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k Olin Wright為知名社會學家，早期以計量經濟學結合馬克思主義所進行的階級分析聞名，1990年代起開展了「真實烏托邦」計畫，摸索抵抗資本主義的出路。本書結合Wright數十年的研究結晶，旨在釐清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概念內涵，諸如：階級、剝削、集體行動。與此同時，藉由探索真實存在的烏托邦，本書亦剖析了在當今資本主義的背景下，有哪些解放的契機。

關於如何界定階級，各學派向來莫衷一是。Wright試圖截長補短，整合各路學說，以便解釋經濟不平等的多種層次與維度。他提出的全新框架以遊戲為隱喻，將階級研究化為多重分析層次：要玩哪種遊戲，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其次，遊戲規則怎麼制定才好，要像美國，還是像北歐？藉此，讀者便能從更完整的角度，思索階級如何在各方面都左右著人們的選擇。

最後，本書指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金融化，使貧富差距再度擴大，破壞了戰後數十年間勞資雙贏的局面。然而，目前已有許多挑戰資本主義的構想，舉凡工人合作社、ESOPs（員工持股計畫）、甚至無條件基本收入制，都讓我們看見「並非以剝削為基礎」的經濟關係，確實有可能存續。綜上所述，本書不僅診斷了資本主義如何加劇了不平等，更替公民指明了經濟民主之路。

本書特色

◎與多位重磅級學者「交手過招」，包括《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知名歷史社會學家蒂利（Charles Tilly）與麥可．曼（Michael Mann）。讓真理愈辯愈明。
◎反省古典馬派理論過時要素（如經濟決定論），卻同時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獨特性，亦即一方面探問導致不平等的因果機制，另方面也懷抱著規範性的關懷，不斷構思人民應當如何以集體之力，消弭社會不平等。
◎打破想當然耳的經濟迷思，例如工人結社程度與經濟績效為負相關；反之，證據指出，結社程度不上不下的地區，市場表現才位於低點。
◎反思21世紀階級兩極化加劇的現況，以作者曾深入研究的北歐模式為典範，對照出當前主宰全球的美式資本主義，為何令同為「99%」的你我陷入泥淖。
◎在學院內，此書能與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對話；在學院外，此書則能作為社運教戰手冊，讓運動者思辨「解放社會科學」的基本概念與改革方向。
◎納入賽局理論的思維，反映出作者被譽為「分析馬克思主義」泰斗的本色，進而為左派觀點開啟新頁；此書更嘗試整合古典社會學理論三大家的論述。
◎圖表豐富，對案例或理論的比較均一目了然，亦提供了多維度、多層次的分析（例如：以生產、交換、國家來考察階級關係）。

佳句摘錄

■馬克思主義……仍舊獨樹一格。它在規範面許諾階級解放，這是獨特之一；它鑒別出特定一組相互關連的因果過程……這是獨特之二。

■階級衝突不是單純反映怎麼分配大餅所招致的利益衝突。不是的。將階級關係定性為剝削，那是強調剝削人的階級是如何依賴於被剝削的階級，謀求自身的經濟福祉，而且正因為這樣的依賴關係，被剝削的階級才擁有抵抗的能力，抵抗能力是階級關係的有機成分。

■有兩種機制特別有利於鞏固並擴大優勢：機會獨享與剝削。前者意謂控制資源的那幫人有辦法按部就班、周而復始地排除其他人……剝削還變本加厲，意謂那些資源使剝削者能控制其他人的心力。

■社會不是像有機體那樣的系統，它比較接近一個生態系的耦合鬆散的系統，形形色色的過程交互作用，作用方式多半是偶連的（contingent）。多重「遊戲」同時間進行，規則時常不一致。

■比起奉行資本主義成規的廠商，工人合作社彼此監督的誘因更強，此外，行動者的向心力可望鞏固反搭便車的規範與認同。

■適度管制資本主義，長期而言資本才能順利積累，然而1980年代早期開始，人們卻一頭熱解除管制資本主義的束具。

■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階級往往訴諸霸權而不只是支配。

■富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突飛猛進，意謂資本積累轉而扎根於投機過程，風雲變色只在一轉眼，比起過去，跟實質經濟發展的益發脫節。資本積累轉向金融部門潛在的去穩定效應，因金融市場全球化而進一步加劇。

■社會民主制度能壯大非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形式，但傳統上沒有被看重。它的核心意識形態是支援資本主義平順運作，再運用資本主義產生的剩餘（surplus）之一部分，資助社會保險和公共財。

作者簡介

Erik Olin Wright（1947-2019）

1976年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學位，長期任教於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曾獲選為2012年度的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也是著名的左派學者及公共知識份子。作為「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結合賽局理論與馬克思主義聞名。初期他的研究集中於社會階層化領域，《階級》與《階級很重要》為其重要著作。1990年代開始，他的研究興趣逐漸轉向「真實烏托邦」計畫，在花費四年巡迴世界各地與群眾交流後，完成了《真實烏托邦》一書。而本書《理解階級》一方面延續了「解放社會科學」的關懷，另方面也集其早年階級研究之大成，以提出一套整合多樣視角的階級理論為目標。

譯者簡介
李屹

社會學出身。歡迎社科哲商管等翻譯合作。譯作：《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商周出版）、《你這個娘炮》（野人文化）等。

名人/編輯推薦

齊聲推薦

林宗弘（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陳東升（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黃崇憲（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萬毓澤（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馬克思本人浩繁的著作中，並沒有清晰定義或測量過剝削與階級，這個任務直到美國社會學者Erik Olin Wright才有明確的進展，因此，本書作者Wright可說是新馬克思主義量化典範的奠基者。」──林宗弘

「他實踐並體現，社會學應肩負起『解放的社會科學』之艱鉅任務，求索叩問邁向更基進民主與平等的，『真實烏托邦』之另類可能。此外，他橫空而出創發的階級理論與實證研究，更是直接瞄準當代資本主義體制，日益惡化的「不平等」社會矛盾震央，進行診斷與審問。」──黃崇憲

「Erik Olin Wright在本書中展現了一種開放、有生命力的馬克思主義傳統：能夠截當代社會科學其他取徑之長，補馬克思主義之短，反之亦然。他的寫作帶有『分析馬克思主義』（analytical Marxism）所強調的清晰、嚴謹以及對微觀基礎（microfoundations）的追求，但並不因此犧牲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關懷，也就是召喚行動、消除壓迫、追求解放。」──萬毓澤

序

剝削與階級：Erik Olin Wright與新馬克思主義典範的核心概念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剝削與階級，作為馬克思與受其重大影響之社會學的基本概念，看似清晰實則模糊。受到時代的限制，馬克思本人浩繁的著作中，並沒有清晰定義或測量過剝削與階級，這個任務直到美國社會學者Erik Olin Wright才有明確的進展，因此，本書作者Wright可說是新馬克思主義量化典範的奠基者。
Wright是全球最著名的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之一，2012年曾經獲選為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為所有會員上網投票普選出來的，筆者也每年參與投票。通常，學術成就備受肯定的公共知識份子，才能獲得多數會員青睞。Wright是近年來美國社會學界最活躍的公共知識份子之一，學術貢獻有目共睹，獲選實至名歸。不幸的是，他在2018年驚傳罹患血癌，2019年1月23日在安寧照護與家人陪伴中過世，引起全球社會學界追悼。
在1994年編輯的《審問不平等》（Interrogating Inequality）一書中，Wright以「墜入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為題寫了一篇前言，在英文脈絡裡，「墜入」（fall-in）一詞通常用於感情或婚姻，Wright用這個詞形容他參與學生運動、走入學術界、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心路歷程，他與新馬克思主義質化研究的重要學者Michael Burawoy相知相惜的友誼，更是學界少見的一段佳話（Burawoy 2005[1979]；林宗弘2005）。
認識真實的學術巨人Wright

Wright曾經在1990年代主持三大跨國社會學研究計畫之一的階級比較計畫，將台灣納入分析比較的個案之一，與當時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許嘉猷（1994）、後來參與建立社會學研究所的蕭新煌（1994）、吳乃德（1994）等知名學者合作進行社會調查，並出版相關著作，這是他第一次訪台，據他後來說三天兩夜的旅程裡只到過中研院與台大等校，此間僅與幾位曾經教學過的台灣學生，如蔡淑玲、黃樹仁、黃敏雄與黃崇憲等保持聯繫，從這些優秀學者口中，我們知道Wright是一個愛家、照顧學生，積極參與左派運動，在學術立場上十分堅持、正直的學術人，更難得的是，2014年訪台經歷太陽花運動，讓他對台灣的公民社會建立深刻的情感認同。
我在2006年美國社會學會的年會當中，經由台大藍佩嘉教授、與當年度美國社會學會會長Michael Burawoy的介紹，在蒙特婁路邊一個咖啡桌認識了Wright，當時桌邊椅子不夠坐。Erik站起來跟我握手的時候，Michael故意去搶他的座椅，說我要你的階級位置，Erik說你才是會長，你這個支配階級幹嘛搶我位子，然後兩個人看起來很幼稚地拉扯椅子好一陣，等我們把椅子湊齊了，才坐下喝咖啡，感情之好令人印象深刻。後來，當我參與美國社會學會或國際社會學會時，總要去聽Wright真實烏托邦計劃的進展，我們也在北京清華大學沈原教授主持的演講中碰面，作為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發展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追隨者，或許讓他留下了一點印象。
2012年八月美國社會學會的理事長演講之後，我請Wright再次訪問台灣，他說願意，但時程必須排在一年半以後，結果決定在2014年3月26日訪台一週。然而當年3月17日午夜，學生與社運人士占領了立法院議場，開啟為期24天的太陽花學運。協助接待的台灣社會學會多位學者包括我皆參與部分活動，我們遂把其中一場占領威斯康辛州議會經驗的演講，改到學運決策小組的密會場所之一的台灣勞工陣線辦公室舉行，並且陪同Wright進入議場與學生對話。他意外地接受台灣近年來最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洗禮，群學版《真實烏托邦》序言詳細記錄了這段驚奇之旅，此後他便成為少數愛台灣的左派大師。
在2014年7月於日本橫濱舉辦的國際社會學會世界大會中，Wright受Burawoy之邀談真實烏托邦，卻花了相當多時間講他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令在場的台灣社會學者感動莫名。當時Burawoy私下笑稱他是「太陽花男孩」（Sunflower boy），相對於多年來，美國左派對中國共產黨或毛主義的幻想，或許Wright是旁觀者清，比我們更能體會太陽花運動的重要性。
2014年8月，我們在舊金山的美國社會學會相見，他仍然關注台灣學運與政治的後續發展，我與何明修教授則提到太陽花運動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激勵，以及可能的兩岸政治效應。當時，我們對社運局勢已經相當樂觀，沒想到一個月後便爆發了雨傘革命，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國民黨的重挫，以及2018年九合一選舉合併公投的保守反挫，更超乎預期。在選後情緒低迷的時刻，我聽聞Wright病情迅速惡化，透過網路給他留言打氣，不料一週後便聞噩耗。
捍衛剝削概念、重建階級分析
Wright畢業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長期任職於全美頂尖的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他曾經是1960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活躍份子，早年研究集中在階級分析，是結合博弈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除了在美國主要社會學期刊發表許多有關美國階級結構轉型的知名論文（例如Wright and Perrone 1977; Wright and Singelmann 1982; Wright and Martin 1987; Wright and Cho 1992），其主要著作《階級》（Classes, 1985）與《階級很重要》（Class Counts, 1997）這兩本書，重構了階級剝削的理論分析，以及新中產階級的實證研究，在社會階層化領域樹立新馬克思主義的鮮明旗幟。
在社會階層文獻裡，Wright的最大成就是建立對中產階級的分析。馬克思主義者經常忽視或貶抑中產階級的存在，或是將其當成是一部分勞工階級錯誤意識之產物、或是沒落中的傳統技工行會與小業主的殘餘。Wright（1985）則認為中產階級是真正的階級（也可以是複數），其獨特之處在於該階級處於多重生產關係中之「矛盾的階級位置」：藉由資本之外的組織資產與技術資產所有權，中產階級既是被支配者也是支配者、既被剝削也剝削他人，並且獲得中等收入，因此其意識形態介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Wright（1997; 2000b）由此衍生出相關的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與階級妥協（class compromise）理論。
Wright的另一貢獻是確保「剝削」概念在社會階層研究中的關鍵地位（Wright 2005）。相對於未探討剝削與其在階級不平等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的新韋伯派社會學者（例如Erikson and Goldthrope 1992），Wright努力不懈地強調剝削的重要性（例如Wright 2000a; 2002），並且影響了Charles Tilly（1998）的分類不平等理論、後來的新涂爾幹派階級理論（例如Sørensen 1996; 2000; Grusky and Sørensen 1998; Grusky and Galescu 2005）、甚至是所謂的「創意階級」理論（Florida 2002），後續這些階級理論，都承認財產權所造成的剝削，是導致人類社會不平等的其中一種重要機制。本書集結了他的評論，包括對前述學者的同意與不同意之處，是對剝削概念非常完整的補充。
邁入新世紀的剝削之爭
相對於《階級很重要》（Class Counts, 1997）作為新中產階級經驗研究的總結，或是《真實烏托邦》作為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解放的方案，本書主要重申剝削作為社會不平等的關鍵機制。Wright所謂剝削，指的是利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造成的生產性資產之所有權，去獲取他人的生產剩餘。所有權指的是可用來建立互賴的生產之社會關係、並排除、佔有生產剩餘的一組權利與權力。
現實世界裡並非只有資本透過生產關係可以獲取他人的生產剩餘，權力不平等與隨之制度化的支配，或是組織資產所帶來的所有權，也就是政治經濟學所稱的壟斷，或是掌握技術能力、有些著作稱為人力資本或創意階級，也可以用來獲取他人的生產剩餘，Wright將剝削、支配、與知識視為多元的階級關係起源，並且將資本、組織與技術聯繫到資本主義、官僚化的國家社會主義與後工業的社會主義理念型，依此擴展出複雜的資本主義階級結構分析。他所要吸納並對抗的理論典範，是以特權指數來進行連續評價的社會經濟地位派、以市場能力或關係來進行分析但不肯明白承認剝削的韋伯派、以社會排除（組織與技術壟斷）汲租來進行分析但不否認剝削的新涂爾幹派階級理論，最後，他也建設性地批評近來熱門的飄零族（precariat）（Standing 2011）、或《二十一世紀資本論》（Pikkety 2014）等相關著作，是否可以連結剝削與支配機制，總之，「剝削」構成了本書爭論的主軸。
本書更進一步，對其他社會學典範與大師，包括韋伯、歷史社會學界的巨人Charles Tilly與Michael Mann的著作進行批判，大師過招精彩萬分，對於釐清他們的核心觀點與理論背後的差異很有幫助。例如，Mann（1986）企圖建立跨時空的人類社會權力理論，將權力分為武裝、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四個向度，分析其集中、擴散與結盟的變化，其中階級是有意識的政治行動者。依據Wright對階級位置與結構的分析，他回應了Mann的意識形態與階級行動理論，認為客觀的階級位置與結構仍然是自為階級展開政治行動的基礎。Wright對Mann的批評，或許顯示他對歷史上階級鬥爭之重要性的堅持。
在Tilly（1998）的分類不平等理論中，認為剝削與機會獨享（opportunity hoarding）是導致分類不平等的重要機制，前者是指奪取他人的物質利益、後者是指保護自己人的生涯機會，這兩個機制的制度化與擴散，仰賴統治者競仿與被統治者的適應。表面上看，這個理論與新馬克思主義差異不大，甚至把剝削機制從階級擴張到膚色、族群、性別、省籍、戶籍與殖民主義等各種分類不平等。最後，Tilly（2004）建立分類不平等機制的研究目的，是為了反饋到抗爭政治與民主化理論，分類不平等越是鞏固與惡化，抗爭越是暴力，而菁英與體制外抗爭者的社會網絡，越能穿透分類不平等的界線，越容易促成合作、引導政權走向開放與民主轉型。對Wright來說，膚色、族群或性別的不平等與生產關係的剝削是有可能剛好重合，但相關制度化的推論則有功能論的陰影。
未竟的志業：從國家理論到真實烏托邦
其實，Tilly的剝削定義，與受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經濟決定論觀點，已經有相當大的差距，就歷史上來看，無論是透過武裝或資本，統治階級皆可獲取他人的剩餘，因此國家足以建構強制的剝削機制，例如南非種族主義政體或中國的戶籍制度。Wright本人很支持北歐的社會民主，後者依賴福利國家裡農民與工人結盟，在其階級理論中卻不包括國家與政體，對前資本主義農民的角色也相對忽視。例如，軍隊與國家公務員就沒有階級位置可以分類，這會導致毛澤東時代變成無階級的社會，中國的階級不平等卻是我最感興趣的議題。
這不代表他未深思此一議題。在Wright訪台期間，我針對他博士論文探討的國家理論私下探詢，他承認國家如另一他的友人Skocpol（1985）所言，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仍認為當時的後結構主義馬克思派結論、包括他與Fred Block認為國家是階級力量對比的集聚，是他能想到最好的理論觀點。他對階級與政治轉型沒有明確的觀點，雖然民主或獨裁的階級起源或後果，已經有大量文獻爭論（Moore 1966;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5），卻未能與客觀的階級分析連結。因此，本書當中Wright對Tilly的批判，最為後設與抽象，凸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本身的限制。另一方面，在真實烏托邦裡，Wright跳脫先前的剝削與階級分析，大談公民社會與社會力如何制約國家與資本，在該書與本書最後又談到經濟轉型的淚之谷，同樣造成理論或認識論上的斷裂。或許，從幾位社會學大師的對立與自我矛盾之處，可以建構出一個更為普遍的剝削理論與階級分析。
Wright是個博學多聞而且有問必答的學術巨人，很不幸地，我們已經沒有機會繼續追問他有關國家、公民社會與資本的理論與實踐議題。幸運的是，群學出版社的劉鈐佑總編選擇將本書譯出紀念Wright，造福中文世界關注階級不平等與真實烏托邦的讀者，讓他的學術精神得以繼續傳承下去，願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及對民主的信念，與我們同在。

第一章　從宏大典範之爭到實用主義的實在論：邁向整合的階級分析
第一部分　階級分析的框架
第二章　韋伯的階級分析揮之不去的剝削概念
第三章　Charles Tilly《堅韌的不平等》的元理論基礎
第四章　階級、剝削與經濟租：反思Sørensen的〈為階級分析找更健全的基礎〉
第五章　Michael Mann的兩套階級分析框架
第二部分　21世紀的階級
第六章　職業即微階級：David Grusky和Kim Weeden如何重構階級分析
第七章　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講不清楚的階級
第八章　「階級之死」辯論
第九章　飄零族是階級嗎？
第三部分　階級鬥爭與階級妥協
第十章　牟利的約束：為誰牟利？
第十一章　工人階級的權力，資本家階級的利益，以及階級妥協
第十二章　停滯與危機時代裡的階級鬥爭與階級妥協

鳴謝
註釋
索引

書摘/試閱

第十二章　停滯與危機時代裡的階級鬥爭與階級妥協
1. 試圖再創有利正向階級妥協的條件之策略
本文中我想探索的是沒那麼悲觀的劇情設定。在我的設定中，我們有可能為更強韌的正向階級妥協打造新的結構條件。創造這些條件必需落實政策，落實政策勢必需要進步意識形態的承諾。實際動員具備進步意識形態承諾的政治力，能有多大前景，這是困難的政治問題，非我能置喙。我處理的問題毋寧是，如果時勢允許，進步政治力可以落實哪些政策。倘若我在圖12.3的診斷不錯，階級妥協曲線的右峰是因為全球化和金融化釋放的力量而衰微，那麼我們需要的就是鼓勵在地生根的資本積累方式，以及對金融機構推行有效且民主的約制。
在地生根是什麼意思
談到「在地生根」問題的相關議題，Joel Rogers對他所謂「多產民主」（productive democracy，早先他稱作「王道資本主義」[high road capitalism]）的提案，是很有前景的思考方向。Rogers主張：比起拼全國經濟，集中心力處理駐泊在大都會區域的地區經濟更重要，尤其應專注地方政府（local state）建設地方公共財的職份，畢竟高生產力的經濟活動就靠這些地方公共財支撐。此處強調的是生產特別密集的、增進生產力的基礎建設，為遵循資本主義規則的廠商創造深嵌地方的誘因：公共運輸、教育、研究園區、能源效率，不及備載。中小規模的廠商通常比較沒辦法四處移動，業主比較有可能在地方上有非關經濟的根系。潛在而言，充實的地方公共財對他們來說格外受用。
訓練和技能養成是這些地方公共財的一項關鍵元素，這是遵循資本主義規則的廠商揮之不去、經典的集體行動問題（因為其他廠商提供的在職訓練會誘使廠商搭便車）。在此，強勢的工會可以設計訓練計畫、協調技能標準（這是技能可攜的精髓），擔綱特別有建設性的角色。專攻這類公共財的區域發展策略，以審議的方式解決跟上述公共財相關聯的問題，也將地方集體行動者（尤其工會）帶進來。這樣的區域發展策略，可望產生與扎根在地的資本作正向階級妥協的在地條件。
扎根在地方、高生產力的小型到中型企業或許會因為科技變遷，讓它們遵循資本主義規則的生產變得更可行。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一項關鍵特徵是，生產與配銷的規模報酬強勁增長，讓大型企業因規模報酬陡升而享有競爭優勢。資訊時代的經濟活動所處的科技環境，經歷了深刻的轉型，顯著壓低了許多部門的規模報酬。試想出版：大型出版商仍舊重要，但出版[一本書]的單位成本，規模的影響遠小於十年前；隨著電子書進逼，這樣的情形格外明顯。製造業窮目可見的新科技，同樣指向規模報酬薄弱甚多的勢頭，原則上這會讓小型和中型的企業生產力更高，競爭力更強。由地方和區域公共財所擔保的多產民主，後勢可能會因為上述所有發展而看漲。
公共財當然需要稅收，但就有一種觀點是全球化大大侵蝕了國家的徵稅能力。按其論證，一加稅，資本就會遷走。據此質疑地方公共財不可行，似乎還比較有道理：假使提高地方稅賦作地方公共財的資金，遵循資本主義規則的廠商會逕自撤離有課那些稅目的行政區。這類主張假定，課稅必然直接或間接提高資本家公司面臨的成本。特別是直接對利潤課徵的稅種，情況當然可能是如此，不過課稅原則上可以只是一種將工資勞動者的消費區分成私人消費和通過公共財集體消費的方式，幾乎不影響遵循資本主義規則廠商的利潤。工人接受工資被課高或低的稅賦，當然取決於工資勞動者之間團結的程度，以及他們對於稅收將確實挹注於上述公共財，有多大的信心。在地生根的多產資本主義需要創設地方公共財，因而創設公共財所受的稅賦限制不僅出於偏狹的經濟理由，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理由份量更重。
侷限金融
再談到金融化，這部份大抵有兩件事亟待完成。第一件是從滿頭滿腦的投機活動，將金融重新導向投資真實經濟。資本配置有[投機和投資真實經濟]這兩副面孔，往往很難一刀兩斷地劃開，但我敢說，投資[活動]跟真實經濟脫鉤，倒是會讓投資人的利益跟普通人的生活境況脫節，於是更不可能達成正向階級妥協。為了重新將金融導向真實經濟，國家要有能力對投資活動施加實質的限制，要做到這件事，至少需要阻礙資本的全球流動到一定程度。只要資本能輕鬆進出政治權威的轄區，這樣的管制勢必岌岌可危。這就關聯到第二項關鍵任務：重振國家的能力以有效管制金融，並確保能以民主的方式追究國家的責任。檯面上有許多提案是朝這個方向：拆散最大的幾個金融機構，既能削減它們操弄管制當局的權力，還能挫折它們的因為「大到不能倒」的地位而涉足超額風險的野心。[此外，]開誠布公地認可金融有其公共財的面向，以此為基礎，為公共與合作取向的金融機構（信用合作社、合作銀行、社區銀行），建立更活撥的部門。[還有]像托賓稅（Tobin tax）的新型態交易稅，以阻撓旨在投機的全球金融流動。
總而言之，有助於建立在地生根的多產民主、並以合乎民主的方式增加對金融的限制，這樣的公共政策有潛力把圖12.3的階級妥協曲線帶向圖12.4的黃金時代曲線。特別是其中妨礙金融力量的政策，肯定會遭到形形色色的菁英強力反對。不消說，問題就在於動員夠強、百折不撓的政治力量，來克服這樣的反對[勢力]。相同的政治－經濟結構發展當中，許多不利於階級妥協曲線者也削弱了人民民主力的威力。然而推動這些種類的公共政策，少不了人民的民主力量。
2. 鞏固非資本主義經濟領域的策略
推行政策以改變圖12.4所示之階級妥協曲線的各種條件，有其政治上的困難。因此，與其專注於對抗國家，不如探究有沒有可能[採行]某些策略，專注在市民社會和經濟本身當中建造替代方案，據以回應階級妥協的不利境況。在《真實烏托邦》裡，我分析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中心思想是：一切經濟體都是不同種類經濟關係所混成。我特別主張，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應視作資本家、國家主義者，以及社會主義的經濟結構所混成。這樣的混成經濟有一個提綱挈領的描述叫「資本主義」，不啻意味著資本家這塊組件處於「支配」的地位。正向階級妥協這套想法，著眼於體系中資本家的動力所生成的力量關係和階級利益。增強經濟結構混成體中非資本家的面向，至少能實現一部分正向階級妥協的益處。那麼如何復興有機會妥協的境況？接下來四節將探索數個例子，茲為逼近問題的一種方式。
工人合作社
工人自有的合作社形式工廠因其性質，都扎根在一定的地理位置。這樣的工廠裡，業主也是員工，生活的地方對他們來說有一份利害關係在，因此創造對地方有利的經濟條件，支持促成這些條件的公共財，對他們來說是有深刻利益的。大多數既有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中，工人合作社佔據的利基了不起只是區區一小塊（2015年，美國只有不到400個工人合作社），不過大型、成功的工人自有合作社也不乏事例，最有名的叫蒙德拉貢合作社集團（Mondragon Cooperative Corporation），這個群體有超過100位社員。
西班牙當前的經濟危機中，蒙德拉貢的表現比西班牙總體經濟狀況優秀，集團中只有一家合作社不得不解散。這項事實特別切合目前的題旨。解釋蒙德拉貢合作社面臨危機的韌性，會涉及許多議題，我特別注意到蒙德拉貢的結構裡一個交互貼補的體系，比較賺錢的合作社補貼比較不賺錢的，那麼景氣低迷的時期，交互貼補就起了緩衝的作用。合作社內的工人休戚與共，內部不平等的程度相對低，意謂工人間團結和執著的程度相當高。「我們全都在同一艘船上」的想法有現實根據，因此工人比較不會抗拒安穩撐過危機所需的共同犧牲。話說回來，合作社中有非會員的雇員，資遣這些雇員也有收效。
蒙德拉貢既為成功、多產、大規模的合作社複合體，讓我們了解到工人合作社未必會受限於小型、手作的工場，只能僻居經濟體一隅。別的不說，在經濟活動的許多領域裡資本密集度都在下降中（特別是因為數位科技的發展），生產形式模組化的可能性增加，許多部門裡，工人合作社的規模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小。鼓勵工人合作社的發展與擴張，會是促進資本積累的結構扎根在地的一種方式。
成立工人合作社主要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群人聚在一起，集體啟動一間本於合作社模式的公司；或者，一間已經成立、遵循資本主義規則的公司的員工從業主手中買斷該公司的股份。後一種策略就特別切合的脈絡是，家族公司的所有人年事漸高，公司面臨繼承危機，偏偏家族年輕一代又無人想接管，這樣的情境下，員工買下公司就是選項之一。然而員工通常沒有足夠的存款買下公司，只好扛債，那麼公司的前景就被迫要背負沉重的包袱。在更廣泛的脈絡下，這個問題會因總體層次的經濟停滯而雪上加霜。
因此，有必要讓工人在集體的基礎上，不舉超額債務就能頂下公司。這樣一來，小型乃至中型的家族公司才能成功轉變成工人合作社，而不至於讓超額債務侵蝕公司未來的展望。這樣的支援也許有可能來自勞工運動。工會傳統上相對敵視工人合作社，將後者視為工人忠誠心的死對頭，不過這個立場近年來有些改變的徵兆。在美國，有一項創舉是建立由工會孵化並支持的合作社，人們日益稱之為「工會合作社」。朝這個方向跟進的一些初步實驗，可見於辛辛那提和其他幾座城市。在克里夫蘭，當地的工會支持市政府和其他大型公共機構所推行的、建立合作社群落的計畫。在巴西，工會對合作社的態度也普遍是支持的。工人合作社有潛力跟工人力量的集體組織相輔相成。在勞工運動仍舊相對強盛的地方，工會可以協助籌措員工買斷小型和中型公司所需的資本。
國家可以是轉變為合作社的過程中潛在的擔保來源，地方政府尤其合適。合作部門一經擴張，就能對就業和經濟的穩定產生強大的正外部性，所以地方甚或全國層級上，國家或許會發現到，專為[遵循資本主義規則的公司轉變為合作社]這個目的創建專門的獎掖制度，將大有裨益。新型財產權，包括國家合夥制度（partnership of state）以及合作社所有制（cooperative ownership）也可用來促進合作社生產方式活潑擴張。
倘若信貸市場失靈和合作社資本不足等問題得以解決，經過一段時間後，合作社的數目就有可能增加，最終發展出緻密的合作社網絡、元合作社（合作社的合作社），以及其他可稱之為合作式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蒙德拉貢合作社集團已經在區域的規模達成這樣的狀態。蒙德拉貢複合體內部有一系列制度裝置，增加了每個個別合作事業的生存能力，這些制度裝置包括專精研發和發展的組織、利潤較高對利潤較低的合作社交互貼補的程序，還有以合作式管理和網絡中各家公司的需求為取向的訓練與教育機構。緻密網絡中的合作社，聯結到這種由專門機構[組成]的分工精細的環境，得以在廣大的資本主義經濟中開闢一塊合作式市場經濟的飛地。
員工為大宗的員工持股計畫
員工持股計畫（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 ESOPs）是一個混雜的格式，將資本家跟參與式民主的元素程度不一地結合起來。美國約有4000家公司的員工持股計畫是百分之百為員工所有。具備員工持股計畫的多數公司裡，員工僅擁有小額股份，其餘股份經常集中在管理階層手上，大公司尤其是如此。百分之百為員工所有的員工持股計畫，多半是相對小的公司。不同的員工持股計畫實際上的民主治理權也有出入，不過在百分之百員工持股的計畫中，員工確實能選舉公司的董事會（基於一股一票的原則）。無論如何，有高比例的員工是股東的員工持股計畫，會比傳統的資本家公司更加扎根在地。員工持股計畫可以是傳統資本家公司跟完全民主的工人合作社之間的過渡形式（雖然工人合作社有時也會轉變為員工持股計畫，這當然是有可能發生的），卻也能充當一種穩定的混種形式，連結實質的合作式市場經濟部門的發展。這塊經濟部門更能貢獻於修復民主的撐民國家。

主題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