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的理論與實踐：翻譯對話錄(增訂本)（簡體書）

翻譯的價值是無可估量的
——“許鈞翻譯論叢”總序

從大學畢業至今，已經近 45年了。回想這 40多年走過的路所做的事，我自己覺得最有意義的是翻譯。我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做的工作，基本上只與翻譯有關。我做翻譯，包括口譯與筆譯，口譯做過同聲傳譯，也做過學術翻譯、陪同翻譯，有機會認識了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著名哲學家德裡達、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等先生，有的還成了很好的朋友。筆譯主要是文學翻譯，也譯過一些重要的學術著作。在做翻譯的基礎上，我對翻譯進行思考，進行研究。除了做翻譯，研究翻譯，我的主要工作是教翻譯，培養做翻譯、研究翻譯的人才。這幾十年來，我之所以堅持不懈地做翻譯、研究翻譯和教翻譯，是因為我對翻譯重要性的認識在不斷深入，因為我們都知道不同民族的交流離不開翻譯，社會的發展離不開翻譯，世界的和平也離不開翻譯。
我從翻譯出發，通過翻譯研究，把目光投向了人類悠久的翻譯歷史，在歷史的審視中，對翻譯的本質、翻譯的作用、翻譯主體的活動、翻譯研究的發展和翻譯學科的建設進行思考。感謝譯林出版社的厚愛，系列推出我的翻譯研究成果。可以說，這套“許鈞翻譯論叢”記錄的就是我 40餘年來在翻譯與翻譯研究的道路上對翻譯的思考與探索的印跡。
翻譯活動是豐富的，有多種形態。雅各布森將翻譯活動分為三種類型：符際翻譯、語際翻譯和語內翻譯。符際翻譯和語際翻譯，我們譯學界有過不少研究，但對語內翻譯，似乎關注不多。我在《繞不過去的翻譯問題》一文中曾談到，“一個民族的文化是不斷創造、不斷積累的結果。而翻譯，在某種意義上，則是在不斷促進文化的積累與創新。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發展，不能沒有傳統，而不同時代對傳統的闡釋與理解，會賦予傳統新的意義與內涵。想一想不同時代對‘四書五經’的不斷‘翻譯’，不斷闡釋，我們便可理解，語內翻譯是對文化傳統的一種豐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時間上不斷延續的一種保證”。
翻譯的價值是無可估量的。在我看來，翻譯的價值是多方面的，有社會價值、文化價值、語言價值、創造價值和歷史價值。對於翻譯的社會文化價值，我們現在了解得比較多了。從整個人類社會發展來看，翻譯能夠克服語言差異造成的阻礙，達成雙方的相互理解，為交流和對話打開通道。正是借助翻譯，人類社會才從相互阻隔走向了相互交往，從封閉走向了開放，從狹隘走向了開闊。從某個具體國家民族的社會文化發展來看，翻譯通過對別國先進科技和文化的介紹，能夠引進知識，開啟民智，塑造民族精神和國人思維，在特殊時期甚至能對社會重大政治運動和變革實踐產生直接的影響，成為一種文化的構建力量。
而翻譯的語言價值觀，從根本上說，就是如何認識翻譯活動對語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問題。翻譯是一種特殊的寫作活動，又與寫作活動不同，兩種語言的交鋒很容易創生“第三種語言”，進入譯者母語後，能夠從句法、詞匯等方面豐富並拓展後者。梁啟超曾討論過佛經翻譯文學對漢語的直接影響，據他介紹，當時日本人編了一部《佛教大辭典》，其中收錄“三萬五千餘語”，暫不論這“三萬五千餘語”是否完全進入漢語系統，可以肯定的是，創造新詞的過程是漢語逐漸豐富的過程。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新詞匯也意味著新觀念，語言上的變化也會對思想觀念、思維方式造成影響，如是觀之，我們就會明白為何“五四”運動前後，幾乎所有進步報刊都登載了翻譯作品，而魯迅、劉半農、沈雁冰、鄭振鐸、瞿秋白等人又為何會如此熱衷於翻譯了。
關於翻譯的創造性，學界關注不夠。翻譯本身是一種創造性活動，只有憑借譯者的創造才能實現。而且當我們討論翻譯的社會、文化和語言價值時，實際上已經涉及了翻譯在這些層面所表現出的創造力。而當“本我”意欲打破封閉的自我世界，向“他者”開放，尋求交流，拓展思想疆界時，自我向他者的敞開，本身就孕育著一種求新求異的創造精神。與此同時，翻譯中導入的任何“異質”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語文化的因子，具有創新作用。
在當今的時代，我特別關注在全球化的語境下，翻譯應該承擔的使命。在我看來，全球化和世界一體化給翻譯提供了更廣闊的發展前景，另一方面也賦予了翻譯更為重要的使命。 2002年，聯合國前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曾訪問南京大學。當他得知我多年來一直從事翻譯實踐與研究後，充分肯定了這一工作的重要性，還為我正在撰寫的《翻譯論》題寫了一句話：“翻譯有助於發展文化多樣性，而文化多樣性則有助於加強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設。”我認為這句話很好地定義了翻譯在全球化時代的使命。全球化有其積極的一面，但其負面影響也不容小覷。加利訪問南京大學時，曾發表了題為《多語化與文化的多樣性》的重要演講。在演講中他指出，世界化進程會對文化產生直接的影響，甚至有可能危及文化多樣性。他的這種擔憂並非沒有根據。在當今的國際社會，某些國家以強大的經濟勢力為基礎，以經濟利益為誘餌，在推動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謀求強勢文化的地位，甚至表現出十足的“文化霸權主義”。面對這種現狀，不難理解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呼吁對“文化多樣性”的維護，而翻譯因其本質屬性，能夠而且必須在維護“文化多樣性”過程中承擔重要使命。
那麼，翻譯要怎麼做，才能承擔起維護文化多樣性、加強世界和平建設的使命呢？通過研究，我認識到，我們應該從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去認識翻譯。有幾點特別重要：一是在理解翻譯的本質時，要堅持將翻譯視作一種“跨文化的交流活動”。翻譯不僅僅是一種語言轉換活動，更是一種跨文化的交流活動，它在世界文明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而獨特的角色。作為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轉渡人”，譯者對“文化多樣性”及其重要性的體認應該更為深刻，也因此承擔了更為重大的責任。只有正確認識翻譯，充分看到翻譯的跨文化交流本質，譯者才有可能在自己的實踐活動中對文化因素更為敏感，對保存和傳達文化因素更為謹慎。二是在翻譯中，要以平等的態度去善待各種不同的語言。加利在南京大學所做的題為《多語化與文化的多樣性》的演講中就曾指出，語言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語言多元是維護文化多樣性的基本條件，而世界的民主與和平有賴於語言與文化的多元，因為在他看來，“一門語言，它所反映的是一種文化和一種思維方式。說到底，它表達了一種世界觀。如果我們聽憑語言單一化，那將導致一種新型的特權群體，即‘話語’的特權群體的出現！”翻譯如要為維護語言多樣性做出貢獻，就要堅持開放與交流的文化心態。三是要發揚翻譯精神，勇敢承擔歷史賦予翻譯的使命。南京大學的程章燦教授在讀了我的《翻譯論》後，曾寫過一篇富有真知灼見的讀後感。在文章裡，他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翻譯的時代，而翻譯的時代不可缺少的是翻譯精神。他從我對翻譯本質的定義出發，將翻譯精神總結為“交流、傳承、溝通、創造與發展”五個方面。實際上，我們所提倡的對不同文化的尊重，在翻譯中努力再現語言、文化差異，都是這翻譯精神的體現。發揚這一翻譯精神，實際上便是在準確定位翻譯的同時，勇敢承擔起語言、文學、文化、社會、歷史等種種層面的使命，而加利所說的“發展文化多樣性，加強世界和平文化建設”的歷史使命自然也被包括在了裡面。
在對翻譯進行思考與研究的同時，30多年來，我和翻譯教學與研究界的同行一起，一直致力於翻譯學科的建設。在這方面，我們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在中國翻譯協會成立 30周年之際，我為《中國翻譯》撰寫了一篇長文，題目為《翻譯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過去常有人說“翻譯無理論”，現在翻譯理論實實在在地存在了，不少人又說“理論無用”，這種對翻譯研究的實用主義態度危害不小，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們對翻譯本質的形而上思考、對翻譯過程的多層面研究以及對翻譯價值的多元化追求。我本人在翻譯實踐過程中是有明確的理論追求的，而且我認為這非常重要。理論意識在譯者選擇原作、研究原作、確定翻譯策略、解決具體問題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幫助。而翻譯活動的經驗總結、理論升華更能對今後自己和他人的翻譯實踐有所啟迪和助益，避免實踐的盲目性。本論叢所收入的《文學翻譯批評研究》《文學翻譯的理論與實踐——翻譯對話錄》《文字·文學·文化——〈紅與黑〉漢譯研究》等著作，就是在這一方面探索的結晶。
事實上，從最樸素的翻譯思考到今天多視角多方法的科學理論，翻譯研究在不斷加深人們對翻譯本身的理解，深化了人們對翻譯復雜性和重要性的認識。如果沒有翻譯的語言學研究，翻譯活動可能還囿於經驗主義的層面。如果沒有翻譯的文化研究，我們可能還無法對制約翻譯產生與接受的機制具有如此全面自覺的意識。而對翻譯理解的深化也促使人們從社會交流、文化傳承、語言溝通、創造精神和歷史發展等多元角度來看待翻譯的價值，對翻譯的重要性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有利於在維護文化多樣性、促進世界和平方面進一步凸顯翻譯的重要性。回顧我的翻譯探索之路，可以看到自己的學術視野不斷拓展，對翻譯的理論思考也不斷深入，《翻譯論》《翻譯學概論》《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與接受》《傅雷翻譯研究》等著述，集中地展現了我和翻譯界的同仁在翻譯理論、文學譯介與翻譯家研究等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
翻譯研究為我們理解和探索人類交流的歷史開辟了一條新路。翻譯是人類跨文化交流的一種重要形式，我們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一部翻譯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作為一個翻譯學者，我清醒地認識到，翻譯歷史悠久，形態豐富，翻譯的許多問題需要我們繼續研究與探索。鑒於此，這一論叢是開放性的，我會加倍地努力，不斷給讀者奉獻有關翻譯研究的新成果。

許鈞
2020年10月22日
於南京黃埔花園

再版序
傳統與創新——代引言 /許　鈞
“翻譯之為用大矣哉” /季羨林　許　鈞
談文學翻譯中的再創造 /許　鈞　羅新璋　施康強　袁筱一
翻譯，再現原作的再創作 /李　芒　許　鈞
翻譯：“美化之藝術”——新舊世紀交談錄 /許淵衝　許　鈞
“信達雅”與“真善美” /屠　岸　許　鈞
“翻譯這門學問或藝術創造是沒有止境的” /蕭　乾　文潔若　許　鈞
“盡可能多地保持原作的藝術風貌” /呂同六　許　鈞
自設藩籬，循跡而行——談翻譯風格 /郭宏安　許　鈞
形神兼備：詩歌翻譯的一種追求 /江　楓　許　鈞
翻譯與創作 /趙瑞蕻　楊　苡　許　鈞
翻譯也要出精品 /葉君健　許　鈞
翻譯的得與失 /方　平　許　鈞
漫談文學翻譯主體 /楊武能　許　鈞
“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翻譯” /草　嬰　許　鈞
譯者應該有多種“套路” /李文俊　許　鈞
語言與翻譯 /陳　原　許　鈞
拉美文學的介紹與翻譯 /林一安　許　鈞
譯書天下事　得失寸心知——關於《紅與黑》中譯本的對談 /趙瑞蕻　許　鈞
跨世紀的“翻譯漫談” /許　鈞　王理行
給文學翻譯一個方向 /許　鈞　袁筱一
從“夢想”走向現實 /許　鈞　袁筱一
一門正在探索中的科學——與R.阿埃瑟朗教授談翻譯研究 /許　鈞　R.阿埃瑟朗
翻譯釋意理論辨——與塞萊斯科維奇教授談翻譯 /許　鈞　達尼卡 · 塞萊斯科維奇
加強翻譯學科的建設——許鈞教授訪談錄 /尚　巖　許　鈞
關於《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新老版本譯者之間的對談 /許　鈞　韓少功
語言總在找尋唯一 /羅望子　許　鈞
我們的時代一定會出翻譯大家——許鈞教授談文學翻譯 /許　鈞　田志凌
關於翻譯與外語學習——許鈞教授答黃昊同學 /許　鈞　黃　昊
內審以自強：一個翻譯家的省思——專訪翻譯家許鈞教授 /李　南　許　鈞
翻譯家是孤獨的——《無知》譯者許鈞訪談 /魯　剛　許　鈞
關於翻譯實踐與翻譯研究的互動關係——許鈞教授訪談錄 /穆　雷　許　鈞
生命之“輕”與翻譯之“重”——許鈞教授訪談錄 /朱　競　許　鈞
翻譯是愛，是理解，是歷史的奇遇——許鈞教授談傅雷與翻譯 /劉　琨　孫世杰　楊　秀
閱讀勒克萊齊奧，理解勒克萊齊奧——答《楚天都市報》 /許　鈞　周　潔
理解讓-馬利 · 勒克萊齊奧——答《中國新聞周刊》 /許　鈞　丁塵馨
後記
第三版後記

“翻譯之為用大矣哉”
/ 季羨林　許　鈞

許鈞： 在北京舉行的亞洲翻譯家論壇，日本、韓國、印度以及一些阿拉伯國家都派代表參加了交流。會上，就翻譯在人類思想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翻譯的理論研究與當代社會的翻譯策略等問題進行了探討。今天，我有幸當面向先生請教一些與翻譯有關的問題，不勝感激。我想提的第一個問題與翻譯的作用有關。現在社會上，人們似乎有一種成見，認為翻譯很容易，不少人看不起翻譯。對這個問題，先生怎麼看？
季羨林： 關於翻譯，人們確實有不少看法，也有人小視翻譯。但依我看，翻譯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相反，它很困難。在這方面，我自己就有切身的體會。比如我譯《羅摩衍那》，單就這個書名的翻譯，就涉及許多問題，需要認真考慮。首先遇到的是譯音的問題。在翻譯史上，特別是佛經翻譯，中外和尚在譯音方面都很慎重，這是出於對宗教功果的考慮。因此，他們務求譯音要準確，一點也不能馬虎。“羅摩衍那”這四個譯音的最後確定，我就是因為考慮到準確性，考慮到這四個音與原音比較接近。譯出了準確的音還不夠，我還考慮到文體問題，“羅摩衍那”這四個字中，在漢字裡有幾個不常見的字，是不是要改掉呢？我想，這部書本身就是古色古香的，書名中保留幾個古色古香的字，讀者也許一看就有所會意，這不更好嗎？可見，不要說大的方面的翻譯，就一個書名，就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可見翻譯確實是不容易的。
許鈞： 季先生，您剛才說到，在翻譯中，您還考慮到文體問題。我記得在羅新璋編的《翻譯論集》中，有您的一篇論翻譯的文章，其中討論了《羅摩衍那》的譯文文體問題。關於翻譯中的文體問題，中外翻譯理論研究者有過不少思考、探討，還有過爭論，比如原文是古體詩，翻譯過來是不是一定要用古體呢？要是沒有對應的文體怎麼辦？小說翻譯也如此，比如用古法語寫的小說，翻譯過來是否一定要以相應的古漢語來譯呢？
季羨林： 這些問題，確實應該提出來，在翻譯中，也有探討的必要，但具體到《羅摩衍那》的翻譯，一開始我並沒有過多考慮該用怎樣的文體進行翻譯。魯迅說過：“詩須有形式，要易記，易懂，易唱，動聽，但格式不要太嚴。要有韻，但不必依舊詩韻，只要順口就好。”我當時就想譯成這樣的詩。但有個疑問，用這樣的詩體譯史詩妥當嗎？最好是以中國古體長篇敘事抒情詩，如以《孔雀東南飛》為樣板，把原詩譯成類似七絕那樣的民歌體。印度史詩，就其本質而言，本來就是伶工說唱的東西，這樣譯，更能夠表達原詩的精神與風采。我進行了嘗試，想把詩譯成七絕，但很困難，後來，譯到六篇下一半的時候，我還是回過頭來，用類似七言絕句的民歌體來翻譯。所以說，我譯的《羅摩衍那》，前後的文體是不夠統一的，究竟哪一種更好，還需要討論。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翻譯是十分困難的，中國的翻譯工作要發展，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方面，都要進一步努力。
許鈞： 就具體的翻譯來說，困難確實很多，也許是翻譯太難的緣故。有的人認為翻譯幾乎是不可能的；還有一些語言學家，如新洪堡學派，還在理論上論證人類思想交流的不可能性。這樣一來，翻譯的可能性和作用也就被徹底抹殺了。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季羨林： 我想，理論探討，應該以事實為依據。翻譯如果不可能，怎麼中西方能有那麼悠久的翻譯史？翻譯如果不可能，人類各民族怎麼相互交流，相互溝通？別的國家我不說，無論從翻譯的歷史長短來看，還是從翻譯作品的數量來看，還是從翻譯的影響來看，中國都是個“翻譯大國”。實際上，早在先秦時代，中國就已經有翻譯活動了。不同的國家或民族之間，如果有往來，有交流的需要，就會需要翻譯。否則，思想就無法溝通，文化就難以交流，人類社會也就難以前進。
許鈞： 您剛才談到“溝通”與“交流”，我想，就翻譯的目的而言，能否說尋求溝通，促進交流，是翻譯的目的或任務所在。人類的交流是多方面的，有物質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季先生，這幾年來您一直在思考東西方文化的關係問題，比如在 21世紀，東方文化將處於一個怎麼樣的位置，特別是您所說的“人類文化的演變和走向問題”。我想，翻譯對於促進人類文化的交流，其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季羨林： 這裡涉及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就是翻譯對文化的發展到底有何重要意義。英國的湯因比說沒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本人把文化（文明）的發展分為五個階段：誕生，成長，繁榮，衰竭，消逝。問題是，既然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個發展過程，那為什麼中華文化竟能成為例外呢？為什麼中華文化竟延續不斷一直存在到今天呢？我想，這裡面是因為翻譯在起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若拿河流來作比較，中華文化這一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卻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數大大小小是頗多的，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從印度來的水，一次是從西方來的水。而這兩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中華文化之所以能長葆青春，萬應靈藥就是翻譯。翻譯之為用大矣哉！
許鈞： 在人類思想與文化交流中，看來怎麼強調翻譯的作用都不為過。翻譯的作用不僅對中國文化如此，對其他文化也如此；翻譯，不但能保證一個民族文化的延續，還能拓展它的生命。目前，我們國家正在改革開放，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交流日益頻繁、擴大，翻譯越來越顯示出它的作用，但目前，翻譯界的情況似乎並不盡如人意，有不少問題存在，我在《書與人》上讀過您的一篇文章，您對目前翻譯界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了批評，甚至用了“危機”兩個字。
季羨林： 翻譯可以在文化交流中起大作用，但作用可以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這要看翻譯本身能否站得住腳。翻譯首先有個道德的問題，有個風氣的問題。翻譯什麼？怎麼翻譯？這些問題都不能回避。我們要選擇翻譯對我們中華文明有益的東西，還要把我們中華文明的精華介紹出去。現在的翻譯風氣不好，有的翻譯很不負責任。曾經有一位同志，把他翻譯的東西給我看，中文倒還不錯，可一對原文，問題太大了，許多原文都沒有讀懂。理解錯了，匆匆翻譯過來，會有什麼效果？這種翻譯態度應該批評，現在看來，翻譯界這種情況不是少數，幾乎成了一種風氣，對原文不負責任，怎麼能對讀者負責任呢？這是一種欺騙。從文化交流方面來看，把別人的東西都介紹錯了，這怎麼交流？所以我說這樣下去，是一種危機，必須注意。
許鈞： 這個問題確實存在。南京的趙瑞蕻先生也跟我談起過您的看法。他非常贊同，翻譯風氣不好，對翻譯質量肯定沒有保證。在這個意義上說，一個好的翻譯，首先要有端正的譯風、譯德。除了您剛才說的問題之外，我覺得目前還有一個不好的現象，那就是復譯成風，形成了濫譯。我們在討論《紅與黑》的漢譯時，發現在復譯的幌子下，有的人甚至抄襲。現在的《紅與黑》漢譯本中，有好幾個有抄襲之嫌。表面上看，翻譯很繁榮，許多世界文學名著有幾個，甚至十幾個譯本，但這種繁榮的背後，確實存在著危機。季先生，您看面對這種情況，應該怎麼辦？
季羨林： 這需要有翻譯批評。我想，翻譯事業要發展，要健康地發展，真正起到促進中華文明發展的作用，就不能沒有翻譯批評。現在批評很少，擔負不起應有的職責來。這方面，必須大力加強才行。翻譯的批評十分重要，不好的風氣，不健康的翻譯道德，如果不批評，任其泛濫，那怎麼行？在 30年代，魯迅說過，翻譯出了問題，翻譯出版出了問題，翻譯批評界有很大的責任。所以，我呼吁，現在要加強翻譯批評，發揮批評應有的作用。
許鈞： 翻譯批評確實非常有必要，但做翻譯批評，非常困難，有人說，費力不討好。在目前商品經濟大潮中，“利”字當頭，能賺到錢就行。復譯這麼多，其中就有個“利”字在作怪。批評的作用在“利”的面前顯得蒼白。從理論角度看，翻譯批評還有個標準的問題，好的翻譯怎麼衡量？
季羨林： 翻譯批評應該有個輕重緩急。翻譯界有什麼樣的問題，首先要提出來，指出它的危害性，引起大家的注意。這怎麼能說起不到作用呢？相信大多數人是能夠明辨是非的。關鍵，我看是在譯者的本身。一個好的譯者，應該有認真的態度。至於翻譯得好不好，水平高不高，這是另一個性質的問題。我剛才談到，翻譯很難，但只要努力，有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翻譯批評，在這個方面也可以大有作為。進行翻譯的對比，探討翻譯的方法，都是很有益的。只要批評得有道理，對譯者就會有啟發，就會有作用。
許鈞： 我覺得，目前翻譯界，還有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那就是翻譯人才的培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尤其是 50年代以來，西方不少國家開設了翻譯學校，興辦翻譯專業，培養專門的翻譯人才，比如法國，就有世界著名的巴黎高等翻譯學院，培養了不少優秀的翻譯人才。另外，像我國的香港地區，對翻譯人才的培養也很重視。香港的大學現在基本都開設了翻譯課程，比如香港中文大學，設立了翻譯學系。像我們中國這樣的國家，對翻譯人才的培養確實應該向更科學、更系統的方向發展。我跟不少同行交換過看法，目前，最大的障礙，是翻譯學科在我國內地還沒有得到真正的承認，或者換句話說，翻譯學科還沒有獲得應有的位置。名不正，言不順，翻譯人才的培養得不到保證。我們希望季先生能呼吁一下。
季羨林： 翻譯人才的培養確實非常重要。不可否認，解放以來，我們國家通過各種不同形式，采取不同手段，培養了不少外語人才和翻譯人才。在歷史上，中國也有過影響比較大的翻譯機構。我想，設立翻譯專業還是有必要的，這對培養專門的翻譯人才有好處。我以前就有這方面的設想，相信隨著歷史的發展，隨著人們對翻譯的認識的提高，隨著翻譯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翻譯學科的作用也會被人們漸漸認識，這樣，它的地位就會得到承認了。
許鈞： 謝謝季先生的指教。我們翻譯教學界這些年一直在努力，希望在中國能早日確立翻譯學科的地位。我想最後再請季先生對我國年輕一代的翻譯工作者提一點希望。
季羨林： 我還是想說，翻譯之為用大矣哉，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翻譯工作者在實踐和理論上不斷努力，把翻譯事業做好！
1998年2月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