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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村落史(全2冊)(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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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村落史(全2冊)(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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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傳統中國是一個“鄉土社會”。在這樣一種文明結構中,星羅棋布生長於中華大地的傳統村落,是長久以來中國人基本的生產單位和社會組織,是孕育中華文化的基礎構成,也是在中國廣博的地域和漫長的歷史演進中,一種歷時悠久、具有文化代表性的時空坐落。涵養衍生於傳統村落中的組織結構、傳統智能、文化觀念,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成分,至今仍深刻影響著現代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和民族氣質,構成了極為牢固又豐富多元的民族文化的內在特徵與外在形態。

在城市化高歌猛進的現代中國,傳統村落面臨急劇消失的生存危機。因此,對現存的傳統村落及其文化遺存進行搶救性發掘與研究,具有不可比擬的文化價值。本書作者在數十年間尋訪中國境內傳統村落5000余個,積累了海量的田野考察資料。通過對新材料的整理研討,對歷史文獻典籍的引述探究,本書徜徉古今,從文明發源寫到現代中國,以宏大的歷史視角完整呈現並深入闡釋了中國傳統村落的演變發展,講述了不同時期傳統村落的特徵,其文化意義及其與時代背景、社會制度間的交互影響。在層次遞進的歷史爬疏和條分縷析的引經據典背後,中國傳統村落的全景式面貌躍然紙上。

遍布中華歷史天地間的傳統村落,既是一種特殊的空間聚落,又凝結著在其間生產生活的中華各族人民的生活傳統、社會交往、生存哲學、藝術審美。可以說,傳統村落是一種文化聚合體。當今天我們重新觸摸傳統,這些村落遺存的價值已經突破其所存在的時空,對傳統村落的研究,是理解傳統中國的重要路徑,也是記錄民族記憶、激活文化傳統,連接傳統與現代的重要橋梁,更是構建中國文化研究體系,講好中國故事的關鍵方法。


作者簡介

胡彬彬,湖南雙峰人,中南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村落文化研究理論體系的創建者,國家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國家“萬人計劃”暨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他平生成就了一件事:把中國傳統村落文化的保護推向了國家文化保護戰略,把中國村落文化的研究引入國家人文學科研究的領域。

名人/編輯推薦

1. 本書對中國村落的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文化價值、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是中國村落文化理論研究的補白之作。

2. 中國鄉村中的活態文化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書對村落史的研究能夠提起學術界和廣大社會群體對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制度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視,促進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傳播。

3. 在全球城鎮化的浪潮中,鄉村日益成為被遺忘的角落,但中國依然存在廣大的農村人口,農民和農村、農業問題依然是關係基層治理和國計民生的重要問題,對中國村落歷史和鄉村文化發展的深入研究和梳理,能夠促使人們重新關注和重視鄉村的價值和未來發展,為新時代的農村建設提供理論武器。


目次

總 目 錄

自 序 / V

第一章 概 論 / 001

第二章 中華文明的起源與中國的早期村落 / 036

第三章 國家一統下的村落管控與治理 / 116

第四章 南北分裂割據時期的村落 / 225

第五章 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與村落的制度化 / 304

第六章 文化大繁榮與村落制度民間化 / 490

第七章 文明的繁盛與村落共同體的形成 / 574

第八章 文明的轉型與村落的變遷 / 696


目 錄(上)


自 序 V

第一章 概論

第一節 村落的定義與內涵 004

第二節 村落的由來與村落的形成及其特徵 007

一、文明的起源與村落的產生 007

二、國家的出現與村落的行政化 013

三、村落共同體的形成 015

四、村落的現代轉型 019

第三節 中國村落的特徵 021

一、村落的活態性特徵 023

二、村落的血緣性特徵 025

三、村落的地域性特徵 027

四、村落的封閉性特徵 029


第二章 中華文明的起源與中國的早期村落

第一節 村落的起源與早期形態 036

一、發生學視閾下的村落起源 036

二、農業的興起與村落的形成 039

三、社會的分化與早期村落變遷 043

第二節 史前聚落遺址 047

一、黃河流域主要史前聚落遺址 048

二、長江流域主要史前聚落遺址 068

三、史前聚落遺址的特徵及價值意義 090

第三節 國家的誕生與村落的蠡測 098

一、早期國家的出現與村落 099

二、商周時期的方國與聚落 106


第三章 國家一統下的村落管控與治理

第一節 秦漢統治制度下的村落 116

一、鄉裡制度與村落 116

二、重農抑商政策與村落 121

三、文化一統政策與村落 124

第二節 國家管控下的鄉野聚落 128

一、鄉野聚落的類型 128

二、國家對鄉野聚落的管控 137

第三節 秦漢村落的形態 140

一、考古發現的主要村落遺址 141

二、秦漢村落的規模與形態特徵 162

第四節 秦漢村落中的農耕文化 184

一、生產工具與生活用具 185

二、節日文化與信仰文化 201

第五節 秦漢少數民族地區的聚落 210

一、北方地區的聚落 211

二、西域地區的聚落 215


第四章 南北分裂割據時期的村落

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村落時期的村落組織 225

一、鄉裡組織的興廢 225

二、屯田村落的形成與組織系統 228

三、永嘉之亂與塢壁的興起 235

四、三長制下的北朝村落與組織 240

第二節 “村”的出現及其發展 242

一、“村”與自然聚落 242

二、村落的規模及形態 248

第三節 的生產生活 258

一、農業發展與生產工具 258

二、村落的日常生活與節俗 263

三、宗族觀念與村落 266

四、村落經濟與商貿活動 271

五、村落與宗教 281


第五章 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與村落的制度化

第一節 隋唐五代村落的制度 304

一、村坊制度與村落 304

二、賦稅制度與村落 421

第二節 隋唐五代村落的興衰 335

一、隋唐村落的發展 335

二、晚唐五代村落的衰落 339

第三節 隋唐五代村落的形態 348

一、村落類型及其特徵 348

二、村落的景觀與建築 362

第四節 村落社會的生產生活 368

一、草市的發展與村落 368

二、生產工具與生活用具 377

三、民間組織與村落 381

四、文化教育與倫理教化 395

五、村落中的宗教 400

第五節 少數民族地區的村落 412

一、西北地區的村落 412

一、青藏地區的村落 416

一、北方地區的村落 420


注釋 425

圖片來源 485


目錄(下)


第六章 文化大繁榮與村落制度民間化

第一節 宋元鄉村基層組織的演變 490

一、從鄉裡制到管耆制 490

二、熙豐以後的都保制 493

三、蒙元時期的村社制 498

第二節 宋元村落的民間治理 501

一、宗族制度與村落社會 501

二、鄉約制度與村落治理 511

三、基層組織與“宋型家庭” 518

第三節 宋元村落的生產生活 521

一、市鎮發展與宋元村落 521

二、農具革新與農業發展 526

三、鄉村教育與村落社會 529

四、村落與宗教的世俗化 541

第四節 宋元村落的形態 550

一、人口遷徙與村落 550

二、宋元村落的規模 555

三、村落的環境與建築 557

第五節 遼、金、西夏的村落 562

一、契丹入侵與遼國的村落 562

二、女真內遷與金國的村落 565

三、黨項割據與西夏的村落 568


第七章 文明的繁盛與村落共同體的形成

第一節 明清鄉村基層組織的演變 574

一、從都保制到裡甲制 574

二、保甲與裡甲的並行 581

三、基層組織與自然村落 589

第二節 明清村落的治理 593

一、宗族制度與村落 593

二、鄉約制度與村落 600

三、鄉賢士紳與村落 607

四、鄉村教育與村落 612

五、民間信仰與村落 616

第三節 明清村落的發展與變遷 621

一、村落的分布與地域差異 621

二、軍事發展與戍邊村落 625

三、人口遷移與村落 630

四、市鎮發展與村落 648

第四節 明清村落的環境與景觀 660

一、村落的布局 660

二、村落的景觀 665

三、村落的建築 667

第五節 明清少數民族地區的村落 675

一、西藏地區的村落 677

二、西南地區的村落 680

三、新疆地區的村落 684

四、蒙古地區的村落 689


第八章 文明的轉型與村落的變遷

第一節 社會變革與晚清民國村落 696

一、西學東漸與村落社會 696

二、近代工商業發展與村落 714

三、鄉村建設運動 727

第二節 社會動蕩與晚清民國村落 734

一、晚清農民運動與村落 734

二、軍閥混戰與村落 742

三、抗日戰爭與村落 747

四、解放戰爭與村落 762

第三節 社會主義建設與村落 767

一、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與村落 767

二、“破四舊”運動與村落社會 772

第四節 城鎮化進程與村落 778

一、基層政權的建設與村落 778

二、土地政策的變化與村落 784

三、城市化發展與村落變遷 789

四、傳統村落的研究與保護 793


附錄 我國傳統村落及其文化遺存現狀與保護思考 803

注 釋 809

圖片來源 859


書摘/試閱

自序



遠古時期的中華大地,植物種類繁多,生長茂盛,伴隨而生的許多動物遍布崇山峻嶺和廣袤草原,魚類更是遍及江河湖泊。早期的人類和其他動物一樣,也是直接向大自然索取資源,以維持基本的生存。遠古的中華先民,生活於山林中的,以打獵獲取食物;生活於江河湖海沿岸的,以捕魚獲取食物。“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遠古先民樸素的生存哲學。這些容易獲得的肉類食物,讓早期的先民形成了以漁獵為主的生存生活方式。不過,隨著自然環境的改變,先民的生活方式也出現了新的變化。距今12 000 年左右,北方地區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這一時期也正好是古氣候學上的“新仙女木事件”1 發生期,冰期逐漸結束,氣候開始變暖。不少草地變成森林,先民原先賴以果腹的動物隨之減少。於是,他們開始采集植物為生,在漫長的實踐中逐漸認識了可食用植物的種類,並初步掌握了其生長習性。他們意識到,通過種植勞動獲得食物比純粹依靠采集的方式獲得食物更加可靠穩定。於是,他們開始注意收集種子,並不斷摸索和改進種植技術。原始的種植業就開始萌芽了。同時,他們開始將一些捕獲的尚未死亡的剩餘獵物養殖起來。隨著經驗的積累,人們發現養殖動物比捕獲獵物更省時省力,於是最初的養殖業出現了。種植業與養殖業,差不多是同時發生和存在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北方地區各區域典型遺址,如屬於裴李崗文化的沙窩李遺址、屬於磁山文化的磁山遺址、屬於大地灣文化的大地灣遺址、屬於興隆洼文化的興隆洼遺址、屬於後李文化的月莊遺址等,均存在以粟、黍為代表的種植業遺存和以豬為代表的養殖業遺存。種植作物與飼養動物的出現,表明農業生產方式已經具備雛形。而農業生產的形成,則使得人類定居生活成為可能。中華先民初步具備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不需要隨處遷徙,可以比

較長時期地活動於某些相對固定和有限的地理空間之內。於是,早期的村落就在此基礎上演變形成了。

在北方地區,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遠古村落民居,為半地穴式的方形建築,屋內有保存火種與取暖用的圓形火塘,四周墻壁用木柱做骨架,外邊敷一層草拌泥。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的民居建築,為半地下圓形,底部鋪一層經火燒過的灰白色硬泥,墻壁光滑,屋頂為尖錐形。在南方地區,早期的村落建築以幹欄式為主,適合森林茂密、雨水較多、空氣潮濕的山地,以後又有臨水幹欄式,發展到江河水溪遍布的平地。它以竹木為建築營造材料,分上下兩層,下層放養動物和堆放工具雜物,上層住人。東至江浙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等許多遺址,西至云南的劍川海門口新石器時代遺址、四川的成都十二橋商代遺址等,都有幹欄式建築分布。

定居生活的形成,又進一步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就目前考古發掘的出土資料看,在世界範圍內,我國先民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時間最早,距今1 萬年左右就已開始。1978 年在甘肅發現的大地灣遺址,出土了已經碳化的糧食作物黍和油菜籽的殘骸,距今已經8 200 年了。南方地區,在洞庭湖區的澧縣城頭山古文化遺址中,考古學家發掘出了距今6 500 年的水稻田,這是目前我們所知道的保存最好、世界最早的人工水稻田。同樣在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中則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農業痕跡——稻殼與谷粒。而在湖南南部的道縣玉蟾巖,更是出土了距今約1 萬年的人工栽培稻種子。這是全世界目前所知出土年代最早、數量最多的人工栽培稻種子。這些考古大發現確立了長江中遊地區在中國乃至世界稻作農業化的起源與發展中的重要歷史地位,意義重大。

從自然條件來看,傳統村落在中華大地產生,完全得益於溫和的氣候、適中的雨量以及肥沃的土壤。優越的自然條件為傳統農業的產生提供了前提,所以在先民的農業思想裡,就將農業與整個自然界視為一體。其中,時氣屬“天”,土壤屬“地”,物性、樹藝、畜牧三者屬“物”,耕道、糞壤、水利、農器等則屬“人”,天、地、人、物有機統一。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漢族農事歷書《夏小正》,記載了戰國之前的農業生產的內容,這些農業活動都在一年中特定的月份進行,與天象、氣候、季節、物候緊密相連。這篇重要的農業文獻,也將天地自然與農事活動視為一個有機聯繫的整體。後來,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出了傳統的堪輿營造思想,村落的規劃選址也更加注重與整個自然界的關係。

基於如前的出土物證,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農業之國。

商周時期的冶煉技術,帶來了戰國時期煉鐵技術的成熟發展,這對於村落的發育有著重要的意義。鑄鐵鑄造技術應用於農具制造,使得農耕文明的發展產生了質的飛躍。鑄鐵農具的推廣,使得農業生產率迅速提高,也使得人口規模擴大。中華大地逐漸形成了一定規模的村落形態。其中,“聚”是文獻記載的最早的村落形態,它有“匯集”“聚攏”的意思。這一時期的一些區域村落名稱,大致還有“丘”“廬”等。

秦代開始,大一統的國家初步形成。不過,秦王朝持續的時間較短,它對於農耕文明的影響主要在漢代開始才見到成效。漢代的農牧分界線比較偏北,農耕技術也擴展到了塞外。漢武帝移民百萬,使河套以南到陜北地區農業的繁榮程度可比關中。東漢到三國時期,氣候逐漸寒冷,北方的自然生態環境已經與先秦時期相去甚遠,加上連年征戰,大量的農田遭到廢棄。原來活躍在草原上的遊牧民族進入中原,與農業民族爭奪資源。種種因素疊加在一起,導致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農業經濟出現大衰退。這個時候,出現了一種帶有防御體系的村落,即“塢壁”。著名的塢壁有許褚壁、白超壘(塢)、合水塢、檀山塢、白馬塢、百(柏)谷塢,等等。這種防御性的村落,後世還在陸續產生。直到今天,湖南江永縣的勾藍瑤寨還遺存有城墻、碉樓、守夜屋等防御性建築,它們為維護勾藍瑤寨的穩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在以戰略防御需求和客家文化為基礎的福建三明、永安、龍巖等地和湖南郴州臨武、宜章一帶,更是有堡、寨、碉、樓等村落建築,集防御與居住功能於一體,見證了人類戰爭軍事、遷徙與農耕的歷史。

唐代黃河下遊許多林地已被開辟為農田,並通過興修水利提高糧食產量, 隋唐江淮流域出現了強勁的開發勢頭。南方地區氣溫偏高,降雨量充沛,有利於水稻等高產農作物的種植,使得耕地在面積不變的前提之下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大量從中原地區南遷的移民也帶來了先進的農耕技術。雖然政治文化中心仍然在北方地區,但是北方的糧食通常不能自給,需要從南方運過來。溝通南北地區的主要動脈,是此時修建完成的京杭大運河。南方豐富的糧食,從此可以源源不斷地運至北方,為大唐盛世的開創打下了基礎。中國傳統農業以精耕細作、土地利用率高和單位產量高為特徵的生產模式,到此時得到了更進一步的鞏固和加強。唐代的村落已經普遍開始以“村”來命名。杜佑的《通典》表明,唐代官方有明文規定,所有城墻外面的聚落都統統稱為“村”。不過,它也許主要在北方的黃河流域地區。南方地區的村落,有一些是以“浦”“溝”“洲”“渚”等來命名的。從它們的水字旁就可以看出其明顯帶有南方水鄉的特色。

北宋時,北方仍保持著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但經濟重心已逐漸轉移到南方,南方的人口首次超過北方。為了應對人口增長和耕地不足的矛盾,王安石開始推行淤田。這是中國村落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此時,社會基本穩定,讀書風氣較濃。一些著名的文人主動關注村落生活,寫下了大量有關農村安逸生活的詩歌,如範成大的《四時田園雜興·其一》:“晝出耘田夜績麻, 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它是在東晉陶淵明開創的田園題材詩歌的基礎上的繼續深化,即使在今天讀來,仍舊具有很強的感染力。此時傳統村落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裡程碑——《呂氏鄉約》產生了。它成為我國歷史上最早的成文鄉約,對後世明清的村落治理模式影響甚大。可以說,後來傳統村落中的村規民約或者族約等,都是《呂氏鄉約》的延伸版。

經歷了元代的短暫戰亂,明、清兩代的農業生產開始恢復,並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長江中下遊的南方,一直都是當時的經濟中心。其充足的農業生產,為北方提供了大量糧食、布帛和稅賦。正是南方農業經濟的開發與崛起,才使中國經濟仍能保持大體平衡。隨著生產力的提高,人口也大量增加。而且,隨著對外交往的擴大,來自南美洲的玉米、甘薯等糧食作物開始傳入,極大地解決了傳統糧食作物產量不足的問題,使得在耕地面積總量保持不變的前提下,糧食作物產量能夠滿足人口不斷增加的需求。人口的繁衍,促進了村落的發展。不少今天被視為傳統村落的村莊,大體上都是這一時期興建和留存下來的。而我們視為傳統村落文化主要內容的部分,包括建築、民俗、鄉約、教育、信仰等,也大多形成或定型於這一時期。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村落文化的形成與延續,始終離不開傳統農業的發展。中國是世界農業的起源中心之一,其傳統農業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了一系列的發明創造,對中華文明的影響至為深遠。可以說,中國傳統農業是中華文明強大生命力的來源,是中國傳統村落及其文化得以持續發展的最深厚的根基。

村落的發展,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直接催生了傳統城市的出現。種植業、養殖業帶來手工業的產生,使得村落的產品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出現了“物物交換”這種最初的交易模式。隨著交易的內容進一步擴大,以貨易貨的方式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於是就產生了最早的貨幣——貝。金屬貨幣的出現,讓交易變得更為方便和規範。原始的偶然的交易場所,逐步演變成有固定時間和地點的集市。殷商時代,即出現了定時定點的集市貿易。《易經·系辭下》中說:“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村落集市的職能不局限於貨物交易,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村落原住居民之間信息交流的場所。《史記·五帝本紀》中有一句描述村落形成的話,經常被學者引用:“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它較為形象地反映出了當時一個小國的都城實際上是X 中國村落史

由早期的村落直接演變而成的。農事因人“聚”而成業,因人“聚”而成邑, 因邑落的發展而形成城市。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不需要從事農業生產,因此可以從農業中抽離出來,從事手工業、商業、教育甚至學術研究和藝術創作, 於是漸漸創造出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傳統村落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與源。

盡管中國村落的發展歷史如此漫長,但是長期以來並未引起國內學術界足夠的重視。20 世紀以來的一些鄉村史研究成果,大多由日本學者取得, 這是令人汗顏的。原因在於,在中國傳統史學中,史學家習慣於將目光聚焦在政治制度、朝代興衰、學術思想、精英人物等方面,而極度輕視甚至排斥包括鄉村社會在內的民間社會的歷史、平民的歷史,中國的歷史研究被高度精英化。正如蕭公權所說:“帝制中國的鄉村居民絕大多數目不識丁。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所作所為通常不會引起那些能讀能寫的知識分子的注意,因而大部分未被記錄下來。官員和學者經常提到的‘民間疾苦’,可能只是重述一般性的說法,而不是展示鄉村生活的真實情況。”2 近代以來,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少數史家開始批判傳統史學的研究取向,倡導“新史學”,即歷史研究要探索全民的活動,而絕非僅是帝王將相的活動,認為今日所需之史, 不再是“皇帝教科書”,而應是“國民資治通鑒”或“人類資治通鑒”3。至此以後,特別是近代人文學科興起以來,包括傳統中國的鄉村在內的民間活動及其歷史才開始得到學術界的關注。當然,相比日本學者對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研究的熱衷,近代以來的國內學術界仍顯冷清。直至近幾年國家將傳統村落納入國家歷史文化保護戰略之後,這一現狀才稍微得以改變。當前學術界從文化、社會、經濟和建築景觀等方面展開了對“村落”或“鄉土”的研究,但對村落歷史這一基本問題仍然極少涉足。因此,亟待對其展開全面、深入、系統的研究。

村落史的研究有兩種:一是作為一個抽象概念和泛指,指的是村落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的變遷,即村落作為一個聚落空間和社會單元在時間順序上的縱向演化,包括村落的起源、發展、轉型及其相關的影響因素和內容,強調對村落的宏觀考察;二是作為一個具體概念和個體單位,指的是村落被組織起來的歷史過程,包括村落的興建、擴張、定型或廢棄及其相關的影響因素和內容,強調對單個村落或村莊的微觀考察,即所謂村史,具有村志性質。前者與人類進化和人類文明的發展密切相關,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以歷史學學者關注最多;後者與一個族群的生產、生活緊密相連,是一個相對具體的概念,以社會學、人類學學者討論最為熱烈,被稱為民族志書寫。如費孝通的開弦弓村、林耀華的義序和黃村、黃樹民的林村、楊懋春的臺頭村、許烺光的喜州、楊慶堃的鷺江村、周大鳴的鳳凰村等,都屬於此類。拙著所述的村落史承系前者。筆者試圖以歷40年之久、數量5 000個以上的中國傳統村落田野考察作為量化基礎,對“中國村落”的緣起、形成與發展演變,以史學視角加以巡視。因而,本書並非某個具體村落的歷史,但也並不忽視後者。後者往往作為前者的支撐個案,用於詮釋、解讀或者確證村落在歷史長河中的發展面貌,反映村落的某些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係。

作為有史以來便實際存在的生產生活空間和社會單元,村落是一個歷時性和共時性兼具的概念,它不僅反映著有史以來農林漁牧業族群的生存生活狀態,如食、衣、住、行、用等方面,而且承載著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包括在前者基礎上構建和形成的工具、器皿、衣物、建築與制作它們的經驗、技術,以及經濟模式、社會制度、風俗習慣、精神信仰、道德觀念等在內的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的方方面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村落及其文化研究至少應該包括但不限於以下7個方面的內容:(1)建築營造與堪輿規劃;(2)生產生活與經濟模式;(3)文化教育與道德教化;(4)宗法禮制與村落治理;(5)民族民俗與宗教信仰;(6)民間藝術與手工技能;(7)生存空間與資源環境。4一方面,正因為村落包羅萬象,所以與村落有關的內容亦十分廣泛;另一方面,有關中國村落史研究的直接成果很少,事實上,非常有限而且取向不一的學術積累,也只是被分解於基層制度、鄉村經濟、宗族家庭、婚姻生育、民俗宗教和社會生活等不同層面的區分研究中,但哪怕是間接性的成果、個案研究的成果,對其加以充分的認識和梳理,仍然是有益而十分必要的。它的指向可能與村落史研究的學術理論有關,而且可能涉及歷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科技史、宗教史、民俗史、建築史、聚落史和環境史甚至歷史地理等各個領域。這些散落在不同領域的研究成果,一方面說明中國村落史研究尚有可供借鑒的某些間接性的前期成果,另一方面顯示出村落尚未作為一個歷史性概念廣泛進入學術的視野,目前有關研究從視角到內容都僅處於碎片化階段。與村落有關的學術理路顯示,中國村落史尚未廣泛進入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的視野,仍屬於一塊處女地。因而,無論從什麼視角來展開對中國村落史問題的探索與研究, 從研究視角到研究內容上其開創性是顯而易見的。雖然沒有成建制的體系性研究,但中國村落史研究已經歷過三個階段,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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