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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熾盛光佛佛會圖》和《藥師佛佛會圖》原為廣勝寺下寺前殿壁畫，現藏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兩鋪壁畫是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於1926年至1929年間陸續購得。這兩鋪壁畫中佛像與菩薩像與廣勝寺後殿的元代壁畫相比，一改曹衣描為主的用線特徵，更多加入鐵線描，線條表現更為拘謹、工整，人物形象整體變得相對扁平和瘦削。人物服飾的衣紋較元代更為複雜，裝飾性增強。從用色上看，藍色使用較元代明顯增加。兩鋪壁畫總體風

《五鳳刻石》又名《魯孝王刻石》。公元前56年（魯孝王三十四年，即五鳳二年）刻，此石於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重修曲阜孔廟時，得自魯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之太子釣魚池。刻字為“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簡質古樸。刻字處寬25厘米，高24．5厘米，鑿成龕形。在簡牘隸書尚未發現之前，由於西漢書體資料極少，這塊刻於分元前五十六年的石頭，長期以來受到人們的關注。這廖廖十三字

《萊子侯刻石》新莽天鳳三年二月十二日制石，故又名《天鳳三年刻石》，亦稱《萊子侯封田刻石》《萊子侯封塚記》。清嘉慶二十二年顏逢甲等發現於山東鄒縣南臥虎山，後移置鄒縣孟廟至今。 刻石書法蒼勁古樸，頗具奇趣。開始的幾行端莊嚴謹，越到後面越大小錯落，不受界格限制，舒展自然。清方朔《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中論這類石刻的書法特徵：“以篆為隸，結構簡勁，意味古雅。”清代金石書家認為這些西漢刻石是以篆筆作隸書

《漢沇州刺史楊叔恭殘碑》，簡稱《楊叔恭殘碑》，漢隸碑刻，碑殘。西漢時，兗州刺史部移治昌邑縣（今菏澤市巨野縣），為官清廉，勤政恤民，治有聲望，當地百姓感其德澤，於建寧四年（171）七月六日為他立揚名碑一座，以頌其德。碑陽文凡十二行，行字數不一，計71字。碑側四行，凡20餘字，剝蝕已甚。書法雅麗秀勁，結字工整，體勢開張，書風古雅秀潤；其碑側題名更為疏宕蕭散。《楊叔恭殘碑》又稱《漢沇州刺史楊叔恭殘碑》。

石門十三品，又稱漢魏十三品，是13件著名摩崖石刻的合稱。此為其中第十一品。旁有兩段刻字，一為《潘宗伯韓仲元通閣道》摩崖，刻於石門洞南口外左側崖際。一為重刻《李苞通閣道》摩崖，前有題款。字徑4厘米左右，字跡漫漶。兩段刻字，同為楷書，且出自一人手筆，顯然是將魏景元四年（263）和晉泰始六年（270）兩個年代的兩段摩崖並錄重刻而成。此為褒斜道石門摩崖書法珍品。此摩崖傳世拓

《漢延熹封墓記/稀見金石名品》中的碑帖據劉寶楠之子劉恭冕在《漢延熹封龍山碑考》中載：當時碑“高5尺3寸，寬2尺7寸1分，厚1尺4寸，隸書15行，行26字，字徑1寸5分”。碑刻全部為隸書，石雖剝落，文多可讀，筆畫較細，遒勁豪放，類似乙瑛碑的書法，堪稱漢碑之上品。楊守敬《平碑記》云：“漢隸氣魄之大，無逾此。”是研究漢代書法和歷史以及封龍山祀典的寶貴資料。此刻文中明確提出

《熾盛光佛佛繪圖》原屬於山西洪洞廣勝寺下寺後殿壁畫，此後壁畫經過出售，歷經輾轉，於1932年被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購得。此鋪壁畫風格上明顯與元代興化寺與永樂宮壁畫有相似之處，因此被認為初繪於元代，是晉南風格壁畫風格的體現。整鋪壁畫人物形象圓潤飽滿，面闊方圓，線條簡潔明快流暢，用色上以紅、綠、黃色為主，兼以少量黃色，尤其在主要人物上多使用亮色，使整個畫面顯得典雅莊重。此次出版，獲得美國納爾

《龍藏寺碑》刻於隋開皇六年（五八六）。碑現存於河北正定隆興寺。碑高一百五十六釐米，寬八十九釐米。碑額高四十二釐米，寬三十一釐米。碑陽正文楷書，三十行，行五十字；碑陰題名楷書，共六截，三十行，各行字數不等；碑額亦楷書，三行，行五字。 《龍藏寺碑》書法上承北碑之眾長，下啟初唐一代書風，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它既不同於魏晉南北朝時魏碑的粗狂雄厚和南碑的婉約韻致，也與講究程式法度的唐楷不同。此碑之書法用筆遒勁多姿，點畫瘦勁，方中見圓；結體方整，中和寬博，意韻幽遠高古。無六朝儉陋粗率的習氣，與魏碑相比，顯得 加端莊，與唐楷相比，又 加古雅而樸拙，歷來被稱為隋代 名碑。 此本為清中期拓本，紙墨精好，神采奕奕。為清代著名金石碑帖收藏家劉喜海舊藏。

《心經》，又稱《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佛教文化的經典，大乘佛教般若學的心要。全文二百六十字，屬六百部般若之一卷，言簡而義豐，詞寡而旨深。佛教自東漢由印度流入中國而弘傳生根，寺廟佛教經卷的出版與傳播對佛教的發展功不可沒歷代書法家大都有過抄寫佛經的經歷，且留有一批佛經書法的佳作。《歷代名家小楷心經》收錄歷史上十余位作者對於《心經》的小楷闡釋。讀者可以臨摹、欣賞《心經》不同風貌、創作手法，一定會有所收穫

石門十三品，又稱漢魏十三品，是13件著名摩崖石刻的合稱。此為其中第四品。此摩崖於東漢永壽年間（公元155年）刻於石門隧道內壁。呈不規則四邊形，上寬40厘米，下寬43厘米，高70厘米。隸書，7行，行十至十三個字不等。系李君承修褒斜道，使“行人蒙福”，故時人為文記此事，並記述其爵裡、仕跡等，故亦稱《李君表記》，簡稱《李君表》，還稱為《右扶風李禹表》、《永壽殘刻》、《李壽表》等。漢代石刻，拓本比較少見。為漢代摩崖的精品。

東漢石墻村刻石又稱東漢中郎刻石。現置孟府賜書樓院東屋。石長52.5厘米，寬30厘米，文11行。青石質，字面漫患殘損，據精拓後可辯識43字，未識29字。舊《鄒縣志》（吳志）載：“道光甲午春，邑人徐庭贊得之村中，恐其久湮沒移入孟廟致嚴堂”。石刻左下有孔繼曛隸書題記：“道光十四年季春，古邦徐庭贊偕弟庭仰謹識於石墻村。戊戌歲小陽望日，移入亞聖孟子廟之致嚴堂。孟廣均謹觀。曲阜

《子遊殘碑·上：賢良方正刻石/稀見金石名品》刻於漢元初二年（115）六月。碑斷為兩段，下段“允字子遊”殘石，存十一行，行六至九字不等，共七十八字。下段“允字子遊”殘石出土較早，清嘉慶三年（1798）四月出土於安陽豐樂鎮西門豹祠旁，不久就移送到安陽孔廟，後移放在洛陽存古閣。現藏於安陽文化館。是著名的“安陽殘石四種”之一。是存世漢隸碑刻之精品。書法古穆敦厚，結字方扁茂密

《子遊殘碑·下/稀見金石名品》收錄的子遊殘碑刻於漢元初二年（115）六月。碑斷為兩段，上段“賢良方正”殘石，存十二行，行七八字不等，共九十三字。於民國二年（1913）又在安陽出土，現藏於天津藝術博物館。此碑是東漢隸書中的精品，出土以後歷來評價很高，康有為在廣藝舟雙輯中評此碑說：“子遊殘石有拙厚之形，而氣態濃深，筆頗而駿，殆《張黑女碑》所從出也。又書法每苦落筆為難，雖

《孫遼浮圖銘》又稱《大魏故蘭倉令孫府君浮圖之銘記》，刻於北魏正光五年（五二四）。石高三十三點四釐米，寬六十點八釐米，計三十行，行十六字。民國時期山東省桓臺縣出土。北魏時曾任蘭倉令的孫遼去世後，其後人因其生前篤誠佛事，遂按當時習俗在墓前建浮圖，“願令事與須彌等壽，理與日月齊明，永流懿跡，式傳不朽”。 六朝志銘之類刻石大都形制偏小，書寫者幾乎不留姓名，與出土之簡牘、帛書、信剳墨書比較，差剔不小。其中不少書、刻皆粗劣者，丟失了不少書寫的筆意細節。但也有少數寫刻精美的品種，如傳世的《張玄墓誌》等。《孫遼浮圖銘》也屬於這時期的精品之一，存字完整，刀口清晰，宛如新刻，較為準確地保存了原書者的書寫風貌。六朝碑誌刻石，其風格或奇肆倔強，或稚拙古樸。而此碑清新俊逸，用筆起落排宕，拙中有妍，筆意清健，方正之中略取欹斜之勢，動靜有序，疾徐相問，在整齊中求變化，頗值得玩味。結構上開張生動、寬博舒展，向背、俯仰、露藏、輕重皆顧盼呼應，平中見奇。時見筆斷意連處，用筆控制得鬆緊得度。結構隨筆勢或左大右小，或左小右大，欹斜變化，富於想像力。點畫或經意內捩，或舒展外拓，在虛實相間、斷連交錯中現出妙心與靈氣，與一般魏碑的率直粗俗不可同日而語。 此銘不僅書法藝術價值高，還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孫遼浮圖銘》雲：“君姓孫，名遼，定州人也。綿緒太原，分流樂安。爵土有因，遂居钜鹿焉。”後世之研究者通過銘刻內容與史書所載參證，發現北魏時期居於定州的孫遼一族，乃是出自春秋戰國時期齊國樂安之孫書、孫武、孫臏及漢代孫會宗之曾孫孫福嫡裔，為考證《孫子兵法》作者孫武之世居桑梓故里樂安之地望，提供了新的、不可多得的佐證根據。 此本為民國時期舊拓剪裱本。

《封龍山頌》，又稱《元氏封龍山頌》，以封龍山為名，為祀山頌神而立。此碑刻系東漢桓帝延熹七年（164年）刻立於常山郡元氏縣（今屬河北）封龍山。碑高160釐米，寬93釐米，無碑額；碑上隸書十五行，滿行二十六字。碑文記述常山相蔡爚祭祀封龍山神病修繕封龍山，以求國富年豐之事。此碑的發現和傳拓雖晚，但碑字書法駿爽而疏宕，屬漢隸中渾雄樸茂一脈的風格，為漢碑中的上品，故深受碑拓收藏者喜愛，其拓本傳播亦極為廣泛，故深受碑拓收藏者喜愛，其拓本傳播亦極為廣泛。

《段志玄碑》為唐貞觀十六年(642年)刻立，碑為螭首，碑額篆書“大唐故右衛大將軍揚州都督段公知碑”十六字，無撰、書人姓名。碑文為楷書，二十三行，滿行六十五字，全文兩千餘字。此碑亦為唐太宗昭陵陪葬碑之一，其碑主段志玄為唐開國二十四功臣之一，官至鎮軍大將軍。此碑書法俊秀精勁，受隋楷影響較大，又留漢隸遺意，為初唐無名氏所書，風格近似歐陽詢、虞世南，取其精華，而自成一格。此碑書法俊秀精勁，受隋楷影響較大，又留漢隸遺意，為初唐無名氏所書，風格近似歐陽詢、虞世南，取其精華，而自成一格。

南石窟寺是中國北魏至唐代的佛教石窟寺與甘肅慶陽的北石窟寺一起被譽為隴東石窟雙璧。而其造像碑――南石窟寺碑為這座石窟寺珍貴的開窟遺物，其內容為瞭解造窟背景以及當時佛教信仰的流傳情況提供了豐富資料。此碑有“大魏永平三年”(510年)之題記，題額陽刻“南石窟寺之碑”，碑文記載了奚康生創建南石窟寺的功德，碑陰有出資修建石窟的施主題名，計五十六人。此碑筆力豐厚凝重、方折峻利，富有雄渾樸拙的魏碑之風。碑陰有出資修建石窟的施主題名，計五十六人。此碑筆力豐厚凝重、方折峻利，富有雄渾樸拙的魏碑之風。

《陽嘉殘石》是小嫏嬛館所編“稀見金石名品”第二輯中的一件，刻於東漢陽嘉二年（一三三），碑陽隸書十行，行七、八、九字不等。此殘石四周俱有殘缺，因內有“陽嘉二年”（一三三）等字，故名。此碑清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出土于山東曲阜，後歸海豐吳式芬收藏。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吳宅失火，石被燒毀。此碑自出土到被毀，僅十八年，因此拓本流傳稀少，殊為珍貴。此碑隸書為東漢成熟時期的漢隸，用筆瘦勁挺拔，雄健剛毅。結字富

《楊量買山地刻石》是小嫏嬛館所編“稀見金石名品”第二輯中的一件，刻於西漢地節二年（前六十八），清代出土于四川巴縣（今屬重慶市）江口鄉武廟後園村。此刻石是現能見最早的買地石劵。原石拓本流傳極罕，晚清即有翻刻本，且頗逼真。清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葉昌熾《語石》、羅振玉《石交錄》等均認為此石為偽作。其銘文“巴州民楊量”，然漢代有巴郡而無巴州，與史不合，應與《朱博殘碑》同為漢刻作偽之成功者。加上原石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