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層經濟智囊（簡體書）

; 中國改革開放成就舉世矚目，在三十年經濟騰飛的背後，有一群人功不 可沒，他們就是中國高層經濟智囊。他們的研究和建言不僅成為經濟決策的 參考和依據，更成為普通民眾了解和預測經濟生活的重要資源。 ; 吳敬璉、周其仁、厲以寧、張培剛、樊綱、張維迎、張五常、林毅夫、 楊小凱、陳錫文、茅于軾、陳元這十二位經濟學家，他們處于政府與民間的 夾層地帶，不僅面臨公眾輿論和官方壓力，同時也需要面對內心良知的拷問 。他們有著怎樣的人生經歷？他們是如何成為中國高層經濟智囊的？在高層 決策和人民利益之間他們到底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 這本《中國高層經濟智囊》由杜博奇和唐寅所著，通過回顧他們的生平 、梳理其學術思想的變遷，透射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轉接以及經濟思潮之流 變。其中不乏名噪一時的社會熱點以及圍繞國企改革、市場經濟、農業經濟 等重點事件的各種思想的交鋒和碰撞，呈現出了特定年代蕩氣回腸的學術爭 鋒。 ; 《中國高層經濟智囊》適合財經讀物愛好者閱讀。 ;

; 改革時代的回音 漫長的走廊——你從未聽過如此深沉的聲音， 石上青苔，以及歲月。 ; 你轉過頭——那就是寂靜的含義： 你不是孤身一人。 ; 整個遼闊的世界一傾而下。 ; ——威廉·斯塔福德《信心》 一 歷史無往不在，任何人無時無刻不在歷史之中，既見證歷史，又裝飾歷 史，最終化身為歷史的一部分，隨煙塵遠逝，莫可分辨。 ; 在偉大時代做一個安靜的小人物，或許是件幸福的事情，但這幸福未免 狹隘。與大多數人相比，有那么一些人總是滿懷激情而又不失理性，在他們 還是少年的時候，就顯現出特立獨行的品格，歷經無數次考驗、磨難和抉擇 ，最終進入學術殿堂，扛起經世治國這面古老的旗幟。 ; 是的，他們的名字叫做經濟學者——一個看似艱深、孤寂清冷，卻必不 可少的群體。 ; 文明是社會進步的標桿，而社會分工則創造了文明的繁雜與精彩。每一 份職業背後都潛藏著責任、操守、信仰之類的詞匯，身處理想的頂峰，面對 逼仄的社會現實，經濟學者或許更能感受兩者的距離。 ; 社會形態趨于復雜，階層分化日盛——底層民眾生存之多艱，中產階級 為自由、產權而吶喊，高處不勝寒，金字塔頂端亦非想象中風光無限，當利 益訴求成為社會常態，各種力量交織碰撞，各種聲音喋喋不休、嘈雜無比時 ，世界開始意亂神迷，甚至讓人分不清真偽、主次。 ; 從本質上講，經濟學者充當著一種社會觀察家的角色，但又不是職責之 全部。與其說他們是書齋里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的柔弱書生，不如說他 們更像是現實社會的衛道士和清道夫。 ; 可以肯定，任何一位經濟學者的靈魂深處都燃燒著信仰的火焰。他們的 所作所為看似不同，其實都是在極力拉近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距離。這樣說來 ，他們的存在使得社會流動充盈豐沛。 ; 經濟大潮風生水起的時代，經濟學人注定難以置身事外，他們探索、吶 喊、奔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替往盛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就是他們的使命，難以擺脫，亦無可回避。 ; 二 任何美好夢想的踐行，都根植于時代土壤。中國改革曲曲折折的歷程， 呈獻活生生的標本，恰為經濟學人提供了思考基石，另一方面，他們的言論 又影響著經濟改革的軌跡。 ; 現今經濟學界活躍的這批學者大多數都是伴隨改革成長起來的，他們的 成名與爭議也是源于對現實問題的考察與發言。個人經歷、教育背景在很大 程度上影響著他們的視角，進而反饋到改革層面。 ; 建國之初，國民經濟一度出現暫時性的倒退。由于決策上的偏差，經濟 政策失當，在“超英趕美”口號下，重工業發展盛行一時，農業經濟遭受嚴 重破壞，“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不期而至。 ; 這一期間，荒謬現實屢見不鮮，時人生存艱難，令人感嘆現實之吊詭。 ;這段歷史對知識分子內心造成的巨大沖擊不言而喻。周其仁、茅于軾、陳錫 文、張培剛等人日後秉持的重要觀點就是要重視農業經濟。 ; 眾多理論當中，張培剛的理論無疑最具穿透性和前瞻性。早在1946年， 張培剛就寫出了《農業與工業化》哈佛博士論文，為其贏得了巨大聲譽，該 論文被視為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之作。投射到現實社會，此文不僅為中國經濟 發展提供理論依據，也為世界范圍內工業化浪潮興起呈送中國樣本。 ; 然而，在一個混沌初開、政治為綱的年代，過于超前、理性的思維注定 遭受現實打擊。于是，我們看到，張培剛學術研究出現30年斷檔。這期間， 中國經濟落後，政治運動此起彼伏，人們無心從事生產，農業凋敝、工業破 敗，商業摧折、社會秩序瀕臨崩潰，國家岌岌可危。 ; 建國之後到1978年，近30年的時間，中國經濟并未有根本改觀。反觀世 界，美、日等發達國家出現大批優秀企業，拉動經濟迅速增長，與此同時， 工農業齊頭并進，第三產業日益興盛；拉美、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開始謀求 經濟增長，而作為基礎的農業得到極大重視。 ; 此間，發生了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智利學者來中國請教張培剛發展經 濟學，卻發現這個哈佛博士住在臨時招待所，幾本書似乎只是為了裝點門面 。他不知道張培剛已然脫離研究多年。 ; 站在歷史高度審視過往，前30年中國如此不振，發生如此之多的悲劇， 在于意識形態牢籠束縛。 ; 大多數時候，現實問題的復雜性使得其解釋徒增蒼白，但種種跡象表明 ，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低迷的本因。計劃經濟時代，一切按需分配，憑 借指標、票證控制，無論農業還是工業，抑或始終處于地下狀態的商業，都 是殘缺、扭曲的。在這樣的形勢下，改革勢在必行。 ; 改革開放意義之一，在于打破思想禁錮，計劃色彩逐漸消退，市場經濟 逐漸由商品經濟過渡而來。于是，價格改革、國企改革成為重頭戲，并衍生 出倒爺、資產流失等諸多新問題。 ; 顧準之後，吳敬璉或許是倡導市場經濟最不遺余力的旗手。他繼承并延 續了顧準、孫冶方等老一輩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成為市場經濟扛鼎者， 一切現實問題的出發點正是基于此。 ; 關于改革路線，吳敬璉與厲以寧曾展開論戰；圍繞價格體系改革，吳敬 璉又與張維迎等人意見不合；至于發展模式，在究竟是否應該回避重工業上 ，厲以寧、林毅夫和樊綱等人又站在了吳敬璉的對立面；面對權力尋租、權 貴資本等各種令人匪夷所思的問題，吳敬璉率先提出用法治手段建立“好的 市場經濟”。 ; 放大到宏觀層面，上述行為恰恰體現了市場經濟在中國推行時面臨的本 土化障礙，即“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兩個模式的結合。只有在這個大 前提之下，厲以寧、林毅夫、吳敬璉等人論爭才有意義。 ; 單單從經濟制度的視角考察，改革開放30年，其實就是一部市場經濟推 行史。政府官員、經濟學者、底層民眾上下求索，經濟由冷轉熱，社會問題 頻發，到如今，農業問題再次凸顯，這并非因為改革不夠徹底，而是緣于人 們心理上對農業的輕視。這期間，茅于軾、陳錫文、周其仁等頻頻發言，呼 吁維護農民權益，甚至不惜親身示范，以知識分子綿薄之力貢獻建設性意見 。 ; 于是，中國經濟在經歷甲子輪回之後，回歸農業底線，意味著土地重新 被重視。而土地背後，正是產權這個經濟原點的歸位。撇開紛亂雜陳的事態 ，一切問題的根源，在于所有權區分和取舍。 ; 三 任何時代，改革說到底都是一件冒險的事情。打破舊格局，建立新秩序 ，新舊制度摩擦碰撞，以整易亂，勢必會觸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改革 遭遇挫折、反復在所難免。 ; 作為意見提供者、改革智囊，經濟學者處于政府與民間夾層地帶，不僅 面臨公眾輿論和官方壓力，同時也需要面對內心良知的拷問。在這個群情激 昂、欲望膨脹的時代，能否保持學術操守，成為橫亙在他們面前的巨大障礙 。這不僅是對經濟學者的考驗，更是對民族精神的質問。 ; 中國改革史上，曾有三次波瀾壯闊的大爭議。第一次發生在市場經濟與 計劃經濟對接的更替期，爭議對象是經濟制度、所有權之類當時敏感的事情 ，判斷的基準并非一己私利，而是社會制度能否承接、契合。換言之，市場 經濟在社會主義體系內可否并行不悖，且不引起社會制度變色？ 整個20世紀80年代在這種不存私心、不帶偏見的論爭中度過，那真是一 段令人難忘的單純歲月。日後的一切紛爭，都或多或少披上私利色彩，進而 引發更大范圍的爭論、質疑。 ; 1992年之後，“鄧小平南方視察”擱置了姓“資”姓“社”的爭論，經 濟建設成為共識，“一切向錢看”，爭論焦點回歸至發展路線、改革模式、 輕重優劣等微觀領域。然而，20世紀90年代的知識界并不安靜，下海成風， 暗流涌動，原本純真的學術頻頻遭受益惑。各種基調背後，總能找到冠冕堂 皇的理論支持，但人們恍然發現諸多怪現象——學者常常在上市公司任職， 親屬擔任獨立董事，或者干脆創辦企業實體，學術操守在一點點地消磨殆盡 ，于是才有了“經濟學家為誰代言”的質疑。 ; 及至新世紀，隨著互聯網時代來臨，社會公眾以及大眾媒體開始發揮輿 論監督作用，一方面將學界劣跡揭穿，另一方面也直接或間接造成吳敬璉“ 間諜門”等諸多冤假錯案，令人感慨萬千、無可奈何。 ; 爭議之下，意志脆弱者容易兩邊搖擺，于是人們常會看到前後矛盾的論 調；而那些不改初衷的發言又往往過于直接，被公眾、媒體斷章取義，被憤 怒的氣焰灼燒，進一步激發社會情緒。 ; 無論事實如何變遷，也許總有一些東西是不變的。譬如周其仁對產權的 執著，吳敬璉對市場經濟的吶喊，陳錫文對農業的熱衷，陳元對金融業的遙 望，而樊綱更為徹底，聲稱尋找普適經濟學。 ; 在中國這個國情復雜的特殊環境中，任何政策都很難讓各個階層滿意， 普適注定是一面理想主義的旗幟，可望而不可即。不過，正在是追尋理想的 過程中，這群文人學者才發散出應有的光熱，或可告慰身後的歷史。 ; 四 改革沒有捷徑可走，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有時候，甚至連“石頭” 都不知道在哪里。時代激流洶涌，作為嘹望者，經濟學者任重于山，他們的 只言片語或許難以撼動時代巨輪，卻常常給社會引來喧囂。 ; 歷史往往由一系列偶然事件堆積而成，這正是其可怕之處。人們身處其 中，不知不覺成為宏大時代的敘事背景。時間冷酷無情，不以人力為轉移， 一切美好想象流于形式，愈行愈遠中積重難返。驀然回首，真理隔岸觀火， 嘲笑著人類世界的無知與渺小。 ; 然而，無論往事多么不堪，現實怎樣迷亂，爭議質疑不絕于耳，總有一 群人在密閉的時光隧道中踟躕前行，尋找那不足道的微光。時間疾馳，他們 化為尊尊雕塑，在風聲起落中兀自回音。 ;

第一章 吳敬璉：“經濟學家的良心” 1. 此間的少年 2. 從激進到懷疑 3. 路線之爭 4. 市場經濟的旗手 5. 改革的守護者 6. 呼喚法治 7. 發展模式之爭 8. 風口浪尖的學者 第二章 周其仁：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家 1. 歷史的風浪 2. 命運玄關 3. 豁然開朗 4. “電信專家”的外衣 5. 探尋農村土地問題 6. 倡導公司興城鎮 7. 提倡教育學券制 8. 主張國有股減持 9. 人力資本的產權 10. 周郎之爭 11. 醫療改革的是與非 12後危機時代的建言 第三章 厲以寧：“一生治學當如此” 1. 文學青年的報國夢 2. 沅陵歲月 3. 求學北大 4. 在經濟系資料室的那些年 5. 從三尺講臺到改革前沿 6. 非均衡理論的誕生 7. 《證券法》出臺始末 8. 風雨光華掌舵人 9. 從“厲股份”到“厲民生” 第四章 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奠基人 1. 亂世與理想 2. 就讀哈佛 3. 一夜成名天下知 4. 漫漫雄關心如鐵 5. 生不逢時的預見者 6. 《農業與工業化》的誕生 7. 工農業之爭 8. 關注“三農問題” 9. 牛肚子理論 第五章 樊綱：用自己的聲音說話 1. 迷茫中探索的少年 2. 迎來生命的曙光 3. 中國：歸與不歸 4. “京城四少”初露鋒芒 5. 經濟學家的道德 6. 收入差距問題 7. 炮轟郎咸平 8. 資本市場改革 9. 繁榮下的反思與危機中的樂觀 第六章 張維迎：風口浪尖上的學者 1. 第一次揚名 2. 倥傯歲月 3. 雙軌制帶來的榮耀與爭議 4. 主流經濟“引導者” 5. “燕園變法”和“黑錢風波” 6. 光華人事紛擾 7. 自由主義擁躉 8. 造假風波 第七章 張五常：西方經濟學傳教士 1. 特立獨行的少年 2. 與眾不同的求學之路 3. “破釜沉舟”之佃農理論 4. 如日中天時的退隱 5. “在野”的現實經濟觀察家 6. 賣橘者言 7. “最差”教授 8. 數學重要性之爭 9. 貨幣之錨 10. 新勞動法風波 第八章 林毅夫：錚錚赤子的經濟傳奇 1. 貧苦鑄就的堅毅 2. 軍官生涯 3. 相遇舒爾茨 4. 回國疑云 5. 創立北大經濟研究中心 6. 新農村運動的倡導者 7. 卷入產權之爭 8. 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問題 9. 走進世行 第九章 楊小凱：“中國向何處去” 1. 形勢比人強 2. 牢獄的磨煉 3. 踏上經濟學研究的旅途 4. 經濟學界的揚名 5. 不忘祖國發展 6. “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華人經濟學者” 第十章 陳錫文：深入“三農”的官方經濟學者 1. 與農村結緣 2. 踏上農村經濟之路 3. 力主農村經濟結構調整 4. 關心鄉鎮企業發展 5. 完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 6. 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7. 嚴守耕地紅線 8. 城鎮化過程中的農民權益保障問題 第十一章 茅于軾：“經濟學界的魯迅” 1. 飽經戰亂的名門之後 2. 和平時期的霹靂 3. 苦難之中的堅定 4. 工程師到經濟學家的華麗轉身 5. 創立天則所 6. 扶貧基金會的超前模式 7. 富平學校的扶貧之路 8. 土地與房價之辯 9. 均貧富的大同理想 第十二章 陳元：做一個真正的銀行家 1. 顛沛的童年 2. 父親的影響 3. 政策性銀行的改革先鋒 4.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5. 富國強民的力行者 6. 力推金融領域的信用體系建設 7. 有國際視野的銀行家 致謝

; 2. 從激進到懷疑 1953年，吳敬璉大學畢業，不巧因查出肺病未康復不能分配工作，于是 留在學校康復樓中養病，一年後才拿到畢業證書，被分配至社科院經濟研究 所。就這樣，他回到了北京的家中。 ; 激進的吳敬璉對這個家庭來說似乎有些陌生了，他的言論常常令家人感 到震驚和不安。有一次，吳敬璉對母親鄧季惺說：“你以後不要坐沙發了。 ;”鄧問：“為什么呢？”吳敬璉回答：“無產階級都坐凳子，你為什么要坐 沙發呢？”母親無言以對。還有一次，吳敬璉在家里公開表示：一個人不應 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過慣了優裕生活的鄧季惺和陳德銘對此目瞪口呆。 ; 進了經濟所，表現積極的吳敬璉成為重點培養對象，被任命為首屆團支 部書記，還被派去給蘇聯經濟學家阿·比爾曼當助手，學習國家財政等宏觀 經濟理論。阿·比爾曼是蘇聯赫赫有名的財政專家，作為援助中國建設的學 者，他奉命前來推行蘇聯財務管理模式。蘇聯財務管理強調經濟核算，原材 料和產品均以定價流通，帶有鮮明的國家干預色彩。 ; 這是吳敬璉第一次參加經濟實踐工作，他的任務是每天到國務院主管經 濟的財務司抄寫歷年的財務報表，從而對剛剛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體制有一 定程度的了解。但隨著實踐的深入，聰穎激進的吳敬璉越來越覺得經濟管理 體制存在著一些帶有根本性質的缺陷。他後來這樣寫道：“片面依靠行政命 令來管理經濟，而沒有充分發揮價值規律和有關經濟杠桿的作用，使經濟管 理過分集中和僵化，不能發揮生產單位和職工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正因為窺見了計劃經濟的缺陷，吳敬璉日後才義無反顧地倡導市場經濟 。不過這時的他并沒有接觸市場經濟思想，只是對現狀產生了懷疑，備感苦 悶、困惑。與此同時，政治上的遭遇也令他焦灼不安。1956年初，周恩來總 理提出“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口號，經濟所的青年們積極響應，卻遭到上級 部門壓制，吳敬璉替被批判的烏家培說了幾句話，也成了被批判的對象。 ; 風波過後，吳敬璉抑制住內心的懷疑，以空前的熱情投入到計劃經濟理 論的論證當中，由于他根底深厚、頭腦聰敏，很快便脫穎而出，成為那一批 青年經濟學者中的佼佼者。 ; 作為“向組織靠攏”的積極分子，吳敬璉有機會參與他生平最重要的一 場論戰。由于研究能力出眾，吳敬璉得以擔任“理論反擊員”的角色，而他 的對立面正是他的師長——當時經濟所的所長孫冶方。此人是一個有著獨立 精神的經濟學者，屬于最早意識到計劃經濟弊端并公開批判的那一批人。他 和另一位經濟學者顧準第一次提出應按照價值規律發展國民經濟，對當時的 計劃經濟體制構成挑戰，為保守派所不容。 ; 嚴格意義上講，這不是市場規律與行政管控在中國的第一次交鋒，但卻 是最引人矚目的一次，圍繞經濟體制問題，日後經濟理論界還會出現數十次 論戰，而這一次，令吳敬璉終生難忘。 ; 1964年秋天的一次座談會上，主張按照價值規律辦事的孫冶方成為批判 的對象，隨後升級為猛烈批斗，他被戴上“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的帽子 ，還因有“里通外國”的重大嫌疑，被撤銷黨內一切職務，每天打掃廁所。 ;期間，作為理論上的反攻，吳敬璉、陳吉元與周叔蓮聯合署名發表《社會主 義生產目的不容歪曲》一文，提出“生產要么是為了利潤，這就是資本主義 生產；要么是為了滿足社會需要，這就是社會主義生產”。這顯然是在針對 孫冶方所言的價值規律。 ; 如果說對孫冶方的批判是形勢所迫和理論分歧，那么隨後爆發的“文化 大革命”不僅讓吳敬璉對形勢有了更清醒的認識，還無意中給他提供了一個 重新審視已有經濟理論的機會。 ; 1969年，林彪下達備戰“一號命令”。中科院各學部響應號召，全體人 員集體下放，經濟所所有人員下放河南息縣“五七干校”。吳敬璉與另一位 “老右派”顧準被分到了同一個排里。 ; 檢舉“五·一六分子”期間，曾經的革命青年吳敬璉成為被揭發和批斗 的對象。一次，有人向組織告密說，自己曾讓吳敬璉幫忙修理收音機，修好 之後，打開一聽，竟然是“美國之音”。于是，他便有了“偷聽敵臺”的罪 名，隔三差五就被批斗，最多時一天會被斗三四次。 ; 這場空前大批斗中，經濟所有三分之一的人員成為“五·一六分子”， 其中很多人因為不堪憂憤而自殺。贏弱的吳敬璉不肯低頭，他“秉公直言， 絕不亂咬別人，不無中生有”，最終挺了過來。從此，經歷劫難的吳敬璉開 始對時代產生質疑，并與“同病相憐”的顧準逐漸親近起來。 ; 思想上的碰撞常常令人茅塞頓開。此時的吳敬璉盡管懷疑，但仍存有幻 想。顧準尖銳的提問捅開了厚繭：計劃經濟為什么沒能讓中國人富起來？什 么樣的經濟體制才能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顧準所提的問題正是他自己苦思 不得其解的難題，它們敲碎了吳敬璉心中的硬殼。他開始跟隨顧準一起，以 另一種更寬廣深遠的視角思考國計民生。 ; 每當前行遇阻，人們便回頭期望從歷史中尋求答案。屢屢遭受命運捉弄 的顧準決意把中國的事情弄清楚，他摒棄了孫冶方等人所持的修正觀點，以 大歷史的眼光，從古希臘一路溯流而下。在其指引下，吳敬璉思路頓開。從 息縣到明港，再到北京。顧、吳一直保持思想上的交流。每過一段時間，兩 人便見上一面，交流各自的心得和見聞，在對歷史的不斷梳理和思考中，現 實的答案呼之欲出。 ; 1974年秋天，貧病交加的顧準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程。臨終前，他在病 床上交代遺囑：把自己遺稿中“有關希臘城邦史部分交給吳敬璉同志”。顧 準還提到獄中的孫冶方，并囑咐一旁的吳敬璉：“他出來的時候，你幫我向 他致意。” 當天夜里，顧準睡過去後再也沒有醒來。吳敬璉和一位護士一起把他推 進陰冷的太平間，然後騎車回家。他先是一言不發，然後號啕大哭，經久不 止。 ; 顧準去世後的第二年，4月的一天，坐了7年牢獄的孫冶方突然被釋放了 。車把他拉到熟悉的經濟所，孫冶方打開門，面對前來迎接的人群，慷慨激 昂地說：“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變觀點。”可是當吳敬璉向他轉 達顧準的致意時，他眼中的光華驟然散去，沉默良久。 ; 吳敬璉還表達了自己的歉意。他對孫冶方說：“我代表周叔蓮。他們向 你道歉，那時候我們參加對你的批判，其實你是對的，我們完全錯了。”孫 冶方大度地揚揚手說：“這個事你們以後不要再提了，人人都有錯誤。” 對孫冶方觀點的認同意味著吳敬璉否定了之前的計劃經濟理念，這是在 顧準影響下自我反省的勝利，但吳敬璉甚至比孫冶方還要徹底，當後者一遍 遍撰寫《社會主義經濟論稿》，試圖修正計劃經濟的種種弊端時，他已經意 識到一條路走到了盡頭。P005-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