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姆斯基精粹：跨越半個世紀的25篇文章精選，全面概覽喬姆斯基思想（簡體書）

前言

安東尼 · 阿諾夫

從早期在自由派知識份子雜誌《紐約書評》上發表的文章，到著作《霸權還是生存》（Hegemony or Survival）、《失敗的國家》（Failed States）和《幹預行動》（Interventions），諾姆 · 喬姆斯基所寫的政治評論已自成一體。[1] 《美國的權力與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1969）是他的第一本政論文集（扉頁上寫著“獻給拒絕加入罪惡戰爭的青年勇士們”），其中收錄的文章在40多年後讀來依然洞察入微、詼諧辛辣。喬姆斯基在該書中寫道：“面對報紙每天披露的消息，人們易於陷入極度的恐懼之中，並無視了一個事實：這一切僅僅是殘忍的表像，背後還有更深重的罪行，造成一種註定帶來無盡痛苦、恥辱和剝奪基本人權的社會秩序。”喬姆斯基的這番話把他與大多數越戰評論家區分開來，後者認為越戰並非美帝國主義漫長歷史的組成部分，而只是一個“可悲的錯誤”。[2]

自1969年起，喬姆斯基一邊致力於語言學、哲學的研究和教學，一邊不斷地著書討論美國在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的外交政策。他自始至終都支援力求社會變革的運動和組織，延續了他早在青年時期就形成的以知識理性積極投身社會事務的習慣。

1928年12月7日，艾弗拉姆 · 諾姆 · 喬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出生在費城的一個東歐猶太移民家庭。為了躲過沙皇軍隊的徵兵，他的父親威廉 · 喬姆斯基早在1913年就離開了俄國，而母親艾爾西 · 西蒙諾夫斯基（Elsie Simonofsky）在一歲時離開了東歐。喬姆斯基成長的年代正值美國經濟大蕭條和法西斯勢力在國際上抬頭之時。他後來回憶道 ：“我對最早期的一些生活記憶猶新：家門口附近有人在賣破舊衣服，員警們暴力鎮壓罷工，還有一些大蕭條時期的其他場景。”[3] 喬姆斯基很早就有階級團結和階級鬥爭的意識。儘管父母是他所說的“平常的羅斯福派民主黨人”，但其同輩親屬中有加入國際婦女服裝工人工會的女裝工人，還有共產主義者、托洛茨基分子和無政府主義者。喬姆斯基自幼年就受紐約激進猶太知識份子文化的影響，常常光顧出售無政府主義讀物的報亭和書店。他後來認為，激進的猶太知識份子文化是一種“具有勞動階級價值觀、階級團結和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勞動階級文化”。[4]

喬姆斯基16歲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中途差點退學。後來，他從語言學家澤裡格 · 哈裡斯（Zellig Harris）那裡獲得了知識和政治方面的激勵，也為哈裡斯身邊獨特的知識份子氛圍所吸引。哈裡斯主講語言學討論課，內容涉及哲學討論、閱讀和不受大學體制標準限制的獨立研究。喬姆斯基師從哈裡斯攻讀碩士學位，於1951年獲得哈佛大學獨立研究員職位，並留校繼續做語言學研究。到1953年為止，他“幾乎完全脫離了現有的領域”，找到了另一條路徑，開始重新審視17世紀語言學（尤其是波爾—羅瓦雅爾學派［the Port-Royal school］和法國哲學家勒內 · 笛卡爾）的豐富見地，以及普魯士哲學家威廉 · 馮 ·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有關“語言運用的創造性方面”的後期研究。[5] 喬姆斯基的政治評論和語言學著作都基於一種哲學傳統，這種哲學傳統可以從當代無政府主義源流追溯到“古典自由主義”，再到17世紀的啟蒙運動和早期的唯理主義學派，儘管他有時會淡化或否認這其中的關聯1955年，喬姆斯基26歲便在麻省理工學院執教，其語言學研究開始廣受認可。此時，他在政治領域內也開始發揮影響力。他先後為《紐約書評》和《解放》（Liberation）、《壁壘》（Ramparts）、《新政治》（New Politics）、《社會革命》（Social Revolution，後改為《社會評論》［Social Review］）等左派雜誌撰寫翔實的長篇文章譴責越戰，並批評支持越戰的主流知識份子所起的作用。這些文章完整地記錄了美國政府在印度支那採取的行動並加以譴責，更全面地把此次戰爭與美帝國主義的歷史聯繫了起來。針對美國發動的此次戰爭，他是最重要也是最受尊敬的評論家之一，還被列入尼克森總統那份惡名遠揚的“敵人名單”。自此以後，為該體制辯護的人就把喬姆斯基視為肆意誹謗的目標。後來，他因撰寫有關以色列的 評論文章，也同樣備受抨擊。我們從喬姆斯基早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逐步形成了其日後佳作的基本主題：縝密地分析美國的規劃性檔、解密檔案、官方聲明和珍貴資料；不留情面地批評為美帝國主義打掩護的自由派、依附體制的知識份子和媒體評論員；通過分析來證明在越南發動的戰爭並非因為“錯誤”“誠實的誤解”“好心辦壞事的舉動”或早該被撤換的無能官員。相反，印度支那戰爭是這個資本主義國家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特徵的產物。

喬姆斯基不僅是對這場向印度支那人民發動的戰爭進行批評的知識份子，他還參與直接行動以證明自己的信念。1965年初，他參加了早期的抗稅運動。同年10月，他在波士頓參加了第一波反越戰的公眾抗議。當時，抗議者人數不敵反示威者和員警的人數，喬姆斯基就是這場運動重要的日常組織者之一。他不僅關心越南，還投身於中美洲的團結運動，抗議美國在1991年和2003年武力幹涉伊拉克的活動和許多其他運動。喬姆斯基堅持不懈地仗義執言、提筆寫作、接受訪談、在請願書上簽名，盡一己之力涉足那些他認為所能改變之處，而他對語言學方向的學生和他人也熱忱相待，在語言學領域內從未停止挑戰和修正自己的理論和研究。[6]

喬姆斯基以身作則，力求給全世界人民帶來啟示，事實也的確如此。他提醒通過“福克斯新聞”或美國對外控制的生硬手段來瞭解美國的全世界人民：美國民眾的價值觀和理想與美國政治精英們的價值觀和理想大相徑庭。在發表言論時，他遵循著一個常被忽視的重要傳統—秉持異見，從為正義和社會變革而團結並投入戰鬥的全世界人民的立場出發。他經常與其終身伴侶卡羅爾 · 喬姆斯基一同出行，到過哥倫比亞、尼加拉瓜等國家。他們四處遊歷，瞭解其他人的戰鬥情況，而不是去說教或指導他們。喬姆斯基的言語也充滿著無窮的力量，這是最出色的評論和分析所能證明的力量—一種為了更好地瞭解如何改變世界而去瞭解世界的人民力量。

[1] 諾姆 · 喬姆斯基在《紐約書評》上發表的所有文章均可從該雜誌網站獲得，但有些文章僅供訂閱用戶參看。另見Noam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 expanded edition（New York: Owl Books, 2004）, Failed States: 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New York: Owl Books, 2007）和Interventions（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Open Media Series, 2007）。

[2] Noam Chomsky,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 313. 另見Noam Chomsky, 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Oakland: AK Press, 2003)。

[3] 引自詹姆斯 · 派克（James Peck）對喬姆斯基的採訪。見Noam Chomsky, A Chomsky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7), 13。

[4] 引自Milan Rai, Chomsky’s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95), 8。

[5] 諾姆 · 喬姆斯基語，轉引自Robert F. Barsky, Noam Chomsky: A Life of Diss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80。

[6] 例如Noam Chomsky,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重鑄歷史 （節選）

美帝國主義在印度支那一敗塗地，但這同一撥兵力又開始了另一場戰鬥，對手是不太靈活的美國人民。在美國，他們獲勝的希望更大。戰場不是軍事戰場，而是意識形態領域。成敗的關鍵在於美國將從印度支那戰爭中所吸取的教訓，其結果會決定新的帝國主義事業的進程和特性。

由美國扶植的西貢政權倒臺之後，日本主流報紙《朝日新聞》的編者按評論如下：

從各方面看，越南戰爭是一場民族解放戰爭。強權無休止地鎮壓民族主義崛起的時代已經結束。

對越戰的這一評論相當準確，對未來的預測卻過於樂觀。

問題很尖銳。各個大國當然不會認為，美國在越南的失敗表明他們不能再使用武力去“鎮壓民族主義崛起”。事實上，美國在越南潰敗期間，在其他地方獲得了顯著的成就，例如在印尼、巴西、智利和多明尼加共和國。來自越戰的教訓不會教導我們那些處於緩和時期的夥伴們必須放開他們對帝國領地的殘忍控制。

為國家暴行而道歉的人深知，公眾在帝國主義征服和統治中無關緊要。無論主要社會團體和經濟團體的獲益有多少，帝國的公共支出也許都會上漲。因此，美軍要想隨時進行全球管理，就必須喚醒公眾的愛國主義情懷，或者至少讓他們循規蹈矩、恭順服從。

這其中就有知識份子的任務。如果能夠確定我們為了人類的利益必須（例如說）入侵波斯灣，那麼不諳世故的民眾就不能從情緒或道德層面上表示反對，當然也不能粗俗地抗議示威。意識形態主義者必須保證的是，從印度支那戰爭和反對該戰爭的經驗中沒學到什麼“錯誤的教訓”。

在越戰期間，美國的意識形態主義者與大量的公眾意見之間產生了巨大的隔閡。假如世界體系在未來幾年內能被恰當地管理，這種隔閡定會消失。因此，我們被勒令“避免相互責難”，要認真、努力地克制自己，不去關注毫無意義或毫無長遠意義的問題。必須雄心勃勃地投入宣傳戰，重建這一原則：只要能取得成功，美國使用武力就是合法的。

假如把美國對越南的“幹預”理解為反和平的重大罪行（本來也確實如此），那麼就為美軍未來的全球管理設置了一個意識形態的障礙。於是，那些遵從於美帝國主義創立原則的人們必須承受的是，從未出現過此類問題。他們也許會承認美國的政策很愚蠢，甚至很野蠻，但不會承認整個計畫內在的非法性以及這一事實：這是美國發動的一場侵略戰爭，先打擊南越 ，之後打擊印度支那的其他地區。這些問題必須從當前和未來有關“潰敗教訓”的爭論中排除出去，因為它們直接針對一個關鍵性問題，即通過訴諸武力和暴力保證全球秩序的假想。

對禁止談論的問題糾纏不放，就會審視美國發動戰爭的起源和原因。現在可以看到詳盡的檔資料，其所顯示的結論在我看來也一清二楚。他們害怕的是——抱著貌似有理的假設認為“多米諾理論”（domino theory）有很多更合理的說法——共產主義在印度支那取得的社會和經濟成就可能會使“墮落蔓延”至東南亞大陸的其他地區，也許遠至印尼和南亞。在內部政策檔中，戰爭策劃者輕而易舉地端出多米諾理論的各種說法恐嚇公眾。他們主要關注的就是示範效果，有時也被稱作“意識形態的成功”。

在某個領域內現代化的、平等主義的革命運動，在其他領域也可能是典範。令人懼怕的是，長期效應持續下去也許會緩和日本這個東方工業強國與亞洲國家的關係，而這些亞洲國家已經擺脫了由美國控制的全球體系。最終結果好似是美國輸掉了太平洋戰爭，而美國為之一戰的部分原因是，阻止日本建立一個實質上把美國排除在外的“新秩序”。當然，其中的問題更加複雜，我在其他地方也更加詳細地分析過。 但我認為這正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有可能做到的是，在譴責美帝國主義的同時又留在官方意識形態的框架內。要想這樣，就可以再次使用某種抽象的“權力與統治意志”來解釋帝國主義，這是與我們社會和經濟體制的實際結構無關的一個中性範疇。因此，反對越戰的人可以寫道：“美國幹涉越南尤其代表了擴張主義利益和帝國主義利益的勝利”；“美國的幹涉主義和反革命政策是帝國主義國家的預期反應，其主要利益在於維護一種秩序，這種秩序與該國家對自己在歷史上所扮演角色的假想是同義的（它所帶來的物質利益除外）”。但主流學者和評論未給這種批評掛上“不負責任”之名，因為作者還補充說：“從所有帝國主義假想的方式來看，根深蒂固的假想是，能有一個占絕對優勢的美國，去實施對別人的統治，無論抱有這種假想的人的動機是多麼得仁慈。”這種批評是負責任的，因為它預先假定了仁慈的動機，卻並未探尋這種“統治”的本質，因而這種“統治”也許會被理解為社會層面上的某種中立特徵。 只有從具體的社會和經濟組成成分去分析這種“實施統治的意志”，並把它與控制和支配美國社會機構的具體結構相關聯時，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才會受到威脅。 必須把進一步提出這些問題的人從禮貌話語體系中排除出去，他們被看作“激進分子”“馬克思主義者”“經濟決定論者”或“共謀理論家”，在嚴肅問題上並非頭腦清醒的評論家。

簡而言之，在意識形態範圍內允許各種反帝國主義侵略的形式。人們可以批評計畫者們不夠理性、道德缺失，甚至令人遺憾卻又合乎情理地屈從於籠統、抽象的“實施統治的意志”。但美國動用武力保證任由跨國集團突破和控制的全球秩序這一原則，超出了禮貌話語體系的界限。

因此，美國的知識份子現在面臨著幾個主要任務。他們必須重寫戰爭史，偽造這一事實：這場戰爭本質上是美國反擊南越的戰爭，是一場蔓延到印度支那其地區的殲滅戰。他們必須混淆的事實是：這次侵略被一場群眾聲討和抗議的運動所牽制並阻止。早在某些知名政治發言人聲稱自己也是運動領導者之前，這場群眾運動就超出了“得體”的界限，採取了直接而有效的行動。總而言之，知識份子必須確保把一切原則問題從爭論中排除出去，讓人們從戰爭中吸取不到有價值的教訓。

那麼，越戰接近尾聲之際，人們能從可怕的經驗中得出什麼結論呢？有人認為這種問題很幼稚。《紐約時報》的編輯告訴我們：

歷史女神克麗奧（Clio）一貫高冷，行事不慌不忙、令人難以捉摸……只有後來，在更久的後來，歷史才能評判漫長的越南故事中善與惡、智能與愚蠢、理想與假像交錯混雜的情況。

我們不必“竭力預先扮演歷史的角色”。相反，“這是一個保持謙遜的時代，一個保持沉默、祈禱的時代”（1975年4月5日）。

哪怕對於愚鈍之人，越南戰爭至少也能教給他的教訓是，用謹慎、懷疑的眼光盯著以自由著稱的新聞界是個好辦法。上面引述的社論就是恰當的實例。編輯們呼籲理智和克制。誰又能反對呢？但讓我們再多看一會兒。他們繼續說道：

有些美國人認為，維護一個獨立的、非共產主義的南越，戰爭也許有不同的打法。還有一些美國人曾認為，一個持續發展的、非共產主義的南越是個虛構的故事，目前的軍事失敗證明他們的政治分析是正確的。十年間激烈的說經論道並沒有解決當前的爭吵。

當我們等待對這個“複雜分歧”做出歷史裁決時，我們必須保持沉默並祈禱。

《紐約時報》的編輯們因態度謙遜而不敢冒昧傳達克麗奧的裁決。但他們仔細地給這些問題做出了合理的界定。鷹派宣稱我們本來可以打贏，而鴿派響應說勝利總是無法由我們來掌控。這些對立的觀點顯示出不負責任地進行思考的局限性，至於這些觀點的長處，我們必須等待歷史的判斷。

確切地講，還有第三種具有邏輯可能性的立場：不管克麗奧對鷹派和鴿派爭論的最終評判是什麼，首先，美國沒有法律或道德上的權利去幹涉越南的內部事務。美國也無權支持法國重新佔領印度支那，或違背1954年《日內瓦協議》，企圖（無論成功與否）建立“一個持續發展的、非共產主義的南越”，或使用武力和暴力“維護”其強加的政權。

能讓克麗奧傳達的唯一判斷是有關策略的判斷：我們有可能獲勝嗎？也可以想像其他的問題。我們本來就應該獲勝嗎？我們有權去嘗試嗎？我們是否發動了犯罪侵略？但是這些問題都被排除出了討論，因為《紐約時報》定下了基本規則。

呼籲保持謙遜、沉默和祈禱也有方法可循，其明顯的目的是為了限制可能一直圍繞策略問題的爭議，讓官方意識形態的基本原則站住腳：在世界各國中，只有美國才有權威通過武力強加其統治。相應地，挑戰這個基本原則的真正的和平運動就從今後的一切討論中被排除出去了，其立場甚至不會被當作困擾《紐約時報》編輯的“複雜分歧”。

有趣的是，沒有一封挑戰《紐約時報》編輯用這些詞語表達的獨特立場的信件被發表。我說的是“發表”。至少有人寄過一封信，也許寄過很多封信。《紐約時報》選了一些適宜發表的響應社論的觀點，包括宣導核轟炸的信（1975年5月4日）。但懂禮數的期刊要有些限制。

《紐約時報》並不是唯一一家只限於討論其社論所涉及的瑣碎、狹隘問題的報紙。《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以下簡稱《箴言報》）的評價如下：

包括這家報紙在內的很多言論都把共產主義獲勝看作悲劇，認為美國幹涉越南是件光榮的事情，儘管這種戰爭行為在政治和軍事層面上滿是錯誤和誤判。其他人同樣會有說服力地爭辯說，美國在很久以前就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並迅速地從中脫身，允許南越獨立地處理事務。但肯定能達成統一的共識……（4月22日）

請注意，對立的觀點也被假設為和《箴言報》所持有的基本前提一致，區別只是時機不同的問題。實際上，這就是國家媒體提出的標準立場，只有一些令人尊重的例外而已。對國家政策的批評總是來者不拒，但必須保持在禮數範圍之內。像亞瑟 · 施萊辛格那樣的人也許會對約瑟夫 · 艾爾索普* 預測美國將在越戰中獲勝表示質疑，因為他繼續強調說：“讓我們都祈禱艾爾索普先生是對的。”這比起讓頭腦健全的人必須為美軍的勝利而祈禱再明顯不過了，根本無需討論。施萊辛格在1967年解釋說，美國的政策也許還能成功，那樣的話“我們都可以向美國政府的智能和政治才能致敬”，其體現是發動了一場把越南變成“廢墟之地”的戰爭。 但他認為戰爭不可能成功。假如他繼續敦促美國放棄失敗的計畫，《箴言報》也許會回想一下並承認，這個極端的提議和自己的提議一樣中肯。

《華盛頓郵報》（以下簡稱《郵報》）也許是全國性媒體中最堅持不懈地批評越戰的報紙。那麼來看看編輯們對終止戰爭的反應。在4月30日一篇題為“解救”的社論中，《郵報》堅持認為，關於這種“特別的痛楚”的意義，我們能夠“給予寬鬆的餘地容納爭辯”。美國應該“從整體上對戰爭做出更廣泛的評判”，但必須是一個包括正面和負面要素的平衡評判：

因為如果多年來越南政策具體實施的很多部分是錯的或是被誤導的（甚至是悲劇性的），也難以否認這種政策的某部分目的是正確的、可信的。具體而言，希望南越人民能夠自行決定其政府和社會秩序的形式是對的。美國公眾有權（實際上是有義務）去探究好的突發奇想怎麼會逐漸轉變為壞的政策。我們無法忍受拋卻一切有關那種突發奇想的回憶，因為從越南吸取到的根本“教訓”肯定不是我們這個民族天性就是壞的，而是我們會犯錯誤，甚至大幅度地犯錯誤。能夠包紮民族傷口的不但是不要相互指責，還需要洞察力和誠實的態度。

請再注意一下這些關鍵字：“錯的”“被誤導的”“悲劇性的”和“錯誤”。這就是“洞察力和誠實的態度”帶著我們得出判斷時所達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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