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書：林昭的信仰、抗爭與殉道之旅

本書特色
1.藉由大量的史料與第一手的訪查，撥去盤桓在北京才女林昭身上的疑雲，重新建構林昭的一生。
2.描繪新中國誕生前後的政治發展，包括共產黨成立、大躍進運動、文化大革命等。
3.呈現大時代下知識分子堅忍的意志與信念，以及他們面臨的認同衝突。

內容介紹
林昭是「當代中國僅存的自由之聲」──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
她以信仰與意志，抗爭八年；她以血與墨，書寫幾十萬字，刻劃不羈的青春。

林昭的一生可謂近代中國史的縮影。
1932年，林昭出生，童年經歷過國民黨的統治，因此自幼時就心繫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甚至因為其父彭國彥早年沒有支持革命，而毅然決然地捨棄了家族姓氏。
1949年，新中國成立，林昭加入了共青團，也開始了她對自我信念的掙扎與衝突。她曾經信仰左派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共產黨十分信任與忠誠，甚至難以接受自己屬於「小資產階級」的過去，積極參與共產黨的下鄉運動。
1959年，林昭逐漸無法容忍中國共產黨的殘忍，她在地下刊物《星火》上批評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隔年被捕入獄，判決20年有期徒刑。
長達八年的牢獄之災，使她受到各式酷刑，儘管遭遇了食物不足、暴力、虐待的痛苦，仍未阻斷林昭救國救民的意念。在獄中，患有肺結核的林昭，秉持著對人性與基督的信仰，以血為墨寫下多達二十萬字的「自由書」，不斷控訴中國共產黨不當的政策與作為，用生命寫下她對國家社稷發展的關懷，展現她以卵擊石、不屈不撓的一生。
1968年，文革爆發後，林昭被改判死刑，同年執行槍決。

林昭簡史
1932年1月23日，生於江蘇蘇州，原名彭令昭。
1947年，入讀基督教監理會創辦的蘇州景海女子師範學校，不久後受洗成為基督徒。
1948 年，祕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因未服從命令而失去黨籍。
1949年，畢業於景海女師，之後不顧父母反對，入中共蘇南區委開辦的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受訓成為紅色記者。
1950年，畢業於蘇南新專，加入蘇州農工團、投身「土改」，力求重新入黨。
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就學期間曾任《北京大學校刊》、《北大詩刊》和學生文藝刊物《紅樓》編輯。
1958年，因於1957年參加北大「五．一九」民主運動而被劃為「右派」，留校接受「監督改造」。
1960年，因參與出版譴責中共苛政和「大躍進」的地下刊物《星火》被捕入獄。
1962年，保外就醫，其間起草「政治綱領」，計畫創建「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同年第二次被捕入獄，先後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和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受長達二年六個月的審前監禁，其間遭受酷刑並開始寫血書進行反抗。
1965年5月31日，被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以「『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反革命集團主犯」罪名判處20年有期徒刑。
1965～1968年，監禁於提籃橋監獄；期間堅持其「上帝僕人的路線」，兼用筆墨和鮮血寫下致《人民日報》編輯部、聯合國和母親等共約五十萬，鞭撻中共「極權暴虐」的文字，宣告「奴役他人者同樣地不得自由！」
1968年，改判死刑，於4月29日在提籃橋監獄內被槍決；時年36歲。
1980～1981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撤銷對林昭的死刑判決，二次宣告她無罪。

中國女性主義學者／獨立紀錄片導演　艾曉明
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汪浩
作家　章詒和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特聘研究員　黃克武
《她們的征途》作者／記者　趙思樂
流亡作家　廖亦武
作家／出版人　顏擇雅
（依姓氏筆畫排列）

林昭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中一位罕見的抗爭者。迄今為止，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人像她那樣，留下如此壯烈和驚世駭俗的獄中寫作。連曦教授的研究是具有開創性的，他深刻地闡述了林昭遺稿的思想價值，從而在一曲時代的悲歌中揭示出林昭從共產主義的信徒到回歸基督，並以此信仰反抗極權暴政直至犧牲的血淚歷程，並呈現了這一切對未來中國的感召力。
──中國女性主義學者／獨立紀錄片導演　艾曉明

中國人終生勞苦，似乎都在沉默地接受，其實不然。他們表面謙恭平靜，內心則蛰伏著反叛和渴望。林昭的與眾不同在於：他以天下為胸壑，公開表達了反叛與渴望。1968年，林昭以反革命罪被槍決，從此年輕的生命從清水走向白雲，在天空漫遊、沖盪，讓我們永遠仰望。
──作家　章詒和

這應是中文世界首本正式出版的林昭傳。林昭作為中國民主運動的「女神」已近20年，在連曦筆下，她不是完美的女神，而是堅定與瘋狂交雜的尖叫，劃破時代黑幕的人之啼聲。
──《她們的征途》作者　趙思樂

此書深深打動了我：這當代中國信仰史中最慘烈的殉難，本該被當今數千萬中國基督徒閱讀並傳播，然而，林昭在中國依舊是禁區，知道的人很少，所以連曦的見證文字具有開創性。
──流亡作家　廖亦武

媒體讚譽
故事扣人心弦
──《華盛頓時報》

《血書》考證精細、無所避諱。這一複雜、勇烈的歷史人物的故事不帶感傷卻感人至深。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血書》感人至深，深值一讀……林昭情感豪放又不無脆弱，作者敘事中保持著審美的距離。
——《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血書》是近年有關共產制度下捍衛人權的抗爭最重要的著述之一……研究十分深入、極具可讀性。
──《紐約書評》

《血書》凸顯了宗教信仰在反抗極權制度的英勇抗爭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磯書評》

人們喜用巨幅歷史畫面來展現中國的成就與失敗。那些為改變社會而英勇奮鬥的鮮活的個體則每每淡出了視野。《血書》最能彌補此種失憶。林昭險些從人們的記憶中被抹去。如今她的公民勇氣將成為榜樣，激勵中國和世界各地的人民。
──James Fallows, Atlantic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時年三十三歲的詩人、異見人士林昭在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受審，被控作為「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參與出版了譴責中共苛政和「大躍進」的地下刊物《星火》。毛澤東發起的「大躍進」引發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間奪走至少三千六百萬人的生命。
林昭在《星火》上發表了長詩〈普洛米修士受難的一日〉，將毛澤東刻劃為暴虐、奸詐的宙斯，徒然脅迫普羅米修士撲滅那取自天庭的自由之火。官方指控此詩「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煽動反革命同夥「公然提出『在中國實現一個和平、民主、自由』」的社會。林昭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
宣判次日，林昭在判決書背面用自己的鮮血寫下：「這是一個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這是敵人對於我個人戰鬥行為的一種估價，我為之由衷地感到戰鬥者的自豪！我還作得太少，更作得非常不夠。是的，我應該努力作得更多，以符合你們的估價！除此以外，這所謂的判決於我可謂毫無意義！我藐視它！」
這是毛的革命交響曲中一個出乎意料的不和諧音。始於一九二一年的中國共產運動從上世紀三○年代開始就是由毛澤東領導，一九四九年建政後使共產主義成為全民宗教，配備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經典、神職人員（幹部）和革命儀式。
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四○代。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毛主席語錄》——聞名西方的「紅寶書」——在其後十年裡共印製了十億多冊。「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偉大領袖」的畫像前曾有過每日高呼口號和揮動「紅寶書」的集體朝拜。「文革」中還生產了大約四十八億枚毛澤東紀念章，最大的與足球相當。
 在那個時代，褻瀆毛的行為難以想像也實為罕見。即使被判處死刑的「反革命分子」為逃避革命怒火、表達對革命的忠誠，在臨刑前也常高呼「毛主席萬歲！」
當時，舉國上下對黨的批評被全面封口，而林昭則選擇在獄中公開反共。她在致母親的血書家信裡這樣寫道：「就從被捕這一天起我在他們共產黨人面前公開了自己之作為反抗者的身份並且公開堅持我之反共抗暴的自由戰士基本立場。」
林昭的政治異見似飛蛾撲火、徒勞無功。支撐其抗爭的是她所懷的堅定信仰。 少女時代，她在家鄉蘇州的教會學校、由監理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創建的景海女子師範學校（Laura Haygood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受洗成為基督徒。一九四九後她離開教會，投身共產革命，為要「解放」民眾，建立一個理想、公正的新社會。一九五八年因表達民主思想被劃為「右派」，成為反右運動中遭清洗的至少一百二十萬人中的一位。 她對革命的幻滅由此而生。之後，她逐漸回歸到熾熱的基督教信仰。
作為一名基督徒，她相信自己所堅持的既是屬世的政治抗爭，也是一場屬靈的善惡之爭。獲刑後，她在獄中寫給黨的喉舌《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中解釋自己之所以反共，是因為追尋「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她寫道：「我的生命屬於上帝……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繼續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假如上帝需要我成為一個自覺的殉道者，我也只會發自衷心地感激祂賜與我以這樣一份光榮！」
在毛澤東時代，林昭抗拒中共政權之舉罕見無雙。中共統治奪去了數千萬人的生命，他們是無聲的受害者。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並未出現過任何徹底的、沒有宗教信仰支撐的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世俗性反叛。 林昭之所以能堅持反抗，是因為她心中的民主理想和基督教信仰，使其保持了道德獨立性和政治判斷力。是信仰使她抵制了等同宗教的毛主義，堅守自己的異見。

本書的書名來自林昭表達異議的慘烈之舉。官方文件記載：關押期間，林昭「用髮夾、竹箋（簽）等物，成百上千地戳破皮肉，用污血書寫幾十萬字內容極為反動、極為惡毒的信件、筆記和日記，瘋狂攻擊、謾駡、污蔑我黨和領袖」。 這些信分別寫給黨的喉舌《人民日報》、聯合國、監獄當局和母親。她稱之為「自由書」。
「作為一個人，我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乾淨的生活權利——生存權利而鬥爭那永遠是無可非議的！」她解釋道，「誰也沒有權利對我說：要求生存就必須套上頸鏈而忍受沒身為奴的恥辱。」
林昭的獄中文字共約五十萬字，包括短文、詩作、書信，甚至還有一部劇本。她兼用墨水和鮮血書寫。紙筆被剝奪時或為表示抗議，她就以血為墨，用竹簽、髮夾，或在水泥地上磨尖的塑膠牙刷柄，在自己身上刺出鮮血。擠出的血盛在塑膠調羹裡，而後以小竹片或草莖為「筆」蘸寫。無紙時就寫在襯衣或撕開的床單上。
左手指刺血過於頻繁，曾使她擠不出血而手指發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給母親的信中，她寫道：

擠出來的一汪血寫得差不多沒了。現在我的血好像稀薄了，凝血率很差，也可能有一部分是天冷了的關係。唉，親愛的媽媽！這就是我的生活！也就是我的鬥爭！
 
 林昭的政治信念，在一九六五年寫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達。她選擇七月十四日，即「法國大革命首義的日子」、巴士底獄被攻占的紀念日作為動筆之日。這封長一百三十七頁，約十四萬字，耗費近五個月完成的信，用筆墨書寫，但她蘸著自己的血，在每頁多處加蓋了襯衫紐扣大小的「昭」字私章。
信中痛斥所謂人類歷史就是階級鬥爭史，這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中共從建黨開始就視之為顛撲不破的真理，並以此作為一九四九年之後「無產階級專政」的依據。上世紀六○年代，毛澤東指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將此理論推至巔峰。
林昭嗤之以鼻，稱之為「樓梯上打架之觀念」，聲明：「我總不相信在上帝為我們預備下的如此浩大的生存空間裡人類之間有非得性命相搏你死我活的必要！」
她指出，中共專政是現代的「暴政奴役」，「只要生活中還有人被著奴役，則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地不得自由！」 同時強調，在為結束中共統治而進行的奮鬥中不應該「把自己鬥爭的目的貶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我們所從事這場戰鬥之崇高的整體目的決定了我們不能泛泛地著眼於政權！——我們的戰鬥目的不應該更不可能單單是一個政權的轉移問題！」真正的目標是「政治民主化」——「我們為的是使中國從此永遠不要再有皇帝！」
暴力是否可以作為達到此目的的正當手段？林昭在此道德問題上有過掙扎。基督信仰使她在抗爭中堅強。同時，信仰也制約了其反抗行為。她承認，即使在中共「最最血腥慘厲的權力中樞」也偶爾會有「人性的閃光」。「作為一個基督徒、一個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志士在我看來：殺滅共產黨並非反對以至清除共產黨的最好方法。」她承認，若非「懷抱了一點基督精神」，自己完全有理由「對中國共產黨立下血的復仇之誓言」。

由於林昭拒絕接受「思想改造」，並毫不收斂其對毛澤東和共產革命的褻瀆，其監禁判決被改為死刑。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按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命令，林昭被執行槍決。時年三十六歲。
林昭離世時有許多未償的心願：因投身政治連累母親，帶給她太多痛苦，自己曾想在其晚年照顧她作為彌補。林昭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一封血書家信中告訴母親：「等著有一天，那人權世紀自由晨光照臨祖國大地的一天，那時我們就可以敞懷傾訴了！」與其它血書一樣，這封信也被獄方扣留，始終沒能送達。
她曾發誓有朝一日要前往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的墓前獻上敬意，因他在一九六三年〈我是柏林人〉演說中給了她自由不可分割的啟示：「只要有一個人還受著奴役，就不能說人類是自由的」。
一九六六年她曾寫了一份致聯合國的呼籲書，要求為其所遭受的酷刑和中國侵犯人權的案例親自出庭作證。信中寫道，如果她在被拘期間死亡，聯合國應「詳細、嚴密而確實地審查」其案件並將結果公之於眾。二十世紀六○年代，蘇聯異見人士類似的呼籲書曾被遞交至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但林昭的信卻始終沒能跨越獄牆。
林昭的死刑判決書，以兩則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開篇：

不管什麼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
至死不變，願意帶著花崗岩頭腦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無關大局。

倘若林昭的獄中文字沒能留存下來，也許的確如此，本書也就不可能寫成。
林昭在無望中依舊心存盼望，相信其文稿會保存下來，而這居然成為現實。雖然她的文字「內容極為反動」，且暴露了駭人的監獄內情，但是沒有任何監獄或公檢法官員敢冒犯政治錯誤、承擔高昂代價的風險，在處決林昭之後下令將其銷毀。於是，她的文稿作為反革命罪證被收集歸檔。一九八一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撤銷對林昭的死刑判決，宣告她無罪。翌年，她的文稿被歸還家人。
二十一世紀初，林昭於一九六五年寫給《人民日報》編輯部信的電子版出現在互聯網上，並很快成為當今中國政治異見的普羅米修士之火。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稱林昭是「當代中國僅存的自由之聲」。
過去十多年裡，無數的民主人士到蘇州城郊靈岩山上的林昭墓地祭奠她。近年來，隨著政府對異見人士的打壓不斷升級，每逢林昭的忌日就有便衣或配有防暴裝備的員警應時出現；封鎖通往墓園的道路，並驅散從全國各地前來紀念的維權人士。其結果是年復一年地上演員警在靈岩山腳抓捕和暴力驅趕祭奠者的一幕。
 縱觀當代中國，再沒有一位死者的亡靈遭受如此無情、驅魔般的對待。 相比生前，死後的林昭更成為了中共政權的剋星。
在林昭北大同學和摯友沈澤宜眼中，她是一盞「雪地之燈」。一九七九年這位詩人結束右派流放生涯後，聽到了林昭的死訊。他以此為題寫下了一首詩：
雪地之燈—懷念林昭

不知道為什麼
我總懷念山那邊的一盞燈
在冷霧淒迷的夜晚
在白茫茫雪地中央
美麗地、孤獨地、凜然不可侵犯地亮著
在它光芒所及的地方
盡可能遠地擯棄著
風卷積雪的
濃深的夜

那燈光見證了人類的尊嚴和追求自由的堅毅。在二十世紀的進程中，被極權主義制度的巨輪碾壓過的生命數以千萬計。像納粹時期的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和蘇菲．朔爾（Sophie Scholl），還有蘇聯的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和波蘭共產黨時期的耶日．波比耶烏什科（Jerzy Popieluszko）一樣，林昭竭盡全力——借用潘霍華的話——給那「滾動的車輪插上一個羈絆」。
宗教信仰在這些人的英勇抗爭中占有一席之地。它賦予潘霍華以清晰的道德觀，宣告納粹主義是異端邪說；它也激勵索忍尼辛反對他視為「精神奴役」的共產主義制度。在其看來，蘇聯不道德的極權統治要求「徹底交出我們的靈魂」。他借用聖經中耶穌的話「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回答：當該撒要我們「把神的物也歸給他時——我們斷不敢做出這樣的獻祭！」
上世紀八○年代初，波比耶烏什科神父站在團結工會一邊，反抗波蘭共產黨政府下達的戒嚴令，宣告「那些借助威脅和恐懼來管轄公民的政府有禍了」。他相信「侍奉上帝就意味著譴責一切形式的邪惡」——並為此信念付上了生命的代價。
德國神學家、哲學家恩斯特．特勒爾奇（Ernst Troeltsch）曾預示宗教信仰與個人抵抗極權制度的超凡勇氣之間的聯繫。潘霍華還是一名學生時就曾讀過特勒爾奇的著作。特勒爾奇寫道，因基督教內在的革命性特質，即「無限的個人主義和普世精神」，它對「每一種純粹屬世的權威」都具有「瓦解作用」。

二○一三年，由林昭的摯友編輯注釋的《林昭文集》私下印製成冊。其中收入了其獄中文稿和其它尚存的作品和信件。我得到了一份。
這是天賜之物。之前一年，我開始從事林昭研究。自二○一二年起，我追尋著林昭的生命足跡，從原蘇州景海女師——在那兒她經歷了兩次「歸信」，一次是走向基督教，另一次是投身共產主義——到風景秀麗的北大校園。在北大她經歷了政治覺醒之後與共產主義決裂。為更好地瞭解教會學校的教育在她心中留下的終身印記，我查閱了位於紐澤西州麥迪森市的聯合衛理公會檔案館的資料。
我也到了靈岩山，在林昭的墓前獻上我的敬意。二○○八年，林昭被處決四十周年紀念日前夕，當局在其陵墓上方安裝了一台監控攝影機，唯恐一場精神和政治瘟疫不知不覺地從其墳墓裡爆出。
我逐漸走近林昭，靠的是細讀她留下的文字，並採訪或通信聯絡曾與她親密接觸過的人，包括她以前的未婚夫、同學、故舊、「反革命同夥」和她的胞妹，以及對林昭待過的牢房有切身體會的歷史見證人——曾被關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和提籃橋監獄的政治犯。
我專訪過那位在一九八一年負責重審林昭案件並為她平反、現已退休的審判員。我詢問他有關歸還林昭獄中文字的決定，那些文字包括編了頁碼、打孔穿綠線成冊的獄中手稿，還有記錄了她的〈戰場日記〉、短文和以墨水謄錄的〈血書家信〉的四本筆記簿。林昭所寫過的血書在交給看守之前，都用筆墨細心謄錄在筆記本和紙張上，為要確保其文字能為後人存留。
他告訴我，歸還的手稿屬於林昭案的副本（副檔）。留在正檔裡的是審訊紀錄和其它關鍵材料。文件大約能排滿一層三呎寬的書架。迄今為止，林昭案的正檔仍封存在上海市區外一個專門收藏機密檔案文件的地方。
他回憶道：「林昭詩寫得很好。」隨之臉上掠過一絲頑童般的微笑，補充道：「有些詩，我偷偷地帶回去，在家裡抄。」
「她的血書您看到了嗎？」我問。他看到了，但只是一部分。在發黃的紙上，血書的字跡已呈暗色。
我問他為何未將血書和其它監獄手稿一同歸還林昭的家人。
「太觸神經了。」他答道。

林昭險些同數以百萬計、視為革命的敵人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一起被拋到歷史所遺忘的角落；她的故事險些失傳。不料，她持久執著的獄中寫作，竟得助於歷史的變幻莫測，令其手稿得以保存，也才有了後面的故事。

然而，直到一九五七年春，林昭對黨的信念依然堅定不移。一九四九年以來，那些黨內基層幹部對她一次又一次的侮辱或強橫無理都沒能動搖她的信念——共產革命已經帶領中國人民走上了解放的道路。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去世時，她在《常州民報》上曾發表一首詩，悼念「我們親愛的父親……在他堅毅的臉上，帶著對人類的慈愛和關心。……他是自由，和平，幸福」。
一九五七年四月底，中共的創始人之一、前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逝世三十周年前夕，林昭拜謁了北大舊校址「革命的紅樓」內的李大釗紀念室。一九二七年，滿洲反共軍閥張作霖派軍警突襲搜查蘇聯在北京的大使館，抓捕了躲藏在內的李大釗；隨後李被處以絞刑。
在李大釗的著作中，林昭看見了「一雙光芒四射的鬥士的眼睛」。她在一九五七年五月的《紅樓》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種籽〉的文章，稱李大釗的雜感「真像一柄柄匕首和投槍」，投向暴政的黑暗，最能引發她心中的共鳴。林昭文中引用了李大釗的一段話：「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面』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沖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頭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
在林昭看來，李大釗的一生表達了中共解放人民大眾、實現社會公正的理想。儘管他是無神論者，李大釗還是喜歡唱一八七四年諾爾斯•肖（Knowles Shaw）寫的福音歌曲〈禾捆收回家〉（Bringing in the Sheaves）。他也許是通過接觸基督教青年會和基督將軍馮玉祥學到了這首歌。林昭寫到：「他常常把革命比成撒種……反復常唱……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我們就要歡喜，禾捆收回家。」如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誕生，她相信：「現在，已經是『禾捆收回家』的時候了。」 對她來說，這首有關基督信徒做工、忍耐和喜樂不倦地等待收割禾捆的歌曲，在共產革命成功後有了全新的含義。
到了一九五七年，土地改革已經結束了地主對農民的制度性剝削，農業集體化也大體完成。在城市地區，私營企業已經國有化，中共也宣布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第一個仿蘇聯模式的「五年計劃」使國家的基礎設施大為改觀。這一切都使得林昭直到那年夏天還是滿了張元勳所稱的「左家情懷」。
五月發行的《紅樓》期刊上還有林昭的詩〈石獅〉，為守在天安門城樓前的一對巨獅而作。她寫道，「蹲踞了幾十百載」的石獅年年看「丹鳳頒詔」，「五四」學生運動期間「你卻作了大會的講壇……人們驚異地傳說：石獅都在吼叫，要把沉淪的民族魂喚回」：

四十年風霜雨雪，你仍然健在；
陽光的節日，天安門紅旗招展；
你看歡樂的隊伍狂潮般從身邊湧過；
對脫下鐐銬的自由人們睜著笑眼。

時至一九五七年，前共產時代的舊枷鎖或已不復存在——地主和資本家已被消滅——但自由並未如期而至。林昭和她的同學們很快就會發現毛澤東和中共對他們思想和言論所設的是何界限。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發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歡迎大家批評黨、幫助黨改進工作。最初，公眾響應者寥寥。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為了鼓勵批評，使鳴放運動迎來政治春天，在集合了國家高層領導人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主張對批評持開放態度，並允許在藝術和科學領域有不同觀點，甚至對懷疑共產主義理論者也表現出一定的寬容。「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這種方法的確切形式是「團結——批評——團結」。
四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布了推動鳴放運動的新指示，要啟動一個類似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推行的新「整風運動」，其目的是説明黨消除「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三害」。
最初人們不敢發聲，後來終於有幾位北大學生相信可以批評政府而無後顧之憂。五月十九日，他們在大飯廳外張貼了第一張大字報，對北大偏袒工農家庭出身的學生的做法提出質疑，責問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一九五七年改稱共青團）代表如何產生？選派留學生往東歐國家學習，為何被選中的幸運兒總是黨員積極分子和保送北大的工農兵學員？
受首批發聲者的鼓舞，林昭的朋友沈澤宜和張元勳發表了一首題為〈是時候了〉的詩，引發了北大的「五．一九」運動：

是時候了，
年輕人
放開嗓子唱！
……
我的詩
是一支火炬，
燒毀一切
人世的藩籬。
它的光芒
無法遮攔，
因為
它的火種
來自——
「五四」！！！
……
我含著憤怒的淚，
向我輩呼喚：
歌唱真理的弟兄們
快將火炬舉起
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大批大字報出現在大飯廳南面主幹道旁十六齋的東扇牆上。它被稱為北京大學的「民主牆」。與其一街之隔的另一堵牆成了「衛道者論壇」，左派人士據此對隔街相望的意識形態異端展開批判。
其餘大字報貼在大飯廳外一個木架釘上墊子而成的臨時布告欄上。有人為胡風鳴冤、呼籲政府釋放他; 也有人要求北大黨委公開交代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中錯鬥的問題，並向學生本人公開至關重要的人事檔案，由他們自己來核證。
一些大字報甚至更進一步，提出要「取消黨委制，實行民主辦校」。有人指出：「三害」的根源在於中國的政治制度。是這種制度造成了「個人崇拜」，是對黨的領導人的「盲從」導致了人的奴化。
一九五六年波蘭和匈牙利的民主運動以及隨後而至的暴力鎮壓，暴露出許多關於共產政權的問題。有些學生對東歐無辜者遭殺戮和監禁表示哀歎。他們警告，共產黨領導層手中權力過度集中，以及依賴暴力來強加國家意志，威脅到這些政權的合法性。
林昭的朋友譚天榮，一個激情迸發、衝動的物理專業學生，貼出了幾張大字報，挑釁性地選擇以「毒草」為題。毛澤東就是用「毒草」代指那些他認為與社會主義為敵、未許可「齊放」的思想。譚在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在「鳴放」時仍不忘之前的痛苦和屈辱。
他譴責中共壟斷真理，開鬥爭會時使用「獨裁方式」，「給邏輯施加暴力」，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來對待異議人士，造就了「被歪曲的靈魂」和「被殘害的心靈」。他寫道：「我們不承認任何種類外界權威……一切都要站在理性的審判檯面前。」這是自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來首次如此規模的文化和政治呐喊，回蕩在全國各地的校園和眾多工作單位。
也有些抗議是煞有介事的嘲諷。一張大字報以虛構的「北京大學整風法院」的名義公布「三害判決書」。三名被告分別為：「宗派主義，年三十六歲，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生」（中共建黨日）；「教條主義，年三十八歲，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生」（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影響被追溯至「五四」運動）；「官僚主義，年八歲，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生」。
雖然三名被告都被判有罪，應處死刑，但「整風法院」認為：「宗派主義對加強黨性，維護黨的利益，保持黨的純潔有功」；教條主義為當官的「減輕腦力勞動，防止操勞過度」；而官僚主義則「對維護領導威信……減（輕）幹部體力勞動過度有功，故免於判刑宣布無罪釋放……今後再有騷亂滋事之徒控告那三個主義，本院定判其誣衊罪，斬首公眾，以儆效尤」。
左派的反擊也毫不猶豫：〈是時候了〉貼出數小時內，由一名黨員學生執筆並由十幾個學生簽名的詩體大字報〈我們的歌〉出現了。這首詩申明了他們對黨忠貞不渝的熱愛，並譴責〈是時候了〉的作者批評黨的缺點時「醉心於歇斯底里式的手段」。
〈我們的歌〉驅使林昭開始行動。五月二十日她貼出自己題為〈這是什麼歌〉的詩，痛斥〈我們的歌〉「淩人的盛氣」。她懷疑其身為黨員的作者從未「背負著沉重的歧視、冷淡和懷疑」。詩中寫道：

我可從來沒聽說過
黨只教我唱道
「咕咕咕，嘰嘰嘰
你真光明，真美麗」

林昭的抗議並不是針對中共，而是那些自封的黨的衛道士：

真理的力量
決不在於
維護真理者
姿態的傲慢

儘管黨的崇高理想和中共幹部的實際行為之間的鴻溝日漸加深，她對黨依然滿懷信心。五月二十二日，她完成了另一首詩，題為〈黨，我呼喚……〉。她回顧自己曾在國民黨統治下那「死寂的猙獰的長夜」裡和「在鐐銬的陰影底下」呼喚過黨;「當世紀已經更新，碧雲中飛揚著紅旗」時也呼喚過黨。如今：

太陽下我看見黑影，
角落裡湧漫著邪氣，
我驚駭，迷惑而懷疑，
但是，黨，我依舊呼喚著你。
……
給我一句，一句親切的話吧，
党，我呼喚你時有滿懷辛酸！

 隨著校園民主運動逐步展開，林昭內心左右為難。「作為一名組織成員加之深深懷疑黨的真正態度和意向，我在行動上又不得不比較保守與穩健」，她後來在上海第二看守所時寫的〈個人思想歷程的回顧與檢查〉這樣解釋道。「我的認識過程完成得比朋友們晚些。」
儘管如此，她仍同情沈澤宜、張元勳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她敦促他們謹慎行事，避免惹惱北大的黨委領導。 大字報出現後，公開辯論很快在校園爆發，飯廳的桌子也成了臨時講臺。
五月二十二日，即林昭完成〈黨，我呼喚……〉當晚，張元勳和另一位宣導民主的學生同一群有組織的左派學生進行了一場夜間辯論。辯論很快變成了群眾批鬥會，「出現了肅反鬥爭會的氣息」。據張元勳回憶，正當聲討的浪潮翻卷而來時，「一個女學生在濃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夾雜著婀娜的蘇州方言的普通話，音色渾厚」。她提醒大家：黨一再號召黨外人士提意見，那麼為何為著一首詩就群起而攻之，進行意識形態的圍剿呢？
「你是誰？」人群中有人怒喝。
「我是林昭！怎麼？你又是誰？竟是如此擺出一個審訊者的腔調！你記下來！『雙木』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
當晚辯論會後，林昭喝醉了。據張元勳回憶，她很快就沉默了。現存林昭為一九五七年民主運動寫的最後一首詩是〈黨，我呼喚……〉。
隨著運動升級，一些學生開始自行組織獨立社團，如籌辦論壇和辯論會的「百花社」等。 若干獨立學生刊物出現了，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廣場》，於五月三十日發刊。它收集選登了「民主牆」的部分大字報，其中包括沈澤宜、張元勳和林昭的詩。林昭的幾個朋友加入了由沈、張牽頭的《廣場》編委會。
由張元勳執筆的〈廣場發刊詞〉宣告：中國將進入一個新時代，開始一個「社會主義時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選擇《廣場》作為刊名是因為「北大民主廣場是五四舉火的地方」。張寫道：「我們的血管裡（流）著五四的血液，在社會主義的五四時代，我們要學會五四先輩們的大膽提問﹑大膽創造的精神，去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文化！」
林昭與《廣場》並沒有正式的關聯。除了對鳴放運動的意圖和可能後果抱有疑慮外，她不加入編委會可能也是出於某種直覺。畢竟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她因批評黨的幹部而屢遭處罰。她公開承認自己「覺得組織性與良心在矛盾著！」共青團是黨組織的延伸，作為團員她有義務規範自己的行動，使之與團組織保持一致，但這又使她良心不安。
有一陣子，林昭也偏向左派陣營。七月份，民主運動走到了盡頭，《紅樓》編委會開會，因張元勳和另一位學生在《廣場》中的角色，決定開除他們的編委資格。林昭當時也附和對他們的批判。此時，旨在反擊鳴放、壓制批評言論的反右運動已經全面展開。
諷刺的是，後來《紅樓》的「反右派鬥爭特刊」發表批判文章，指控林昭實際上是反革命刊物《廣場》的「幕後參謀者」。這實屬誇張，不過林昭與左派們短暫保持一致後，便回歸她的朋友與「良心」，儘管此時的良心之聲已經微弱。

 ◇
北大的民主牆是全國響應黨的號召為「整風運動」作貢獻、對黨的工作提出坦率批評的一例。五月初，毛澤東所明確表示歡迎的「百花齊放」開始，某些地方比北大更不加顧忌。成型於國民黨時代、一九四九年後被中共掌控的那些無權無勢的「民主黨派」，其領導人物也加入鳴放、表達不滿。毛澤東曾多次公開提出，中共與只作花瓶擺設的民主黨派之間要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於是他們呼籲落實此方針。
時任交通部部長和民盟副主席的章伯鈞建議，在中共系統之外的立法和政協團體應該扮演「政治設計院」的角色。另一位民主黨派元老、《光明日報》主編儲安平批評國家已經變成「黨天下」，呼籲給予中共黨外的知識分子以實權。章、儲二人曾是長期批評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政治牛虻，禁不住也幻想能讓中共統治更加開明。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至六月七日的五周內，成千上萬人響應鳴放號召、發表言論。許多人批評言論自由的缺失、群眾運動中侵犯人權的行為和對蘇聯的盲從；還有人呼籲實行司法獨立與法治，以及黨的民主化，甚至有人提出要以多黨制取代中共的專政。
除了少數親信如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以外，毛澤東瞞著所有人設下了一個陷阱。後來，他稱之為「引蛇出洞」的「陽謀」。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旬，毛澤東就已經告訴這些親信，雙百運動正在改變知識分子的態度，讓他們的「猶豫情緒變得比較開朗」。他解釋說：「反正總有一天要整到他們自己頭上來的」、「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讓他們罵幾個月。」
五月十五日，就是北京大學出現第一張大字報的前四天，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事情正在起變化〉，在一小圈中共高層官員中傳閱，一個月後才傳達到大部分省市區黨委。毛在文章裡猛烈抨擊「右派分子」和他們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反對黨的領導。他們贊成民主，反對集中」。六月八日，反右運動正式開始。當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批判「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
在北大校園裡，由校黨委領導的反右運動在六月十六日正式開始。那時中共中央的政治信號已經明確。在全國各地，許多知名自由主義者開始公開作自我批評，個個形態可憐。六月底，《廣場》在印刷了約五百份第一期也是僅有一期後被迫停刊。編委們投票自行解散。《廣場》曇花一現，頭尾只有二十三天。
隨後的幾個月裡，北大民主牆運動的主要參與者被迫公開悔過、進行自我批判。七月份在北大操場上舉行的一個萬人大會上，沈澤宜宣讀了他的懺悔書：「人民是我的衣食父母，而我卻幹出了對不住人民的犯罪行動。我，一個對祖國、對黨還沒有絲毫報答的大學生卻『惡毒地中傷了黨』。」他還承認《廣場》編委是「右派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倡狂進攻的大本營」。末了，沈澤宜檢舉揭發了《廣場》的其他編委。當時學生之間相互出賣屢見不鮮，隨之產生的惡鬥也一直延續到毛時代之後。
反右運動進行到六月下旬，北大開始作出具體懲處，開除「五．一九」運動主要參與者的黨、團籍，並加以行政管制。那時學生們並不清楚之後會發生什麼。一些在鳴放中活躍的學生還指望，接受批鬥、向黨屈膝臣服之後就可以回到原先的正常生活。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結束時，北大的兩百多個「小胡風」分子就是這麼處理的。
然而從八月份起就有學生被祕密逮捕。一名學生在持續不斷的批鬥和身體虐待後失控了。有一天他用水果刀反擊，造成了一些輕傷。他因此以「右派殺人罪」被判處死刑。臨刑前，他要求妻子改嫁，並「好好教育孩子跟著黨、跟著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作為一個被判處死刑的反革命犯，這是他為保護家人免遭迫害唯一所能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