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榖梁傳（簡體書）

《春秋》是古代魯國的一部編年體史書，起自魯隱公元年（前 722），終於魯哀公十四年（前 481），簡略地記載了這242年間魯國以及相關各諸侯國發生的重大事件。

傳說孔子“因魯史記而修《春秋》”，《春秋》便成了聖人寓是非褒貶的經典。解釋《春秋》的書現在流傳下來的有三部，就是《左氏傳》（通常稱為《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這三部書都在後來確立的“十三經”之列。

《左傳》詳於記事，少有議論，主要是記敘說明《春秋》中人物事件的史實或未曾提及的有關內容。其引用經文比《公羊傳》《穀梁傳》多出兩年，到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孔子去世時為止；記事則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超出《春秋》13年。《左傳》用古文（六國文字）寫成，屬於古文經學。

《公羊傳》和《穀梁傳》則長於解義，少有記敘，主要用問答方式，層層解說，闡發經義，所傳年份與《春秋》一致。《公羊傳》和《穀梁傳》用今文（西漢時隸書）寫成，屬於今文經學。

公羊學說的創始人，是戰國時人公羊高，寫成書的是公羊高的後人公羊壽和他的學生。

至於《穀梁傳》的作者，《漢書·藝文志》說：“《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顏師古注：“名喜。”按之典籍，穀梁子之名，異說紛呈。王充《論衡 ·案書篇》作“寘”，桓譚《新論》、應劭《風俗通義》作“赤”，阮孝緒《七錄》作“俶，字元始”。

從創始者一人而多名可以推測出來，《穀梁傳》也如《公羊傳》一樣，是世傳家學。穀梁赤、穀梁俶、穀梁寘、穀梁喜是穀梁學在戰國時代不同時期的代表人物。能肯定的是，他們都沒有把這一學說寫成著作。

《穀梁傳》形成文字，自當晚於《公羊傳》。因為《穀梁傳》駁《公羊傳》，《穀梁傳》引《公羊傳》。其引用《公羊傳》的例如文公十二年“子叔姬卒”條，《公羊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傳》曰：“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 史傳載，瑕丘江生曾與董仲舒辯論而不勝。他如果是傳世《穀梁傳》的執筆人，自當有相應的記敘，然而沒有，故可以把他排除在將《穀梁傳》寫成今文的寫家之外。

其後最引人注目的穀梁學人物是尹更始，他於宣帝時為官，且著《春秋穀梁章句》。章句是解釋的著作，而不是著作本身。可知尹更始之前已有現成的《穀梁傳》，這個寫家就當在尹更始之前，江公（江生，到年紀大了，稱為江公）之後。其間最有可能的寫家是魯人榮廣。《漢書》稱他“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家辯，“數困之”。他廣收徒眾，尹更始便是他的徒孫。

同屬於“長於解義，少有記敘”的《公羊傳》和《穀梁傳》都是儒家的思想體系，卻又有不同。應該說，《公羊傳》是孟子的理想主義，《穀梁傳》是荀子的現實主義。

《穀梁傳》立論合於常情，不為妖妄怪誕之說。例如，僖公二十二年，《公羊傳》極稱宋襄公以仁義施於軍事斗爭，以至於一敗塗地的事，說是“臨大事而不忘大禮”。而《穀梁傳》則予以嚴厲的批判：“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公羊傳》有言妖妄者，《左傳》亦多言鬼神，唯《穀梁傳》不言“怪力亂神”為可貴。宣公十五年經文：“冬，蝝生。”《公羊傳》說是“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何休注云：“上謂（魯）宣公，變易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完全是“天人感應”那一套說法。《穀梁傳》則針鋒相對地說：“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

《穀梁傳》強調維護宗法，尊尊親親。傳文主張“貴始”，“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僖公十五年》）。就是對於宗族中的亂臣，也要表現出兄弟情誼，“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隱公元年》）。國君之位必須傳給嫡長子，以保證宗法繼承制，“《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隱公四年》）。殺死長子和同母弟，更是有悖於人道，要受到譴責，“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隱公元年》）。“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襄公三十年》）。後人以為這些言論大概是有鑒於平定吳楚七國之亂殺戮不少、漢武處理戾太子事件的慘酷等諸多政治事件而言的，也是戾太子之孫漢宣帝讓《穀梁傳》興盛起來的主要原因。

《穀梁傳》有憫農輕賦、喜雨愛民的內容。《穀梁傳》認為，民眾是君王的根本，君王應該關心農耕，滿足民眾生活的基本需求，否則就不合正道，“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莊公二十八年》）。君王必須經常注意民眾的疾苦，隨時采取應對的措施，“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筑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莊公二十九年》）。還要關注水旱，愛護民眾，“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僖公三年》）。要減輕賦稅，貯存糧食，以備荒年，否則就要受到譴責，“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兇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莊公二十八年》）。如果遇到大饑荒，君王更要按照禮制的規定，與民共度災難，“五谷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襄公二十四年》）。

《穀梁傳》由於漢宣帝的愛好而著實興盛了一番，其後便逐漸式微，到靈帝時的熹平石經便沒有它的位置了。

現存最早為《穀梁傳》作注的是東晉範甯《春秋穀梁傳集解》，唐代楊士勛又為《春秋穀梁傳集解》作疏。他們的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之中。清代人研究《穀梁傳》，較著名的有柳興恩《穀梁大義述》、許桂林《穀梁釋例》和鐘文烝《穀梁補注》。其中《穀梁補注》引證詳贍，多有創見，代表了清人研究《穀梁傳》的最高水平。

本書以阮刻本《十三經注疏》為底本，主要參考了鐘文烝《穀梁補注》。鐘文烝《穀梁補注》吸取了清人研究的成果，加上自己的心得，因而具有較高價值。當然，其講義理的部分未必可取，但語言訓詁部分卻是不可忽視的。

本書校勘的基本原則是除非萬不得已，就不改動原文。隨便改動原文的，往往為進一步的研究所否定，應引以為戒。至於語詞意義，我也盡量做到要有依據，不自出心裁。個別地方實在難以說通，有采用今人說法而加以己意的，這也是出於不得已。本書翻譯最主要的困難是傳文精要，如果沒有相關的知識和必要的解說，即使譯成白話，也是莫知所云。我解決這個困難的辦法是加用括號，在括號裡說一些有助於理解的話。但括號不能多，括號裡的話同樣不能多，多了就不像對原文的翻譯了。我的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斟酌這些括號。效果如何，自然要等待公議。

《春秋》十二公，“隱公”“桓公”等是他們死了才加的謚號。但為了理解和稱呼起來方便，在他們還活著的年代裡，譯文就直稱隱公、桓公等，謹在這裡作一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