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財富鴻溝：通往共同富裕之路（簡體書）

目錄

序Ⅰ

緒章站在歷史分水嶺上

全球財富“大分流”

跨越“巨大鴻溝”

從2021展望2049

章財富的欲望

財富崛起

先富帶後富？

財富的倫理

第二章繁榮的基石

站起來了

犧牲與奉獻

真正的紅利

第三章撕裂的美國

燃燒的國會山

曾經的黃金時代

被打開的魔盒

第四章數字財富鴻溝

數字造富神話

平臺“吞噬”世界

加速擴大的“鴻溝”

第五章市場神話的破滅

波蘭尼的警告

新鍍金時代

21世紀的回聲

第六章邁向共同富裕

“免費的饋贈”

市場遊戲的代價

不可撤銷的契約

序

《跨越財富鴻溝》一書篇幅雖然不大，但立意深遠、主題清晰、觀點鮮明、飽含激情。貫穿全書的是兩個關鍵詞、一個中心思想。一個關鍵詞是“財富鴻溝”，另一個是“先富階層”；前者是面臨的挑戰，後者是對話的物件。圍繞兩個關鍵詞展開的討論，指向了本書的中心思想：共同富裕，即億萬中國人追求的目標。

先說個關鍵詞。財富鴻溝是人類社會的頑疾，它既是一項老挑戰，也是一項新挑戰。

說它“老”，是因為早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之前，從原始社會瓦解、私有制產生起，貧富差別就開始出現了。考古發掘揭示，舊石器時代晚期，世界上已出現一些較為豪華的墓葬。進入新石器時代，這種現象就更加普遍了。趙寶溝遺址（距今7200—6400年左右）表明，先民已存在等級高低之分；大汶口遺址（距今約6500—4500年）顯示，當時社會的貧富分化相當明顯。

孔子推崇西周（距今約3070—2800年）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然而，西周時期的貧富分化相當嚴重，大小墓葬差異巨大。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他觀察到：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戰國時期，“不均”狀況更加嚴重，“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接下來從秦漢至隋代時期，財富鴻溝依舊，“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出現了一個“豪民”階層。唐宋時期，貧富分化進一步加速，造成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局面，“富民”階層登上了歷史舞臺。元明清時期，貧富懸殊遠超前代，“貧民不得有寸土，縉紳之家連田以數萬計”，顧炎武曾引用明代張濤《歙縣志》的內容感嘆道： “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不能敵富者，少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

正是因為歷朝歷代財富鴻溝巨大，“均貧富”曾是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農民起義時打出的旗號。“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等均之”道出了千千萬萬貧苦農民的心聲，因此往往一呼百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展革命，本質上也是要改變舊社會種種嚴重不平等的狀況。

財富鴻溝絕不是中國歷史上的特有現象。2017年一項對全球63個考古遺址的研究發現，從距今1萬年前到2000年前，財富基尼系數一直呈上升趨勢。比孔子出生晚一個多世紀的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談到他所了解的那些古希臘城邦，指出它們“定然不是一體，而是二體，一是窮人的國度，一是富人的國度，同住一片空間，卻總是互相謀害對方”。有人認為他所在的雅典，財富基尼系數至少達到了07的水平。羅馬共和國後期，財富在統治階層中大量積累；進入帝國時期，不平等狀況變得嚴重，頂層富豪的收入幾乎等於普通人年均收入的150萬倍。

黑暗時代的社會崩潰、混亂降低了歐洲的不平等程度，但到1347年黑死病暴發的前夜，其整體上又變得極為不平等，據估算，那時巴黎與倫敦的財富基尼系數分別達到了079和076以上。黑死病過後，財富鴻溝再次迅速擴大。到1427年，佛羅倫薩的財富基尼系數已接近085。從中世紀晚期到現代早期，西歐各地的財富基尼系數至少都在075以上；某些地方（如德意志的奧格斯堡和英格蘭的都市區）該系數高達085以上，這意味著財富高度集中在極個別家族手中。1500年到1800年之間，幾乎在歐洲所有存在數據的地方，財富基尼系數都呈上升趨勢。在內戰前的美國南部，基尼系數更高達09；美國整體的財富不平等水平在1800年後也一直持續上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達到。

財富鴻溝也可以說是一項新挑戰。它的“新”，有兩層含義。

一是從過往的趨勢看，從大蕭條後到20世紀70年代中葉，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蓬勃發展、社會主義陣營日益強大時，不僅社會主義國家本身（如中國和蘇聯）的不平等水平相當低，全球各國的財富不平等水平也曾持續下降；然而，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弱化，全球各國的財富不平等水平都開始回升，並在過去十余年上升到引起廣泛關注與警惕的程度。

在這方面，美國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例子。它的突出特點是，20世紀70年代是個分水嶺，之前，其財富不平等水平低於歐洲國家；之後，其財富不平等水平超過歐洲國家。在本書第三章裡，作者對美國個案有生動、細致的描述。毋庸諱言，中國的財富不平等水平也有一個由低走高的趨向，緒章和章為此提供了翔實的數據支撐。

二是從未來發展方向看，“與傳統經濟發展不同，數字時代的財富創造與集中速度前所未有”，有可能“放大了當前財富分配機制的缺陷，造成更為嚴峻的貧富分化問題，使各階層之間的財富鴻溝越來越深”。本書第四章對數字財富鴻溝鞭辟入裡的分析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如作者所說，“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領先跑者之一，中國有責任探索如何規制互聯網平臺這種新型的經濟現象，並找到縮小貧富差距的方法。這不僅關乎中國，也關乎世界”。

再說第二個關鍵詞。“先富階層”是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提法。

書中談到占人口總數極小部分的頂層財富精英時，不知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在中國語境中，稱他們為“先富階層”或“先富人群”，在國際語境中，稱他們為“富豪”。在嚴格意義上，所有富豪都是先富人群，因為大多數人遠遠落在他們後面。但是，在歐美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及像印度、巴西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那裡先富人群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經“先富”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一項對佛羅倫薩社會流動史的研究發現，雖然歷經1427年至今的6個世紀，但財富繼承性和精英職業持久性的證據依然十分顯著，這意味著“存在著一個保護上層階級的後代不至於在經濟階梯上跌落的玻璃地板”。其實，佛羅倫薩並不是特例，義大利其他地區的情況大同小異，美國、英國、法國的情況也差不太多。也就是說，中國人常說的“富不過三代”未必適用於這些國家。久而久之，人們已對高高在上的財富階層習以為常，不會再將他們視為“先富階層”，而是直稱“富豪”。

中國則不同。革命曾推翻了一個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財富階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頭三四十年，不管是收入基尼系數還是財富基尼系數水平都很低。那時，社會相當平等，不存在一個與眾不同的財富階層。而在過去三十多年，收入差距逐步拉開，一些人的腰包率先鼓了起來；日積月累，增量的差異變為存量的差異，財富差距逐步擴大。不過，畢竟到目前為止，這種情形只存續了一代人的時間，大家都很清楚，現在中國的財富階層還只是一個“先富”起來的階層，暫時領先於大多數普通老百姓。由於先富起來的時間還不長，中國的財富基尼系數雖然增長很快，但其水平還不算太高。根據瑞信研究院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2019》，截至2019年，中國的財富基尼系數在有數據的173個經濟體中，排名112，不僅大大低於美國，也大大低於瑞典、丹麥、挪威等以收入差距水平低著稱的北歐國家。除此之外，雖然中國的社會流動性在降低，但直到不久之前，社會流動性水平依然高於多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今天中國先富起來的那批人，幾乎沒有幾個來自大富大貴的家庭。如果財富基尼系數不再大幅攀升，如果社會仍保持較高程度的流動性，如果消除出現社會固化的隱患，先富帶後富，後富超先富，中國完全有可能跨越財富鴻溝。

作者擔心的是，先富階層中的不少人正在試圖完成從自在到自為的轉化，希望將自己的先富地位永久化，並為此千方百計地尋找理據。這種擔心不無道理。

兩百年前，就有這麼一個先富階層試圖這麼做。那時英國正處於次工業革命時期。收入與財富分配變得越來越不平等，一些人賺得盆滿缽滿，但大多數人的生存狀態沒有改變或變得更加惡劣，19世紀上半葉人均預期壽命不升反降。面對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先富階層需要自己的辯護士。邊沁（1748—1832）的功利主義應運而生。邊沁以所謂功利原理和自利選擇原理為理據，為經濟自由放任搖旗吶喊，主張除了保護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安全，政府不必做任何干涉。他安慰眾人，自由放任的經濟將會帶來強的財富創造動力，餅變大了，分配亦將趨於平等，從而使幸福達到化。

但那時也有人對先富階層及其辯護士的所作所為十分警覺。整整兩百年前，1821年，在其著名的《為詩辯護》一文中，英國詩人雪萊告誡“提倡功利的人們”，不要同時強化“奢侈與貧困，使之各走，像近代英國經濟學者之所為”。他所謂的“近代英國經濟學者”，很可能指的是經濟自由主義的鼻祖亞當·斯密（1723—1790）。在雪萊看來，斯密與邊沁“已經用實例證明了這句話：‘有了的，應該再給他一點；沒有的，就連他僅有的一點，也應該奪去’。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使國家在放任與專制兩端進退維谷，好比一葉輕舟駛入危巖與怒浪之間。這便是無所顧忌進行算計的惡果”。1819年，雪萊還寫過一首小詩，即《人們的正當所得》，鞭撻“以欺騙訛詐和陰謀詭計強取豪奪的人物”，主張“人們的正當所得，理應歸他們擁有”。雪萊出生在一個世代貴族的富有家庭，但在其短暫的一生中，他卻試圖用自己的筆，創造一個公平自由的“新世界”。因此，馬克思對雪萊贊譽有加，稱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急先鋒”。

除了斯密與邊沁，過去兩百年，與富豪們站在一起，千方百計安撫他們心靈的理論家大有人在，這些理論也被中國先富階層中的某些人所偏愛。20世紀80年代，宣揚“選擇的自由”的米爾頓·弗裡德曼被引入中國。90年代中期以後的一二十年，把社會正義稱為“幻象”、極力反對“分配正義”的哈耶克在中國的影響力日益增加，其著作大量出版，掀起了一股“哈耶克熱”。即使在歐美國家的大書店，哈耶克的書也不常見；但在那時的中國，連街頭書攤上也充斥著他的《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致命的自負》等。雖然很多人未得懂哈耶克這些生硬的書，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把哈耶克當作自己的精神偶像。

過去十余年，嫌哈耶克還不夠右，把哈耶克稱作“真正的毒藥”“我們有害的敵人”的安·蘭德在中國的一些圈子裡紅了起來，其主要著作幾乎都已被譯為中文。哈耶克雖然排斥公正，但他起碼支持有限度的保障，以“防止嚴重的物質匱乏”，以“確保每個人維持生計的某種需要”。而在蘭德看來，“如果一個人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維持生計，誰必須給他‘安全’，而且為什麼必須給？” 蘭德將自私稱作“美德”，其哲學是“毫不利人，專門利己”，認為“自私是人類進步的源泉”，沒錢沒勢的人則應該為自己的無能感到羞愧和自責。她推崇財富的創造者，痛斥財富的分配者，反對行任何福利政策。由於蘭德的著作通俗易懂，不像哈耶克的著作那麼佶屈聱牙，她對各國富豪（如商人出身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前國務卿蒂勒森、前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等）更有吸引力，有人還貼心地為他們編輯了一本《為什麼商人需要哲學？資本家如何理解安·蘭德〈阿特拉斯聳聳肩〉背後的思想？》。這本書很快也被譯為中文。據說，蘭德關於判斷財富創造者質量的標準更是成為中國先富階層的共識。對先富階層中一些人有吸引力的，恐怕是蘭德的一個基本觀點：財富創造者創造的財富是他們應得的財富，無須與他人分享；任何人也沒有權力和權利要求他們分享。於是，蘭德的理論便成為這些人的護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