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文明（簡體書）

人類文明是江河的贈禮。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同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這是史學界的共識，也是中華文明滿天星斗、多元一體的印證。自唐宋以來，中華文明的重心逐漸由北向南轉移，長江孕育並見證了數千年來中國歷史的勃興與流變。本書縱覽古今，在全球視野之下，綜合介紹了長江文明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文化優勢，及其發展歷程、文化分區。長江全流域資源豐厚、人文興盛、經濟繁榮，是中國文化歷史的重要符號，至今仍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維持著中華文明的持久生命力。在這本書中，作者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對長江流域的自然與人文進行了全方位介紹，並歷數了世界其他大河文明的發展歷程與特徵，與長江文明進行對比辨析。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對長江流域的認識和考察也是逐步形成的，作者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打破區域阻隔，從中華文明的高度重新建立對長江文明的整體性認知，詳解長江、黃河並立的文明格局，定義長江文明的歷史角色。本書提綱契領、面面俱到，從時間、空間、自然、文化多個維度講述，同時又簡明、易讀、豐富、權威，是史學名家面向大眾推出的文化讀本，一書通曉長江文明分支及內核。在長江文明的統一概念之下，這些珍貴的歷史文化遺存更成體系，因此本書也是剖析長江全流域自然條件與人文理路的指導性書籍，對長江地區未來的文化與經濟發展具有借鑒意義。江水滔滔而逝，奔湧數千年，長江沿岸孕育了太多中華文化地標、歷史文化名城和中華英傑，形成了推動中華大地不斷更新發展，塑造我們共同的民族品格與家國記憶的強大文化力量。在長江文明這一統一的概念之下，文化記憶與遺存將更成體系，喚起對長江流域歷史與將來的更多關注。

馮天瑜，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文化史，湖北地方史。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湖北省地方誌副總纂，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武漢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985“中國傳統文化及其現代轉型”創新基地負責人，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中國實學會副會長，武漢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湖北省及武漢市地方誌副總纂。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百篇，著有《中華元典精神》《千歲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國觀察》《新語探源》《明清文化史劄記》《“封建”考論》《辛亥首義史》《中國文化生成史》上下卷等。

目錄

長江禮贊 III

導 言 V

第一章 自然長江

第一節 流域 002

第二節 幹流 008

第三節 支流 021

第四節 湖泊 039

第二章 自然長江認知史

第一節 主幹之辨 052

第二節 江源考察 060

第三章 大河文明縱覽

第一節 諸大河文明 074

第二節 “人類文明發生線”橫貫長江流域 104

第四章 文化分區

第一節 上遊：羌藏文化、滇黔文化、巴蜀文化 125

第二節 中遊：荊楚文化、湖湘文化 140

第三節 下遊：贛皖文化、吳越文化 155

第五章 文明演進

第一節 中華文化的母親河 170

第二節 經濟文化重心南移 180

第三節 近代文化的推進線路 196

第六章 水運交通

第一節 早期運河工程 214

第二節 長江與黃河的紐帶：漢江 228

第三節 近代航運 236

結 語 守護與瞻望 251

注 釋 255

參考文獻 275

圖片來源 295

長江禮贊

長江，從雪山走來，自北而南，騰躍於羌藏滇群峰間，又東折入川，接納巴蜀眾水，匯巨流衝決川東絕壁，迎來荊楚平野闊，月涌大江流，江漢朝宗東去也，閱盡吳越繁盛，傾注大海不復返，以180 萬平方千米的豐美沃土，天賜中華。

長江，穿行於北緯30 度南北。這是人類古文明（埃及、巴比倫、波斯、印度、中國）的發生線，而長江流域是其中自然條件最為優勝的地段——其他諸域皆因副熱帶高壓控制，成為幹旱的沙漠帶，文明憑大河灌溉，而長江流域西邊有橫斷山脈、青藏高原崛起，阻斷太平洋濕暖季風，形成地球上少有的亞熱帶降雨豐富的地段，水熱資源俱富。長江流域是中國乃至世界經濟、文化最具發展潛力的區域，天賜中華。

回望古史，黃河流域對中華文明的早期發育居功至偉，而長江流域依憑巨大潛力，自晚周急起直追，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與北方之齊魯文化、三晉文化、秦羌文化並耀於秋。龍鳳齊舞、國風—離騷對稱、孔孟—老莊競存，共同構建二元耦合的中華文化。中唐以降，經濟文化重心南移，長江迎來領跑千年的輝煌。近代以來，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長江擔當起中國工業文明的先導、改革開放的先鋒。

長江流域人文興盛，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當下正在創造更加壯闊的現代文明。試看今日之環球，長江正輝耀於東方。

馮天瑜

2021 年3 月於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導言

一

水是有機生命的源泉，而文化由人這一高級有機體創造，因此，水（尤其是人類飲用、農作物灌溉需要的淡水）是文化生成的必備條件。人類有了穩定的淡水供應，方可經營定居農業，進而跨入文明門檻（以城市的出現、文字的發明及金屬工具的使用為標志）。而能夠為人類生存及文明發展源源不絕地提供淡水的，主要是河流。

河流，是指陸地表面經常或間歇流動的天然水體。漢字的河流擬名甚多，大者如“江、河、川”，小者如“溝、澗、溪”，被統稱為“水”（《水經注》稱黃河為“河”或“河水”，稱長江為“江”或“江水”）。江河縱橫奔騰的流域，因有充沛的淡水供應和便利的水運條件，成為文明的發祥地。四

大文明古國，皆仰賴大河的恩惠，比如，幼發拉底河、底格裡斯河之於古巴比倫文明，尼羅河之於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之於古印度文明，黃河、長江之於中華文明。古希臘“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稱：“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此語適用於諸大河文明，古巴比倫、古印度、中國等文明古國，也都是江河的贈禮。

二

但不無遺憾的是，上述諸大河文明多已消弭在歷史長河之中，比如，尼羅河文明被希臘化、伊斯蘭化，兩河流域文明被波斯征服，印度河文明先後被雅利安化、伊斯蘭化，唯有中華文明於起伏跌宕間傳承不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領域廣闊、地理形勢錯綜，存在平行互補且有自然屏障相間的兩個大河文化——雄渾的黃河文化和清奇的長江文化，所謂“北俊南孊。北肅南舒。北強南秀。北僿南華。”1 當黃河流域因墾殖過度、氣候轉向幹冷、胡馬南征而文明漸趨衰落之際，長江流域後來居上，發揮其優越的自然稟賦，成為糧食、衣被、財賦的主要供應區和人文勝地。黃河流域鄰近遊牧區，一旦長城被突破，就可能被遊牧人占據。而“長江天塹”成為一道防衛線，擁有巨大經濟、文化潛力的長江流域為華夏文明提供退守、復興的基地。經由長江文化對黃河文化的承接與創造性發揮，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中華精義得以保持與光大。得兩條大河的滋養與回護，是中華文明於數千年間延綿伸展、從未中絕的原因之一。正如近人梁啟超（1873—1929）所說：“中國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則以黃河揚子江之二大川橫於溫帶。灌於平原故也。”2

三

黃河縱橫於北溫帶80 萬平方千米的高原和平原，曾經是林茂草盛、自然生態良好的地域，先民在黃河諸支流（如洛水、渭水、汾水等）流經的臺地采集、狩獵，進而發展農耕業，奠定文明根基。現代意義的考古學在20世紀初展開於中國，首批田野考古用力於黃河中下遊。仰韶、龍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遺址的發現，殷墟等商周故城的發掘，與《尚書》《左傳》《史記》等傳世史典對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黃河流域繁衍的記述相映照，學界據此確認“黃河流域是中華文化發祥地”。

長江流域廣及180 萬平方千米，恰在北緯30 度線這一“人類文明發生線”兩側。20 世紀70 年代，浙江餘姚發現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馴育稻谷推定距今7 000 ~8 000 年，隨後又發現長江下遊的良渚、馬家浜，中遊的屈家嶺、石家河，上遊的大溪等“稻作文化”，湖南道縣更發現距今萬餘年的人工馴育稻谷。故長江流域“稻作文化”歷史之久遠，絕不讓於黃河流域“粟作文化”。“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是中華文化的兩大發祥地”成為學界新共識。

四

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同為中華民族的搖籃。

就古人類棲息和農業發明的時間而言，長江流域似早於黃河流域。然而，黃河流域的黃土層結構均勻、松散，具有良好的保水與供水性能，蘊含較高的自然肥力，便利於木石——銅石農具時期的墾殖。雖然年降水量較少，但雨水集中在夏季，有利於粟、稷、菽、麻等旱作物生長，黃河流

域率先成為定居農業文化發達地區。古史所載之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以及海岱地區的太昊、少昊所代表之族群，多活動於黃河上、中、下遊，夏、商、周，秦、漢、唐的都城及經濟、文化繁盛地帶，皆在黃河流域。以《詩經》代表的商周文學，儒、墨、法等學術流派，主要展開於黃河流域，形成齊魯、三晉、三秦等繁富的文化區。

古時長江流域瘴氣彌漫，土壤黏結，以木石器及初級金屬器開墾不易，故先夏及夏、商、周時期農耕經濟落後於黃河流域。當金屬器（尤其是鐵器）普及為農具後，長江流域優越的水熱條件漸次得以發揮。春秋戰國時的巴蜀、荊楚、吳越等文化區在長江上、中、下遊競起，以屈騷代表的楚文學及道家等學術流派，主要在長江流域滋衍。

自東周以降，黃河—長江雙峰並峙，“風—騷”競輝，“儒—道”相濟，構造了中華文化“和而不同”的多元一體格局。

自漢武帝經營南方，尤其是東晉、中唐、兩宋之際，中原士女南渡，鐵制農具與牛耕普及。在黃河流域繼續發展的同時，長江流域得以開辟和熟化，演進為物產豐富、人文興盛的地區。從隋唐到宋元明清，長江下遊及長江中遊相繼成為糧米、布帛的主要供應地。唐代有“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3 之說，南宋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謠，明清更流行“湖廣熟，天下足”之諺。總之，自秦漢起，在黃河流域以政治經濟重心雄踞中華之際，長江流域的開發也取得長足進展，後來居上。以戶口論，在西漢，北方與南方之比為3 ∶ 1；到東漢則變為6 ∶ 5，已大體持平，至北宋則為4 ∶ 6，南方呈反超之勢。4

明清之際學者王夫之《讀通鑒論》議及文化南移：“三代以上，淑氣聚於北，而南為蠻夷。漢高帝起於豐、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氣移於南。”黃宗羲更具體地述評中古至近古文化的南北變遷：“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辟，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而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匱篋也。”5 然而，經濟重心南移並不意味著軍政重心的隨之南移，因為軍政重心的確立除經濟因素外還有別種緣故，比如，地理位置居中以馭四方、擇都的習慣性標準、抗御北方胡人的戰略考慮等，這使得經濟重心已經南移的諸王朝大多仍將首都設在北方。不過，位於黃河流域的軍政中心，須依憑東南財賦的支撐。為調適這種“政北—經南”的格局，隋唐至宋元南北運河的開掘被啟動了，以繁庶的長江經濟支撐地處北方的政治軍事中心。隨著大運河的開通，由黃河、長江、漢水、大運河構成的中華文化內環線正式形成。“西北甲兵”與“東南財賦”共同構成唐、宋、元、明、清各朝賴以立國的兩大支柱，而兩大支柱所依托的正是黃河與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