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鴉片到議會：馬地臣和渣甸(全2冊)（簡體書）

應用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對“怡和洋行之父——馬地臣”和他的合伙人渣甸馬地臣、渣甸生平事跡和自由商人群體的崛起進行深入研究，客觀分析兩人在對華貿易、鴉片走私、鴉片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上的態度和作用。避免了對待歷史人物要麼先入為主、以偏概全，要麼只字不提、忽略不計的兩種傾向。從馬克思唯物史觀視角研究英印散商在清末對外貿易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形成了對馬地臣、渣甸等人全面、客觀、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結論。作者翻譯了馬地臣寫於1836年的宣傳小冊子《ThePresentPositionandProspectsoftheBritishTradewithChina》。該宣傳冊分析了當時英國對華貿易狀況，極力鼓吹發動對華戰爭，對推動英國國會做出“鴉片戰爭”決策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但該宣傳冊發行至今180年間，從未被翻譯成中文。本書首次將該宣傳冊翻譯並作為附件，有助於加深對鴉片戰爭成因和英國對華貿易史的研究。

袁峰，男，工商管理碩士，供職於黃埔海關，業余時間致力於中國海關史和近代中國對外經濟史研究。2008年獲評信息系統項目管理師（高級工程師）；2012年參與編寫《新編海關詞典》（中國海關出版社，2012年版），2016年出版專著《黃埔海關考》（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版）。

看不到關於英國散商的書，就不了解英國自由商人在對華貿易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黃埔海關袁峰先生歷時十余截，搜集翻譯大量一手資料撰寫這部《從鴉片到議會——馬地臣和渣甸》，將馬地臣、渣甸等自由商人的生平事跡置於十九世紀初對華貿易外國散商群體迅速崛起的大環境中，研究他們如何在對華貿易中攫取巨額財富，又如何在政治上不斷表達訴求。海關重要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空白，拓展了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領域。袁先生還對馬地臣經營理念、從政之道進行了分析，當代市場經濟下經商為政，皆可借鑒。

序
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研究成果頗豐，但學界對英印散商個體的研究始終十分匱乏。本書作者獨辟蹊
徑，從英國商人馬地臣、渣甸兩人的生平事跡入手，從微觀層面考察鴉片戰爭前中英關係的宏觀狀況，從
細微角度剖析恢宏龐大的歷史事件，這個視角和思路是難能可貴的。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本書研究物件馬地臣和渣甸，堪稱一對生意拍檔。兩人共同創辦了“怡和
洋行”——次鴉片戰爭爆發前成立於中國，並且延續至今的外資企業。兩人都是在中國聲名狼藉、
在英國享有盛譽的人物；兩人都是年紀輕輕就去國離鄉，不約而同地選擇僑居中國，白手起家開創商業帝
國；兩人都是慣於商戰、善於應變、長於借勢，終富甲一方、落葉歸根。渣甸雖然年長馬地臣12歲，
但兩人生平經歷交叉，商業眼光和政治見解較為一致。他們是眾多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和見證者，可以毫不
夸張地說：他們的身上隱藏著一部19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英關係簡史。
史學的生命在於真實。在檔案稀缺、資料闕如的情況下，本書作者把匠心運用於研究之中，既博采眾
長又去偽存真，既廣引群收又精雕細琢，既舉其大綱又詳其細目。慎思明辨，積千言以至鴻篇；治學不輟，
累萬語乃有巨制。雖然難以還原全部史實，但如果讀者能從本書中看到嚴謹真實的歷史脈絡，倒不枉費作
者的初衷。
當然，總有一些人會懷疑史學研究的意義。他們認為實用才是現代社會的主旋律，殊不知，推動社會
進步的不僅僅是實用技術，更有文化傳承。人類既要有面向未來的進取心，也要有追問過去的好奇心。歷
史不會簡單地重復，卻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反以觀往，復以驗來；反以知古，復以知今。歷史有時就像
是“羅生門”，撲朔迷離，激發著每一位願意親近歷史的人不斷追求真相，而真相裡往往隱藏著有益於現
實的經驗和教訓，這就是史學研究的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知識分子、勞動模範、青年代表座談會上指出：“志之所趨，無遠勿屆，窮山
距海，不能限也。”寫作和研究，需要一個志向、一份興趣、一種情懷。本書作者長期工作在科學技術一
線，把好的青春年華奉獻給了科技事業。在業余時間裡，他潛心研究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一直沒有停
止過學習、思考和寫作。學問勤中得，螢窗萬卷書。如果沒有不忘初心的毅力和志向，沒有刻苦鉆研的耐
心和韌勁，是無法將這樣的研究進行下去的。我很欣喜看到本書順利出版，並樂於將此書介紹給大家。
是為序。
袁樹林

目錄
上部怡和洋行創始人——馬地臣
章怡和洋行創始人3
一、散商崛起4
二、怡和洋行創始12
三、早期經商（1818—1834年）20
四、寶順洋行34
五、怡和洋行發展39
第二章鴉片走私巨魁49
一、鴉片流毒中國49
二、黃埔鴉片基地55
三、伶仃走私網絡62
四、拓展沿海市場75
五、對抗地方當局83
六、大發戰爭橫財108
第三章丹麥駐廣州首任領事114
一、東印度公司管理散商114
二、英印散商兼任領事118
三、丹麥駐廣州領事120
第四章狂熱好戰分子126
一、積極鼓吹戰爭126
二、幕後獻策謀劃143
三、支持割占香港169
四、參與鴉片戰爭185
第五章金融行業巨賈197
一、存貸業務197
二、保險業務203
第六章社會活動207
一、中國份英文報紙創辦人207
二、“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首屆會長213
三、“廣州英國商會”首屆主席217
四、“廣州外僑總商會”首屆主席221
五、“在華海員之友聯合會”委員228
六、“劉易斯島”島主229
七、英國從男爵240
八、“英國皇家學會”院士242
九、大英輪船公司董事會主席244
十、捐資設立中文教授職位248
第七章英國國會議員250
一、議會改革250
二、擔任議員253
第八章經商之道262
一、合伙經營行號，廣泛開展合作263
二、充分評估風險，維護商業信譽269
三、掌握貿易規則，及時調整策略276
四、推崇自由貿易，善用技術284
五、注重親情鄉情，強化利益紐帶287
六、積極參與政治，穩做“紅頂商人”289
第九章從政之路291
一、創辦報刊，宣傳主張291
二、尋求共識，結成同盟294
三、參與社團，擴大影響296
第十章後歲月299
附錄307
一、馬地臣生平307
二、馬地臣研究芻議309
三、任職粵海關黃埔分關之謎317
四、《英國對華貿易現狀和展望》323
五、《英中關係評論暨改善方案》409
六、翻譯感言432
下部“鐵頭老鼠”——渣甸
章外科醫生437
一、次前往中國（1802年）438
二、第二次前往中國（1804年）440
三、數次前往中國（1806—1817年）444
第二章港腳貿易448
第三章沿海走私474
第四章交往行商489
一、十三行商489
二、租賃商館499
三、興泰商欠505
第五章鼓吹強硬509
一、支持律勞卑509
二、反對妥協忍讓525
第六章社會活動535
一、“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第二任會長535
二、“馬禮遜教育會”司庫536
三、“中華醫藥傳教會”副會長538
四、“海員醫院籌備會”主席540
五、其他543
第七章煽動戰爭545
第八章後歲月567
附錄579
一、渣甸生平579
二、渣甸主要家庭成員581
三、怡和洋行沿革表582
四、散商跨國任職情況（1779—1839年）584
五、鴉片在廣州價格表（1804—1839年）586
六、次鴉片戰爭前廣州口岸
“西學東漸”的發展及影響588
七、廣州十三行地名位置略考617
八、人為因素對近代珠江航道的影響627
九、《黃埔船澳圖》中的長洲島機構650
十、從世界博覽會展品到近代廣東大宗出口貨物667
後記705

上部怡和洋行創始人馬地臣
章怡和洋行創始人
1796年10月17日詹姆士·馬地臣出生於英國蘇格蘭北部薩瑟蘭郡萊爾格鎮的一個富裕家庭。出生僅
一個多月，11月22日馬地臣即受洗禮成為基督徒。馬地臣父親老唐納德·馬地臣是蘇格蘭從男爵，其家
族來源於羅斯和克羅馬蒂郡西南部的洛哈爾什鎮和阿塔代爾鎮的馬地臣顯貴家族的一個分支，曾與英國東
印度公司保持著長期密切的關係。
馬地臣在中學時就讀於愛丁堡皇家中學（Edinburgh’sRoyalHighSchool）。1811年畢業於當時英國
好的兩所大學之一愛丁堡大學。另一所著名大學是格拉斯哥大學，而此時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的排名略遜
於上述兩所大學。此後馬地臣前往倫敦，在一家代理行工作兩年。1813年馬地臣到達印度加爾各答，在叔
父開設的“裡卡茲·麥金托什行”（Rickards，Mackintoch&Co.）當學徒並擔任會計。“裡卡茲·麥金托什
行”是當時印度的商行之一，後來不幸破產，負債高達250萬英鎊。1818年馬地臣離開“裡卡茲·麥
金托什行”，前往廣州。也許上帝在關上一扇門的時候，真的打開了一扇窗。馬地臣從此開啟了在廣州二
十多年瘋狂積累財富的經商生涯。
一、散商崛起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
匹夫編戶之民乎！”兩千年前的司馬遷深刻指出一個“利”字，足以激發上至王侯、下至平民的追逐本能。
正所謂“利之所在，人必趨之”。至於親朋道義因財失，父子情懷為利休，古今中外不勝枚舉。
15世紀起，歐洲船隊開始出現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新生的資本主義商人群體在全世界範圍內到處探
尋新的貿易路線和貿易伙伴。傳說中物產豐盈、人口眾多的東方尤其讓這些冒險家們十分向往。他們熱切
地盼望著東方市場能像廣袤無垠的東方大陸一樣廣闊，東方富饒的物產能夠給他們帶來夢寐以求的巨額財
富。
但遺憾的是，個願望要暫時落空了。因為此時東方世界還普遍停留在農業社會裡，尤其是古老的
中華帝國，長期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日益增長的國內貿易和城市家庭手工業，天然地抵制了來自西方國
家的工業製造品。“在帝國的領域內，差不多包括各種氣候，而生活上的必需品與奢侈品可以由成功的農
業與廣闊的內陸商業來供應，因此，或者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像中國那樣不依賴與其他民族來往
的。”
直到19世紀30年代，怡和洋行給客戶發送的行情報告中還稱中國土產“紫花”布，在質量和價格上
均優於英國曼徹斯特出產的棉布。1890年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在《中華見聞錄》一書中寫道：“中國有
舉世好的糧食：米；好的飲品：茶；好的衣服：棉、絲、皮毛。擁有這些重要物產及無數的副產品，
中國無須向外購買一毛錢東西。”相反，西方國家前往中國，往往需要攜帶大量金銀貨幣用於購買絲和茶，
隨船所攜帶的西方商品卻成了點綴。
16世紀至19世紀初期，西方對華貿易向中國輸入的商品不僅品種單一，而且數量較少，但從中國輸
出商品的種類和數量均較多。1637年英國船長韋德爾（CaptainWeddell）首次到達廣州開辟對華貿易，不
僅沒有賣出一件英國商品，相反卻購買了價值8萬銀圓、重達600噸的瓷器、糖、丁香、生姜、黃金等中
國貨物。1750年之前，英國東印度公司從倫敦運往廣州的商品主要是約克郡的毛織品、康沃爾的鉛和蘭開
夏的棉織品，但貨值從未超過總投資金額的5%，通常低至2%。1751年4艘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從英國駛
向中國，裝載價值119，000鎊的現銀和10，842鎊的英國商品。商品的價值不足現銀價值的十分之一。
1811年至1828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向中國出口的貨物總價值幾乎是從中國進口的貨物總價值的六倍。
1606年荷蘭商人率先將茶葉引入歐洲。166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筆訂單就是從爪哇運回100磅中
國茶葉。隨著茶葉成為英國從貴族到平民共同喜愛的飲品，茶葉逐漸成為一種不會與英國國內產品形
成競爭的普通消費品，因此英國東印度公司長期壟斷茶葉貿易，禁止散商從中國向英國運銷茶葉。但唯利
是圖的散商們，紛紛將茶葉作為走私入英的主要商品。為了抵制茶葉走私，1784年英國國會通過《抵代稅
條例》（CommutationAct），將茶葉關稅從100%以上降低到12.5%，這極大地減輕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稅費
負擔，也導致英國該年茶葉進口由上年的600萬磅激增到1500萬磅。此後，英國東印度公司逐漸在中英
貿易中主要從事茶葉貿易，而將其他諸如瓷器、絲綢等商品留給該公司赴華貿易商船上隨船船長或船員開
展私人貿易。據統計，1811年至181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茶葉價值占總進口貨物的97.6%。
總體而言，相對於當時的全球貿易，具有官方背景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規模並不大。但東方
市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華貿易“不在於它所能吸收的英國工業品的數量，而在於它在國內市場情
況不振時吸收那些為保持新機器運轉所必需的剩餘產品”。東方市場的重要性，還體現在有待開發的市場
如此之大，足以誘惑具有冒險精神的自由貿易者紛至沓來。就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為中國市場難以開拓而苦
惱煩悶的時候，自由商人們卻欣喜地發現雖然中國總體上並不依賴對外貿易，但中國沿海省份對外貿易的
依存度遠遠高於想象。
當時的中國人普遍認為茶葉和大黃是外國人不可缺少的必用品。一旦缺少茶葉、大黃，外國人就無法
生存。所以清政府認為一旦發生中外糾紛，對付外國人有效的威脅手段就是停止貿易。這種愚昧的認識
深刻影響了清政府的對外政策。實際上一旦停止對外貿易，除了對外國商人造成經濟影響外，還同時廣泛
地影響到福建江西的茶農、江蘇浙江的蠶絲產戶和廣東廣西的手工業者。這些沿海地區的人們同樣需要對
外貿易。
因此，第二個願望很快就通過渴求財富的商人們尤其是自由商人們的越洋冒險獲得了實現。運銷東方
商品所引發的財富神話迅速在西方盛傳，並刺激著自由商人們前赴後繼前往遠東這片神奇的土地。
自1600年起，英國東印度公司長期享有英國政府授予的自好望角以東至麥哲倫海峽之間的整個東方
地區的貿易特權。“直到1834年為止，關於向中華帝國疆域輸入或輸出商品的業務，其貿易和經營的獨占
權，就英國臣民來說，在法律上是屬於公司的。”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禁止自由商人直接從事中英貿易，
於是自由商人們轉而開展印度、菲律賓、南洋群島等地區同中國廣州口岸之間的貿易。這一貿易，被稱為
“港腳貿易”（CountryTrade）。主要參與者是英籍和印籍自由商人，即英印散商。
英籍散商主要是來自蘇格蘭和英國北部的商人。蘇格蘭境內平原少、丘陵多，因此蘇格蘭人被稱為英
國的“山地民族”。貧瘠的地理環境造就了蘇格蘭人崇尚自由和冒險的性格。18世紀至19世紀初，蘇格蘭
人紛紛遠離故土、遠涉重洋前往東方追求財富。
印籍散商主要是印度襖教徒和印度教徒。印度襖教徒原為波斯人。8世紀，伊朗先知瑣羅亞斯德信徒
（Zoroastrian）為了逃避穆斯林的迫害，從波斯移居印度。其後裔居住在孟買及附近城鄉，稱為巴斯人。
17世紀早期，隨著英國在印度進行殖民擴張，居住在港口附近的巴斯人紛紛棄農從商，並獲得相當成功，
因而被稱為“印度的猶太人”。1830年底，在中國從事鴉片走私的42家外國商行中，有20家是巴斯人獨
資經營的。廣州口岸的“夷商”中，巴斯人占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僅次於英國人，並多於美國商人。
英國東印度公司為了維護其壟斷地位，要求英印散商獲頒許可證後，才能從事港腳貿易。因此，從事
港腳貿易的英印散商實質上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許商人。英印散商可以憑東印度公司特許證自行將中國
茶葉運往孟買，或向中國輸入從印度運來的棉花、象牙、鴉片和從東南亞運來的燕窩、樟腦、錫和香料等
貨物。直到1813年英國政府向散商全面放開印度貿易，東印度公司與英印散商之間的特許關係才告終結。
但在1833年，東印度公司貿易特權終止前一年，廣州特選委員會又重申航行中國海面的英印散商貨船必
須向委員會提交核發特許證（執照）的申請。
當英國東印度公司滿足於壟斷茶葉貿易帶來的穩定收益時，富有冒險精神的英印散商不斷將對華貿易
水平推向新的高度。19世紀初，隨著印度原棉和鴉片向中國輸入的日益增多，英印散商對華貿易在中英貿
易的比重越來越大，尤其是1813年英國國會取消東印度公司對印度貿易的壟斷權，只保留對華貿易的壟
斷地位後，英印散商大量增加，港腳貿易競爭加劇，“港腳貿易成了整個結構的基石”。1830年英國東印度
公司對華貿易額約為1200萬英鎊，而英印散商對華貿易額則高達3000多萬英鎊。1817年至1833年，除
個別年份外，港腳貿易輸入中國的貨值幾乎每年都占中英貿易輸入貨值的四分之三左右。
港腳貿易作為英國對華貿易的重要補充，不僅彌補了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商品單一的缺陷，還為東印
度公司提供了購買茶葉的白銀。英國政府鼓勵散商將銷售產品所得白銀交付給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金
庫，用以換取能在倫敦兌付的九十日或三百六十五日的匯票。散商只需將部分白銀隨船載運離開中國，英
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委員會則可以使用金庫裡的白銀直接支付購買茶葉費用，降低了大量白銀遠洋運輸的風
險。早在1787年，印度總督兼孟加拉威廉堡司令官查爾斯·康沃利斯就曾致函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特選
委員會，指出港腳貿易的重要性：“他們不輸出這些商品，會使我們居留地的財政受到損失。阻止不讓輸
出到你們那裡去，會使他們在中國賴以供應的黃金損失，因為不能期望東印度公司每年都能夠供給你們所
需要的白銀。而供應你們財庫，沒有比將印度商品在中國出售的方式更好。”這一年，英印散商提供給英
國東印度公司廣州金庫的資金占到東印度公司在廣州投資所需資金的53%。1775—1795年，英國東印度公
司廣州金庫的三分之一以上庫銀是由英印散商提供的。
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英印散商在英國—中國—印度等地的三角貿易中獲得了資金的快速周轉。東印度公
司廣州大班返回英國前，往往也將私人銀錢業務交付給散商洋行如“馬格尼亞克行”（Magniac&Co.）進
行打理。但英國東印度公司由此控制了英國、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匯率，並通過匯率獲得巨額利潤，這就引
起英印散商的極大不滿。1830年英印散商在要求廢除東印度公司特許狀的斗爭中，曾指控東印度公司對匯
率進行操控。
由於東印度公司壟斷著中英直接貿易，不允許散商向英國運銷利潤肥厚的茶葉，而且“東印度公司的
商業實踐在內容上、機構上和進取精神上與廣州港腳商人是不大相同的”，因此自由商人一直希望能夠打
破東印度公司的壟斷，使貿易自由成為跨國貿易的基本原則。1828年8月2日《廣州紀錄報》指責英國東
印度公司壟斷茶葉貿易對擴大英國對華貿易產生了消極影響，抑制了中英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因為公司
的回程貨只以茶葉為限，所以他們的棉花雖然和從前的價值相比虧短很多，而公司的後壟斷權不會受到
多大的損害。但是就這個口岸的全部貿易而言，公司的在華商業並不占十分巨大的比重。美國貿易和港腳
貿易都規模很大，措置一有失當，就會發生深刻影響。在此間一切商業活動都受束縛的情況下，交易的大
量增加似乎不大可能。”
終經過長期斗爭，英國散商與印度殖民地資本家、英國產業資本家一起，推動國會通過決議，徹底
廢除了東印度公司的壟斷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