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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論語》詮解法，從「會箋」經「弁妄」、「講義」、「物語」等詮解法之流變到教科書化，既有追求「知識的《論語》解讀」，亦有追求「體認的《論語》解讀」，更有追求「文化的《論語》解讀」。而藉由分析探討近代日人詮解《論語》之形態與變貌，我們既可窺知日本漢學的近代發展，更可發現在東亞世界，不同國家之文化傳統可以在經書詮解過程中彼此交融，形成一種新的力道和新的整合，甚至產生創新又獨特，乃至變異的整合。

儒家在先秦、兩漢、宋明與當代，在中國與東亞的日本與韓國，都在不同的時代危疑中，做出理論型態各異的思考回應。他們關心出於仁心的倫常與禮治，雖然始終沒有改變，但面對不同的危疑挑戰，他們的思考回應卻也一直相續不斷地產生新的理論創獲。時至二十一世紀，如果儒學仍有生命力，能夠為人類危疑未知的將來，提供足以立命的方向指引，那麼他的理論應如何建構，才能使他的基本關切在未來仍能發揮作用？在此，建構二十一世紀儒學理論內容的選擇判準，顯然即應在於，儒學究竟有哪些理論資源，對於我們回應當前危疑的世界處境而言，將是必要甚或充分的。這些儒學的內含或許在過去並沒有被突顯出來，但它做為儒學核心價值的一個側面，反而可能正是解決當前這個時代的危疑，所強烈需要的人性基礎與理論資源。為能充分展開危疑時代的儒學思考，本書區分成：「在全球化挑戰中的當代儒學思考」與「在中國與東亞中的傳統儒學思考」兩部分。透過這兩部分共十三篇論文的討論，本書回顧了儒學在中國與東亞的發展與流傳中，所建立的各種理論型態，以及它們對於解決當時代危疑問題的合理化追求。並具體地建議，面對新冠肺炎與人工智能這些全球化的挑戰，危疑時代的儒學思考，應先回歸仁心感通，而以友倫信任的倫理互動，建構一種有公民德行的禮治共同體，做為重構二十一世新儒學的可能方案。

「日本思想」是否就必須是日本「固有」的？若是，則儒學這一與東亞有所關聯，而且是「外來」的思想，是否就淪為與日本思想本質無關的、在研究對象之外的呢？然而事實卻是，自古以來至近代終戰為止，日本儒學不僅以各種形態介入政治、道德、教育層面，亦不斷參與建構大和民族之自我認同，乃至輔翼宣揚日本軍國主義！日本儒學在社會實踐與制度化方面的嘗試摸索，期間歷經援用儒學、改造儒學、曲解儒學到反思儒學，而最終走向純粹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