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簡體書）

本書收入著名歷史學者高華有關民國史的作品33篇，內容有南京十年、“太子”孫科、革命詞語、世代遄流、觀察與史料五個方面，觀點獨到，史料翔實，文字流暢，是一部既有可讀性又有學術性的優秀史學讀物。

高華，1954年生於南京，“文革”期間曾做過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民國史、中國左翼文化史以及當代中國史的研究，代表作有《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革命年代》等。
2011年12月26日22時15分在南京病逝，年僅57歲。

行走在歷史的河流(代自序)／1
南京十年
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教訓／3
對五四激進主義的再思考／18
南京國民政府權威的建立與困境／20
力行社的成立時間及組織層構考釋／39

“太子”孫科
論大革命時期的孫科／49
從擁蔣到反蔣：1928-1931年的孫科／59
民主與集權的悖論：孫科與《五五憲草》／71
孫科與國民政府的對蘇外交(1932-1945)／82
抗戰勝利前后孫科政治態度的轉變——兼論孫科的“多變”／93
孫科的憲政理念及其限度／110
孫科的晚年歲月／126

革命詞語
重新認識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化”／135
紅軍長征的歷史敘述是怎樣形成的?／139
抗戰前夕延安發生的一場爭論／150
革命大眾主義的政治動員和社會改革：抗戰
時期根據地的教育／162
“新人”的誕生／177
在革命詞語的高地上／207
歷史漩渦中的朱瑞／217
沙飛：在祖國的天空中自由飛舞的一顆沙粒／221
革命女性陳琮英／228

時代遄流
鞍鋼工人與“鞍鋼憲法”／235
“大躍進”運動與國家權力的擴張：以江蘇省為例／244
能不說丁玲?／257
初讀《楊尚昆日記》／270
讀《七律·有所思》／279
行走在歷史的河流（代自序）
南京十年
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教訓
對五四激進主義的再思考
南京國民政府權威的建立與困境
力行社的成立時間及組織層構考釋
“太子”孫科
論大革命時期的孫科
從擁蔣到反蔣：1928-1931年的孫科
民主與集權的悖論：孫科與《五五憲草》
孫科與國民政府的對蘇外交（1932-1945）
抗戰勝利前後孫科政治態度的轉變
--兼論孫科的“多變”
孫科的憲政理念及其限度
孫科的晚年歲月
革命詞語
重新認識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化”
紅軍長征的歷史敍述是怎樣形成的？
抗戰前夕延安發生的一場爭論
革命大眾主義的政治動員和社會改革：抗戰
時期根據地的教育
“新人”的誕生
在革命詞語的高地上
歷史漩渦中的朱瑞
沙飛：在祖國的天空中自由飛舞的一顆沙粒革命女性陳琮英
時代遄流
鞍鋼工人與“鞍鋼憲法”
“大躍進”運動與國家權力的擴張:以江蘇省
為例
能不說丁玲
初讀《楊尚昆日記》
讀《七律•有所思》
觀察與史料
敍事視角的多樣性與當代史研究：以50年代
歷史研究為例
小人物，大歷史
當代中國史史料的若干問題
臺北所藏大陸20世紀50-60年代資料過眼錄海峽兩岸孫中山研究的趨同
反思中的開拓
--茅家琦先生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見解
六十年後再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
難忘吐露港畔的“學術家園”
後記

代序
他用小故事講清了大問題
楊奎松
一
最早知道高華病危的消息，是讀到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的黃凱平12月2日夜裏的來信。信稱：高老師現在每週需換三次血，他家人說，他已是到了病危之時，時日不多了。想到高老師正是學術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諸文字，和高老師的學生商量後，希望能有一兩位同輩學人與他長聊幾次，每次都錄下聲音，既為高華老師留下他的思考，也為學界少些遺憾。因此，他們分別聯繫了秦暉和我，秦暉老師已經答應儘快前去南京，想知道我近期是否方便來做這件事情。
凱平的來信讓我很吃驚。因為不久前我還和高華通過電話，一兩周前他還表示想要我幫他在華東師大再招一位他認為很不錯的博士考生。因此，我有些疑惑地答復凱平說，我很願意來做這件事，但一、我要弄清楚這個消息是否準確。二、我要知道這是不是他和他家人的想法。
我所以沒有馬上承諾去做凱平他們希望的這件事情，不是懷疑高華病危的消息有假，而是內心裏不願意接受這樣一個現實。我曾經兩度照顧過病危的患者，我非常清楚身為家屬在親人病危時的心情。越是危重的病人，就越是需要休息和避免交叉感染的危險，太多外人的探視，特別是長時間的交談，只會給病人帶來更大的危險。做家屬的，總是希望會有奇跡出現，事實上我也親歷過這樣的奇跡。因此，當凱平第二天來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見時，我在回信中特別寫了這樣一句話希望他瞭解。我說：“說到底，高華固然是我們大家的，但最主要還是他的親人的。”
的確，這是我由衷的想法，而且我真的不覺得他會這樣快離去。
二
接到凱平的來信後，我就開始聯繫去南京探視的事情。高華在電話裏的聲音依舊很洪亮，他還在關心那個準備跟他讀學位的學生，“你來，我正好可以和你說說那個同學的情況。”
由於華東師大這邊的幾位高華的老朋友也都想去看他，因此必須要協調時間，而大家的時間一直湊不到一起，最後拖到12月16日才成行，還是我們前次探視時的幾位：沈志華、李丹慧、張濟順和我，仍有一兩位教授因事當天無法同往。
病床上的高華同我們上次探視時幾乎沒有兩樣，雖因黃疸面色略黃，人稍顯削瘦，卻仍舊談笑風生，兩眼炯炯有神。據他和太太講，癌症的控制一直非常好，至今都沒有發現有轉移的情況，這次住進來主要是肝的功能出了問題，出現了黃疸，連輸了三次血之後，黃疸已經明顯消退了，目前的治療主要是保肝，即設法使肝功能恢復正常。
25年前我因感染急性肝炎不僅住過院，出過黃疸，而且一度還發展到病危的程度，當時渾身上下像是塗了厚厚一層黃色粉末，一碰都會往下掉似的，因此看到高華當時黃疸的情況，真的覺得他已經度過了最危險的階段。
因為兩年前我們在香港開會時，太太曾給高華拍過幾張很不錯的照片，這次來的時候，太太特別要求過來再拍幾張，為高華做一個相冊送給他。但看到半躺在床上的高華，我還是多少有點猶豫，因此小聲問高華的太太小劉“能和高華合個影嗎？”
沒想到高華聽到了，大聲說：“可以。”說著，便側身要坐起來。我連忙問：“行不行？”高華笑得很開心，說：“沒問題。”他接著指揮小劉把床頭搖起來，後面塞上枕頭，挺直身子坐起來，並且一邊叫小劉幫他把頭髮梳好，一邊對小劉介紹我太太說：“她技術很好的，非常專業。”開始拍照時，他還特別叮囑道：“不要把被子照進去，只照上半身就好。”
每拍一張，太太都會拿相機的顯示框顯示給他看，他總是讚不絕口地給予肯定。他特別叮囑我太太，記得把香港會上的照片一塊發給他看。小劉也再三說：你們回去從電腦上把照片發過來就可以了。
臨走的時候，我最後一個和高華握手道別。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一定要好起來，我們還等著你一起來做當代史呢！”
離開病房的時候，大家的心情比來時都多少有些興奮。以至於小劉送我們到電梯口的路上，我們沒有一個人問小劉大夫私下裏是怎麼說的。因為大家都覺得還有下次……
三
16日去探視過高華後，我17日就去了北京，18日晚上在參加《看歷史》的一個頒獎晚會上，見到了高華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原負責人熊景明。景明也多時沒有見到過高華了，因此她向我仔細地詢問了我高華的情況，並為我們看到的情況感到寬慰和高興。然而，她不經意間講出的一句話卻讓我非常吃驚。她說：這次高華住院後大夫曾估計說，高華最多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了！
聽到這句話，我才意識到凱平月初來信所言並非高華學生的猜測，而是有大夫講過這樣的話。想到當年住肝病醫院時，同病房和隔壁病房先後去世的兩位病友，前兩天還好好的，過兩天人就不在了，不禁又開始擔心起來。尤其是想到高華夫婦很想要看到那些照片，就更是有點不安。
19日，我和太太按計劃去了香港，24日晚上回到上海。第二天我就叫太太趕快加工沖印高華的照片並訂做相冊。太太忙了一天，到傍晚才弄好。26日一早，我們就叫了快遞員上門，準備抓緊把相冊發出去。
上午9點剛過，快遞員按響了門鈴，而我書房裏的電話也幾乎同時響了起來。我叫太太去開門，自己進書房接電話。電話那頭是一個陌生的聲音，說：“我是高華的學生，高華老師……去……”我的頭“嗡”了一下，沒有聽清對方說的是什麼意思，直到聽到裏面說：“30日上午舉辦告別儀式……”我這才明白是怎麼回事。
當時的我，一邊聽著電話，一邊想起太太正在把相冊交給快遞員，一時間變得不知所措。
放下電話，我在書桌前悶坐了好長一段時間，腦海中總是會浮現出高華那俊逸方正、微微帶笑的面孔，更總是覺得自己做錯了些什麼：沒有把他未發表的思考錄下來；沒有讓他看到他特別想要看到的照片……
說到高華的病，我內心裏最感糾結，甚至會感到愧疚的，還不是這些，而是高華的工作調動問題。
四
我是2003年到華東師大來做特聘的。來後，我一直很注意為華師引介人才。第一個引介的是沈志華，第二個就是高華。
對於沈志華來華師，我做的具體工作不多。但對高華，我一直在兩邊做聯繫和推動的工作。
因為我多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參加民國史研究較多，和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民國史的人比較熟悉，知道他們內部人事關係較複雜。高華在南大取得博士學位後，也算是民國史研究隊伍中人，卻始終融不進南大民國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職稱的問題解決得也不順利。尤其是他的《紅太陽》一書在香港出版後，各種意見紛紛攘攘，一時爭議不斷，在重視民國史研究的南大歷史系，他的處境就更顯尷尬。
鑒於我初來華東師大時，現當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華的能力、學問和聲望，肯定極有助於華東師大現當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便主動聯繫高華，嘗試動員他轉來華師。對於高華當時面臨的種種困難，我則一一設法向校方探詢可能的解決辦法。在當時任黨委書記的張濟順教授的全力支持下，這件事很快就順利運行起來。記得當時為他孩子的問題、太太工作的問題，包括他來上海臨時住所的問題，我每件事都直接請示張書記和學校的有關部門領導，然後挨個部門去跑。光是他的臨時住房，從最初房管處提供的一室，換成他所希望的兩室，我就跑過好幾次。就是房子確定後內部設置、水電煤氣的具體情況，我也專門去房子裏一一檢查過。
還記得一切談妥後高華夫婦一起到華東師大來的那一次，我領著他們去看了在華師二村定好的臨時住房，兩口子當時可以說是發自內心地感到高興。我也以為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為了最後落實高華夫婦調來華東師大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我推遲了去日本的訪學。事情辦妥後，我即前往日本，並且停留了半年時間。這期間，我得知小劉已經在華東師大正式上班；南京大學也同意高華調來上海了；在學校幫助下，高華已在新校區附近買好了新的房子……
然而，當我再從日本回到上海，卻意外得知，由於“不可抗拒的原因”，高華無法調入上海，他的工作調動被迫停止了。
我這裏不想復述我所得知的導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說的是，這個消息對華東師大、對我來說，再難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樣的創傷，而對高華來說，這一消息則不啻一種沉重的精神打擊。無論我們再做多少補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華東師大的教職、招生及相關待遇等等，都無法挽回此次挫折對高華身心所造成的傷害。
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高華原來就患有慢性肝炎，並有過部分肝硬化的情況。同時，高華雖然性格剛毅耿直，對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開，但如許紀霖所言，他個人及家庭過去的經歷，決定了他仍舊會對一些事情看得較重，甚至會感到緊張。儘管事情發生後，他當面還會開解我們說“沒關係”，他的一些表現還是讓我清楚地感覺到了他內心承受的壓力實際很大。這不僅因為這件事證明了他在政治上的處境，而且因為他的工作調動早就成了一些人熱炒的話題，個別人甚至在網上對他冷嘲熱諷，進行人身攻擊。如今調動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風言風語，這對他本來就有病灶的身體顯然極為不利。
果然，就在他重回南大上班不久，他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誰能說我在這件事情上不是幫了高華的倒忙呢？！
五
在中國，成了爭議人物，有時會莫名地引來意想不到的麻煩，即使是在象牙塔裏做學問的人也不例外。高華之成為爭議人物，包括他的工作調動也會被一些人拿來“誅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高華成為爭議人物，源於他那本《紅太陽》的書。其實，中國歷史研究中許多看起來敏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時間性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討論陳獨秀“右傾”是“投降主義”，還是“機會主義”的文章，都不能公開發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即使是為陳獨秀做翻案文章，否認陳獨秀“右傾”，也不再有敏感問題了。
我和高華都是七○屆畢業生，都在工廠幹過8年，都是在“文革”後的1977年第一批考入大學讀書；我們有著大致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長環境；他本來是學歷史出身，又是在歷史學界中工作，卻轉來做中共黨史研究，我是學黨史出身，轉到歷史學界工作，卻仍舊堅持做中共黨史研究，我們兩人不論在歷史學界，還是在黨史學界，都屬於邊緣人，因此，我們之成為好朋友，多少有那麼點兒“惺惺相惜”的味道。
但是，細心的讀者能夠發現，我和高華其實在毛澤東研究或中共黨史研究上，也並不就是完全一致，看法相同的。我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出在他的《紅太陽》一書的前面，一直到高華再版他的書，他都很少直接提到我的書，也沒有針對我書中內容相同但敍述不同的史實進行過討論。我們不是沒有交換過意見，其中在香港中大那一次我們在中大圖書館下面的咖啡館裏足足討論了兩個小時之久。注意到他修訂後的版本仍舊沒有多少改變，我很直率地說明了我的看法，即我不認為他對當年中共黨內高層之間的權力鬥爭，以及個人動機、情結和心計所作的許多“深描”，有足夠的實證依據。他也一一解釋了他的思路和邏輯。以後，圍繞著和他書中個別史實有關的資料問題，我們還有過幾度討論。
高華的書無論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處，它都是一本嚴肅的學術研究著作。我們可以同意，甚或稱讚他的敍述與觀點；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評他的敍述與觀點；同樣也可以部分欣賞、部分否定他書中的研究，但是，這都不應該妨礙我們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把他的觀點和他的書放在學術研究的範圍裏評價和看待，不應該把這樣一種學術研究上的分歧簡單地和所謂左右問題扯在一起。
六
上個世紀末，我才剛剛開始對新中國建國史研究發生興趣，對建國以後黨史、國史的許多情況都不熟悉。國內這時研究建國以後黨史、國史的機構和一般研究人員，也多不做實證研究，更鮮有微觀史研究。哪怕是當時已經出版了大量回憶史料，國內，國外認真閱讀、考證和研究者，也寥寥無幾。不用說，國內外歷史學界，那個時候更沒有人會來研究這種當代史問題了。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高華可以稱得上是領風氣之先和國史研究的開拓者。我最早讀到他的一篇論文，是1998年發表在《二十一世紀》上的釋讀前江蘇省委書記江謂清回憶錄的文章，題為《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這篇文章做得非常漂亮。他結合江渭清回憶所涉時段的各種文獻史料與史實，把江的回憶與其他相關領導人的回憶資料詳加比照考辨，用他最善長的悟性與敏感，把一個個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小問題串聯起來，進而把中央政爭與地方大員之間的複雜關係梳理得清清楚楚，讓人歎為觀止。
我時常在想，以高華的研究經歷和出色的研究能力，他原本決不應該只留我們《紅太陽》和《革命年代》這樣兩三本著作和二三十篇研究論文。他所以成果如此之少，除了他做學問態度嚴謹和對自己文字的要求太高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為他選擇的這個中共黨史，材料的獲取和成果的發表都太過困難的緣故。甚至於，他的國史、亦即他研究中國當代史的論文，絕大多數也都是依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所藏的資料，發表也大都只能選擇在海外的學術刊物上。
改革開放、上大學、讀歷史、留校做教學研究工作，最終為高華打開了這扇可能通向歷史真實的大門。只是，即使是在後毛澤東時代，即使歷史已經發展到今天，對於像高華這種堅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思考歷史的學人來說，這條道路依舊坎坷難行，甚至隨時都有因一本書，甚或一篇文章遭遇更大困難和災難的危險。
高華走了，帶著他的困惑和遺憾。
中國會有年青一代的高華跟上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