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七根骨頭（簡體書）

透過《回族當代文學典藏叢書：第二百零七根骨頭》，我們看到了一個承載著堅韌、清潔、挺拔與希望的博大、寬厚的精神載體，看到了記錄時代、緊貼大地、挖掘普通人內心世界的民間情懷，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對生活的豐厚積累和深刻洞察。這些作品，是對回族優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賴與傳承，也是對當下時代的某種浮躁之風的抵阻。因為昨天的文化自覺，回族作家開始了對自我的審視與書寫；因為今天這些作品的呈現，使我們對未來的回族文學充滿更多的文化自信與美學期待。·

王樹理，回族，1951年生，山東濟南人。畢業於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歷任山東省德州地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共慶雲縣縣委書記、山東省民委副主任、山東省發改委副主任等，現任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中國回族學會副會長、山東省伊斯蘭教協會會長。1968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著有長篇小說《黃河咒》、中短篇小說集《一生清白》、散文集《灶地背影》《九河夢尋》《哦，金合歡》、詩集《擁抱太陽》等。曾獲《上海文學》文學新人大賽佳作獎、全國首屆時光杯文化藝術大獎賽特等獎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由回族作家王樹理編寫的這本《第二百零七根骨頭》是“回族當代文學典藏叢書”之一，收錄具有濃郁回族民族特色的中短篇小說8篇，包括：《鐵匠女人》、《親親那捧黃河土》、《琴聲》等。愛好民族文學的讀者千萬不可錯過！

在全球化語境中，面對世界文學與中國文學的迅速發展與變化，民族心理結構的重組與來自各種渠道的文化交匯，當下的回族文學正處于覺醒與嬗變、返樸與升華之階段，明顯表現出一種認知本土、多維建構之態勢，并取得了令世人矚目之成就。這是廣大回族作家選擇既開放又堅守之文化策略，以其先進性與科學性認知回族文學的價值取向與民族現代性之建構。
回族文學是中國文學這個大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擁有豐富多樣的民間口頭文學遺產，其歷史悠久、區域性影響廣泛，同中亞與西亞以及世界歷史文化有著密切聯系，同時擁有眾多創作的作家書面文學傳統，構成現代文學之雄厚基礎，成為考察其回族現代民族性之前提與依據。華夏獨特的地理自然環境形成的文化積淀，孕育了豐富多彩而又極具特質的物質與精神文化，從古代回族神話、口頭文學一直延續到當代回族作家文學，期間浩浩乎經歷了幾百年之歷史煙云，成就了璀璨的回族文化。尤其是晚近以來，回族作家文學浸潤著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凸顯著一股蓬勃鮮活之氣。回族文學在新時期以來的發展，基礎扎實、步伐持重，故成就突出，百花滿園，涌現出了強大的文學隊伍，老中青三代回族作家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文學藝術共同體，共同體成員共同擁有豐富的遺產，并在文化想象與文化表達上具有一致性，皆能展現出其獨特的自我意識。他們共同努力，勤奮耕耘，一批叫得響、立得住、受讀者歡迎的精品力作不斷涌出，不僅在少數民族文學界形成優勢陣容，在中國文學長廊里亦是一道亮麗的風景。寧夏人民出版社歷來關注和助推回族文學的發展，力薦優秀作家與作品，為回族文化留下豐富的心靈傳記與動人的時代樂章，這是我們一貫堅持的主張。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就曾推出一套“當代回族作家叢書”，相繼編輯出版了木斧、胡奇、張承志、馬犁、馬連義、張寶申等中國文壇具有代表性的一批回族作家的作品。后來，又陸續策劃出版了一批以回族題材為特色的文學圖書和理論著作，有力地促進了回族文學的持續發展與繁榮。這一時期的回族文學，在歷史記憶、文化想象、族群認同等方面，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并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之局面。
文學的民族性是以該民族的世界觀、價值觀、美學觀作為一種本質性之精神實體，藝術地表達一定社會與民族獨特的歷史與精神生活，在精神與實踐之具體運動過程中不斷變化與深化，并在文學文本中圓滿地得到反映。民族文學一方面體現民族歷史、社會特征，另一方面展示地域文化形態，兩方面皆存在于民族文學的每一個結構層面里，最終體現在多層面組成的民族文學總體風格特色中。一個民族總是生存在特定之社會環境中，傳承著特定的文化基因，有同其他民族文化特定之交匯，這是尋覓民族文化心理軌跡之出發點。長期的游牧農耕文化鑄就了少數民族有別于其他民族之特性，這就是少數民族文學生存繁榮之土壤。在民族社會生活之表層，揭示出一種深刻的意蘊，亦即那些能夠左右一個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之特質，民族賴以生存之自然地理環境，特有之歷史文化氛圍以及特定的文化歸屬、情感歸屬、靈魂歸屬、信念歸屬、民族心理結構與民族性格。回族作家追溯本民族特定之精神文化與族群記憶，并對文化的積淀、地域的影響、生活的特質與當下現實進行深入探索，通過異彩紛呈的民族生活、特有的民族韻味，創作出了具有民族審美特質的作品。作品挖掘民族精神，向世人展示回族人民的勤勞質樸、豪爽寬厚、勇敢機智的性格內涵；讓世人真實地了解到這一民族之所以在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不斷發展之內在因素。與此同時，回族有著很強的內聚力，這是回族人民生存之需要。有許多有識回族作家反思內聚力之二重性，在謳歌本民族這種內聚力所形成的勤奮耐勞、不屈不撓的精神之同時，還揭示了這種內聚力的消極之一面，即它所帶來的封閉、對新事物的不敏感等，皆是阻礙本民族進步之痼疾。很多回族作家的作品觸及與揭示了這些心理細節之復雜內涵，這表明了回族作家已經認識到困擾本民族發展之因素，這種反思與覺醒，對于文學的發展有著積極的助推作用。 每個時代的樂師，皆應彈奏出自己時代之樂章。時代精神既包含著現代意識，又囊括了當下人們可以感知的文學風格、審美習性、哲學思考、價值取向、社會情緒等多種社會基因。由于歷史的變遷與各民族之融合，回族文學正處于動態變化與不斷被創造之過程中。當下民族經濟生活從自然形態逐步向市場化形態轉變，從而導致了民族心理結構之重組與來自各種渠道的文化交匯。全新的經濟格局以及新的社會心理與理念，既令人惶惑而又令人興奮地進入現代場景的五彩生活之中。在這種精神交匯、思潮輻輳之當代場景里，一向以穩重、莊嚴著稱的少數民族文化也與其他文化一樣，表現出順應與參與之積極態度。在當今社會轉型期，這種特質遭遇著前所未有之文學嬗變，新時期以來回族文學之實踐也愈來愈表明了這種嬗變之不可抗拒性。故現在對回族作家作品或某種文學現象進行界定時，我們已失去了往日文學批評所表現出的輕松與從容，已經很難用回族固有之思維習慣、審美判斷、情感表達方式來明確界定，這是回族文學自身在發展中帶來的質的增生，也是對新的敘事模式的一種激情召喚。在這種文化愉悅交匯與思潮盡情輻輳的當代場景中，自然亦形成了現代理念與傳統理念雙重意識觀照下的當代回族文學的時代特征與價值判斷。特別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回族文學的發展出現了嶄新之局面，涌現出了一大批作家作品。這個時期的回族作家較之五六十年代的回族作家，顯然有了更自覺更強烈的民族文化歸屬感，對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也有了更深入之認識與感受。在創作上，他們不滿足于從表象上表達民族特色，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更深層次中去，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人物內心世界中之積淀及其變化，力求在創作中將民族化與現代化、民族意識與現代意識、民族特色與時代精神較好結合起來，從而將民族的生存狀態與文化性格揭示出來。從20世紀80年代到世紀末的回族文學，在民族性上，顯然得到了極大的強化與普遍認同。這個時期的回族文學創作，其現代生態主義寫作已進入了他們的寫作視野，突出表現了在中國最浩渺、廣闊的人文地理空間、人與環境及其他生態之特殊遺存關系。宏大敘事不再“一枝獨秀”；許多作品視角下移，通過描繪普通人、底層與草根故事，把時代精神、民族精神的成長還原為具體人的精神成長，放大了人性描寫，從而受到文壇關注。在創作方法上也主張多元共存，敘事類型、敘事視角、敘事模式與敘事手法皆逐漸呈現出多樣化與個性化之趨勢。很多回族作家在通過作品體現民族性上，有了一種自覺意識，有了文化歸屬感；在創作中描繪民族生活、表現民族的生存狀況，皆更加凸顯了民族性。這個時期的作品，與作為主流文學的漢族的作品相比，沒有停留在表現民族性的表象上，而是從精神之層面，從思想理念與心理情感之層面去揭示民族性，作品所呈現給讀者的，更多的是一種異質文化表象圖景。在很大程度上，讀者與社會也正是從這種異質文化圖景來接受作品的。這種異質文化圖景與民族性是一致的，并且凝結為一種精神動力，一種文化品格。
很顯然，文學的民族性之形成與獲得是一個建構的實踐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身份認同、文化想象具有特別重要之意義。人類學家科班說：“任何地域共同體，只要其成員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共同體成員的存在，并希望維持他們的共同體的整體性，就是一個民族。”(耶爾·塔米爾：《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59頁)對作為民族的實體的共同體之認同，將自己看成是共同體中之一員，在共同體中確定自己的文化身份，這是形成民族性之首要一步，也是最關鍵之一步。如果沒有這種身份上之自覺認同，也就不會有民族性之形成。但這里的認同，不僅僅是一種身份之認同，不是那種一廂情愿地認為我就是那個民族的簡單表述，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一種文化的歸屬感。即是說，認同共同體的歷史記憶，認同共同體的文化行為與文化價值，認同共同體的精神信仰；在想象中，將自己的命運與共同體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將自己的信仰、情感、價值理念等歸屬于共同體中，從共同體中尋找歷史淵源、精神淵源、文化淵源、情感淵源，在共同體中塑造與被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文學的民族性是在文化想象中建構起來的。
決定一個共同體之成為共同體的是文化，體現民族文學中民族性的也是文化。民族文學怎樣獲得民族性，說直接一些就是怎樣表達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從本質上來看，文化是日常性的，就是人們日常之生活，人們的行為模式、思維方式、情感形式，人們的精神信仰，以及人們為表達精神信仰所創造的一系列儀式符號。建構民族文學的民族性，就是要求作家在文學中表達民族的生活，關注民族個體生命的存在狀態與現實處境，從民族之日常生活中發現民族精神與文化品格，皆是民族命運。而要表達民族生活，揭示民族命運，更重要的是需要我們的回族作家有豐富的文化想象力與感受力，而這種想象力與感受力則是在回族作家對民族文化、民族傳統、民族日常生活有皈依感之前提下才能獲得的。回族作家對民族文化、民族傳統、民族生活之認同，對于作品民族性之獲得，是具有決定意義的。“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具有更多的優點。它提供了被重要的他者承認的可能性，不管這個他者是自己的長輩還是同輩。他們理解我，就像我理解他們一樣。而這種理解在我的內部創造了在這個世界上我并非無足輕重的感覺……民族生活使個體能夠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光憑自身不能體驗的自我實現。”(耶爾·塔米爾：《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80頁)當民族與民族生活對我們的回族作家有這樣的意義的時候，回族作家創作中的民族性，就一定是一個自然之過程。亦即說，回到民族文化中去，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回到民族生活中去。這樣，回族文學的民族性就一定能夠得到彰顯與強化，這是保證回族文學獲得民族性之根本。
透過這些散發著濃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學作品，我們看到了一個承載著堅韌、清潔、挺拔與希望的博大、寬厚的精神載體，看到了記錄時代、緊貼大地、挖掘普通人內心世界的民間情懷，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對生活的豐厚積累和深刻洞察。這些作品，是對回族優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賴與傳承，也是對當下時代的某種浮躁之風的抵阻。因為昨天的文化自覺，回族作家開始了對自我的審視與書寫；因為今天這些作品的呈現，使我們對未來的回族文學充滿更多的文化自信與美學期待。
當這套叢書與讀者見面的時候，正值全國第22屆圖書博覽會在寧夏舉辦。我們由衷地希望這套“回族當代文學典藏叢書”成為此次盛會上的一個亮點，讓回族文學所傳遞的民族精神延伸至全國與世界。因為回族文學的意義與價值，不僅在于對本民族的精神表達與民族性建構，還為構建文化強國貢獻著獨有的精神智慧；即便在全球化語境中，回族文學對維系民族文化的多樣性、豐富性，并拓展華夏文明與世界文化對話，仍有不可替代之效用。我想，這正是“智惠天下”之意涵所在。
2012年4月15日

沙窩故事第二百零七根骨頭米糧川桑落屯鐵匠女人親親那捧黃河土齋月琴聲·

以六股道為圓心，畫一個半徑約為四華里的圓，是一片只要走路就能蹚起塵土來的沙荒大洼，俗稱沙窩。九座沙丘均勻地散落在村與村之間，大的像小山，小的像柴火垛，宛如一本發了黃的線裝典籍中的句讀，或問或嘆地被置放在特定的段落，期待著后人的解讀。
二百多年以前，溝盤河就是從這里穿過廣袤的黃河沖積平原，在武定府以東的河口平原奪道人海的。那時這里也曾是樹木蓊郁，田疇廣袤，嘉禾茂盛，生民安居，一派祥和氣氛。嘉慶三年黃河發大水，決堤的洪流咆哮著，肆虐著，頃刻間注滿了下游所有的內河。魯北平原上的溝盤河，承受不起來自上游的滔滔洪水，把大量泥沙滯留在這里，形成河道壅塞，造成了從第二年起連續三年河道決堤。從此，肥沃的土地沙化了，茂密的植被稀疏了，就連鳴囀的鳥兒也遠走高飛，擇木而棲。取而代之的則是流沙肆虐，土地泛堿，一個接一個的沙丘就像人體的癤子相繼冒出來。尤其是冬春季節，呼嘯的東北風像是可以任意胡為的霸王，將一邊倒的沙塵攪動得神色慌張，混混沌沌。原本紫膛色臉面的人們，經了沙塵暴的吹打，一個個烏眉皂眼，皮膚呈膽汁色，眼角處總是積著厚厚的黃眵，仿佛總也洗不干凈，越發顯得寒酸潦倒，貧病交加。大片土地被糟蹋了。過去好好的莊田，如今播下種子剛一出苗就被沙土蓋住，要么旱死，要么堿死，成片成片的土地糧食絕產。然而，官家的橫征暴斂卻并不因此有所削減。明明是顆粒無收的沙壓地，卻要征收與上等地相同的稅賦，繳不上糧食就砍樹扒房牽牛牽羊，逼得眾多百姓從此進入了離鄉背井的流民行列，走上闖關東走西口抑或沿街乞討的道路。
鐵根生的六世祖鐵士杰，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做夢也想不到自己苦心經營了十多年的那片楊樹林頃刻之間便被官家以欠交官糧為名而砍伐殆盡。他僅有的二畝地早在三年前就變成沙壓地而寸草不生了，哪里還有糧食上繳！可是，官家的捕役只管按丁口收繳銀兩，哪里還容平民說理。再說，鐵士杰也知道，被砍了樹、扒了房、牽走了牲口的并非只有他一家，本村的洪玉海、沙順元和孤兒寡母的劉張氏以及大胡村的霍光照、路家村的路金山、康元村的康六增、張家村的張清池、張希寧……好多好多老實巴交的莊稼人，都未能免遭厄運。天災人禍讓原本富庶的溝盤河兩岸從此成了遠近聞名的窮鄉僻壤。
不是說嘉慶爺體恤臣民愛護百姓嗎？村上那個在新疆趕駱駝的三丑子回來時不是說嘉慶爺下了圣旨免除阿克蘇所屬阿哈雅爾村回民應繳納的官糧嗎？難道新疆的苛捐雜稅可以蠲免，山東就不可以蠲免？自古講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對臣民應當是一碗水端平的。想到這里，鐵士杰漸漸生出聯合周圍村子一起赴京告御狀的想法。
這想法究竟對不對，他得去清真寺問問阿訇。慈祥的老阿訇告訴他，按照回舊人的信仰和《古蘭經》的教誨，告御狀應屬于“勸人行好，止人干歹”，也沒有什么不可，只是這大清朝歧視回民，律條中有回民告朝廷命官必須先行接受重罰的規定。倘若有個一差二錯，豈不吃大虧？不如一是暫時忍了，二是請一個漢族人挑頭，免得受皮肉之苦。士杰一聽，此事既然經典允許，我就是替主行道，爭個公道。哪有將難處推給別人的道理！縱然是下火獄，也應由我帶頭。再說前朝本家的鐵鉉爺靖難之役的時候，被挖眼割耳，死于磔刑都不屈不撓，更況我乃一介草民，哪能在關鍵時刻貪生怕死！于是便聯絡四周八村三十二人，分頭了解地方官吏虛報地畝、隱額侵蝕、濫增官稅、勒索百姓的事實，暗地請本邑秀才趙大順代筆寫了狀紙，將縣令沈銓和山東巡撫祖望之告上刑部。
刑部依例受理了這樁公案。升堂那天，刑部捕役將鐵士杰一千人等帶到大堂，主審官將驚堂木狠狠一敲：“大膽刁民，競為區區小事僭級進京狀告朝廷命官，敢是吃了豹子膽不成？”
……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