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誠與反叛：日本轉型期的精神史狀況（簡體書）

何謂“開國”?它可以指代某種象征性事態，也可以理解為對一定的歷史現實的描述。就象征性而言，它表示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相對推移;就歷史現實而言，它無疑代表了自 19 世紀中葉以來，遠東地區諸民族，尤其是日本、 中國和李氏朝鮮在不同程度上被強制性編入“國際社會”的一系列過程。本文將從這兩個視角相重疊的地方出發，探討幕末開國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

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發展，並非是發生在過去的、永不重復的過程。無論是最先提出這組對照的亨利·柏格森，還是對柏格森進行批判性繼承的卡爾·波普爾，他們都同意，時至今日完整的“開放社會”也不曾實際存在過。柏格森將“封閉社會”及其道德，假定為人類社會剛擺脫自然之手的初始狀

態;波普爾則將其抽象為人的行動方式備受巫術和禁忌束縛的部落社會，不可否認，這個範疇的諸要素來源於歷史上的“未開社會”;但同時，恰恰因為它的關鍵環節帶有生物學特征，使它並不專屬於某個特定的歷史階段，甚至在這些思想家所生活的西歐社會裡，它也仍在被視為當下的問題。因此柏格森說：“我們的文明社會也是一個封閉社會。”(平山高次譯:《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巖波文庫)波普爾也曾寫道:“希臘人為我們開啟了這場偉大的革命——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推移，而直到現在，它仍舊剛剛起步。”這無疑都證明了這些範疇對當下問題的有效性。

就象征性而言，日本有過三次“開國”的機會。第一次是從室町時代晚期到戰國時代，第二次是幕末維新期，這次戰敗之後則是第三次。本文涉及的物件僅限於第二個“開國”期，內容方面也主要集中在對歷史的內在理解上。然而，對身處第三個“開國”正當中的我們而言，我們不該只把歷史上的開國看成特定的歷史現實，還應當自由地從中汲取關於現在的問題和意義。為了完成這個剝離工作，本文將把柏格森與波普爾的“非歷史”或“超歷史”層面上的範疇，作為衡量的參考投放到歷史情境中。經過上述討論，相信下述這點已經非常明確:即我在這裡所做的探討既不是為了導出“歐洲曾經有，日本卻沒有”的“匱乏理論”，也不是在肯定“日本接下來要因循西方的某個歷史階段”的僵化的“先進國”理論。

第二，關於作為歷史概念的“開國”，大概不需要做特別的說明。“國際社會”並非地球上自在的存在，無論從它的生發緣由看，還是從近代國際社會的結構(主權民族國家基於平等的立場與權利締結“外交”的社會)看，它原本都是以歐洲文化圈為前提的歷史範疇。東洋自古以來便有印度、伊斯蘭、中國等復數文化圈並存其中，這些文化圈之間盡管有著偶然的交流或接觸，但直至19世紀末，這裡並不存在與歐洲同等意義上的統一“亞洲文化”或“國際關係”。與西歐諸國不同，日本和中國並非在既有的國際社會中逐漸孕育出近代民族意識，而是在某個歷史節點上，面對從外壓迫而來的結成一體的“國際社會”，不容分說地被迫覺醒了“世界”與“我”的意識，被迫開始思考如 何適應國際環境的問題。在歐洲，基督教、“資本”、養老院、大炮、軍艦、義務教育、“電信”、國家主權及選舉制度等諸文化要素有著漫長的發展歷程，但在這裡，它們化為一體，組成“西洋”這個龐大整體並一擁而來。因此，“開國”的中心課題亦轉而成為——是徹底屈服於價值體系和傳統完全不同的“西洋”，還是選擇徹底的拒絕，去固守自足的系統。日本和中國(或其他亞洲地區)應對這一兩難困境方法的不同，決定了彼此歷史命運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