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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20世紀60年代初,冷戰進入白熱化階段,在分裂的柏林,軍備競賽卻以怪誕的形式上演著,動物園就是賽場。在動物園界,大象是威望的象徵。西柏林動物園園長科略斯要求市長維利·勃蘭特增加大象數量,唯有這樣才能打敗東柏林動物園,這事關榮譽!在這種情形下,東柏林動物園園長達特被迫“予以還擊”。自此,一場持續近30年的動物園“軍備競賽”便拉開了帷幕,亦成為德國分裂的象徵。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德]揚·莫恩浩特(Jan Mohnhaupt),1983年出生於德國魯爾區,自由記者、作家,多年來在《每日鏡報》上為柏林的兩座動物園撰寫報道。著有歷史調查作品《國家社會主義中的動物》(Tiere im Nationalsozialismus)和傳記作品《搖搖欲墜:米夏埃爾·圖尼斯的雙面人生》(Auf der Kippe: Die zwei Leben des Michael Tönnies)。

譯者簡介

張驥,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畢業,現就讀於清華大學。習德文十余載,嗜筆譯,閉門造文,偶有譯作《像愛因斯坦一樣思考》等。


目次

序言 關於“動物人”

1. 戰爭和鱷魚尾湯

有博士頭銜的“瓦礫婦女”

動物園裡挖戰壕

河馬“柯瑙什卡”相親

動物園裡的欺凌

2. 動物園狂熱症

別人的動物園

從鳥類學家到動物園園長

新動物園的舊規劃

好戲要開始了

“史塔西”的眼鏡熊


3. 第四個人

被迫離場

把大象裝進纜車

德國最年輕的動物園園長

賊年輕的毛頭小伙

西驢對東豬


4. 熊貓和名聲

買動物也需要“套路”

沒有家的一家之主

送給中國的紅色獅子

命運和航班時刻表之間

巨變陡生


5. 獵人和收藏家

世界上最大、最現代化的動物館

和麋鹿一起去西柏林

同室操戈

混濁萊茵河中的白鯨

四虎換二貘


6. 大計劃,小細節

雖分道揚鑣卻藕斷絲連

奇奇怪怪的動物愛好者

貘館(沒)在這裡

“全天候動物園”


7. 兩只熊的小島

從“羚羊人”到“水族人”

金色籠子裡的金色時光

施密特收的國禮

重建“象門”

孤島沉沒

8. 灰色巨人的倒掉

勃蘭特的棕熊情結

分久必合

大象終於掉溝裡了

告別達特

後記 老男人,新時代

後來怎樣?

鳴 謝

參考文獻


書摘/試閱

序 言

關於“動物人”

大城市人普遍愛動物勝過愛他們的同類,柏林人尤甚。

——沃爾夫岡·格瓦特

(1966年接受《時代周報》的采訪)

20世紀80年代末流傳著一則逸事。那時的人們對這個瀕臨崩潰邊緣的世界已經習以為常,柏林墻似乎還要佇立至少一個世紀,西柏林動物園和東柏林動物園在當時不僅是最受歡迎的休閑場所,還是兩種制度的標志:柏林這座城市已經分裂近三十年,只有這兩座動物園各自的園長達成了統一——他們都深深地厭惡著對方。現在誰也說不清,這算衝撞,還是只是不斷推搡的小動作?二人到底誰是始作俑者?無論如何,現在照例又要比一比、看一看誰的家業大了——這次比的是大象。

動物園就是比賽場。海因茨-格奧爾格·科略斯(Heinz-Georg Klös)園長不久前剛剛擴建了自己的象園,還趁機立刻購進了一些新動物並展示出來。科略斯酷愛收集動物,他擁有世界上動物種類最豐富的動物園。自己擁有的大象要比東邊對手的多,這一點他極為看重。因為在動物園世界裡,大象是威望的象徵。對科略斯而言,擁有更多的大象就是“贏得了一場戰役”。在這件事上,他並不孤獨:早在60年代,為了能和東柏林動物園及其園長抗衡,當時西柏林的市長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打算越過市政府財政委員會主任直接給科略斯一筆必要經費,用於購買更多的大象——至少在科略斯的記憶中有這麼一回事。

來而不往非禮也。東柏林動物園園長海因裡希·達特(Heinrich Dathe)也“被參與”了進來。不過,達特的上場反而滿足了科略斯的私心——科略斯這下確信:達特根本不是自己的對手,肯定也看到了差距。畢竟,達特為了能夠建造一座新的大象館,已經忍受經濟困窘長達十多年了。

而達特多少有些看不起科略斯——專業上瞧不起,情感上更加討厭。這一點,這位年長科略斯十六歲的老園長絕對讓那位“年輕人”感受到了,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的:有一次兩人在東柏林動物園會晤,達特在宴請科略斯時端上了一道小肉丸子,似有嘲弄科略斯之意。

達特現在抱怨稱,這些新大象看上去“不過是微不足道的”。科略斯當然無法容忍,就這樣一來二去,最終這兩位上了年紀的小個子園長(兩人身高都不到一米七)便在這些灰色的龐然大物之間展開了博弈。

柏林墻後的“種鹿”

回過頭來看一看,問題出現了:是什麼讓這兩位園長越來越不和呢,是他們的相似之處,還是不同之處呢?兩人都是在20世紀50年代來到分裂的柏林的。1954年,海因裡希·達特從萊比錫來到了東柏林,他想在民主德國的首都打造世界上最大、最現代的動物園;三年之後,科略斯從奧斯納布呂克緊跟而來,他想幫坐落於西柏林的德國最古老的動物園煥發新的光彩。東西柏林的這兩座動物園就這樣變成了他們畢生的事業,不久之後,兩位動物園管理者便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柏林水族館的資深館長、後來的柏林動物園園長於爾根·朗格(Jürgen Lange)曾經這樣描述他們二人之間的狀況:“一位要是買了一頭小驢,另一位就馬上買一頭大驢。”

達特是那種人民教育家似的人物。這個結實的小個子腦袋圓圓,戴著一副角框眼鏡。他的頭髮很早之前就幾乎掉光了,為了“地方支援中央”,他把僅剩的幾縷秀發搭在腦門上方光禿禿的地方。他從不掩飾自己的出身,滿嘴“Gagadus”和“Gamelen”的薩克森方言。達特不僅深受民眾喜愛,還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這一方面得益於他的專業知識,另一方面也因為他掌管著中央檢疫站,負責從社會主義陣營向西歐運輸動物的檢疫工作。此外,他還負責出版發行專業期刊《動物園》(Der Zoologische Garten)。達特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人物。

所有人都圍在達特身邊——所有人都想從他那裡撈取點好處。而在柏林墻的另一邊,科略斯領導著聯邦德國最富有、最著名的動物園,這座動物園因其擁有的豐富的動物種類而為人贊嘆。但是達特的威望是科略斯難以匹敵的。當達特表面上一帆風順、駕輕就熟的時候,科略斯總是看起來勞神費力,不明緣由地碰壁受阻。

但科略斯還是企圖到處插一腳。當得知某個新機構要成立的時候,他就會立刻動身參與其中。

科略斯的劣勢在於,他“僅僅”是一名獸醫——動物園園長的世界裡有個傳統:獸醫比念過大學的動物學家要難出頭。如今獸醫擔任動物園園長很常見了,但在當時,這偶爾會被當作某種程度上的瑕疵——達特就是這麼認為的。這一切一定更加激發了科略斯的斗志。但在另一方面,科略斯又擁有十分出色的組織管理能力。他能從政治家和企業家的錢包裡光明正大地摳出錢來。當時,在西柏林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永遠不要在宴會上挨著科略斯坐,否則你會丟掉一大筆錢。”甚至有些人宣稱,科略斯能“順走”路上行人的襪子。如果某些事能為他的動物園帶來好處,科略斯甚至不惜坑蒙拐騙。他渴望提升自己動物園的經濟和政治價值,維持和聯邦德國政府的緊密聯繫,於是他打算促成每位聯邦總統在任上至少參觀他的動物園一次。他成功了,甚至討厭動物的古斯塔夫·海涅曼總統也來參觀過。“這一點在西德很重要,”漢諾威動物園資深園長、海因裡希·達特的一位好友洛塔爾·迪特裡希(Lothar Dittrich)說道,“但在東德,人們不太需要這樣。”

相反,對東邊的達特而言,能夠給自己和自己的動物園創造一些不受民主德國束縛的自由空間,這才是重要的。如此一來,如果能和市政府以及政治局裡的大官們搞好關係,就變得很有價值——如果像弗雷德裡希·艾伯特或者金特·沙博夫斯基這樣的大人物是動物愛好者,那就再好不過了。“達特那一套在西德行不通,科略斯的做法在東德也不管用,”迪特裡希說,“他們就像各自種鹿場裡最強大的雄鹿,每個人都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位置。”如果到了對方的世界,他們都會遭遇慘敗。

他們在各自地盤上占據無可匹敵的統治地位,柏林墻則是橫亙在其間的一道護欄。兩家動物園都互相為彼此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德國處於分裂,柏林情況特殊,只有在這種形勢下,兩家動物園才能如此發展,兩位園長才能這樣一展拳腳。兩家動物園是他們城市的象徵,代表著各自的社會制度:西柏林動物園(Zoo)是西柏林這座孤島上的珍寶,一個物種的大雜燴,在其每一個角落裡都能感受到西柏林這座“圍墻之城”的逼仄。而在“鐵幕”的另一邊,東柏林動物園(Tierpark)希望展現的理念是宏偉和廣闊。不過這一切只停留在繪圖板上,並沒有建成一磚一瓦,也從未完工。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只能從那些臨時館舍中窺見一二。

大概只有在冷戰時期分裂的柏林城,兩位動物園園長才有可能在各自的“半城”中享有這樣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力。這主要和柏林人對動物園的特殊好感有關。柏林人可不是喜愛動物,他們是酷愛動物。沒有哪個城市像柏林一樣,有那麼多動物變成了公共生活中的“名人”。無論是大猩猩“鮑比”(Bobby)——20世紀20年代末期第一只入住動物園的大猩猩,還是河馬“柯瑙什卡”(Knautschke)——少數幾只在二戰中幸存的動物之一,還是北極熊“克努特”(Knut)——它去世後,動物園大門口擺滿了鮮花、吊唁卡和毛絨玩具,就像戴安娜王妃意外身亡後,倫敦白金漢宮門口的吊唁規模一般盛大。

德國卡塞爾大學的歷史學家米珂·洛舍爾(Mieke Roscher)從事人類和動物關係的研究,她認為:“柏林的隔絕狀態造成了其自身的文化特徵被特別強烈地凸顯出來。”當然,世界上的動物園有許多,大部分都位於鬧市區,在裡面也有一些類似的知名動物。但是在分裂的柏林城,這一點卻特別突出。因為這裡“到處都能感受到來自邊界的包圍感,”洛舍爾說,“在某種程度上,西柏林和東柏林本身就是兩個動物園。”和今天相比,那時的動物園更像一片“心靈上的自留地”(Rückzugsorte),這裡為遊客們提供了一塊凈土。然而,在這片所謂的樂園裡依舊充斥著僵化的等級制度。深諳其中門道的人說,市政府、法院和醫院中的嚴肅氣氛也不過如此。

動物園——政治之地

雖然在各自體制內,達特和科略斯都把這場“大動物遊戲”玩得精通,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二人在政治上還是略顯幼稚:直到東德垮臺,達特都還一直認為他從來沒有被“史塔西”監視過。科略斯也有過類似幼稚的舉動,他曾經在70年代推薦他的前任魯茨·赫克(Lutz Heck)這名老納粹、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的老朋友,擔任德國動物園聯合會的榮譽會員。

只有當政治對他們的動物有重要意義的時候,他們才會對政治感興趣。達特和科略斯就是兩個“動物人”(Tiermenschen)——這個詞常用於描述動物園和馬戲團從業者,當人們想要形容某些人更善於同動物而非人打交道時,就會稱這些人為“動物人”。

科略斯和達特都認為,動物園優先,其他一切都排在後面,甚至他們自己的家庭也要靠後站。確切說來,動物園就是他們的家庭。妻子和孩子只是多餘的附屬品。在那個時代,動物園園長不只是一份早出晚歸的職業,還是一份畢生使命。科略斯和達特都不知下班為何物,他們心裡只裝了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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