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治：社會學角度之闡釋（簡體書）

本書為1971年啟動項目的最終成果，此項目時斷時續，我竭盡全力，十年間投入了最寶貴的時間。項目開始時，我決定在地方層面對英國政治的權力和影響進行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本身來自倫敦克羅伊登區，我花了差不多兩年時間完成，在此期間，我努力從多種角度洞察領悟當地政府和大商業集團、政府公屋住戶和郊區業主群體之間的關係。然而，就像所有的案例研究一樣，這項研究遇到了兩個相關問題。第一，不清楚所得出的結論推廣到其他英國類似的城鎮可達到什麼程度。的確，現有的案例研究材料幾乎不能支撐許多重要核心的成果。第二，實證結果如何與政治權力本質相關的特殊理論問題聯系起來；國家和社會階層之間的關係；階級利益和政治行動之間的關係；等等。很明顯，克羅伊登研究本身令人感興趣，但是還不夠完善。
不過，進行這項研究的後續幾年中，英國城市研究產生了許多令人振奮的理論發展趨勢，主要是對法國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新發現的反響。這些材料我讀得越深入，我越感到信服，它不僅與克羅伊登研究有著直接的聯系，而且還可以在此研究的背景下有效地分析評價。因此，在幾次失敗的嘗試後，這本書開始成型，其目的是針對英國城市政治的某些關鍵問題從理論和實證論據兩方面提供批判性分析。
本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涉及一些理論問題，這些問題是現在英國城市社會學的論辯中心點；第二部分，我試圖將這些理論放到克羅伊登案例研究的實證材料的環境中進行分析。我相信兩部分均可單獨地進行閱讀，鑒於本書的讀者既有學術界的精英（其內容符合其適用標準或並不一定符合），又有知情公眾，他們有著自己的（並非不合理的）期待值，即本書應該提供清晰明確的結論，那麼很有可能會出現以下不利局面，前者會被吸引到第一部分，而後者直接閱讀第二部分。如果讀者這樣選擇，那將非常可惜，因為我寫這本書的初衷就是理論和實踐必須而且有必要進行互補。正如實證案例研究如果不與關鍵理論問題掛鉤就會一無所用一樣，理論論辯如果不和實證研究互通，就會變得貧瘠乏力。因此本書的兩個部分緊密關聯。
本書有著相對長的孕育期，自從開始此項目，不可避免地給許多個人及同行帶來麻煩，在此作序至少給我一個正式感謝大家的機會。我必須特別要感謝的是約翰·麥克唐納，他指導了我在切爾西學院兩年中起始階段的研究，還有給我提供幫助和指導的雷·帕爾。離開切爾西學院之後，我在薩塞克斯大學度過了富有成效的三年，霍華德·紐比和科林·貝爾（在他離開去新西蘭之前）給我鼓勵和建議，使我受益匪淺。自從1976年，我在薩塞克斯大學城市政治和社會學主題小組與同事們經常進行討論，同樣獲益良多，特別是“星期一俱樂部”的城市研究討論。另外，還有為本書直接提供幫助的同仁，例如對初稿的評價，或幫助解決具體問題，他們是：詹妮·巴克韋爾、雷·巴雷爾、斯蒂夫·奇布諾爾、瑪麗·法默、邁克爾·菲爾比、羅布-弗林、大衛·哈裡森、雷·霍蘭、納爾遜·波爾斯比、達默裡斯-羅斯、大衛·羅斯、蘇·桑德斯、馬丁·威格曼、巴裡·伍德，以及1977年我在薩塞克斯大學開設的城市和社會課程的學生。

第一部分 理論視角
引言
第一章 權力、利益和因果關係
政治無為的兩種模式
相對主義的問題
因果關係及其制約
能力法則使用和偏見的產生
第二章 住房、階級利益和政治活動
新韋伯理論途徑及住房階級概念
馬克思主義途徑：業主自住意識形態
房屋所有權的經濟意義
新韋伯理論途徑和馬克思主義途徑的某種潛在含義
第三章 新城市政治學
集體消費、矛盾問題和城市社會運動的興起
對卡斯特爾命題的批判性評價
新政治，老困境
第四章 地方政府問題
國家政策：功能和理由
國家定位的理論視角
地方政府和自治問題
……

第二部分 實證應用

參考文獻
主題索引
人名索引

這裡的言外之意非常明顯，法蘭克福學派內部和外部的許多學者都接受這種含義（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圈內和圈外也接受）。看來，利益最終必須在意識形態中立狀態和政治平等的環境運作下由個體自身所決定。這個觀點的杰出倡導者就是哈貝馬斯（1976）。他發展了話語意志形成理論，認為話語意志建構就是人民通過平等者之間自由的、不偏激的、不受限制的爭論，依靠理智達成一致的過程。當然，他也承認規範或意識形態限制的運行通常都會阻止這種不失真話語的發生。當然，真實存在的世界並不是去尋找確認人民的利益是什麼的地方，或者理智達成一致的世界看起來可能是什麼樣的地方，而是，哈貝馬斯認為利益只能由假設構建才能確認的地方，“依靠反事實想象涉事派別之間矛盾的極限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被迫有意識地察覺自己的利益，進行戰略性評估……社會科學家只能假設預計利益的歸屬；實際上，對這個假設的直接確認只有在特定的個人或涉及群體的實際話語的形式中才有可能”（p.114）。接著哈貝馬斯認為，利益是真實的，但一般是觀察不到的，為了理解利益是什麼，通常有必要引入某種假設實驗，類似於韋伯使用過的“心理實驗”（Weber 1949）。在正常情況下。這種實驗不能被實證證實或證偽，當然就不符合實證主義的適用標準。
哈貝馬斯試圖協調利益的極端主觀看法與承認存在意識形態限制的看法之間的關係，這一點在許多其他學者的研究中也有反映。例如，康諾利（Connolly 1972）認為，利益的評估可以按照選擇進行，如果某人剛開始能夠體驗每一項選擇的結果，他就能在各種各樣的備選項中做好選擇。同樣，盧克斯（1974）認為，利益反映了選擇，如果人們在相對自主的環境中做出行動，他們就會做出選擇（這一點意味著這麼一種情況，即影響他們的規範性強權和高壓強權相對較弱）。後一種觀點原則上可以用於實證，因為它不要求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提出的絕對獨立於占優勢的意識形態之外的狀況，而只是相對的自主狀態。但是這種實證應用只有在犧牲理論的嚴謹性的情況下才可達到，正如布萊德肖（Bradshaw 1976）指出的，相對自主概念是靠不住的。例如，我們怎能知道甲方對乙方選擇的影響已經減少到相對不重要的比例，或者乙方是否還受到某個第三方的影響？我們如何確實地判斷乙方的核心點，即其自主性足夠使其確認在行使自己實際利益的選擇權（特別是要記住馬爾庫塞的論點，我們的需求被操控“直到其本能”的程度）？考慮到盧克斯認為絕對自主在實證上是不可能的，看來像哈貝馬斯和康諾利一樣，他的論點依賴的是假設條件。
此類研究試圖保留個人作為自己利益的最後仲裁者，罔顧它們會導致實證上幾乎不能確認的假想分析的事實，這個問題還會導致得出某些非常奇特的結論。例如，沃爾（1975）認為，康諾利的觀點會使他做出以下推論，如果某吸毒者堅持說，他知道現在他在做什麼，但他還是要重新開始吸毒，那麼海洛因成癮就符合吸毒者的利益。這種推論絲毫站不住腳，因為雖然我們承認吸毒者想要吸毒的原因，但是我們不能接受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情況下吸毒會符合他的利益。沃爾這樣說道，“我們不僅知道吸食海洛因的結果是什麼，而且我們知道這些結果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即我們知道結局很壞”（p.503）。同樣，盧克斯在評論相對自主性時推論道，他會被迫接受這種事實，如果克倫森（Crenson 1971）研究的鋼鐵城的居民實際上選擇了空氣污染，而且他們是在相對自主的情況下做出的選擇，也了解所有的相關信息，那麼呼吸污染的空氣就會符合他們的利益：“如果在此公認條件下，他們還會難以置信地真正地希望污染可以持續下去，我才會放棄空氣污染不符合他們的實際利益的主張。”（1976，p.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