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與社會理論(第3版)（簡體書）

《身體與社會理論》（第3版）
作為身體研究的經典理論著作，《身體與社會理論》更新至第三版，旨在從理論上推進身體社會學和迅速擴張中的身體研究領域，著重分析晚期現代性下，身體、自我認同和死亡之間的關係。
在結構、論證與內容上，新修訂版延續前兩版，對當前全球範圍內的關注和爭議做出了及時、合理的回應，對社會學及相關學科中身體問題的出現展開了精闢的描述，並對該領域的主要理論和方法進行了詳細介紹。每一章都經過重新編寫，以增強整體論點：需要一種特別的研究身體的思路，既避免自然主義理論的化約論，也避免社會建構論學說的化約論。


《社會學之思》（第3版）
本書不依時間線性梳理，不按名家逐位清點，而是圍繞既滲透日常生活、又塑造學科品格的一些核心概念，探究構築我們世界觀的潛在假設與默含期待，堪稱入門上選。本次修訂的第三版，全面回應第二版刊行以來世界發生的重大變化：氣候變遷、不平等持續惡化、社交媒體的角色日益重要之類趨勢，如何影響了我們的親密關係、共同體、消費觀念、倫理、社會認同等方面的生活世界。


《後現代性下的生命與多重時間》
或許可以把後現代性看作是人類歷史的巔峰，不僅如此，還像是自哲學誕生以來被人們不顧一切、滿懷期冀地表達的所有那些希望和雄心的終極實現。只要毫不理會前歷史性人群和歷史性人群破敗不堪的殘餘，任他們隱約閃現著後現代性金碧輝煌的拱廊街外，這時候，仿佛這個世界已經最終獲得了完滿清晰的呈現。
人們不再有需要，不再有不適，但同時那也意味著，不再有希望。
過一種後現代的日子，就是要活在一種無視之中，無視現代性的教益，尤其是卡夫卡的教益：希望的前提條件就在於，所希望的東西必然是無法抵達的。活出後現代的生命，就是要活在一種真理之中：其實，比未能實現希望還要糟糕的事情，就是實現希望。

作者介紹

第三版序

致謝

第一章 序論

第二章 社會學研究中的身體

第三章 自然主義的身體觀

第四章 社會建構論的身體觀

第五章 身體與社會不平等：社會的具身化

第六章 身體與身體資本

第七章 文明化身體

第八章 身體、自我認同與死亡：生與死的型構

第九章 結語：具身體現、認同與理論

參考文獻

中外專名索引

譯者說明

自我最初開始研究身體問題以來，已經過去了25年，這一主題業已進入公共論辯與學術討論的核心。移植手術、幹細胞研究與生育技術等領域的發展，新媒體、異型廣告（ambient advertising）、虛擬現實等方面的推進，以及下列方面的諸多爭議，從激進身體改造（radical body modification）是否值得追求，到對於神經科學的訴求，乃至在表面世俗的市民社會中穿著宗教服飾的合法性，有許多議題激發起世人對於我們的具身存在現狀的好奇與關切，以上僅舉數例。對於我們的身體認同、能力與屬性，我們是否已經喪失了控制或取得了控制？我們有關社會世界的體驗，我們的感覺對於自己所處環境的經過技術中介的延伸與“展開”，以及社會不平等，對於上述這些方面，這些創新與衝突產生了哪些影響？它們如何介入並塑造著我們與文化的關係、與他人的關係、與我們生活其間的愈益陷入危險的地球的關係？晚近諸般事件引發了眾多問題，以上同樣是僅舉數例。

與這種對於身體問題的整體興趣走紅之勢相伴而來的，是在過去30年間，各門社會科學普遍出現了“具身轉向”（turn to embodiment）。[1]將關注焦點轉到肉身性（corporeality），轉到社會關係、文化與技術的“具身狀態”（enfleshment），也就凸顯出需要學科性、跨學科性甚或後學科性的更新，覆蓋各色領域，從社會學、運動科學、考古學、建筑學、哲學、宗教研究、性別研究到認知科學等等，而其高峰，便是“身體研究”這塊新領域的確立。這種學術趨向已經帶來諸多益處，但也蘊含某些風險。

從正面來看，這種學術趨向使我們能夠緊跟某些社會、文化與技術趨勢，後者已經讓身體成為社會控制、自我認同與個體行動的要素，並且是愈益聚訟不已的要素。而這樣的介入也充當著重要的制衡力量，以抗御西方哲學主導傳統的持續影響，以及這種主導傳統當中的認知偏向：該傳統將我們的人性等同為我們的心智，整體上對我們的身體存在的創造能力視而不見。[2]【x】誠如諾貝特·埃利亞斯所言（Elias，1991a：196–201），長久以來，哲學都把我們想作是“封閉的人”（homo clausus）或“思想著的雕像”（thinking statues），封裝在不可信賴的身體裡，而身體阻礙著我們獲得有關“外部世界”的可以信賴的知識。如果主張，我們應當在一定程度上尋求擺脫我們的身體來過生活，不僅不切實際，對所有人都有損害，而且回顧歷史，也曾被用來對女性進行污名化和控制，尤其是視之為兩性中更“維系於”、更“受限於”其（生育態）身體的一類（Bordo，2003：145）。如此貶損身體，也讓人想到一些壓迫性的國族規劃、殖民規劃和種族政治規劃，包括20世紀早期到中期的優生學運動，後者的靶子各式各樣，有身心障礙人士[3]、“意志薄弱者”、工人階級以及某些“種族”群體（Thomson，1998；Overy，2009）。

晚近轉向具身體現的趨勢也帶來了一些風險。某些視角急於聚焦身體，已經被批評說陷入了沃爾特·舒爾茲（Schulz 1986）所稱的某種“倒置的笛卡爾主義”，即一面倒地強調心智在此被倒置的二元論所取代，後者將人等同於有關有形性質（physicality）的一種有限觀念。但我們需要記住，我們不僅是由血肉骨骼構成的，也具備多種多樣的社會能力、道德能力與思想能力，是我們的具身存在使之成為可能（Tester，2004：30；Shilling，2008：125–143）。這一點非常重要，那些僅僅基於生物性需要來闡述社會行動者概念的人，或是像那些結構主義或後結構主義的論家，將個體概括為消極被動的身體畫布，各種意識形態、兩性基型（sexual matrixes）、微觀權力或政府策略都在這塊畫布上來回傳輸，反復銘刻。承認人的具身體現，並不會抹煞我們的反思性、認知性能力，這些能力是在我們的有機存在中發生的，作為這種存在的結果，而不是截然的對立。正如安東尼奧·達馬西奧（Damasio 2010：20）所主張的那樣，身體並不與思維相脫離而孤立存在，而是構成了“自覺心智的基礎”。

本篇序言開篇提及的那些社會和技術維度的發展與爭議，就是這些機遇與風險的產生背景，這就使得後兩者愈發顯得迫切，使得充分闡述具身主體與社會之間關係的任務愈發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