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文化市場發展研究（簡體書）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經濟發展前所未有的繁榮，中國農村文化發展出現了與之不相應的遲緩，文化市場建設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既是農村社會走向現代化的要求，也是構建農村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質的根本途徑，也是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因此，如何加快發展農村文化事業，滿足廣大農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已是當前政府面臨的重要課題。我們以“中國農村文化市場發展研究”為題，就是希望通過對中國農村文化以及文化市場的演變、現狀與問題的深入研究，對農村文化的未來引導提出措施建議。
《中國農村文化市場發展研究》(作者史清華、晉洪濤、晉鵬程)主要內容分為7個部分，按照廣義文化概念，從淺層的物質文化到中層的行為文化再到深層的價值觀文化，逐層研究了當前中國農村農民文化生活的現狀，并提出了農村文化市場建設和引導的對策建議。
第一部分：利用1986—2009年全國農村固定跟蹤觀察點300余個觀察村的數據資料，對農村文化發展繁榮的基礎——社會經濟的變遷進行了詳細分析。經濟是文化的基礎，文化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研究發現：第一，當代農村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已經從過去雞犬相聞、自給自足的“田園詩”式逐步演變為當代的大一統社會，“農村”已經變成與“城市”相對應的地理概念，流行的各種文化在農村很快就會找到生存的土壤。第二，當代農業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業，延續千年的農業生產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與農耕文明相適應的傳統農業已經逐漸過渡為與工業文明相適應的現代農業，在農村世世代代沿襲的傳統農耕文化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但與新的農業生產方式相適應的農業文明仍未形成。第三，當代農民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農民就業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大量青年農民更多的轉移到城市非農就業，城市的現代文化氛圍對他們的價值觀、就業觀產生了巨大沖擊。盡管他們對生其養其的家鄉還有一定眷戀感，但對城市的向往更為迫切。
第二部分：利用1986—2007年全國農村固定跟蹤觀察點3萬余戶觀察戶的數據資料，對當前中國農村的物質文化——農民物質生活尤其是生活方式的變遷做了詳細分析。研究發現：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以及農戶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村傳統的自給自足式生活模式已經基本上被市場模式替代，尤其是食品這一傳統的依靠自我生產的消費品也已逐步走向自給生產與市場外購相結合的模式。伴隨著食品、衣著、燃料等消費份額的下降，農戶消費中的服務性消費盡管還處于一個較低水平，但也出現了明顯的上升趨勢，尤其是文化服務消費(如旅游、保險等服務)迅速上升。這表明：進入21世紀后中國農戶的生活方式正在快速轉變，已經由單純地物質需求滿足向精神需求滿足過渡。而計算機等潮流型電器的快速增加，表明中國農村的家庭文化生活開始轉向電視為主、電腦為輔的模式。
第三部分：利用1995—2009年全國農村固定跟蹤觀察點300余個觀察村的數據資料，對當前中國農村的精神文化——農民精神生活的變化做了詳細分析。研究發現：隨著經濟發展，觀察村農民在文化消費方面加強了兒童教育的重視度，少年兒童的入學率有明顯提高。從文化娛樂形式來看，報紙、雜志的消費尤其是電影、戲劇方面的投入已經大大減少，電視、網絡逐漸成為主力。從婚姻觀念來看，在農村雖然傳統的婚姻觀也在接受挑戰，但與過去相比并沒有太大變化。從宗教信仰來看，觀察村民眾的宗教信仰在減弱。農村社會治安狀況則受到一定沖擊，改革開放初期一度出現惡化。近年來，隨著國家對農村社會治安的重視，觀察村的民事糾紛、違治事件、刑事案件總體呈現出下降趨勢。總之，當前中國農村廣大農民的精神生活正在面臨著一個微妙的轉變過程：一方面是在工業文明和現代化腳步中很多新觀念、新思想不斷滲入農村，另一方面農民在諸如婚姻等方面仍在頑強地固守著傳統觀念。中國農民的精神生活似乎就在這種變與不變之間、在與日俱進和固守傳統之間，發生著或細微、或顯著的變化。
第四部分：利用2005年組織的鄂晉魯蘇4省17縣24村1048個樣本農戶調查數據，以家庭親情觀為例，分析了中國農民傳統價值觀在現代工業文明沖擊下受到的影響。研究發現：作為最能體現家庭利他主義的親情關愛行為，在當前中國農村家庭中，長輩撫育關愛晚輩、晚輩贍養孝敬長輩這兩類中國傳統價值觀念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調查顯示，農村多子女家庭在子女關愛上存在著明顯的優先序，總體而言，關愛優先序遵循的基本原則是“長子優先，男子優先”。父母對子女的關愛表達在不同孩子身上也有所不同。總體來看，得到苛責最多的往往是長子(女)，而幺子(女)則往往是得到溺愛最多的。調查發現，作為晚輩孝敬贍養老人的行為，盡管對每一個人來說孝敬或贍養的方式不同，程度也有差異，但子女們孝敬或贍養的心是一樣的。調查結果顯示，樣本家庭贍養老人的支出占家庭全年總收入的比重為8．65％，占家庭全年支出的比例為11．88％。在老人贍養支出中，生父母的贍養支出與姻緣父母的贍養支出比大體為2：1。總之，調查結果告訴人們，當前中國農村社會雖然也受到經濟大潮的影響，但農村家庭的傳統親情關系并未發生根本改變。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當代獨生子女家庭的增加，農村的傳統家庭親情觀念，包括父母的養育觀、子女的養老觀，在未來都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
第五部分：利用2009年上海市農調隊組織進行的1446個農民工樣本調查數據，以農民就業觀為例分析了中國農民的新型價值觀。研究發現：“他人家金屋，不如自家草屋”的傳統觀念在市場經濟大潮下已經悄然發生變化，當代中國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被沿海地區的發達經濟、城市的現代文明、非農就業的高收入所吸引，已經跳出“父母在，不遠游”和“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日難”等舊有觀念的束縛，紛紛離開家鄉來到發達地區求職就業。雖然他們面臨著消費水平偏高、看病難、語言不通等諸多不便，但仍義無反顧地投入到異域他鄉的建設。調查顯示，農民工在外就業除了物質生活上面臨的困難之外，精神文化生活的匱乏已經成為最大難題。這些在滬農民工的業余生活非常單調，大部分的業余時間都是看電視聽廣播，或者是喝酒聊天、打牌上網等娛樂活動，用于讀書看報、學習培訓、教育子女的時間很少，更不用說融入當地、參與當地文化生活了。
第六部分：利用2012年組織的山西6村500戶調查，以農民對家鄉的歸屬感為核心，從家鄉情結、村內活動參與、親情往來等方面對農民的家鄉情感進行了分析。從歸屬感的核心情感——家鄉情結來看，樣本村民雖然對自己居住的村莊仍有著較為濃厚的感情，對“親不親故鄉人，甜不甜家鄉水”、“故土難離”、“葉落歸根”等觀念仍有較高的認同度，但是家鄉歸屬感有了明顯降低。特別是從歸屬感的外在表現——村內活動參與情況來看，樣本農民對社區性活動、村內生產生活活動的參與積極程度很低，這也進一步證明了當前中國農民家鄉歸屬感的下降。從歸屬感的感情外延——親情往來情況來看，作為人與人之間三大關系之一的親情關系似乎越來越與經濟因素掛起鉤來，更多的增加了利益關系。調查顯示，對家鄉的認同與歸屬感這一中國人傳統的核心價值觀已出現明顯變化。在由“熟人世界”向“陌生人世界”演化的今日中國，農民對家鄉的那種“雖然美但并不值得留戀”感覺，對于雄心勃勃進行新農村建設的政府來說將是一道難以繞過去的坎。
第七部分：以山西省襄垣縣為例，研究了農村節日文化的由來和發展。研究表明，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中國農村利用傳統節日、時令節日、社會節日、家庭節日等節日文化，做到了親情間的團圓與交流、友情間的聚合與交流、民眾間的狂歡與交流、生死間的思念與交流、人神間的敬重與交流、物質間的流動與交換，從而既保證了農村社會穩定，也實現了農村生活的和諧，同時還延續了農村文化的傳承。當前，雖然農村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農民并沒有將現代制度與其生活完全掛起鉤，他們很大程度上還生活在傳統規則下。因此，面對農村的熟人世界，要實現農村社會的穩定，還需要在完善現代法律體系的基礎上，充分尊重農村一些良好的世俗，充分重視農村社會傳統文化下的規則，而不是簡單地生硬地以法律制度處理農村社會經濟問題。
基于上述研究，《中國農村文化市場發展研究》從九個視角提出了以下引導中國農村文化建設的對策建議：
首先，在調整“三農”發展政策時，應適當對“放活”政策予以重視，增加民眾的參與意識。
其次，在調整農村發展政策時，對農村傳統規則要加以高度重視，把認“證”與尊重“事實”很好地結合起來，歷史的問題用歷史的眼光去解決。
第三，在制定農村文化引導政策時，把著眼點放在傳統文化規則的發揚上。建議主流學術界要主動承擔傳統文化的挖掘與研究；主流媒體要主動承擔起民間傳統文化的宣傳與弘揚作用；上層意識形態要有意識地對傳統文化認可與引領。
第四，建議地方政府利用民眾春節、元宵兩節返鄉團圓探親之際，開展“家鄉美”，“我為家鄉添光彩”等公益性活動。
第五，建議地方政府在改善農村文化設施的同時，組織開展村史村志修撰工作，重點關注新中國成立以來村域民眾物質文化生活的變遷。把過去的英雄史向今日的民眾史引導，形成村村有史，村村有志。
第六，建構城鄉群體對城市文化的認同感，尤其是幫助進城的農民工樹立起對自我的認同和對城市的認同，使其在城市中找到歸屬感，城鄉才能夠彼此相容。
第七，樹立傳統文化與城市文化和諧共生的理念，城鄉文化是相互促進，共同發展。農村文化應該從城市文化中獲取現代價值觀念，努力在知識水平、道德素質、公民意識、行為方式等方面都更符合現代化發展的要求。
第八，依靠文化體制改革激活農村文化市場，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機制，增強活力。
第九，加強農村文化隊伍建設尤其是民間藝人的培養，有效整合民間文化力量，扶持一批民間藝人、民間文藝團體、文化中心戶和民間藝術之鄉、特色藝術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