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權的未來（簡體書）

譯序

恩格斯指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19世紀末期，馬漢首創海權理論，隨著時代的發展，海權的內涵和外延也在不斷豐富拓展。海權理論研究涉及軍事、政治、經濟、外交、國際關係、法律、技術等多個學科領域，歷來是戰略理論研究的熱點和難點，正像有人形容的那樣：“‘海權’是誰都想說，誰都可以說幾句，但又很難說清的話題。”特別是現代海權與傳統海權無論是本質內涵、構成要素，還是影響因素，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以現代的視角重新審視海權，實現海權思想理論的與時俱進，已經成為時代的要求和歷史的必然。

翻譯和推介西方海權理論經典名著是海權理論研究的基礎工程，多年來學界同仁致力於此，這對於開闊海權問題研究的戰略視野、梳理和廓清海權思想的脈絡源流，裨益良多。我們在翻譯出版《海上戰略的若幹原則》《海軍思想的演進》《海軍戰略指南》《中等強國的海上戰略》4部西方海權經典名著後，也在持續推進相關著作的翻譯出版，其中就包括《海權的未來》。

埃裡克•格羅夫先生所著的這本《海權的未來》，堪稱海權理論研究的名著。與該書的最初相識，是通過鈕先鐘先生的《西方戰略思想史》，盡管其中對《海權的未來》介紹極為簡要，甚至可以說是一筆帶過，但格羅夫先生提出的海權理論分析框架深有見地。彼時筆者正在撰寫碩士論文，也是以海權為題，該書很好地啟發和引導了筆者對海權問題的研究。對於該書的主要內容，筆者這裡不想“畫蛇添足”，進行過多贅述，相信讀者閱後會有各自不同的收獲體會。令筆者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格羅夫先生雖沿用了馬漢分析海權影響因素的基本框架，但在現代海權具體影響因素的分析上又有諸多超越和創新之處。

作為曾長期關注“海權”問題的研究者，筆者這裡借機也談幾點粗淺之見。研究海權理論，首先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是：什麼是海權？國內學術界普遍將英文sea power翻譯為“海權”，然而關於海權的確切定義，至今仍是見仁見智，尚未形成統一認識。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英文sea power概念本身定義不甚明確。馬漢在其著作中雖極端強調“海權”，但並未對海權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在其著作中，sea power經常呈現不同的意義：（1）經由海軍優勢而獲得的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　（2）生產、航運、殖民地（海外市場）的結合即為海權。鈕先鐘：《西方戰略思想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87、　388頁。盡管定義海權相當困難，但對海權概念的研究從未停止。英國歷史學家赫伯特•裡奇蒙認為：“海權是那種使它的擁有者能越過綿亙在他的國家或者盟友與那些他在戰時需要進入的領土之間的廣闊海洋，將陸軍和商業投送到彼處，並阻止他的敵人這樣做的能力。”著有《海軍戰略指南》的美國學者布羅迪認為，對海權的理解不應只停留在海洋上，海權絕不僅僅意味著戰艦，如果飛機在戰時控制海上交通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那麼空中力量也是海權的一個工具。在布羅迪看來，海權應該是“國家能夠在戰時控制海上交通線的武器、設施和地理環境的總和”。按照這一界定，無論國家是從陸上、海上還是空中使用其力量，只要這種力量的使用是用來控制海上交通線的，那就應該是海權的一部分。格雷認為，只有在與陸權、空權等的對比中，才可以理解海權的含義。他並沒有對海權進行明確的定義，但是指出了海權的幾個特點：為國家或國家聯盟所有；除內陸國外，所有國家都有在海洋的某些權力，但只有少數幾個國家才有在海洋的軍事實力；狹義的海權僅指海軍，廣義的海權包括海軍、海洋商業、殖民地、海洋交通等。E.B.波特和尼米茲對世界海權史進行總結時寫道：“海權諸要素並不局限於作戰艦艇、武器和訓練有素的人手，還包括岸上設施、位置良好的基地、商業運輸和有利的國際聯盟關係。”著有《海上戰略與核時代》《21世紀海權》的英國現代海權思想家蒂爾強調，海權的概念顯然大於陸權和空權。海權的力量源自海洋作為資源、交通媒介、信息傳播媒介、統治載體的四個特征。海權既是投入的力量，又是產出的力量。明顯的投入要素包括海軍、海岸警衛隊、廣義的（民用）海洋產業，以及有關條件下陸軍和空軍的貢獻。海權作為產出，主要指通過“在海上”或“自海上”的活動影響其他民族或事物的行為。這種定義下的海權關注的是產生的結果，是產出而非投入、目的而非手段。蒂爾引用朱利安•科貝特的觀點指出，海權的要義在於，其固然關注海上活動本身，但更加關注這種活動對陸上形勢會有何種影響。

當代西方的辭書詞典中關於sea power的解釋主要有兩種：一是指一國的海軍實力或通過海軍控制和利用海洋的能力，如《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將sea power解釋為一國用來將其軍事力量向海洋擴張的手段；二是指擁有強大海軍的國家。二戰以後，西方關於海權理論的研究和學術著作中sea power的概念多半基於上述兩種解釋。總的來看，由於海權本身是一個內涵寬泛的概念，因此對於海權問題的研究也存在諸多視角，既有從海上戰略、海軍戰略等方面進行研究的，也有從大戰略、地緣戰略、國際關係角度進行解讀的。格羅夫先生這本《海權的未來》也主要聚焦海上軍事力量的建設發展。

二是將英文“sea power”翻譯為漢語“海權”後出現的理解認識上的偏差。中國古書中未發現有“海權”的概念。近代中國在譯著中首次出現“海權”一詞的，是1885年刊印的駐德公使李鳳苞翻譯的《海戰新義》一書，該書談及“凡海權最強者，能逼令弱國之兵船出戰”。但該書並未就“海權”的內涵和外延加以界定和解釋。1890年，馬漢出版《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該書被迅速譯成德、法、俄、日等文本。然而中國對此反應冷淡，直到1900年3月，由日本乙未會主辦、在上海出版發行的漢文月刊《亞東時報》才開始連載《海上權力要素論》，原作者署名為“北美海軍參將馬鴻”，譯者為日本人劍潭釣徒。《亞東時報》所載是據日文本翻譯成漢文的海軍司令部：《近代中國海軍》，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1頁。，這是馬漢的著作首次與中國讀者見面。隨後“海權”一詞逐漸擴散開來，如1903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論太平洋海權及中國前途》一文。1912年12月，孫中山在給黃鐘瑛的挽聯中曾感嘆“傷心問東亞海權”。國人當時對“海權”的含義有兩種理解：一種是認為海權系指各國對所屬海灣和領海的主權；另一種是廣義上的理解，如肖舉規所撰的《海軍論》中指出，“所謂海上權力云者，約分五端：一曰商業地位之保全；二曰交通線之保全；三曰航業之保全；四曰僑民之保全；五曰海產物之保全”。20世紀80年代以來，又有學者試圖對海權進行定義，如國際法專家劉文宗先生認為“海權是由軍事力量和非軍事力量對海洋形成的一種支配權力”。美籍華人伍承祖先生則將“sea power”理解為“海權國”，即擁有強大海軍艦隊及海上作戰能力的國家。中國臺灣學者賴進義先生認為：“基本上，權力沒有使用之前應是資源的象征，用了之後能產生影響，便是權力。海權沒有使用之前，是一種資源的表示，海軍、商船、一支岸基兵力等等都可以是海權的象征，重點在使用之後可能產生的影響。”與此同時，國內關於海權的著作中“sea power”還被廣泛翻譯為“海上力量”“海上實力”“海上霸權”等，國內詞典辭書中尚未發現對於“海權”一詞的標準解釋。

通過比較，不難發現國內對海權的一些理解認知與sea power的含義有所區別，有些方面甚至是大相徑庭。筆者以為，對於海權的釋義應把握以下幾點：

第一，海權的概念內涵應忠實於“sea power”的原義，畢竟“海權”是舶來品。雖然“sea power”概念本身的內涵和外延可以擴大，但譯為“海權”所蘊含的意義應有一個基本界定，即是力量、能力、實力和影響力的量度，或是指擁有這種力量、能力、實力和影響力的國家。有些理解為法律層面上的“海洋權利”或是“海洋權益”在“sea power”的原義中並不存在。其次，應嚴格區分“海權”（sea power）和“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的概念。前者是指在大戰略層面控制和利用海洋的能力，而後者是海軍戰略領域內的概念，其基本內涵是：享有海上行動的自由，同時阻止敵海上行動的自由；或實現海洋為己方所用而不為敵方所用的能力。

第二，海權本質上是一種掌控力和影響力。海權最初只是力量和實力的概念，主要指軍艦、商船、飛機、港口等有形要素，現代海權不應僅停留於海上力量或海上實力這種靜態性、要素性、資源性的描述，而應進一步引申為運用資源和實力達成目標的藝術，關注的是國家通過在大戰略層面對海上實力的發展和運用，生成對海上事務的掌控力，並由此產生的為國際社會公認的影響力。這裡的海權是一種“動態性”“能動性”“進取性”的概念，展現的是國家利用海洋、管理海洋、控制海洋的戰略能力以及由海向陸、對陸上事務的影響力。

第三，對海上實力的發展和運用是海權的手段而非目的。傳統意義上的海權聚焦於海上實力，建設和擁有以強大的海軍、商船隊和繁榮的海上貿易為象征的海上綜合實力即為海權，而現代海權將發展海上綜合實力本身僅看作海權的一部分、一種手段、一個路徑，海權的終極目標是要形成掌控力和影響力，而這僅擁有海上實力是不夠的，還必須包括對海上實力的充分運用，才會生成對國家利益及國際威望有價值、有收益的“產品”。沒有對實力的運用，就無法真正形成對海上事務的影響，這樣的海權只有投入而無產出，只能是奢侈、昂貴的“消費品”，難以持久維系。

第四，海權根源於綜合國力。盡管海權外現為包括海軍、海洋產業、海洋科技等海上方向的綜合實力，但其基礎和源泉是綜合國力，主要指支撐海權發展的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總體實力。因為海權作為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發展必須以一定的物質條件為基礎，且耗資巨大，沒有相當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國家就無法投入足夠的資金和先進的技術用於發展海軍、造船工業、海運業和興建港口設施，即使凝聚財力在短期內取得一些成效，但如果沒有雄厚的綜合國力支撐，往往是曇花一現後的望洋興嘆。許多瀕海國家都渴望建立強大的海權，但受綜合國力的制約，並非所有國家都能如願。

第五，海權具有鮮明的戰略性、綜合性、政治性特征。海權作為國家大戰略層面的概念，其發展和運用是“國之大事”，需要站在戰略和全局的高度，進行頂層設計、謀篇布局、統籌推進，一些重大戰略舉措需要國家領導層親自決策、親自推動。同時，海權的發展和運用面臨諸多風險和挑戰，很容易引起與強國、鄰國的競爭和博弈，需要強化戰略思維，綜合考慮國家所處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地緣環境，精心謀劃運籌、反復權衡取舍，制定和實施切實可行的方略。海權的綜合性突出體現在其是涉海各種力量、要素、手段的綜合發展和運用。現代海權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復雜的體系，既包含客觀物質要素，也包括維系和發展海權不可缺少的非物質因素；既包括海軍、海上執法力量、海洋產業、海洋科技等硬實力，也包括海洋文化、海洋管理、海上安全合作等軟實力。盡管海權本身是一個較為中性的概念，並不必然地、先天地與侵略擴張聯系在一起，但其外現的掌控力和影響力，彰顯的是本國的國家意志和國家利益，蘊含著較強的“排他性”和“強制性”。由於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對海權不同的目標追求，特別是因統治階級的政治立場不同，海權發展和運用的途徑、目標及效果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色彩。在霸權國家手裡，海權自然會成為服務其稱霸海洋、幹涉他國事務的最佳工具。對於愛好和平的國家而言，海權是壯大國家實力、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地區局勢的有力武器。

期盼本書對海權理論研究有所啟發和借鑒。

目錄

譯序001

前言 尤裡安•奧斯瓦爾德001

致謝001

第一部分 發展現狀

第一章 當代世界的海權003

第二章 海上戰略013

第二部分 海洋的功能

第三章 海洋的經濟功能039

第四章 軍事工具058

第三部分 不斷變化的海上戰爭形態

第五章 武器系統077

第六章 作戰平臺124

第四部分 發展變化中的海權環境

第七章 國際政治和法律背景201

第八章 經濟刺激與限制226

第五部分 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的海軍

第九章 和平時期的海軍243

第十章 戰爭時期的海軍258

第六部分 總結

第十一章 海權的未來：三個理論框架287

從兩次世界大戰的主要經驗看，海權作為大國在全球投送軍事力量的主要工具，很難僅憑自身的力量取得戰爭的勝利。事實上，一個極度依賴海洋的國家即使被從海上封鎖，仍然可以憑借超常的國家意志和自殺傾向的民族文化支撐下去。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有核武器能給其最後一擊了。

1945年，空權最終證明了自己的勝利，雖然它只能通過海上力量投送發揮作用。核武器的出現更是對海權的直接挑戰。當20世紀50年代核武器的威力從千噸級躍升到百萬噸級的時候，很多人都在質疑，未來戰爭會不會短促到根本無需動用海上力量——相對於可能幾個小時就結束的未來戰爭，海權的反應時間太慢了。海軍曾一度辯稱在第一輪核打擊之後，雙方有可能一邊舔著自己的傷口，一邊準備發動第二輪更加猛烈的“搏殺戰”，但這種說法無法讓人信服，對維系海軍的生存也沒有什麼幫助。更好的做法是順應核時代的潮流，用海基系統代替前沿空軍基地的作用。兩個超級大國的海軍在50年代和60年代都成功地邁出了這一步。雖然技術上的研發重點變了，但是戰略邏輯並沒有改變：海權變成了空權的一種形式，卻仍始終瞄著麥金德所說的“敵方腹地”。這就不奇怪為什麼美蘇兩國海軍與各自兄弟軍種——美國空軍和蘇聯戰略導彈部隊——的關係從緊張惡化到了水火不容。

然而，是海軍軍官最先看到了核時代的本質。核戰爭由於其鮮明的自我毀滅性，只有在最關鍵的國家利益受到威脅時，才能作為一種威脅手段來使用。核武器的最大作用可能只是威懾敵人的核攻擊。當國家需要使用武力保護自身利益、確保政治經濟健康發展的時候，就必須在核決戰之外有其他各種不同效果的手段可供選擇。無論是超級大國間的對抗還是大國和小國間的衝突，都是如此。在各種情況下，海上力量都可以發揮作用，在施展有限力量時甚至會變得不可或缺。這一點並不會緩解海軍和空軍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當空軍把有限戰爭行動算在自身職權範圍內的時候（比如60年代英國關於航空母艦的爭論），不過這的確為那些想要武力介入他國事務的國家發展海軍提供了強有力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