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史十八講（簡體書）

《江南史十八講》序言

牟發松

2014年，我們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編集出版了一本《江南史專題講義》（後遵從出版社建議，付印時易名為《歷史時期江南的經濟、文化與信仰》），請王家範先生作序。王先生欣然允諾。在這篇高屋建瓴、熱情洋溢的“序言”中，他提出了“江南史研究如何再向前走，開出新境界”的問題，並指出“第一是需要有後生不斷接力賽跑”，“在本科生階段就培養起學生對江南史的興趣，由相識、相知到相愛，一路走來，我想總會出一些‘愛你如同愛自己生命’的癡情（於江南史研究的）後繼人才”。他最後希望我們“用三年五載的時間，再結出一批由新人寫作的研究成果”。我在《後記》中感謝了先生，並表示“教研室同仁將不負厚望，盡快推出‘江南史專題’方面的新作，屆時仍將懇請先生賜序”。轉眼六年過去了。我們教研室的同仁沒有忘記王先生的囑托，雖在研究方向上各有所專，但都沒有放松對江南史的關注和研究。歲當庚子的2020年，教研室主持召開了“江南區域史基本問題學術研討會”，同時又開始了以本科生為主的新一輪江南史教學，由於疫情，無論是會議還是教學，都是在線、線下並舉。江南史慕課也已上線，並著手編寫了新的教材，即本書——《江南史十八講》。2020年10月，教材定稿即將付梓之際，主編黃純艷教授命我作一篇序，我的第一反應是早就有了序作者，不勞我來寫，我也沒有資格寫，但一轉念，想起王先生早已於數月前駕鶴遠行，不能再履約了，心中不禁升起一陣深深的失落感，空白感。先生在上揭《江南史專題講義》“序言”中要求我們“用三年五載”推出新的成果，接著說：“或許我的這個期望有些急躁，原諒我，因為上帝給我觀察的時間越來越不充裕了。這就是我寫此序時懷有的最大的心願。”而我們沒有只爭朝夕，盡快完成此書，以滿足先生的心願，內心裡又充滿著遺憾和追悔。我們所以缺乏緊迫感，也因為先生素來神清體健，思維敏銳，如我在先生追思會上所說，先生“論學、授課有生氣，有創意，充滿著時代氣息。甚至表述也顯得年輕，有朝氣，活力四射，生動活潑，可聽可讀，絕少八股氣、學究味”，始終“與時俱進，在信息時代總是先人一步，捷足先登”，如此年輕態的王先生，怎麼會說走就走呢？先生過世後，筆者曾應本教材另一位主編，我們教研室年輕的掌門人包詩卿主任之命，寫了兩句話：

谷神不死，精神永存，世無良藥能祛疾

經師易求，人師難得，學有疑困可問誰

以表達先生逝世給我們教研室同仁留下的難以釋懷的悲痛和失落。但先生還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和寶貴的遺訓。先生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江南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他很早就倡議建立了江南地方史研究室，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先後刊布了多種研究江南史的論著，均是在各個論域提煉問題意識、構建分析框架並取得顯著突破的權威之作，迄今仍享有很高的引用率。先生在上揭《序言》中稱，盡管今天的江南史研究“起點比較高，在承襲的基礎之上超越前人不容易，但我想沒有人會認為江南史研究已經走到了‘歷史終結’的盡頭。學問之道，從根本上說是精神性的，雨入花心，自成甘苦，冷暖巧拙唯己知。所謂‘學問為己’，也就是要把整個做學問的過程當作人生經驗、知性理性不斷錘煉完善的過程。……《淮南子》云：‘臨河而羨魚，不若歸家織網’。後生們要接力前行，敬仰乃至崇拜前輩亦人情之常，但親自加入到‘織網’過程之中，創造新的記錄才是最緊要的”。先生還在另一場合說過，“有生之年，天假以年，能看到更多的新一代成長起來，成為大家，這是最大的願景”（《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附錄”）。先生的這些諄諄教誨和殷殷期待，我們當置諸座右，永志不忘，引為激勵，不斷推進江南史研究，力爭“創造新的記錄”。而略可告慰的是，如先生生前所見，在本教研室江南史研究接力賽的跑道上，又多了一批優秀的後生。

本教材18講作者，有5位是我們從校外禮請的專家，依講次先後，他們是：範金民、戴鞍鋼、李伯重、嚴耀中、徐茂明。他們都是在江南史領域耕耘數十載，成果卓著，在國內外極具影響的權威學者。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聽課的同學們雖久有耳聞，對他們的論著也有拜讀，並借助各種媒體，熟知他們的教育背景、治學經歷、學術貢獻，甚至“行走”到過他們的“上書房”（《上書房行走》第28期《走進範金民教授的書房》），但通過本課程，同學們才有機會面謁本尊，親炙教誨，一窺諸先生門墻。諸位先生的加盟，也使江南史課程的講授和教材，結構更加科學，板塊益臻完整，教學、研究水平得到顯著提升。

2000年，加州學派的代表人物彭慕蘭的《大分流》問世，極具創意地將江南與英格蘭作雙向比較，論證指出在工業革命發生前，二者的經濟發展水平旗鼓相當，直到1820年代以後才出現經濟命運的“大分流”；英格蘭的工業化源於一種偶然的（煤炭資源的地理區位優勢）外部的（殖民地資源的補償性替代）因素，而非制度的優越。該書更新了歐美漢學界基於歐洲中心論的問題意識，即從“中國為什麼在近代落後了”——“為什麼江南沒有成為英格蘭”，轉而問“英國為什麼發生了工業革命”——“為什麼英格蘭沒有成為江南”，從而激活了現代化視野下、置於世界經濟史全局中的江南研究。本書第十講的作者、在江南史領域深耕多年、創獲卓著的李伯重先生，在論題和視角上與彭慕蘭氏不無相似之處，實際上《大分流》即引用了李先生的多種論著。李先生《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江南農業的發展》），以及一系列專題論文，對江南農業從唐代到清中期的發展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所得結論表明，明清江南的農業發展水平堪與工業革命前的英格蘭比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一點上與《大分流》所得結論異曲而同工。堪稱李先生代表作的《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是一部研究江南工業的名著，極富原創性。如範金民先生所評價的，此書“是綜論江南工業的精深之作”，“一個重要特點是理論色彩濃厚”，“理論與實證有機結合”（《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入門》）。 李先生在江南史課程中的講題即與此書同題。“早期工業化”是李先生在揚棄前人相關概念基礎上提煉出來的一個重要的分析概念，而他的授課，不僅僅是“繡取鴛鴦憑君看”，而且“肯把金針度與人”。他首先就自己如何提出“早期工業化”這一分析概念，以及與之相關的工業、工業化、近代工業、工業革命、近代化，乃至中國特創的手工業等相關概念，深入細致地予以澄清，然後重點解析了江南早期工業化的產生，江南早期工業化的命運及影響。工業化與前工業化的世界之間有一個極大的斷裂，故作為工業化起點的工業革命，乃是迄今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劃階段的經濟變革。李先生指出江南缺乏煤鐵等資源從而沒有一個以煤鐵工業為主的重工業，是江南不能自行產生工業革命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然而江南後來卻成功地引進和復制了西方近代工業化的經驗，抗戰前就建立起一個在整個亞洲名列第二的近代工業，改革開放後江南經濟更是全面起飛，工業化取得更大成功，這些都與江南經歷了成功的早期工業化有關。李著對江南和英格蘭為什麼沒能成為對方，作了獨具特色的回答，可以說與《大分流》的回答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範金民先生的《江南絲綢史研究》《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自是江南史研究的名著，而他作為江南史領域的“領軍人物”，還“願意俯下身來，凝聚平生積累的閱歷、心得、體會”（上揭王家範先生《江南史專題講義》“序言”），撰就了《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入門》一書。此書分專題對2010年以前的研究史，作了全面系統的總結，並選擇介紹了本領域若幹最深入的“典範論著”，最基本的資料集錄，源流清晰，點評精當，簡明實用，使研究者藉以明了自己在本領域學術版圖中的位置，後來者得以因枝振葉沿波討源，踏著先行者的肩膀拾級而上，更使號稱填補空白實為梁上君子者無所遁形，故家範先生向晚輩後生傾情推薦此書。實際上此書已成為江南史研究者的案頭必備之書，非徒為初學者指引門徑而已。範先生關於江南重賦的講題，則是一個堪稱典範的江南史研究個案。他首先概括出明清人關於江南重賦產生緣由的六種說法和今人的三種看法，然後逐條辨析、駁議，指出各種說法的合理性所在，以及缺乏說服力之處。如針對近年來有人主張重賦是由於江南經濟繁榮、發展的必然結果，範先生指出，壤地相接、畝產相近的蘇、松與嘉興、湖州、常州，何以賦稅定額迥異？同在蘇、松的民田與官田賦額，又何以高低懸殊？然後基於實證，就江南重賦的由來、變化，娓娓提出自己的看法，教者諄諄，聽者悅服。

受限於授課時間和教材篇幅，諸位先生只能將他們的江南研究成果，“選精”“集粹”地展現給同學們，這也是其他幾位校外專家包括校內老師的共同特色。如刊布過《港口、城市、腹地——上海與長江流域經濟關係的歷史考察》《近代上海與長江流域商路變遷》等多種獲獎論著的戴鞍鋼先生，其講題“江南的對外貿易回眸”，正是他擅長的專家之學。他首先回眸了江南前近代的對外貿易，繼而以近代為重點，論述了“上海躍居貿易首港”，“上海成為江南首邑”，以及量大面廣的江南外貿推促了上海及江南的社會變遷。他論證指出，長期以來作為革命物件的買辦，從外貿角度來看，實為當時國門洞開以後“中外經濟交往的一個橋梁”，“開風氣之先、具有開拓創新精神的一批中國人”，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前身”，而新生的資產階級一度代表著“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方向”，買辦中間有很多愛國的中國人。他還借用孫中山的話，稱辛亥革命雖然爆發於武漢，但“奠定勝局的是上海”。戴先生的授課，在諸多方面刷新了同學們的已有認知。

嚴耀中先生是中古宗教研究的名家，先後出版相關專著多部，《江南佛教史》是其中一種，這是一部“對宗教形態和區域社會之間的關係進行動態考察”的“開拓”之作（何茲全先生評語）。嚴先生的講題亦與此書同題。他指出江南文化習俗之偏好怪力亂神，使當地在佛教流播上得風氣之先。中古時期佛教在江南的旺盛雖然比道教慢了一步，卻有後來居上之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佛學的理論深度和擁有邏輯及闡釋解析的說服力要遠勝於當時的道教與儒家”，特別是隨著佛學在玄學清談中展示奧義，六朝士大夫們為之折服，從而開拓了與包括帝室在內的江左士族為核心的統治上層相結合之路。“唐宋以降佛教的主流是禪宗與凈土宗，而江南則是它們發展的重地”。明清佛教的中心仍在江南。對於舊史所載梁武帝和其他南朝皇帝之佞佛及其原因、後果，嚴先生也作出了有異於傳統觀點的新解釋，令聽者耳目一新。

徐茂明先生的《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1368-1911年）》是作為“研究示例”被上揭範先生《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入門》納入“典範論著”之列的，書中開宗明義“辨‘江南’”“辨‘士紳’”，就江南研究的兩個關鍵詞，提出了獨立的新見，令讀者印象良深。他和日本江南史研究專家濱島敦俊氏關於江南有無宗族的往復論難，進一步提升了他在江南史學界的熱度。徐先生的講題“江南的宗族與地方社會”，深入淺出地闡明了他所持的“江南有宗族，但江南不屬於宗族社會”的觀點，並就這一問題，以及江南文化世族的演變，介紹了他的最新研究進展。

本教研室的陳江、章義和、孫競昊諸位先生，均是研究江南史有年的專家。“為人溫文爾雅，書畫文俱佳”“翩翩然一副恬淡處世的明清江南士人形象”的陳先生，就宋元明清江南社會、文化、教育發表有多種論著，代表作《明代中後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行文內斂而含蓄”，“文如其人”（上引皆出該書王家範先生序），資料豐贍而新意迭出，梓行後獲得學界的高度評價。成名甚早，知識面廣博，馳聘於多個學科方向的章先生，所著《地域集團與南朝政治》，與其恩師簡修煒先生、師兄莊輝明先生合著的《六朝史稿》，均以江南為主要研究物件，是中古江南史研究的標志性成果。以明清濟寧地方社會為主題的學位論文在多倫多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孫競昊先生，出國前即就明清江南社會經濟發表過多篇重要論文，近年來在江南生態環境方面的研究更是風生水起。熟練掌握並能結合中國歷史實際運用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立論新穎，思想開放，允為其顯著研究特色。上述先生均就自己的研究專長確定其講題，有很高的學術水準。

筆者曾談到，本教研室很早以來就是國內江南史研究的園地和平臺之一，但相對於同處江南的復旦、南大、上師大等兄弟院校，我們的研究力量尚顯薄弱；而我們略有寸長的，是各斷代力量分布相對均衡，學術梯隊結構較為完整，從上古秦漢到六朝隋唐、宋元明清均有人把守。值得特別指出的，是近年來我們教研室先後引進了一批新生力量，研究力量薄弱的情況有所改觀。本書主編黃純艷先生，以宋史名家，在宋代的茶法、海外貿易、財政、朝貢體系、造船業乃至海洋史多個方面，均有個人專著，在《歷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等學刊發表論文數十篇，他的講題“江南社會與海洋文明”，就是以新著《宋代東亞秩序與海上絲路研究》為基礎的，故含金量十足。黃阿明、董佳貝、劉嘯、金蕙涵等新近引進的老師，也都在江南史課程中就各自所擅長選擇了講題。先後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金老師，她在考古特別是物質文化、墓葬文化考古方面的專長，填補了我們教研室在學科方向上的空白。上揭《江南史專題講義》出版時的青年老師黃愛梅、李磊、包詩卿、王進鋒諸位，現在在教學、科研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包括江南史在內的科研成果質、量兼有顯著增加，而不僅僅表現為職稱的變動。他們在本輪江南史課程中的講題，都是他們新近的研究成果，創意盎然。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上，良渚文化遺址獲選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江南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杰出貢獻，遂廣為世界所知。總面積接近300萬平方米、約等於8個故宮的良渚古城遺址，創造了諸多世界第一：就目前所知，它是世界上同時期最大的人工建筑；古城西北部的水壩遺址，是世界上同時期最大的城市防御工程；良渚文化遺址還發現了世界上同時期面積最大的稻田遺跡和體量最大的稻谷、稻殼稻草堆積……。作為近代歐風美雨東漸的橋頭堡、中國經濟文化現代化的策源地的上海，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江南經濟的急速起飛，迅速躍升為國內第一世界前三的貿易巨港，在長三角一體化的國家戰略中成為當之無愧的的龍頭，人們愈益深刻地感覺到了江南和上海對當今中國的重要性。於是人們回望中國歷史，說五千年前看良渚，二千年前看西安，一千年前看北京，一百年前看上海。實際上在過去的一千年中，江南一直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說它是一千年來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並不為過。可見今天的江南和上海，和歷史上的江南和上海密不可分。誠如李伯重先生所說，今日的江南盡管發生了很大變化，但“過去”不僅仍存在於“現在”中，而且仍在作用於“現在”，是“現在”江南經濟中富有活力的部分。正是在上述意義上，江南理所當然地占據著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中心，甚至可以說“沒有江南，也就沒有中國經濟史”（夏明方《什麼是江南——生態史視域下的江南空間與話語》）。在上述意義上，江南史進課堂、進教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自明的。

隨著江南研究的進展，我們的課程和教材還應與時俱進，不斷更新。就目前而言，迫切需要彌補的短板，可能是範金民先生《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入門》中業已指出的研究成果較少的“江南區域內外比較”方面。反觀彭慕蘭、李伯重先生在江南史研究中的重大突破，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比較研究的成果，包括在不同理論話語和研究方法之間的比較、擇取。這裡擬就江南史的比較研究方面講一點不成熟的想法，聊供教研室同仁參考。

上文提到我們教研室最近召開了“江南區域史基本問題學術研討會”，就我對會題立意的理解，似乎意味著江南研究的一些基本問題還有待厘清，或者說還有一些基本問題沒有被納入研究論閾和議程。比如說作為江南史研究基本問題的江南的範圍，就有許多可議之處。就地理範圍而言，如所周知，本書作者之一的李伯重先生有八府一州的界定，已成為研究者普遍接受的主流觀點，影響很大。實際上本書作者徐茂明、範金民二位先生，也對江南各自作了有別於李說的界定，並引起一些研究者的關注和共鳴，產生了一定影響。作為空間概念的江南地域範圍，就歷時性而言，不同歷史階段涵蓋範圍並不相同，即使是同一時代，基於不同角度的江南範圍，如基於政治的（行政區劃）、經濟的、文化的、感覺的不同視野的劃分，自然也不盡相同，這些問題都需要比較研究。比較研究的結果，並不一定會取得共識，但比較研究本身，就是擴大視野，深化對江南的認識的過程。周振鶴先生論文稱：“在秦漢時期，江南主要指的是今長江中遊以南的地區，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由於兩漢時兩湖地區屬於荊州，因此有時又以江南指“北距長江很遠的襄陽”（《釋江南》）。周先生的觀察是敏銳的。屈原《招魂》曲終奏雅，為“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裡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這裡的江南自然指作者屈原（一說宋玉所作）的家國所在，具體應指被招魂的楚懷王的都城郢，屈原家鄉歸鄉，屬漢朝秭歸縣，盡管楚國和漢秭歸縣境跨長江南北，但郢都和歸鄉，均在長江北岸，雖說就在江邊，終非長江以南。漢秭歸縣即改自楚之歸鄉，縣治亦在長江南岸的歸鄉。《漢書·地理志》“南郡”條載王莽將漢的秭歸縣改為江南縣，縣治亦承漢縣在北岸歸鄉。可知秦漢之江南，雖主要指長江以南，卻不斤斤於一定要在長江南岸。唐代的江南道，境域俱在長江以南。但杜牧的名篇《遣懷》《寄揚州韓綽判官》，前者：“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後者：“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都是目揚州為江南。江南自古屬揚州所轄，當時人有時以揚州北境特別是與江南氣候環境、風俗物產相近的江淮之間為江南，一如東漢人有時以襄陽為江南一樣，都是受政區地理影響之例。況且揚州治所原在江南，較之唐江南道轄境迤西至湘西、貴州，以揚州為江南是更自然的。清康熙、乾隆先後所修《江南通志》的“江南”，清朝所置江南省之“江南”，亦不限長江以南。

比較“江南”在不同視野下的範圍，是饒有興味的。《太平寰宇記·靈州》“風俗”稱：“本雜羌戎之俗，後周宣政二年破陳將吳明徹，遷其人於靈州，其江左之人崇禮好學，習俗相化，因謂之‘塞北江南’。”上引靈州（今寧夏靈武）賀蘭山下的“塞北江南”，原本是文化意義上的江南，即因被遷徙到那裡的江南陳朝俘虜“崇禮好學，習俗相化”而得名，不過也可能因當地有“河渚”“果園”，其自然風物與江南差可比擬。但從唐人韋蟾《送盧潘尚書之靈武》：“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水木萬家朱戶暗，弓刀千隊鐵衣鳴。……卻使六番諸子弟，馬前不信是書生。”則節度軍鎮所在的唐代靈武，士兵多為六胡子弟，觸目皆是武蠻之風，那裡一度有過的江南文化風氣早已隨朔風而去，蕩然無存。不料數百年後的明代成化年間，張倫《救荒弭患疏》稱，寧夏因“河坍、沙壓、高亢、宿水”，一千數十頃土地拋荒，當地造冊，申請免除這部分土地所征糧草地畝銀兩等。張倫先前曾在寧夏任職，他擔心“夏鎮素有江南之名，惟恐溺於舊聞者，見此蠲免，必曰夏有水利，稅不可免，軍餉歲用，額不可縮，不蒙亟賜蠲恤”；他又提到寧夏糧差素為繁重，而繁重之由，即因有“塞北江南之稱”。“使夏人冒魚米之虛名，受征斂之實禍”，而“江南財賦之地”，和“寧夏戎馬之區”，本有“霄壤”之別（《（乾隆元年刊刻）甘肅通志·藝文》。可見當初本來是文化地理意義的“塞北江南”，被後世視為或有意誤讀為經濟意義上的江南，以致遭受了征斂繁重的實禍。

實際上即使在八府一州的江南內部，亦多差異。這裡講一點筆者的直接印象。初來江南，自然要參觀水鄉，特別是久仰的小蓮莊和嘉業堂。但令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小蓮莊往東不遠的張石銘舊宅“懿德堂”。石銘為南潯“四象”之一張頌賢的長孫，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的堂兄，適園主人。1894年中舉，曾參與“公車上書”。維新失敗後回鄉繼承祖業，同時在上海開設錢莊、信托公司，參與新興的股票、公債等現代金融業，並是我國最早的商辦銀行之一的浙江興業銀行的籌辦者、大股東。懿德堂1899年開建，1906年落成，是一座中西合璧式樓群，正面仍是傳統的門廳樓房，其中最令人稱道的則是最裡面的一進歐式洋樓大廳，這是一個設有更衣間、化妝間的豪華舞廳，舞廳又被切割成四周的舞池和中間的樂隊池。其建材，包括彩繪法國鄉村風景的地磚，克林斯鐵柱，玻璃刻花，墻上壁爐，據說均舶自海外，如地磚及油畫即來自法國。但最令我驚奇的，是這座地地道道的洋房兩側，乃由江南傳統的高高的風火墻嚴密遮擋，除非被邀入內，這所舞廳則藏在深閣人未識，裡面的燈紅酒綠，翩躚舞姿，外人亦無從得見。盡管已是西風東漸的歲月了，但這樣的舞廳，除非在上海、廣州、天津，是很難見到的，更無論水鄉小鎮南潯了。後來我又在蘇州河畔參觀了阜豐面粉廠大樓，1898年由安徽人孫氏兄弟孫多森、孫多鑫創辦。廠房聘請洋行設計，完全仿照歐美機房建造。站在它的門前，映入眼簾的是標準的西方建筑形式：愛奧尼氏的柱廊，巴洛克裝飾的挑檐，充滿著西洋文化氛圍；而走進建筑內部，卻是中國傳統特色的天井，紅色的木柱，綠色的欄桿，上面的圖案也是中國式的，與其外部給人的印象迥異。這兩處約略同時開建的樓群，一為外中而內洋，一為外洋而內中。它是否說明彼時的南潯，那樣的舞廳建筑和生活方式還不為鄉邦所喜聞樂見呢？須知清末還是男人拖著辮子、女人裹著小腳的時代，而張家可能是南潯四象中西化程度最高、從事對外貿易最早的，張石銘早已是上海灘的新式商人，他的堂弟，後來被孫中山稱為“革命聖人”的國民黨元老張靜江，早在1902年26歲時，就開始發展海外貿易，輾轉搭乘法國郵輪至馬賽、巴黎，在巴黎籌辦通運公司，不久又在英國倫敦和美國紐約建立公司，上海則為總公司。在上海，更無論在巴黎、倫敦，洋樓、舞廳裡的生活自是日常，但在南潯，顯然還不被人接受，我想這是張家將洋樓、舞廳掩蔽在高墻之內的緣故吧。而在上海，洋房、舞廳則觸目可見，阜豐作為中國人辦的第一家面粉廠，既然從經營方式和技術、機器都是取法西方現代工業，那麼，至少在外表上也要有相應的西洋風貌。不過來自安徽的孫氏兄弟，也許還是覺得中國傳統的住居更為舒適，因而廠房采取了與懿德堂相反的內中外洋方式。這兩所建筑的形式是否反映了同處江南核心且相隔不遠的上海和南潯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落差呢？是否又反映了這批敢吃螃蟹的新式商人內心裡傳統與現代的緊張和糾結呢？這一類題目是值得進行比較研究的。

承主編美意，使筆者有機會借此序言，向江南史研究的前賢致敬，向加盟江南史課程的校外專家致謝，為參與課程建設的教研室同仁特別是辛勤、忙碌的後浪們點讚，最後還畫蛇添足地表達了一些陋見，以致拉雜冗長。在此特向讀者道歉，並祈請方家批評指正。

序言? 牟發松 / 1

第一講?江南的概念和範疇? 黃愛梅 / 1

第二講?良渚文化? 金蕙涵 / 17

第三講?春秋時期越國的縣制? 王進鋒 / 32

第四講?六朝政權與江南歷史? 劉 嘯 / 59

第五講?江南的開發與環境的若幹問題? 孫競昊 / 75

第六講?歷代重大事件與江南歷史變遷? 章義和 / 89

第七講?江南稻作農業? 牟發松 / 100

第八講?江南重賦的由來、變化以及救偏措置? 範金民 / 120

第九講?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江南的對外貿易? 戴鞍鋼 / 132

第十講?江南的早期工業化? 李伯重 / 140

第十一講?江南教育與科第文化? 陳 江 / 157

第十二講?古代江南的宗教? 嚴耀中 / 169

第十三講?秦漢六朝江南的政治文化? 李 磊 / 179

第十四講?江南的宗族與地方社會? 徐茂明 / 190

第十五講?江南的消費風氣? 包詩卿 / 204

第十六講?江南女性與社會? 董佳貝 / 220

第十七講?明清江南的市鎮? 黃阿明 / 235

第十八講?江南社會與海洋文明? 黃純艷 / 246

後記? 黃純艷 / 259

後 記

2019年下學期，根據歷史系的布置和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的討論，我受命牽頭建設在線線下混合式課程“江南史”。教研室同仁全員參與，包括當時剛剛退休的陳江教授也積極支持，一應具體事務主要由包詩卿老師操持。我們還邀請了五位校外江南史研究專家：嚴耀中教授、李伯重教授、範金民教授、戴鞍鋼教授、徐茂明教授，共同授課。牟發松老師在前言中表達了對五位教授的感謝和敬意，也表達了對精誠團結的教研室諸位同仁的讚賞，這也代表了我的心意。

課程的計劃是2020年第一學期課堂開設，並同步完成錄制和教材編寫。因意外而至的疫情，課程被迫改為在線授課，課程結束後授課老師又在疫情稍有緩解的7月在錄音棚分批錄制，各位老師放棄暑假休息，克服酷暑，完成了錄制工作。身處外地的李伯重老師則在北京異地錄制，範金民老師則改期為9月到上海錄制。課程從10月9日開始在“中國大學MOOC”在線開設。課程建設得到了學校教務處齊貴超老師、歷史系王東書記、孟鐘捷主任和幾位領導的支持、指導，孟鐘捷主任還特別邀請了開放學院教學法研究生王巍同學參與了課程設計。鑫視公司的程小霞經理和付金林先生為錄制工作不厭其煩，反復溝通。學林出版社吳耀根主任和湯丹磊編輯大力支持本教材出版，以極高的效率完成了出版程序。對以上各位的大力支持致以衷心感謝。

課程錄制因疫情而延後，在課程項目規定的期限內完成所有制作和校對工作，時間十分緊迫，加之MOOC形式所限，錄制時間由課堂教學時間的90分鐘縮短為60分鐘，作為配套教材，各位授課老師不得不臨時調整講稿，一些工作不免留有遺憾。希望經過隨後的授課和使用，發現問題，總結經驗，以後進一步完善。

本課程立項為學校混合式課程項目和上海市市級重點課程項目，課程建設得到了學校和歷史系的經費支持。本教材出版由歷史系經費和我本人主持的重大項目（編號17ZDA175）經費資助。

最後，謹以《江南史十八講》的出版紀念本學科江南史研究的奠基人王家範先生。

黃純艷

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