫過於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概，對自身充滿信心，最願意接受外來的新鮮事物，豐富自己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這就是盛唐氣象。

再比如宋朝，在舊史家筆下，常常遭受非議——“積貧積弱”，在與騎馬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的較量中，始終處於下風。歷史是立體的、多側面的，假如換一個視角，觀點就完全不同了。墨菲（Rhoads Murphey）的《亞洲史》對宋朝高度評價：“這是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創新和文化繁盛的時期”，是“中國的黃金時代”。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指出：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到宋朝，已呈現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平。在此之前，王國維就說過，宋朝的科學與文化，是之前的漢唐，之後的元明望塵莫及的。陳寅恪也說，中華民族的文化，經過幾千年的演進，到宋朝登峰造極。我們真的應該對宋朝刮目相看了。

那麼明朝又如何呢？如果放寬歷史的視野，把它放到全球史的框架中考察，就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它也有唐宋所不及之處。

15世紀末、16世紀初，號稱地理大發現時代。歐洲航海家發現了美洲新大陸，以及通向東方的新航路，繼而又實現了環球航行，開啟了一個嶄新的大航海時代。

其實15世紀初的鄭和下西洋早已領先一步。

明朝永樂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鄭和率領27800多人，分乘208艘木制帆船，從太倉劉家港出發，開始了持續二十八年的下西洋壯舉，到達亞洲非洲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航線之長，持續時間之久，在當時世界上無人可以與之比肩。鄭和的第一次遠航，比哥倫布首航美洲早八十七年，比達·伽馬開辟東方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麥哲倫環球航行早一百一十六年。因此，把鄭和下西洋稱為大航海時代的序幕，是當之無愧的。無怪乎西方學者對鄭和下西洋表達了最高的敬意，李露曄（Louise Levathes）關於鄭和的專著，題為《當中國稱霸海上》；孟席斯（Gavin Menzies）關於鄭和的專著，題為《1421：　中國發現世界》。

大航海時代最值得炫耀的成就，就是開啟了第一波全球化貿易。中國先是被動卷入，繼而轉化為主動出擊。澳門進入了黃金時代，一躍而為葡萄牙與印度、中國、日本貿易的樞紐港口，幾條國際貿易航線把中國商品運向世界各地。尤其是澳門—馬六甲—果阿（印度）—裡斯本（葡萄牙）航線，使得中國商品直通歐洲，超越了以前的海上絲綢之路。更引人注目的是，福建月港對外開放以後，開辟了一條前所未有的太平洋絲綢之路。中國商品由月港出發，運抵馬尼拉，搭乘馬尼拉大帆船，橫渡太平洋，抵達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然後轉銷美洲各地。這是以前的海上絲綢之路無法達到的境界。

於是乎，優質的生絲、綢緞、棉布、瓷器等中國商品運銷全球，換回的是數量驚人的白銀貨幣，西方學者稱之為“絲銀對流”，創造了一個世紀的奇跡：　約占全球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白銀貨幣，通過貿易渠道，源源不斷流入中國。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的名著《白銀資本：　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指出：“‘中國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後果是，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可匹敵的制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在他看來，當時世界的經濟中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在中國。

隨著商船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在傳布天主教教義的同時，帶來了歐洲先進的科學文化，培養了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改變了中國人的世界觀，開啟了一個新的啟蒙時代，思想解放的潮流席卷中華大地。

這就是晚明大變局。中國開始從經濟、文化、科技、宗教各個方面，融入世界。

這樣的明朝是不是很值得一看呢？

那麼，就讓我們來細細打量這段歷史吧！

引 言

第一講 太祖高皇帝與胡藍黨案

一 “士大夫朝簪紱而暮累囚”

二 皇權與相權的矛盾：胡惟庸黨案

三 李善長的滅門之禍

四 皇權與將權的矛盾：藍玉黨案

五 太祖高皇帝的“免死鐵券”

第二講 建文帝“削藩”與燕王“靖難”

一 “封建的第四次反動”

二 封建的禍患：燕王靖難之變

三 建文帝下落之謎

四 “誅十族”與“瓜蔓抄”

第三講 海禁·朝貢·走私·倭寇

一 海禁政策與朝貢體系

二 日本的朝貢關係與寧波爭貢事件

三 “嘉靖大倭寇”的真相

四 所謂“倭寇王”王直

第四講 晚明中國的“全球化”貿易

一 葡萄牙與澳門貿易的黃金時代

二 尼古拉·一官與“海上馬車夫”

三 西班牙與“馬尼拉大帆船”

四 貿易順差與巨額白銀流入中國

第五講 名士風流，群星燦爛

一 “卑視一世”的李夢陽

二 康海的名士風度

三 唐寅、祝允明與文徵明

四 徐渭的幕僚生涯

五 陳獻章與王守仁

六 王門後學：王畿、王艮與李贄

第六講 張居正與萬歷新政

一 轉折年代的鐵腕人物：徐階、高拱與張居正

二 張居正與萬歷新政

三 “不加賦而上用足”：財政經濟改革

四 “工於謀國，拙於謀身”

第七講 耶穌會士與西學東漸

一 耶穌會士的東來：利瑪竇的前輩

二 利瑪竇神父的“本土化”傳教活動

三 西方科學文化的傳播

四 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

第八講 1590年代的朝鮮戰爭

一 豐臣秀吉的“大東亞構想”與朝鮮戰爭的爆發

二 明神宗的決策：東征御倭援朝

三 關於“封貢”之議

四 戰端再起和它的戲劇性結局

第九講 東林書院：質疑舊說追究真相

一 “虛和閑止，不關世事”：東林書院的實態分析

二 顧憲成與李三才：東林書院如何成為“東林黨”

三 東林非黨論

第十講 魏忠賢閹黨專政

一 市井無賴如何登上權力巔峰？

二 閹黨的“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

三 “六君子之獄”與“七君子之獄”

四 魏忠賢個人崇拜運動

五 朱由檢：“不動聲色逐元兇處奸黨”

第十一講 安內與攘外的兩難選擇

一 洪承疇督剿西北，盧象升督剿東南

二 楊嗣昌：“必先安內方可攘外”

三 “滅寇雪恥”成泡影

四 陳新甲：秘密議和的替罪羊

五 王朝的末路：出征、南遷、勤王

第十二講“每於敗局算殘棋”：錢謙益的悲劇

一 從吳晗的《“社會賢達”錢牧齋》談起

二 黨爭延續與錢謙益“革職聽勘”

三 “丁丑之獄”與溫體仁的垮臺

四 錢謙益與馬士英、阮大鋮

後 記

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從日本傳來豐臣秀吉於七月九日死去的消息，日軍士氣頓時低落，陣腳大亂。

據說，豐臣秀吉的死訊是嚴格保密的，五大老、五奉行向在朝鮮的大名們發去撤退的指令。但是，必須向明朝提出撤退的名分，作為掩飾的幌子，譬如以朝鮮王子作為人質，朝鮮每年向日本繳納各種租稅。

明朝和朝鮮似乎隱約刺探到了豐臣秀吉的死訊，對日本的“名分”不予理會，乘機追擊撤退的日軍。指揮追擊的水軍將領李舜臣，阻斷了小西行長所部的退路。釜山和蔚山的日軍撤退之後，小西行長和島津義弘的部隊成了殿後。邢玠抓住戰機，派總兵劉鋌、董一元、麻貴分兵三路出擊。日軍各部無心戀戰，紛紛渡海東歸。戰火終於熄滅。

然而，在當時人看來，這場戰爭勝之不武，有不少負面評論，許重熙《嘉靖以來注略》反映得比較集中，一則曰：

萬歷二十六年十一月，倭將各統兵歸國。時平秀吉已於七月九日死，諸酋久有歸志。邢玠斂軍中數萬金賄諸酋，隨之渡海，求秀吉之子永結和好，諸酋欣然揚帆，同日南去。經理萬世德自六月受命（引者按：代替楊鎬），遷延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王京，會同邢玠奏捷，遣三百人分送三酋渡海，而三酋亦遣百人送（邢）玠渡鴨綠江。

再則曰：隨邢玠、楊鎬東征的贊畫丁應泰，上疏譴責邢玠等，“假官賚賄，隨倭渡海，並無戰功，偽奏膚功”。言官徐觀瀾也彈劾內閣首輔沈一貫、兵部尚書蕭大亨、總督邢玠、經略萬世德為“四兇”，“黨和賣國”。並且揭露：“師中積蠹，閫外虛文，弊端種種。”沈一貫利用職權，以“回籍調理”的名義，把徐觀瀾罷官。隨即吏科給事中陳繼春彈劾丁應泰“神奸黨禍賣國”。

邢玠奏稱監軍御史陳效為丁應泰所逼，身死異域。當初，陳效曾發誓：倘若包庇同年楊鎬，則不生還。待到丁應泰彈劾奏疏一出，他就說：“吾為群丑所誤，官何足論，奈不諱於名簡何！”到了南京，會見萬世德，“與萬世德對坐，舉茶遽仆，頃刻死”。一時間是非莫辨。許重熙引用董其昌的評論表明自己的觀點：

董其昌云：倭以平秀吉之死，因而惰歸，非戰之功也。（丁）應泰以（邢）玠為賂倭，科臣即以應泰為黨倭，豈為篤論？而應泰以此永廢，可惜矣！（邢）玠謂（陳）效之死為應泰所逼，不勝憤懣，以激皇怒可耳，夫御史氣吞郎署，豈受應泰凌轢！即言觀理，是非自見。

萬歷二十七年（1599）三月，皇帝朱翊鈞命令征倭總兵麻貴、陳璘、董一元班師回朝；任命李承訓提督水陸官軍，以“防海御倭總兵官”名義駐扎朝鮮；周於德移鎮山東，出任“備倭總兵官”。四月十五日，皇帝破例來到午門城樓，接受朝賀，把平秀正等六十一名俘虜當場正法。閏四月初八，皇帝向全國發布詔書，說明此次東征的緣由：

屬者東夷小丑平秀吉，猥以下隸，敢發難端……（朝鮮）君臣逋亡，人民離散，馳章告急，請兵往援。朕念朝鮮稱臣世順，適遭困厄，豈宜坐視！若使弱者不扶，誰其懷德；強者逃罰，誰其畏威！況東方乃肩背之藩，則此賊亦門庭之寇，遏阻定亂，在予一人。於是少命偏師，第加薄伐……於戲，我國家仁恩浩蕩，恭順者無困不援；義武奮揚，跳梁者雖強必戮。

天朝大國居高臨下的口氣，“少命偏師，第加薄伐”的得意，溢於言表。倘如董其昌所說，“倭以平秀吉之死，因而惰歸，非戰之功也”，再來看這道詔書的措辭，未免有些滑稽。

如果豐臣秀吉不死，這場戰爭或許還會進行下去。《皇明從信錄》關於此次戰爭，有這樣的評論：

……倭雖六十六州，實止中國一大省，征輸猝難，取給航海運糧，風不利，俟粟支一年，有進無退……我以樓船橫海之師，四將軍二十六偏裨，費金錢數百萬，竟收功一死關白。天方贊我，倭小丑何能為？一時文武大吏幾貪天功矣……

該書的“外史氏曰”寫得更加意味深長：　

今稱倭強大與虜敵，然倭以海為穴，棄險爭衡上國，於勢不順，而智多出於蠶食，往嚙朝鮮。中朝經略數歲，訖不得要領……

反映了晚明人士對此次戰爭的看法，既說“倭小丑何能為”，又說“費金錢數百萬，竟收功一死關白”，看似自相矛盾，恰是現實的寫照。在天朝大國眼裡，蕞爾小邦小丑跳梁，何足掛齒！一旦短兵相接，才知道對手厲害——“經略數歲，訖不得要領”。

但是，在班師回朝之後的慶賀聲中，人們看到的是一個論功行賞的圓滿結局：邢玠晉升為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衛世襲；萬世德晉升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國子監；麻貴晉升為右都督；楊鎬以原官敘用，等等。對此，《明史紀事本末》的編者谷應泰不無譏刺地議論道：

沈惟敬以市井而銜皇命，李宗城以淫貪而充正使，以至風月候節之紿，壺觴好會之詐，邢玠飛捷之書，楊鎬冒功之舉，罔上行私，損威失重。煌煌天朝舉動如此，毋怪荒裔之不賓也。向非關白貫惡病亡，諸倭揚帆解散，則七年之間，喪師十餘萬，糜金數千鎰，善後之策茫無津涯，律之國憲，其何以辭！而乃貪天之功，幸邀爵賞，衣緋橫玉，任子贈官，不亦恧乎！

顯然，谷應泰的批評不僅針對邢玠、楊鎬的“罔上行私”，而且對於“煌煌天朝舉動如此”，也有所微詞。谷應泰雖然生於明末，但是編此書時已是清朝初年，因此無所顧忌地把這一切歸咎於神宗皇帝：“用兵之初，神宗氣自甚銳，銳則期其速濟，故不欲核其真；用兵之久，神宗憂自甚深，深則幸其成功，故不欲明其偽。卒之忠言者落職，欺君者冒功，而所遭逢異矣！”

乾隆時刊行的《明史》，沒有谷應泰那麼鋒芒畢露，在《日本傳》中的議論卻很有獨到眼光：

秀吉死，諸倭揚帆盡歸，朝鮮患亦平。然自關白（秀吉）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巢，東南稍有安枕之日矣。秀吉凡再傳而亡。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至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云。

看來，清初以降，人們對於這一歷史事件的觀點依然不變——“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在民間百姓中，留下了既憎惡又恐懼的陰影——“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

如今來評價這場戰爭，實在是一言難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