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異記輯證(繁體豎排)（簡體書）

前 言

一、《纂異記》作者李玫考

李玫，其事跡書記甚少。《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注云大中時人。唐末康軿《劇談錄》卷下《元相國謁李賀》云：

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馀人，其間章句有聞，亹亹不絕。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儒犀、梁望、毛濤、貝庥、來鵠、賈隨，以文章著美；溫庭筠、鄭瀆、何涓、周鈐、宋耘、沈駕、周繁，以詞賦標名；賈島、平曾、李陶、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流傳；張維、皇甫川、郭鄩、劉延暉，以古風善價。皆苦心文華，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內，其虛薄叨聯名級者，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則可知玫終身未獲科名。錢易《南部新書》壬卷云：

李紋者，早年受王涯恩。及為歙州巡官時，涯敗，因私為詩以吊之。末句曰：“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乃有人欲告之。因而《纂異記》記中有《噴玉泉幽魂》一篇，即甘露之四相也。玉川先生，盧仝也。仝亦涯客，性僻面黑，常閉於一室中，鑿壁穴以送食。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夜，偶宿涯館，明日左軍屠涯家族，隨而遭戮。

按《南部新書》所記當本李玫《纂異記》，李紋乃李玫之訛，傳鈔傳刻致誤也，記事亦有舛謬。

文宗大和九年（八二五），宰相李訓、鳳翔節度使鄭注謀誅宦官，事敗，李訓、王涯、舒元輿、賈餗四相及鄭注等皆被宦官仇士良所殺，史稱“甘露之變”，為大和中著名事件。本書《噴玉泉幽魂》敘四丈夫之魂於壽安甘棠館噴玉泉聚會，於西楹見詩人（按：李玫自寓）題詩“浮云凄慘日微明”云云，末為“六合茫茫皆（談愷刻本作悲，據陳鳣校本等改）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四人中少年神貌揚揚者云：“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脫衣之士乎？”《南部新書》云李玫早年受王涯恩，疑據此而斷，以少年神貌揚揚者為王涯。今按《新唐書》卷一七九《王涯傳》載涯被殺前“年過七十”，焉得謂少年？以為王涯者，或據其詩有“鄧攸無子續清風”句，而涯二子並被甘露之禍（《舊唐書》卷一六九《王涯傳》：“涯子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孟堅，太常博士仲翔，其馀稚小妻女，連襟系頸，送入兩軍，無少長盡誅之。”）。然此言無子乃謂生前無子，而四相盡遭族誅也。四丈夫中清瘦及言語瞻視疾速者當系王涯，觀其詩云“白首同歸感昔賢”可知，而又云“孤光曾照讀書筵”，涯善文多著述（《新唐志》著錄王涯《唐循資格》五卷（職官類）、《注太玄經》六卷（儒家類）、《王涯集》十卷（別集類）。詩文今存於《全唐詩》、《全唐文》。），故云。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中有“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托草蟲”，知其亦擅文章，而四相中有文名者除涯即舒元輿（《新唐志》別集類著錄《舒元輿集》一卷。所存詩文編在《全唐詩》、《全唐文》。）。考《新唐書》卷一七九本傳載：“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炬飡具，皆人自將，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闈，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俄擢高第。”此書載於《唐文粹》卷二六上、《全唐文》卷七二七，題《上論貢士書》，中云：“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為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元輿元和八年擢進士第，前年指前一年，即去年。上書時年二十四，大和九年被殺年四十六，猶為少壯，則少年神貌揚揚者必為舒元輿也。

本書《齊君房》復云：“大和元年，李玫習業在龍門天竺寺。”考《舊唐書》卷一六九《舒元輿傳》載：大和五年八月，元輿“改授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丁母憂在洛，與元輿性俱詭激，乘險蹈利，相得甚歡”。李玫於龍門習業受知於元輿，蓋在大和五年。王夢鷗《纂異記校補考釋》亦以為少年神貌揚揚者乃舒元輿（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纂異記與傳奇校釋》，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一，第十二頁。），而李宗為《唐人傳奇》乃以為李訓（《唐人傳奇》：“四相中能稱為少年的只有李訓，故“王涯”當為“李訓”之誤，”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第一○七頁。）。然《舊唐書》卷一六九《李訓傳》謂其“形貌魁梧，神情灑落”，四鬼中有長大少髭髯者，此必訓也。另一人短小器宇落落者則為賈餗，餗河南（治今河南洛陽市）人，故其詩云：“桃蹊李徑盡荒涼，訪舊尋新益自傷。”鄭訓詩云“新荊棘路舊衡門，又駐高車會一樽”，又云“珍重昔年金谷友，共來泉際話孤魂”，儼然主人口吻。按《新唐書》卷一七九《李訓傳》載：“從父逢吉為宰相，以仲言（按：訓原名仲言）陰險善謀事，厚暱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位，更赦還，以母喪，居東都。”赦還乃指文宗大和元年正月乙巳大赦改元。又據《舊唐書》卷一六七《李逢吉傳》，逢吉大和五年八月為太子太師、東都留守、東畿汝防御使。大和中訓赦歸及丁母憂住洛，當居於噴玉泉，元輿曾來相聚也（《新唐書》卷一七九《王涯傳》云王涯“別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文宗惡俗侈靡，詔涯懲革”。《全唐詩》卷五六二《噴玉泉冥會詩八首》注云：“噴玉泉，在河南壽安縣。《傳載》云：“山水絕勝，太和中遊者始盛。”《王涯傳》：“別墅有佳木流泉。”詳詩意，墅正在此泉上也。”謂涯居噴玉泉，恐非。）。噴玉泉在壽安縣，屬河南府，即今河南宜陽縣，在洛陽西南，臨近龍門。龍門即伊闕，在洛陽東南，伊水之濱。《噴玉泉幽魂》中白衣叟（盧仝）云“此詩有似為席中一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一二公者暗言舒元輿，兼涉李訓，玫當亦受惠於訓也（卞孝萱謂：“大和初李玫在東都，非遊於王涯之門，應是先識李訓，由李訓把李玫介紹給“相得甚歡”的舒元輿。”《唐人小說與政治》，廈門：鷺江出版社，二○三，第三七○頁。）。

由上可知，李玫大和元年習業龍門天竺寺，五年遇舒元輿，受其推食脫衣之恩。九年元輿等被殺，玫時為歙州巡官。歙州屬宣歙都團練觀察使，領宣、歙、池三州（見《新唐書·方鎮表五》），巡官乃幕職。元輿等被殺，玫當亦受累。大中年猶曾應舉，然終厄於一第。玫之事實，止於此矣。《廣記》卷三一三引《稽神錄》，李玫天祐初（九○四）為舒州倉官（今本卷六作李政），此乃別一人。

二、《纂異記》著錄佚文考

《崇文總目》小說類、《新唐志》小說家類、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傳記類冥異目著錄李玫《纂異記》一卷。《宋史·藝文志》小說類作李攻（按：中華書局點校本改作玫），注“一作政”，名皆訛。尤袤《遂初堂書目》小說類作《異聞錄》（無撰人、卷數），乃宋人改稱。

原書不傳。《太平廣記》引有十四篇，書名或有訛誤。《滎陽氏》談愷刻本闕出處，清孫潛校本注出《纂異記》，是也。《類說》卷一九題作《異聞錄》，天啟刊本不著撰人，嘉靖伯玉翁舊鈔本題李玫撰，摘錄五條。《說郛》卷三《談壘》有《異聞錄》一條，同《類說》之《經幢中燈》（即《廣記》之《楊禎》），蓋取自《類說》。《紺珠集》卷一摘《異聞實錄》五條，署名訛作李玖（按：此據明天順刻本，《四庫全書》本作李玟）。五條同《類說》，文句無甚不同，唯標目多異，蓋《類說》取《紺珠集》也。《紺珠集》本後取入《重編說郛》搚一一七、《古今說部叢書》一集，撰名亦訛作李玖。《重編說郛》搚一一八又有《纂異記》十三條，題宋李玫，無一條出自本書，實全取自南宋魯應龍《閑窗括異志》，乃純偽之書。民國吳曾祺編《舊小說》丁集輯《纂異記》四則（《三史王生》、《張生》、《劉景復》、《浮梁張令》），撰人訛作李孜。丁集所收為宋人作品，其以為宋人者，蓋誤從《重編說郛》。而今人或亦不辨（成柏泉選注《古代文言短篇小說選注》二集，所選宋小說中有《三史王生》、《浮梁張令》二篇，作者題李孜。題解云：“本篇錄自吳曾祺編《舊小說》。注云出《纂異記》，作者宋朝李孜。這部書和作者，都未見他書著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第八二頁。），以訛傳訛。王夢鷗《纂異記校釋》輯十三篇，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李宗為校點本（又載二○○○年版《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冊）亦輯十三篇，均未輯《滎陽氏》。

《新唐志》注“大中時人”，此必據原序紀時而著，書作於大中間也。考四相詩中有“終無表疏雪王章”，“寒骨未沾新雨露”，“白日終希照覆盆”等語，據《資治通鑒》卷二四九載，大中八年（八五四）宣宗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馀王涯、賈餗等無罪，詔雪其冤。玫作此書時尚未有宣宗雪冤之事，然則本書作於大中八年前也。又本書《劉景復》中歌云“河湟咫尺不能收”。按安史亂後河湟地區沒入吐蕃，大中三年收復（見《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則書作於大中三年前也。本書《齊君房》鏡空讖詩影射會昌滅佛，末句云“寶檀終不滅其華”，乃影會昌六年（八四六）三月宣宗即位後復興佛法（《舊唐書·宣宗紀》），則書作於宣宗即位後也。《永樂琴書集成》卷一一《箜篌引》引《炙轂子》（唐王叡撰）曰：“太（按：當作大）中初《纂異錄》中有《公無渡河》，歌曰：“濁波洋洋兮凝曉霧……””《樂府詩集》卷二六引王叡《公無渡河》，即出於本書《蔣琛》。據此則書作於宣宗大中初，蓋為元年（八四七）也。北宋上官融《友會談叢序》云：“李玫以養病端居，乃《纂異》之記作。”乃復知是書作於養病之時。

《南部新書》稱玫為歙州巡官，甘露之變後作詩以吊，有人欲告之，疑亦本序中自述。然玫詩“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云云，實《噴玉泉幽魂》中詩句，並非在大和九年四相被殺而“私為詩以吊之”，疑錢易誤讀。玫當時或有詩吊舒元輿等，已不可知為何詩矣（按：自然亦可作此推測，即此詩確系大和九年悲悼之作，而作《噴玉泉幽魂》時采入。）。

《廣記》卷四三八《胡志忠》，又卷四五一《僧晏通》，談刻本注出《集異記》，明鈔本作《纂異記》，風格不類本書，明鈔誤。此當為陸勛《集異記》文（見拙著《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增訂本）。舊題唐馮贄《云仙雜記》卷一、卷三、卷六、卷八引《纂異記》四條（《六鼻鏡生云煙》、《虎毛紅管筆》、《墨封九錫》、《豬肝中有讖書》（按：《云仙散錄》（不分卷）題目為《三方鏡》、《兔頭羹》、《松燕督護》、《豬肝有讖》。）），系撰者自為之而杜撰出處，皆非本書。《孔帖》卷一三《三方鏡》，引《云仙散錄·纂異記》，即《云仙雜記》之《六鼻鏡生云煙》。《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四引《纂異記》三條（一條作《纂異錄》），全出《云仙雜記》（《古今事文類聚》所注出處有誤。“薛稷封筆為毛刺史。”《云仙雜記》末注《龍須志》。“薛稷為紙封九錫，拜禇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云仙雜記》末注《事略》，“禇”作“楮”，是也。楮，木也，皮可制紙。）。陳翰《異聞集》，《廣記》常引作《異聞錄》，與《纂異記》自別。

三、《纂異記》文體風格及思想內容

唐人小說集，大抵或純為志怪集，或志怪傳奇雜事集，而獨取傳奇之體成集者不多，《纂異記》即是也。十四篇作品中，最長者為《蔣琛》、《嵩岳嫁女》，均兩千一百馀字，再次《徐玄之》一千六百馀字，《韋鮑生》、《浮梁張令》均亦逾千，其馀則少者五六百，多者近千。

魯迅論唐傳奇，稱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又曰：“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托諷喻以紓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觀《纂異》諸篇，誠如魯迅所論，無論篇幅短長，均悉心構撰，慘澹經營，謀篇布局頗見匠心，而筆墨酣暢，興會淋漓，鋪彩摛文，作意成篇。其用筆細微，多見形容，寫景如詩如畫。——“霅郡城樓早鼓絕，洞庭山寺晨鍾鳴。而飄風勃興，玄云四起，波間車馬，音猶合沓。”（《蔣琛》） “怪鳥鴟梟，相率啾唧；大狐老貍，次第鳴叫。”（《噴玉泉幽魂》）如此等等，皆可謂生花妙筆。作者尤其善於馳騁想像，縱橫古今，思出云表之端，筆走龍蛇之勢，風格十分鮮明。如《蔣琛》之篇，虛構太湖、湘水等四水神及範相國、屈原、申徒先生、徐處士、鴟夷君等聚會，吟詩作歌，場面弘大，氣勢雄偉，有鮮明而獨特的藝術風格，唐傳奇中實屬鮮見。

就其故事情節而言，諸篇皆出作者虛構，非如唐人作品常常依傍聞見，表明作者虛構意識極強。其中有的作品，其敘事模式雖非首見，但其情節仍自為幻設，刻意求新，不落舊套。如《張生》寫張生道中所見諸客與妻宴飲情景，恰正妻之所夢，亦真亦幻，真幻莫測。其構思頗類白行簡《三夢記》劉幽求事及薛漁思《河東記·獨孤遐叔》（《太平廣記》卷二八一引），但情事自有不同，且敘事較細，又援入歌曲六首，風情具足。《滎陽氏》寫鬼求改瘞骸骨，亦是古小說母題，而別出心裁，自為經緯。

唐傳奇文體特點，顯著者乃所謂“文備眾體”，蓋以見作者之史才、詩筆、議論。《纂異記》諸篇大抵如此，援詩入文，實現敘事文體之詩意化。除《張生》穿插張妻歌曲六首外，其他有《嵩岳嫁女》歌八、詩三，《陳季卿》詩五，《劉景復》長歌一闋，《蔣琛》歌八、詩三，《進士張生》歌一，《韋鮑生》歌二、聯句一章，《噴玉泉幽魂》詩八，《楊禎》歌二、詩一。此外，《徐玄之》虛構螞蟻之國君臣之事，穿插狀、疏、表各一通。《嵩岳嫁女》亦有一表。敘事之細微可睹，詩文之穿插鋪排，皆使《纂異記》具有極大的可觀性、可感性。

唐人小說，究其創作動機，或寫情感，或寄諷喻，或涉獵奇，或為愉目。李玫此作創纂異事，乃自有深意，即刻意幹預政治，抨彈現實，抒發憤懣、悲愴之懷，誠政治諷喻及政治抒情小說也。

其中《噴玉泉幽魂》是直接抨彈現實政治的作品。李玫以事件親歷者的身份及門人情感，用影射手法反映大和九年的重大事件“甘露之變”，為被宦官冤殺的甘露四相大鳴不平。故事發生於會昌元年（八四一）春，去大和九年（八三五）十一月仇士良率兵誅殺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等才五年多，李玫記憶猶新而感受深刻。姑不論李訓等人行事方式如何，但中唐宦官專權乃一大弊政，如史家云“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舊唐書》卷一八四《宦官傳》），李訓等與文宗謀誅宦官實屬必要之舉。然行動失敗，結局悲慘，四相等被滅族。作品引述詩人（李玫）、白衣叟（盧仝）及四丈夫之詩，若“浮云凄慘日微明，沈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閽無近戚，縞衣飲氣有門生”，“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跡陷黃沙仍未寤，罪標青簡竟何名”，“李固有冤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誰能高叫問蒼蒼”，“寒骨未沾新雨露”，皆詩意痛切，既追悼大臣含冤被殺，又緣朝廷不為昭雪而含悲洩憤。

與《噴玉泉幽魂》就具體政治事件展開諷喻不同，更多的作品是在廣闊的範圍內批判政治。《徐玄之》虛構《南柯太守傳》大槐安國式的蚍蜉國，乃是一個微型封建王朝，作品將統治者劣行惡政訴諸筆端。蚍蜉王子“不習周公禮，不習孔氏書，而貴居王位”，縱情遊獵，驕狂蠻橫，蚍蜉王昏昧無道，枉殺進諫的太史令馬知玄。蚍蜉王雖最後接受臣下上疏為馬知玄平反贈官，然“天圖將變”，歷數已盡，“縱盤遊、恣漁獵者位必亡；罪賢臣、戮忠讜者國必喪”，“躡殷秦”的結果是禍起國滅。蚍蜉國者實是地下蟻穴。如果說《南柯太守傳》以蟻世比照人世，警示人生無常，《徐玄之》之旨則在抨擊暴虐，呼喚清明，言人心天意，不得違背也。

《蔣琛》描寫四水神及眾多歷史人物參與的一場聲勢浩大的聚會，或直接或隱喻，對黑暗政治口誅筆伐。屈大夫感嘆“既瑞器而無庸兮，宜昏暗之相微”，悲“羈魂汩沒兮我名永浮”。與屈原相似，諫而不用的申徒先生自沉於河，亦感嘆“諒予衰俗人，無能振頹綱。分辭昏亂世，樂寐蛟螭鄉”。伍子胥抱恨“國步顛蹶兮吾道遘兇，處鴟夷之大困，入淵泉之九重”，發憤要“俾大江鼓怒其冤蹤，所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岳，亦粗足展餘拂鬱之心胸”。“皤皤美女”唱《公無渡河歌》，悲痛“沈尸深入兮蛟螭窟”，痛斥“蛟螭盡醉兮君血幹”。曹娥唱《怨江波》，痛感“虬螭窟宅兮淵且玄，排波疊浪兮沈我天”，“誓將柔荑抉鋸牙之啄”。太湖神發出“莫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的怒吼。江神決心要把“中載萬姓之脂膏”的千艘樓船，沉沒於疊浪，化“為水府之腥臊”。

《浮梁張令》發揮奇思妙想，設置了一個包括上帝、仙官、岳神、冥吏及陽世貪官在內的營私舞弊的關係網：送關中死籍的黃衫冥吏貪圖一頓飽餐，而為該被冥府召去的“貪財好殺”的浮梁張令找出一條生路，金天王貪圖二十萬賄賂而為張令向仙官劉綱求情，劉綱順水推舟賣人情，向上帝上奏章求赦張令，上帝一邊斥責“何為奏章，求延厥命”，一邊又講“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紓刑宥過者，玄門是宗”，也竟批準延壽五年。——“關節既到，難為不應”，天道如此，官場如此，諷刺實在辛辣。天符上署“徹”字，乃漢武帝劉徹。漢武帝熱衷求仙，《漢武故事》、《漢武內傳》均寫其會見西王母，《嵩岳嫁女》寫漢主劉君見夫人，夫人即西王母，而漢主劉君已成神仙。此則竟以漢武帝為天宮上帝，神仙之極矣。然位居天帝亦竟袒護貪官污吏，重罪輕責，真天上人間無幹凈之地矣。

與《噴玉泉幽魂》相近，《韋鮑生》的批判也切入現實，然非具體政治事件，而是現實的科舉制度。唐代科舉是取士主要途徑，其中進士科尤為士人所重，考試科目有試策、帖經、詩賦。作者面對已經實行二百多年的科舉制度，一反士人共識，對之大加鞭撻，而對古之貢舉制度大加讚賞。作者稱古之貢士“尊賢勸善”，而今士人窮經至於白首，力學訖於沒齒。鄉裡、州府、有司層層薦拔，而詩賦之考或謂不中度不協律。“雖有周、孔之賢聖，班、馬之文章，不由此制作，靡得而達矣。”作者謂較之“皇王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之“古之大體”，詩賦實乃“雕文刻句”之小巧伎倆。

李玫此番言論發之有故。康軿云李玫“以文章著美”，文章與詞賦、律詩、古風相對，則文章者當指散體文字。大約李玫不長於詩賦，故屢屢不得中舉。心懷憤懣，出語激烈。這種心情在《陳季卿》中也有表現。江南陳季卿舉進士無成，辭家十年，鬻書判給衣食。在青龍寺中遇終南山翁，為之折竹葉作舟，置東壁《寰瀛圖》渭水之上，使其乘舟還家。“已作羞歸計，還勝羞不歸”，一路作詩，至家見妻子兄弟即登舟而返，復遊青龍寺，見山翁猶擁褐而坐。明年春又下第。李玫科舉屢屢失意，此作分明是自況。“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歧。北風微雪後，晚景有云時。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其情可見。作者雖寫陳季卿終究及第成名，或許是畫餅充饑式的自慰，然終又絕粒入終南山，又反映出作者的道家出世思想。然唐代士人真能看破紅塵者甚寡，出世大抵只是一種情緒而已。李玫曾受辟為歙州觀察使巡官，畢竟走的還是從宦之路。

李玫頗為關注歷史，喜歡拿大人物取笑。在《浮梁張令》中諷刺漢武帝，而《三史王生》又扯出漢高祖，著意調侃。故事幽默，實遊戲筆墨。《史記·高祖本紀》載劉邦母曰劉媼，注云“媼，母別名也，音烏老反”。“烏老”乃反切注音，而曾登三史科（《新唐書》卷四四《選舉志上》：“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 三史指《史記》、《漢書》、《後漢書》。）之王生在高祖廟故意嘲笑高祖“提三尺劍，滅暴秦，翦強楚，而不能免其母“烏老”之稱”，而高祖不明“烏老”之言出自何典，斥其“褻黷尊神”。王生又引經據典，揭露高祖置酒獻太上皇壽，云：“大人常以臣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而“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是侮慢君親之舉。

《進士張生》則涉及解讀經書問題。故事寫“好讀孟軻書”的張生於蒲關舜城夢見舜帝。《孟子》中云萬章問：“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舜認為孟子乃“不知而作之者”，實曲解其意。舜釋云：“朕泣者，怨己之命，不合於父母，而訴於旻天也。”意謂非怨父母，乃怨天賦己命不合於父母也。舜問“孟是何人，得與孔同科而語”，見出李玫對孟子頗有看法，不以其“亦傳聖人意”。此外，舜還批駁贊唐堯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以為“蓋明無事”。批駁贊舜之美曰“無為而治”，同時又稱頌舜“賓四門，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遍群神，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自相矛盾，“與無為之道遠矣”。舜云“百代之後，經史差謬，辭意相反”，這實際是李玫對古經書記載可靠性的懷疑態度。

上述批判現實之外，一些故事或顯或隱地反映現實。如《嵩岳嫁女》描寫盛大的神仙歡會，亦在縹緲的幻想中融入現實內容，顯示著作者的政治良心和社會責任感。文中李君即唐玄宗，其云“為敕龍神設水旱之計，作彌淮蔡，以殲妖逆”，又表云：“伏以虺蜴肆毒，痛於淮蔡。豺狼尚猜其口喙，螻蟻猶固其封疆。若遣時豐人安，是稔群丑；但使年餓厲作，必搖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卷禍三州之逆黨，所損至微；安六合之疾甿，其利則厚。伏請神龍施水，厲鬼行災，由此天誅，以資戰力。”乃隱喻元和十二年（八一七）平淮西吳元濟事。《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載：“隨唐節度使李愬率師入蔡州，執吳元濟以獻，淮西平。”《舊唐書》卷一三三《李愬傳》記之頗詳。

文中又云葉靜能唱當時事，歌曰“幽薊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鐘”云云，乃天寶十五年安祿山起兵叛亂，玄宗西逃，至馬嵬驛縊殺楊貴妃事。

《劉景復》中進士劉景復作《胡琴》歌，則描述安史之亂後，河湟地區沒入吐蕃，長期不得收復的情況：“我聞天寶年前事，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左袵皆漢民，不省胡塵暫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恣唐突。玄宗未到萬裡橋，東洛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為虜，飲恨吞聲空咽嗢。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星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車徒矻矻。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幹。”此歌語調沉痛，表達了李玫強烈的愛國情感。

以上所論，主要謂李玫的政治思想是反對專權暴虐，主張政治清明，社會安定。除此，《纂異記》個別故事表達傳統的善惡報應觀，《滎陽氏》寫滎陽氏子與其妹並女仆被繼母毒殺，其亡故父母訴於上帝，上帝譴怒，繼母遂發背疽而卒。《齊君房》中云“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亦從人事興衰榮枯明了因果報應之事。小說寫胡僧點化齊君房入佛為僧，法名鏡空。鏡空預言“佛法其衰乎”，題曰：“興一沙，衰恒沙。兔而罝，犬而拿，牛虎相交亡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暗示武宗會昌中滅佛，宣宗即位後重興佛法。似乎李玫崇佛。然《張生》云“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乃道家人生如夢思想。其實，唐代士人往往兼涉佛道，李玫亦然，而其主腦乃儒家入世思想。

要之，李玫此書，乃唐稗絕佳之作。展陳現實，馳騁意想，指點今古，出入鬼神。境界闊大奇麗，辭采俊美老健。善用歌詩，皆清婉深雋，足生意境。作者科場蹭蹬，沉跡下僚，著意為文，逞才抒懷，康軿云“苦心文華”，“以文章著美”，誠是矣。

四、本書之體例說明

本書題曰“輯證”，乃輯校疏證之意。全書分正文、校記、按語三部分。正文輯佚文十四篇，皆據《太平廣記》，所用版本皆有說明。校記較詳，參校之書，引證之典，一一列舉。按語中附載相關資料，主要有六：

其一，說明本篇被取入《古今說海》等說部書，以見其傳播之跡。

其二，《紺珠集》、《類說》所摘及他書所引，大抵系節文，錄其引文，以資比較。

其三，後世話本戲曲演飾情況。

其四，其事見記於前世或後世者盡錄之，以見淵源流傳之跡。

其五，同類故事亦擇而錄之。

其六，作品中所涉歷史、典故及現實人物事件，皆一一從原書引錄。諸項之中，此項最為繁復。非本書佚文之《廣記》二條及《云仙雜記》四條，皆列為附錄。

書末列出本書所引用古籍書目。又，本書嘗輯錄於我編纂的《唐五代傳奇集》中，故校記多與之同。

李劍國

二○二一年元月三日撰畢於釣雪齋。

前言

纂異記輯證

嵩岳嫁女

陳季卿

滎陽氏

劉景復

張生

蔣琛

三史王生

進士張生

韋鮑生

噴玉泉幽魂

浮梁張令

楊禎

齊君房

徐玄之

附錄

胡志忠

僧晏通

六鼻鏡生云煙

虎毛紅管筆

墨封九錫

豬肝中有讖書

引用古籍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