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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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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尚書新解
分《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儒家五經之一,又稱《書經》。現在《十三經注疏》本《尚書》是《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合編本。現存版本真偽參半。
《尚書》為虞、夏、商、周各代典、謨、訓、誥、誓、命等文獻。
「典」是重要史實記載;
「謨」是記君臣謀略的;
「訓」是臣開導君主的話;
「誥」是勉勵的文告;
「誓」是君主訓誡士眾的誓詞;
「命」是君主的命令。
還有以人名標題的,如《盤庚》《微子》;有以事為標題,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內容為標題的,如《洪範》《無逸》。
《尚書》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部文獻典籍。據《春秋說題辭》解釋:「尚者上也,上古帝王之遺出也。」在先秦時單稱作《書》。「書」是著的意思,即如《說文》所說:「書,著也。從聿者聲。」《說文序》又說:「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就《尚書》的性質而言,它實是一部上古三代的政治檔案資料彙編。其中有政治領導人的訓話,有座談會紀要,有君臣談話,有誥命,有誓辭,有大臣的謀略及訓誡等等。
總之多是與軍國大事相關的。故《荀子·勸學》說:「書者,政事之紀也。」《史記·自序》也說:「《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

序/
     《尚書》是上古之書,記載了虞、夏、商、周的各項政治檔,包括君王的誥令、作戰的誓辭、大臣的謀略勸誡等。劉起釪先生認為《尚書》是「上古的史書」,強調了它作為歷史文獻資料的重要價值。同時,我們更要看到,《尚書》作為「五經」之一,它在建構中華民族精神文明的過程中所產生的重要作用。這樣一部專講政事的經典,確立起一個以敬天保民、重德厚生為核心的政治思想體系,成為了後世君王的準則與理想追求。
    《尚書》五十八篇涉及的時代,上起堯舜,下至春秋時期的秦穆公。全書內容分為「虞書(5篇)」、「夏書(4篇)」、「商書(17篇)」、「周書(31篇)」四部分,主要有典、謨、訓、誥、誓、命六種體例。典,是記載五帝歷史事件的重要文書。有《堯典》、《舜典》,記載堯帝、舜帝治理天下的事蹟。謨,是記載大臣重要謀略的文書。如《大禹謨》、《皋陶謨》等。《大禹謨》篇大禹提出了注重「養民」的政治謀略,《皋陶謨》篇皋陶提出了「知人安民」的行政主張。訓,是大臣教誨君王的訓誡。如《五子之歌》、《伊訓》、《高宗肜日》、《無逸》等。誥,是君王誥諭臣下的文書,如《湯誥》、《康誥》、《酒誥》等。這類文體有近二十篇,是構成《尚書》的主要部分。誓,是作戰前鼓舞士氣、宣明紀律的誓辭。如《甘誓》、《泰誓》、《牧誓》等。此類文體一般先聲明敵方的罪行,再說作戰紀律,最後說賞罰。命,是君王任命官員的冊命辭。如《說命》、《畢命》等。
    另外還有地理著作《禹貢》、闡述治國大法的《洪范》、祝禱之辭《金縢》、法律著作《呂刑》等。總之,《尚書》內容十分豐富,涉及到上古時代的政治、哲學、軍事、禮儀、地理、天文曆法等多方面,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歷史文化資料。
歷代研究《尚書》的著作浩如煙海。僅《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就多達134部,1081卷。《續修四庫全書總目》著錄達274種。日本江戶時代的《尚書》學著作也多達260餘種。現揀選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幾部,略做介紹,以供參考。
    (唐)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孔穎達,字仲達,河北衡水人。此書的主要特點是:(一)以東晉梅賾所獻的《孔傳古文尚書》為本,參考隋代大儒劉焯、劉炫等的注釋作「正義」,擇善而從,削繁增簡。(二)保存了馬融、鄭玄、王肅等多家《尚書》注,辨析各家得失,並參考各家注來補充、疏解《孔傳》。(三)疏解經傳注重「文勢」,開始強調文學性。
    (宋)蔡沈《書集傳》六卷。蔡沈,號九峰,福建建陽市人。師從朱熹。《書集傳》代表了宋代《尚書》學研究的最高成就。該書的特點是:(一)「嚴守師道又不泥於師說,博採眾長,敢創新識」;(二)「析分今古文而又不拘今古文《書》說,堅持以義理說《書》」;(三)「重視漢宋注疏傳統又不囿於成式,傳語易簡暢達」;(四)「保存了大量已失傳的重要《書》說」。
    (清)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八卷。閻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後遷居江蘇淮安。《疏證》針對東晉梅賾所獻的《孔傳古文尚書》提出一百二十八條論證,有文獻、史實方面的證據,有《孔傳古文尚書》內容上的矛盾,又旁徵博引多家說法,最後判定《孔傳古文尚書》為「偽書」。雖然「引證過於龐雜,時常拉扯到一些不相干的論題上去,從而使自己的主要論點不夠突出」,但他的觀點產生了巨大影響,後來的學者多遵從其說。
    (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孫星衍,字淵如,陽湖(今江蘇武進)人。注疏重在訓詁考據,故盡收漢魏佚說,兼采清儒王鳴盛、江聲、段玉裁及王念孫父子等時人考據成果,獨棄宋明人注而不取,以其無師傳,恐滋臆說。清人《尚書》注本以此書用功最勤,故皮錫瑞《經學通論》說:「治《尚書》當先看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此書被列入《清十三經注疏》中。
    楊筠如《尚書覈詁》四卷。楊筠如(1903~1946),字德昭,湖南省常德縣人。大學時代,就讀於南京東南大學國文系。後考入清華大學,師從王國維。此書是他的畢業論文。僅注今文篇目,注解每以甲骨文、金文及漢唐舊注為證,並不逐字逐句詳說,只選取疑難艱深的字詞作考釋。不墨守師說,多有創見。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顧頡剛(1893~1980),字銘堅,江蘇吳縣人。為20世紀疑古派的領軍人物。劉起釪(1917~),湖南安化人,中央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師從顧頡剛先生。1976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上古史,主攻《尚書》。著有《尚書學史》、《尚書校釋譯論》、《古史續辨》等。此書是劉起釪先生依據顧頡剛先生的《尚書大誥今譯(摘要)》的體例而作,選取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依次作「校釋、今譯、討論」,故取名「校釋譯論」。
    江灝、錢宗武《今古文尚書全譯》。錢宗武(1952~),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唐前傳奇箋釋》、《帝王政書尚書》、《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尚書〉新箋與上古文明》、《今文〈尚書〉語言研究》、《漢語論叢》等。該書對《孔傳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全部做了譯注。每篇前有題解,經文前分列《書序》,注釋簡潔,翻譯流暢,是適合大眾閱讀的通俗版本。
    本書原文以孔穎達《尚書正義》為底本,注釋和譯文參考了古今多家的研究成果。本次注釋,對於一篇裡重複出現的字詞,如果意思相同,則不再另注。注釋時採用《孔傳古文尚書》,簡稱《孔傳》;採用孔穎達《尚書正義》,簡稱《孔疏》。譯文多採取直譯,實在不宜直譯處意譯。書末附有「《尚書》名言名句」,以方便讀者。由於譯注者才疏學淺,難免有錯訛及疏漏,懇請方家指正。

唐 婷 

 

前言 /001
尚書序 /
虞書 /
堯典 /
舜典 /
大禹謨 /
皋陶謨 /
益稷 /
夏書 /
禹貢 /
甘誓 /
五子之歌 /
胤征 /
商書 /
湯誓 /
仲虺之誥 /
湯誥 /
伊訓 /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
西伯戡黎 /
微子 /
周書 /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
武成 /
洪範 /
旅獒 /
金碖 /
大誥 /
微子之命 /
康誥 /
酒誥 /
梓材 /
召誥 /
洛誥 /
多士 /
無逸 /
君奭 /
蔡仲之命 /
多方 /
立政 /
周宮 /
君陳 /
顧命 /
康王之誥 /
畢命 /
君牙 /
冏命 /
呂刑 /
文侯之命 /
費誓 /
秦誓 /

 

導讀/《尚書》是一本「上古的史書」
一、尚書的性質和時代
《尚書》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部文獻典籍。據《春秋說題辭》解釋:「尚者上也,上古帝王之遺出也。」在先秦時單稱作《書》。「書」是著的意思,即如《說文》所說:「書,著也。從聿者聲。」《說文序》又說:「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就《尚書》的性質而言,它實是一部上古三代的政治檔案資料彙編。其中有政治領導人的訓話,有座談會紀要,有君臣談話,有誥命,有誓辭,有大臣的謀略及訓誡等等。總之多是與軍國大事相關的。故《荀子•勸學》說:「書者,政事之紀也。」《史記•自序》也說:「《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
在中國文化典籍中,《尚書》與《周易》、《詩經》、《禮》(《禮》有三,即《周禮》、《儀禮》、《禮記》。最早列入「五經」的《禮》當是《儀禮》,唐宋以後始更為《禮記》)、《春秋》,共同構成一個經典系統,此即所謂的「五經」。故《尚書》又稱作《書經》。先秦時有「六經」之稱,是把失傳的《樂經》也包括在內了。在這個經典文化系統中,《尚書》主要承載著講述事理、「疏通知遠」的功能。故《莊子•天下篇》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禮記•經解》也說:「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所謂「疏通知遠」,是指疏通豁達,不蔽於物,而能見識深遠,因為《尚書》記述二帝三王政治始末,可使人考古驗今,不僅能明曉歷史,而且可推知未來。唐代劉知幾說:「《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精此書,次覽群籍。」也正是從這個角度立說的。
《尚書》五十八篇,所涉及的時代,上起堯舜,下至秦穆公。有的篇章是透過前代口傳而留下來的,有的是後世史官根據材料、傳說所作的追述。以前人認為《堯典》是時代最早的一篇。但《堯典》開首即云:「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稽古」就是「考古」,這顯然是後人的追述,而不是堯時候的文獻。有可能是周朝史官整理的堯時的檔案,具體時間則不好定。像《虞書》、《夏書》、《商書》中的大多篇章,都有可能寫定於周朝史官之手。只有《周書》,多保留的是原始檔案。因此在語言上,《周書》反而比《虞書》、《夏書》更難懂。《秦誓》是秦穆公時的一篇誓辭,這應該是時間最晚的。關於《尚書》的編輯,傳統認為出於孔子之手。近人又有以為是秦人者,因為最後一篇是秦國的作品。目前學術界尚無定論。

二、關於《尚書》的今、古、偽問題
《尚書》在先秦時具體是什麼樣子我們無法見到,《漢書•藝文志》言:「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自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談到《書》有百篇,兩漢學者多同此說。劉起釪先生曾對先秦文獻引用《尚書》的情況作過統計①,從引用情況來看,先秦所見到的《尚書》篇目極有可能是上百篇。
秦始皇時,頒布焚書令,要將《詩》、《書》等典籍統統燒掉。博士伏生便將一部《尚書》藏在自家的牆壁中。一直到漢初免除焚書令後,伏生才取出壁中的《尚書》,教授於齊、魯之間。漢初,孝文帝徵求研究《尚書》的學者,聽到了濟南人伏生的情況。此時,伏生已九十多歲,不便行走,於是朝廷就派晁錯去伏生家學習《尚書》。伏生所傳授的《尚書》僅二十八篇,據說有十餘篇已經遺失。晁錯記下此二十八篇,帶回了朝廷。到漢武帝時,魯恭王拆修孔子舊宅,從牆壁中發現了幾部用先秦古文字寫的書籍,其中有一部就是《尚書》。經孔安國與「伏生本」比對後,發現比「伏生本」多出十六篇。因為是用先秦古文字寫成,沒有經過官方組織做文字的規範化的整理,於是就稱作古文《尚書》;「伏生本」是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整理的,故作今文《尚書》。武帝末年,得《泰誓》篇,用隸書寫成,據推斷是屬於秦朝官方的藏本②。此篇不在伏生的二十八篇中,當時的博士便把這篇加入其中,以成今文《尚書》二十九篇。
關於「今、古文」的命名,最初當然是依據文字,但這並不意味著「古文」本就一直以古文的姿態流傳於兩漢。實際上,「古文」本被發現之後,孔安國就比對今文《尚書》,將古文《尚書》可以讀懂的篇目用當時通用的隸書重新摹寫。所以,應該說兩者都是今文。古文學派與今文學派最大的不同並不來自於文字,而是來自於是否立於學官。
西漢時,傳授今文《尚書》的主要有歐陽家、大夏侯家、小夏侯家。三家各立門戶,自有講章,並分別於武帝、宣帝時立於學官。因此,今文《尚書》在漢朝取得了正統地位,在官方的支持下,獲得了廣泛傳播,並與利祿之途聯繫了起來,成了知識群體進身官場的一條途徑。古文《尚書》雖在王莽時因為政治原因被立於學官,但隨著王莽政權的崩潰,又被冷落,作為一個民間學術流派而存在著。到東漢後期,隨著漢家政權的衰落,今文《尚書》也開始失去強有力的政治靠山,而長期的「官養」,使這個學派失去了競爭能力。古文《尚書》則在沒有政治力量支持的背景下,憑藉自身的學術實力在民間發展,培養起了頑強的競爭能力。在「官養學術」走向衰落時,經大學者賈逵、馬融、鄭玄等的發現與提倡,便逐漸走向興盛。到魏文帝曹丕重新設立「五經」博士時,古文《尚書》便自然走向聖壇,被立於學官。這時今文《尚書》便很少有人問津,漢代的今、古文之爭,被古文學派內部的鄭(玄)、王(肅)之爭所取代。
西晉永嘉五年,匈奴攻陷洛陽,擄走懷帝,爆發了著名的「永嘉之亂」。經過這場戰亂,伏生所傳授的《今文尚書》徹底失傳,《古文尚書》所多出的十六篇也佚失,只剩下立於學官的三十四篇③。到東晉,談玄風盛,經學不受重視。元帝時,梅賾獻上自稱是漢代孔安國傳本的《古文尚書》五十八篇。這本《尚書》被後世稱作《孔傳古文尚書》,也就是今本《尚書》。孔傳本《尚書》南朝梁武帝時開始盛行,到唐代,孔穎達奉敕撰《尚書正義》,以之作底本,由此而確立了它在經學史上的正統地位。
但孔傳本《古文尚書》因來路蹊蹺,因此從唐代開始就引起了人的懷疑。到宋代,疑經之風興起,吳棫著《書裨傳》,對其進行了考辨,提出了《書》中某些篇目晚出的懷疑。朱熹在其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到明代,梅鷟著《讀書譜》、《尚書考異》,從多方蒐尋證據,力證《古文尚書》為偽書,是皇甫謐之偽作。到清朝,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提出了一百二十八個疑問,最終將《古文尚書》本釘了十字架上。其後雖毛奇齡等為之申冤,但相應者甚少。民國以來的《尚書》注本,多注今文不注古文,《古文尚書》明顯地被冷落、拋棄。
關於《孔傳古文尚書》的真偽問題,近些年來又成為《尚書》學研究上的一個重點。隨著地下出土文獻的新發現,以及新的科學研究手段的應用,為《古文尚書》翻案的聲音逐漸高了起來。但不論真與偽,有一點毋庸置疑,即《古文尚書》作為帝王的教科書,它參與了中國文化的營建工程,並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我們不應該只關注它的史料價值,更應該關注它在文化思想上的意義。不能因為它有作偽的嫌疑就判處它的死刑,忽略了它曾經有過並將繼承產生的歷史作用。

三、《尚書》的當代意義
在「五經」中,《周易》談天道,《禮》講行人道,而《尚書》則重在王道,它的政治意義與歷史意義堪為「五經」之首,故子夏稱:「《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孔叢子•論書第二》)《尚書》中所宣導的以道德為核心的價值觀念和以中和為核心的文化精神,直接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運動模式和方向。在中國人顛覆舊經學體系的文化革命進行了一個世紀的今天,我們重新提出《尚書》的當代意義,似乎不合時宜。然而在應對西方價值觀伴隨著武力與文化侵略向全球推開的挑戰中,我們發現《尚書》所運載的人類累積了數千年的文明成果——價值系統與生存智慧,對於解決當代社會與人類面臨的諸多難題具有非常大的意義。因為它給我們提供了另一種思路,使人類有了更多的選擇。我們可從以下三方面來思考這個問題。
(一)「敬德保民」的治平原則
古來朝代的興衰、戰爭的勝敗、治理的得失都是後世借鑒吸取的教訓。《尚書》強調「學於古訓乃有獲」,在君臣的告誡勸勉中,很自然地多有對歷史的評判、對後世的規誡,而功過是非最終都歸結到「有德」與「無德」上。《太甲(下)》篇,伊尹說:「德惟治,否德亂。」凡是秉德而行,國家就太平;凡惡德暴行,國家必亡。在這裡,不強調文韜武略,不強調兵力雄厚,不強調國土廣袤,只強調「德」在治世安民上的決定性作用。孟子所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也是同樣的道理。
這個價值系統,在社會生活的取向上,自是貴義而賤利,這與西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價值觀自然背道而馳;在治國方略上,強調「德政」,有「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之說,這與西方所謂的「法治」自然也如同天壤。在今天,「法治」被許多人認作是最佳的治世方略,故而大喊要推進法治進程。《尚書》所宣導的這個價值系統對我們的啟示是,在「敬德」觀念所營建的文化生態中,人可能感到的是人間的溫情,是真正的幸福感受。當然這種文化生態也是很脆弱的,經受不起利己主義的精神污染。如何德、法並舉,修復世道人心,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德」能喚起人內心向善的追求,是深沉的、引導性的教化。「法」則是外加的、強制實行的,是對利己行為的限制。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裡明確地指出了道德禮義與刑法政治的區別。道德教化的政治方略是讓人明是非,知禮義,而「法治」則無是非可言,只有絕對遵守。道德良心之網疏而不漏,法律之網則是密而有缺。因此在一再強調「法治」的今天,三聚氰胺毒奶粉、蘇丹紅毒鴨蛋之類的事件仍頻頻發生。
(二)「協和萬邦」的世界精神
《堯典》說堯帝「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大禹謨》言「萬邦咸寧」,謂禹「淹有四海,為天下君」,「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益稷》篇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仲虺之誥》言「表正萬邦,纘禹舊服」;《洛誥》言「萬邦咸休」。在這裡,淡漠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觀念,展現出的是博大的天下觀念和與世界共存共榮的精神。由於淡漠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觀念,因此在成湯平定天下時,出現了「東征西夷怨,南征北夷怨,曰:『奚獨後予』」的現象(《仲虺之誥》);在武王伐商時,戰場上商人軍隊中也出現了「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的現象(《武成》)。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破除,便意味著天下觀念的確立。我們應該看到,民族觀念太強,必會導致民族之間的利益衝突。西方人強調的愛國主義觀念,表面上是一種道德精神,但那種狹隘的愛國行為,必然後造成對別國的傷害。即如墨子所說:「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德國等就是例子。只有天下觀念才能帶來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如今西方發達國家動不動就以各種理由向不發達國家(特別是有豐富資源的國家)發動戰爭,其目的不外乎在「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幌子下,掠奪別國資源,損人以利己。這種掠奪戰爭的加頻,其後果必然導致世界性災難的出現。如何在中國傳統天下觀念的導引下,實現人類的和平統一,這是人類一條避免自殺之路。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之所以把世界未來的希望寄託在中國文化上,原因正在於此。
(三)聖王楷模與王道政治
《尚書》記事從堯開始,曆記舜、禹、湯到文王、周公,這是一個政治統治合法性的天命傳承系統,也是中國文化道統與治統統一的王道典範。宋明以來所說的道統,就是在《尚書》所記載的這個系統的基礎上提出的。在這個系統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一個「道」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他們都是道的堅持者。這道就是人間的正道,醞釀著天地間的溫愛。君王擁有這個道,便是「有道明君」,他所代表的便是天下人民的利益;一旦失道,便成為「無道昏君」,就失去了王權擁有的合理性。天下百姓便有權利將他推翻。三代以上大多情況下是政教合一的,聖君同時擁有道。秦漢以後中央集權制的形成,加大了皇帝的權威,但在理論上「道」仍居於皇帝之上,臣下可以「道」為根據來制止皇帝的無道行為,對皇帝實行強諫;天下萬民仍可以道的存亡,來決定皇帝的命運。中國古代王朝約三百年一個週期的循環規律,便是在道的存亡之間進行的。現在許多人把中國古代的這種制度稱是專制,而呼籲西方的「民主」。但我們要看到「道」與「民主」之間的不同的性質及功能。「道」重在「德」,是以和諧為旨歸的;「民主」則重在「利」,是以物質利益為目標的。道的出發點是天下,民主的出發點是自己。民主表決一件事情,每一個表決者都以自己的利益為出發點,最後少數服從多數。這樣眾多人為了一個共同的利益努力,必然會增強一個群體的實力。因此「民主」可增強集團——包括國家、民族的競爭力,但卻無法消除國家、民族間因利益競爭而導致的衝突。中國之道雖不利於民族、國家物質競爭力的增強,但卻有利於天下和平,因為它講的不是集團的小利,而是天下的「大利」,而對全天下的人都有好處的莫過於「和平」,這和平只有在「道」中才能獲得。在全世界都在強調民主的今天,我們不應忽略道是一個比民主更高的層次。
總之,《尚書》所呈現的是一個以道德為核心的價值體系,對一切事物的評價都以是否合道德為原則。而近代從西方輸進的價值觀念,無論是「法治」,還是「愛國」、「民主」,都是以個人或集團利益為前提的。我們每一個人面對「道德」與「利益」做選擇時,可能會遇到良知與欲望的衝突。但我們期待別人的選擇時,你會希望他拋棄道德嗎?

注釋
①劉起釪,《尚書學史》第62頁,中華書局1989年版。
②馬雍,《尚書史話》第11頁。
③與今文《尚書》相比,古文《尚書》將《盤庚》、《泰誓》分為上、中、下三篇,從《顧命》篇分出《康王之誥》,共三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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