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啟蒙：從18世紀到冷戰（簡體書）

和啟蒙運動一樣，反啟蒙也是一場政治活動。18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柏克與德國哲學家赫爾德確立了反啟蒙理論框架。作為第一代反啟蒙思想家，他們目睹了1789年世界的傾覆。卡萊爾、泰納、勒南代表了瓦解啟蒙思想的第二次浪潮，面對19世紀政治生活民主化，這一浪潮持續高漲。他們的著作從各個方面呈現了對法國衰落的思考。在19、20世紀之交，反啟蒙的第三次浪潮升起，代表人物有莫拉斯、斯賓格勒、梅尼克、巴雷斯、索雷爾等人。20世紀50年代伯林登上學術舞臺以後，反啟蒙的辯論發生了新的飛躍。

《反啟蒙：從18世紀到冷戰》從思想史的角度討論了200多年間反啟蒙的歷史。作者認為：現代性存在著兩面，一面是為人熟知的“洛克―康德式”的現代性，但同時，在18世紀到當代，現代性的另一個側面得以顯現，這就是反啟蒙的傳統。反啟蒙思想並非一種反動的思想，而是屬￿現代思想之列。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觀點，作者從不同側面討論了從柏克、赫爾德到卡萊爾、梅尼克、勒南、索雷爾、莫拉斯等人的觀點，以及反啟蒙思想在這些思想家之間的流變，闡述並再現了反啟蒙思想家們所有矛盾之外的共同思想基礎。

作者簡介：

澤夫·斯湯奈爾（Zeev Sternhell，1935—2020），波蘭裔以色列歷史學家，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政治學教授，致力於研究法西斯主義的誕生與崛起，尤其是法西斯主義在法國的根基。著有《反啟蒙：從18世紀到冷戰》《永恆回歸：反民主以及衰落期的意識形態》《莫裡斯·巴雷斯和法國民族主義》《不左不右，法國法西斯思想》《歐洲貶值的世紀》等。2008年因其在政治學方面的貢獻榮獲以色列藝術人文勛章。

譯者簡介：

張引弘，南京大學法語系碩士畢業，圖書編輯。譯有《列維納斯：與神聖性的對話》（合譯）、《雙性人巴爾班》等。

甘露，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研究生，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博士在讀。譯有《祖母的故事》（喬治·桑著）等。

在我們的社會和政治組織中，那些因“法國-康德”啟蒙運動而誕生的普遍價值正在瓦解，但這種瓦解並非自發的。從18世紀開始，另一種傳統就逐漸建立起來，向啟蒙運動開戰。這一抨擊啟蒙運動的思想能夠具有內在一致性，原因之一就在於那些先鋒思想家都帶著極大的熱忱閱讀彼此的著作。對觀念史學家來說，他們每一個人的著作都既是一手資料，也是對他們的前輩――觀念史、文化批評、政治哲學研究者，甚至知名政論家――的思想的解讀。

以色列著名歷史學家澤夫•斯湯奈爾以其一貫的嚴謹和有條理的精神為反啟蒙（或者說，反對啟蒙運動）思想建立起準確可靠的譜系。同時，他也點明瞭當今時代的挑戰――因為啟蒙運動致力於消除的惡是所有時代都有的。要想讓21世紀的人免於陷入保守主義的“新冰河時期”，由啟蒙運動建立起來的個人作為現在甚至未來的主人的觀點仍舊不可取代。

前言 / 1
引言 / 1
第一章 傳統的衝擊 / 1
第二章 另一種現代性的基礎 / 96
第三章 反理性和反自然權利 / 194
第四章 偏見——一種政治文化 / 284
第五章 不平等法與反民主之戰 / 357
第六章 民族主義的思想基礎 / 457
第七章 20世紀初文明的危機，廣義相對主義及普遍價值的死亡 / 527
第八章 冷戰中的反啟蒙思想 / 628
結語 / 708
索引 / 743

反法國啟蒙運動――或者更確切地說，反法國-康德啟蒙運動――標誌著一種政治文化的誕生，它全面反對18世紀形成的對世界、人和社會的看法。理性主義的現代性可追溯到17世紀科學革命和霍布斯直接的科學化政治闡述，它也發端於1688―1689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及之後的法國大革命和17、18世紀之交的古今之爭。光榮革命時期理論家洛克主要致力於政治學和人的科學，其成就可與前一世紀牛頓在數學、物理和自然科學上的成就相媲美。豐特內勒逝世於1757年，享年100歲。他是當時最優秀的作家之一，也憑藉其理性的批評成為最偉大的“現代人”之一。他與培爾一起，為下一世紀的哲學飛躍奠定了基礎。
然而，我們注意到文學理性主義和政治理性主義的勝利很快就激起猛烈反擊，另一種政治文化醞釀而生。1725年，反啟蒙文化先驅詹巴蒂斯塔·維柯的《關於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學的一些原則（新科學）》第一版出版。我們認為，維柯邁出了反理性主義和反理智主義的第一步，也是崇拜個性和拒絕普遍概念的第一步。他是第一個呼籲拒絕自然權利原則的人。然而，直到19世紀初，他在那不勒斯以外的地方仍鮮有人知，其名聲最遠也未能走出意大利的土地。可以說，一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反啟蒙文化得到強化的時候，他的歷史作用才真正得以體現，而非在其思想誕生之時。因此，就直接的、現時的影響而言，反啟蒙文化的創始人是約翰·哥特弗雷德·赫爾德和埃德蒙·柏克。
繼公元前5世紀雅典時代之後，18世紀成為第二個政治思想大時代。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現了歷史、政治和文化的現代性觀念。啟蒙運動首先是一場政治運動。盧梭這樣說道：“我發現，一切都從根本上與政治相聯繫；不管你怎樣做，任何一國人民都只能是他們政府的性質將他們造成的那樣；因此，‘什麼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這個大問題，在我看來，只是這樣一個問題：什麼樣的政府性質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開明、最聰慧，總之是最好的政府?”
在18世紀，政治權力構成一切權力的基礎，《不平等論》的作者準確地理解了他所處的時代，認為政治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礎。這正是盧梭的影響力所在。至於英國啟蒙運動時期的政治哲學家休謨，他更關注觀念的力量：“在我們生活的時代建立起的政治體系需要哲學和理論的支撐。我們也發現分化這個國家的不同黨派都各自構建了自己的理論體系，以佐證它們的行動計劃。”
除了盧梭，法國啟蒙運動時期幾乎就沒有別的偉大哲學家了。洛克、休謨、康德分別來自英格蘭、蘇格蘭和德國。但在法國，卻有非常多的大思想家如同傳播自己觀念般不懈地與醜惡鬥爭。這是以伏爾泰為代表的全體知識分子的時代，尼采認為伏爾泰是“最偉大的精神解放者之一”。從18世紀給“哲學家”一詞所下的定義來看，所有哲學家都將政治視為唯一能夠改變生活的手段。在此之前，人們從未如此熱烈地探討過未來世界：政治成了所有人的事。
這是《百科全書》的時代：如同大部分的彙編作品，尤其是旨在為知識分類的彙編作品，《分類詞典》存在諸多缺陷，屢遭詬病，但首次出版的二十八卷仍然建立了知識史上前所未有的功績。狄德羅和達朗貝爾將人置於宇宙的中心，個人通過物質進步表明自己擁有獲得幸福的權利。而與此同時，18世紀的人又重新確定了情感的地位。盧梭肯定道：“無論倫理學家們怎樣主張人的悟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情感；但大家公認，情感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悟性。由於情感的活動，我們的理性才能夠趨於完善。我們所以求知，無非是因為希望享受；既沒有欲望也沒有恐懼的人肯費力去推理，那是不可思議的。”啟蒙運動的世紀絕不是貶低情感的冷漠的知識時代，時至今日，情感仍然令啟蒙運動的敵人們生厭。
“反啟蒙”一詞很可能由尼采首創，並在19、20世紀之交的德國被頻繁使用。尼采為定義叔本華和瓦格納的觀點而創造了它，這並非偶然，因為這一詞匯的出現不能僅僅歸功於寫作《教育家叔本華》的哲學天才，而實際上應該歸功於反啟蒙正是在“尼采時代”成為真正思想潮流的事實。18世紀末，社會在數十年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變，反理性主義和反普遍主義革命符合當時社會的需求，因而深入大街小巷。英國著名觀念史學家以賽亞·伯林自認為是英文Counter Enlightement（反啟蒙）一詞的創造者，但該詞在1973年以賽亞·伯林使用前就已存在了至少14年時間。羅伯特·沃克勒提到，當時聲名遠播的美國哲學家、著名左派雜誌《黨派評論》的主任威廉·巴雷特使用過這一詞匯。巴雷特是首批將存在主義介紹給同仁的美國學者之一，尼采的這個概念恰好出現在一部存在主義著作中也就不足為奇了。然而，Counter Enlightement一詞之所以能夠獲得英語世界的認可，確實要歸功於以賽亞·伯林在用詞和普及詞匯方面天生的敏感度。
如果說法語中本不存在這一術語，那是因為Gegen-Aufklrung（反啟蒙）被平庸地譯成“對啟蒙哲學的反應”。人們沒能意識到不久前尼采為了定義一種文化現象創造了這一意義重大的分析性概念。相反，反哲學家（anti-philosophe）一詞的出現與百科全書派學者使用哲學家（philosophes）一詞幾乎同時發生。因此，雖然法語中不存在“反”（anti）或“反對”（contre）啟蒙的說法，這一思想本身卻從18世紀開始就已經出現，並一直發展到19和20世紀：隨著時間臨近20世紀，專注於法國-康德啟蒙運動鬥爭的思想體系逐漸成為當時世界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意識。
和啟蒙運動完全一樣，反啟蒙也是一場政治活動，對啟蒙運動的抨擊在法國大革命前就已展開，且與大革命無關。在這偉大世紀最後二三十年中，發生了顛覆那影響深遠的價值觀的事件，而其全部意義確實直到下一個世紀才得到認可。早在攻佔巴士底獄前，柏克和赫爾德――上文提到過，還有之前的維柯――就發起了戰役，對抗法國啟蒙運動、對抗理性主義、對抗笛卡爾和盧梭。從1744年維柯出版的最新一版《新科學》到舊制度敗落，之間隔了近半個世紀；《人權宣言》起草三十年前，柏克就提出了首次批評，而赫爾德對1769年來哲學家所捍衛的原則表示了敵意，他雖然反對法國啟蒙運動，卻也懷著極大熱忱歡呼法國君主專制制度垮臺。
當然，啟蒙運動分成各種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流派，就如同質疑它的運動一樣：不可能不一樣。如果說知識的豐富性、多元化、多樣性及其內部的矛盾構成了啟蒙思想的基本特徵，那麼對反啟蒙來說，也是如此。不承認多樣性是巨大的錯誤。啟蒙運動並不旨在構建結構始終嚴密的思想體系，更準確地說，它是有著直接實踐目的的思想傳統；然而，儘管本身存在異質性，啟蒙和反啟蒙各自內部的所有形式和分支之間還是具有共性的。這就是為什麼，伏爾泰與盧梭、盧梭與孔多塞、孟德斯鳩與狄德羅及其他百科全書派成員，無論他們之間存在怎樣的分歧，法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和他們的主要盟友康德都因某些原則團結在一起，這些原則構成了18世紀這場偉大思想革命的核心。這兩個思想傳統存在各自的一致性和邏輯，但這不會破壞從18世紀初直到今天的這一階段所呈現出來的複雜性。
確實，正是出於反對這一看待歷史、人和社會的新觀點，反對這一新的認知理論，反對康德著名的“Sapere aude”（“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反對那些促進了英國自由精神的建立、促成了之後18世紀末期的兩份權利法案的簽訂和兩次革命的爆發的啟蒙運動原則，才形成了反啟蒙的所有分支。兩個世紀以來，反啟蒙思想家們向這些基礎原則發起反抗。這就是為什麼必須從17世紀末英國發生的事件出發進行解讀：要想讓批評政治理性主義基礎的觀點站得住腳，從而使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具有說服力，那麼無論如何，1689年都不能成為新紀元的開始，而只應是古老英國自由精神的復興。在休謨看來，柏克及其學派所贊同的這一理由純粹是幻想：英國式自由是革命帶來的新精神，而不在於復興建立在《大憲章》一類文件基礎上的所謂舊政體。休謨的全部歷史著作都以一個共同的觀念作為基礎：那些深受崇拜的舊憲章實際上不過是特權名錄，手握權力的貪婪貴族們成功地將其強加給了這個天性專制的王國。英國體制的建立基礎既非所謂的舊政體，也不是原始政府契約，而是王權與議會之間的政治妥協和相互依賴，因此它也是建立在一種微妙的平衡之上的。
然而，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正是柏克及其學派控訴的對象。1789年，洛克和休謨的光芒或許已被掩蓋，尤其在歐洲大陸，人們用不同方式來詮釋光榮革命，而美國仍然遠離權力和文化的中心，無法在文明演變的舞臺上扮演先鋒角色。而且，反啟蒙批評家們竭盡所能想要證明美國英屬殖民地起義絕不是在與舊制度進行抗爭，也不是至高無上的理性向歷史發起的反抗。他們中最具智慧的人，比如作家、柏克在德國的譯者和闡釋者――後來成為梅特涅的秘書――弗裡德裡希·馮·根茨就認為，《獨立宣言》就像是一層思想的外衣，殖民地需要用它來賦予這場獨立以史詩般的意義；事實上，他們從未企圖用人權來反對歷史共同體成員的特殊權利。1800年初，根茨發表了一篇長文，文中，他致力於區分十三州起義與法國大革命，認為前者單純是脫離殖民控制的運動，有著節制的、非常明確的、有限的目標，而後者其實是暴力、殘忍的重大事件；在他看來，對“自然而不可剝奪的權利”這類有害原則的呼籲應當被視作錯誤的判斷。該文章很快就被時任駐柏林全權公使、後來的美國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翻譯成英文。1955年，這篇已被世人遺忘的文章重新出版，成為冷戰時期反對啟蒙運動思想之戰的一個依據。
從亞當斯到20世紀30年代的卡爾·貝克爾，再到50年代羅素·柯克和今天的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我們注意到，美國批評家對啟蒙運動的批評都沿用了同樣的方法，也就是過分貶低甚至完全忽視自然權利哲學在建立美國社會、國家和民族中起到的決定性作用。還能有什麼別的方法嗎？如果法國大革命是對上帝、事物自然秩序的反抗並預示著蘇維埃革命的爆發，相反地，如果美國是自由的最後堡壘，那麼就迫切需要忽視美國建國的思想意義，而僅僅將其看作一個比喬治三世政府更靈活的政府本可避免的事件。無論18世紀末還是冷戰的關鍵時期，在全世界保守派的眼中，美國獨立的意義都無法與法國大革命的意義相提並論。蘇東劇變後，好的“革命”與“烏托邦”的，也就是壞的革命之間的區分又一次被提上檯面，它成為今天無論是美國的還是法國的新保守主義的思想基礎。
但顯然，假如美國獨立戰爭之後沒有發生法國大革命，美國英屬殖民地獲得獨立的影響也就微乎其微了。法國大革命結束了歐洲人口最多、最強大的國家的舊制度，從而讓政治在啟蒙運動的思想體系中佔有一席之位。正是1789年5月至10月期間巴黎發生的事件――緊隨其後的是王朝衰落和歐洲戰爭――決定了18世紀末期這場革命在邁向現代性的進程中具有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