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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檔案: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領導人(套裝共2冊)》收記敘了毛澤東也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早期中共領導人在尋求救國救民的革命歷程中所走過的不同道路,真實形象地提示了“毛澤東是歷史的選擇”這一中國革命史重大客觀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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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檔案: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領導人(套裝共2冊)》重點展示了毛澤東與其他領導人的生活環境區別,思想歷程區別,革命道路選擇區別,面對逆境的不同應對方式區別,最終所取得的成就區別以及丟澤東本人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其他領導人的評價等等。
序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90周年華誕,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積極響應胡錦濤總書記的號召,以各種方式、各樣形式進行紀念活動。
為了紀念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毛澤東誕辰118周年。在12月26日這個紀念日將要到來的時候,我們寫了《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領導人》一書,奉獻給廣大讀者,讓讀者真正了解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是在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解放、為民族謀復興的革命實踐中產生和確立的。該書是以紀實筆法反映中共早期領導層的內部情況,主要是寫遵義會議前毛澤東與中共幾屆領袖人物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之間在工作上的被領導與領導的關系。同時,也寫到他們處在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時代,是如何為救國救民,尋找革命真理,而奔走呼號,以及他們作為中國共產黨不同時期的領導人的功過是非。
這一本書,以大量史實客觀地闡述了毛澤東怎樣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創造性運用到中國革命實踐,怎樣獨創性地執行中共中央以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為核心制定的正確或比較正確的政策和方針,又怎樣從實際出發分別抵制以他們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右傾或“左”傾的錯誤,在局部地區把“槍桿子”與民眾運動結合起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先是在井岡山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接著在贛南、閩西創建了中央革命根據地,艱難曲折地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并在軍事上取得了粉碎國民黨軍幾次大“圍剿”的輝煌勝利。以王明為核心的“左”傾中央,一開始就推行“左”傾教條主義,而且統治全黨長達四年之久。他們以“城市中心論”的“進攻路線”,反對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不斷排擠、打擊毛澤東等一大批干部,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一個好端端的中央革命根據地被斷送了,最后不得不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
在戰略轉移的長征途中,特別是在湘江慘敗之后,親身經歷前四次反“圍剿”勝利的廣大指戰員已經意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排斥毛澤東軍事領導的結果。他們紛紛要求毛澤東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以挽救中央紅軍面臨的危局。毛澤東順應廣大指戰員的殷切期望,逐步地開始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做工作,并且團結了他們中的大多數,才在遵義會議上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領導。遵義會議的一個偉大成就,就是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驚濤駭浪中挽救了黨和紅軍,使得中國革命在全局上開始走“自己的道路”。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不僅制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而且對中共早期的幾屆領袖也作過客觀的結論和公正的評價。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針講話中指出:北伐勝利,轟轟烈烈,可是這一時期的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后來搞成托陳取消派。“但是關于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關于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至于內戰時期犯‘左’傾錯誤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過工人運動,后來五卅運動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勞。”瞿秋白也有功勞。他主持召開的中央“八七會議”,正如《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群眾繼續革命的戰斗,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對于王明,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作結論中針對他當時所犯的右傾錯誤也曾經說過:王明在全會上表示“完全同意各報告”,“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的有些不足或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的負責同志之一,我們應原諒之。”問題在于他以后不檢討錯誤,不承認錯誤,雖然一度承認有錯誤,但很快就推翻。特別是他一直不承認抗戰初期右傾和土地革命時期“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在60年代曾經總結性地說過:“我們采取的方針,是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錯誤,采取幫助的態度,所以我們團結了黨的絕大多數。除了個別的人跑到敵人那里去之外,另有個別的人死不承認錯誤,如王明。”
顯然,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一生,都應一分為二。但長期以來,很多同志一提起這幾位中共早期領袖,總是立即想到他們“左”傾或右傾錯誤,往往忽視他們在白色恐怖中投身革命、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中也有正確的一面。這樣,就不可能實事求是地、客觀地反映這些人物在歷史上的功過是非。我們寫的這本書,力求寫得比較客觀和全面,既充分肯定他們成為領袖和取得成功的一面,又原原本本地寫出他們犯錯誤的一面。毛澤東是我們黨內最善于總結經驗的革命家,既總結了他們的正面經驗,又總結了他們的反面經驗。毛澤東正是在正確總結他們的正反兩方面經驗中,不斷認識中國革命規律,不斷制定適合形勢發展的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從而把革命事業不斷推向勝利。
毛澤東成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以后,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徹底改變過去黨內斗爭采取那種“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錯誤做法,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原則,著重思想教育,而不輕易的做結論和紀律處分。他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功過是非,分別作出了公正的客觀的評價,并且成為全黨的共識。
本書以通俗的語言、具體的史實,生動地記敘了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領導人的革命生涯,并力求做到有較強的可讀性。如“匏瓜與牡丹”一章,以寓意深刻的比喻,展示了毛澤東不怕艱苦、開小花而結碩果與王明怕艱苦、需要園丁培植、只開大花而不結果的不同人生追求。
總之,這本書以翔實可信的史實告訴讀者:歷史為什么會選擇毛澤東。
黃允升
2011年4月
為了紀念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毛澤東誕辰118周年。在12月26日這個紀念日將要到來的時候,我們寫了《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領導人》一書,奉獻給廣大讀者,讓讀者真正了解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是在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解放、為民族謀復興的革命實踐中產生和確立的。該書是以紀實筆法反映中共早期領導層的內部情況,主要是寫遵義會議前毛澤東與中共幾屆領袖人物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之間在工作上的被領導與領導的關系。同時,也寫到他們處在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時代,是如何為救國救民,尋找革命真理,而奔走呼號,以及他們作為中國共產黨不同時期的領導人的功過是非。
這一本書,以大量史實客觀地闡述了毛澤東怎樣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創造性運用到中國革命實踐,怎樣獨創性地執行中共中央以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為核心制定的正確或比較正確的政策和方針,又怎樣從實際出發分別抵制以他們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右傾或“左”傾的錯誤,在局部地區把“槍桿子”與民眾運動結合起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先是在井岡山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接著在贛南、閩西創建了中央革命根據地,艱難曲折地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并在軍事上取得了粉碎國民黨軍幾次大“圍剿”的輝煌勝利。以王明為核心的“左”傾中央,一開始就推行“左”傾教條主義,而且統治全黨長達四年之久。他們以“城市中心論”的“進攻路線”,反對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不斷排擠、打擊毛澤東等一大批干部,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一個好端端的中央革命根據地被斷送了,最后不得不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
在戰略轉移的長征途中,特別是在湘江慘敗之后,親身經歷前四次反“圍剿”勝利的廣大指戰員已經意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排斥毛澤東軍事領導的結果。他們紛紛要求毛澤東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以挽救中央紅軍面臨的危局。毛澤東順應廣大指戰員的殷切期望,逐步地開始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做工作,并且團結了他們中的大多數,才在遵義會議上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領導。遵義會議的一個偉大成就,就是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驚濤駭浪中挽救了黨和紅軍,使得中國革命在全局上開始走“自己的道路”。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不僅制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而且對中共早期的幾屆領袖也作過客觀的結論和公正的評價。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針講話中指出:北伐勝利,轟轟烈烈,可是這一時期的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后來搞成托陳取消派。“但是關于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關于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至于內戰時期犯‘左’傾錯誤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過工人運動,后來五卅運動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勞。”瞿秋白也有功勞。他主持召開的中央“八七會議”,正如《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群眾繼續革命的戰斗,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對于王明,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作結論中針對他當時所犯的右傾錯誤也曾經說過:王明在全會上表示“完全同意各報告”,“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的有些不足或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的負責同志之一,我們應原諒之。”問題在于他以后不檢討錯誤,不承認錯誤,雖然一度承認有錯誤,但很快就推翻。特別是他一直不承認抗戰初期右傾和土地革命時期“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在60年代曾經總結性地說過:“我們采取的方針,是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錯誤,采取幫助的態度,所以我們團結了黨的絕大多數。除了個別的人跑到敵人那里去之外,另有個別的人死不承認錯誤,如王明。”
顯然,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一生,都應一分為二。但長期以來,很多同志一提起這幾位中共早期領袖,總是立即想到他們“左”傾或右傾錯誤,往往忽視他們在白色恐怖中投身革命、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中也有正確的一面。這樣,就不可能實事求是地、客觀地反映這些人物在歷史上的功過是非。我們寫的這本書,力求寫得比較客觀和全面,既充分肯定他們成為領袖和取得成功的一面,又原原本本地寫出他們犯錯誤的一面。毛澤東是我們黨內最善于總結經驗的革命家,既總結了他們的正面經驗,又總結了他們的反面經驗。毛澤東正是在正確總結他們的正反兩方面經驗中,不斷認識中國革命規律,不斷制定適合形勢發展的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從而把革命事業不斷推向勝利。
毛澤東成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以后,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徹底改變過去黨內斗爭采取那種“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錯誤做法,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原則,著重思想教育,而不輕易的做結論和紀律處分。他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功過是非,分別作出了公正的客觀的評價,并且成為全黨的共識。
本書以通俗的語言、具體的史實,生動地記敘了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領導人的革命生涯,并力求做到有較強的可讀性。如“匏瓜與牡丹”一章,以寓意深刻的比喻,展示了毛澤東不怕艱苦、開小花而結碩果與王明怕艱苦、需要園丁培植、只開大花而不結果的不同人生追求。
總之,這本書以翔實可信的史實告訴讀者:歷史為什么會選擇毛澤東。
黃允升
2011年4月
目次
《紅色檔案: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領導人(上冊)》目錄:
毛澤東與陳獨秀他對我的影響比其他任何的影響都大
青少年時代各自的發展
救國救民,共憂天下
成長環境,道路分野
知識結構,思想分野
性格氣質,政治分野
耐人尋味的學生與老師
“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信任師表,深刻影響
先鋒旗手,革命楷模
攜手轉向馬克思主義
專注實績與領導全局
受陳獨秀委托在湖南建黨
領導湘區革命,支持中央局工作
受陳信任協助主持中央工作
革命指導思想的分歧與分道揚鑣
一系列重大問題的不同認識
對待農民運動的尖銳分歧
大革命失敗,分道揚鑣
客觀公正評價陳獨秀
毛澤東與王明有個別的人死不承認錯誤,如王明。
匏瓜與牡丹——不同的人生追求
依靠共產國際領導米夫上臺
王明在中山大學大搞教條宗派
從被捕泄密到“反對立三路線”“英雄”
翻云覆雨“擁護”和反對六屆三中全會
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扶植王明上臺
抵制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反“圍剿”取勝
排除干擾青塘會議定決策
第二、三次反“圍剿”取勝
毛澤東當選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
指導寧都兵暴和紅五軍團建設
屈受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排擠、打擊
贛南會議受王明路線排擠
毛澤東被迫上東華山休養
不計個人得失下山急赴贛州解圍
率紅軍克漳州取得勝利
寧都會議毛澤東被剝奪兵權
博古反“羅明路線”意在整毛澤東
相忍為黨卻被剝奪最后行政領導權
糾正王明、博古“左”傾路線錯誤革命轉危為安
爭取政治局多數同王明、博古“左”傾主張作斗爭
生死攸關的遵義會議
長征勝利開始批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
指揮紅軍突破敵軍重圍
總結革命經驗批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
審時度勢力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全面抗戰路線、戰略方針的制定和實行
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
毛澤東批準打平型關戰斗
王明右傾新挑戰與爭論
王明建議召開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會議
三月會議繼續推行右傾思想
中央派員向共產國際如實匯報
六屆六中全會前的爭論
中共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糾正王明右傾錯誤
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袖地位
王明這棵“牡丹花”開始凋零
黨中央的耐心等待與王明的猖狂反撲
等待認錯與耍兩面派
領導整風與無理反撲
仁至義盡與死不改悔
誠懇幫助與堅持錯誤
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與王明出爾反爾
仁至義盡與死不改悔
后記
《紅色檔案: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領導人(下冊)》目錄:
毛澤東與瞿秋白
并肩站在國民革命大時代的潮頭
共同促進國共合作
同是跨黨的實干家
攜手反擊國民黨右派
農民運動的開拓者與堅定支持者
農運的實踐家毛澤東與理論探索者瞿秋白
“農運王”與堅定支持者
攜手在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
毛、瞿相繼洞察危機
臨危受命,分別主持最高領導和武裝斗爭工作
高舉武裝斗爭的旗幟
瞿秋白犯“左”傾盲動錯誤
同處逆境的艱難歲月
瞿秋白與王明的初次交鋒
王明宗派主義的明槍暗箭
向世界介紹毛澤東的第一人
在艱難逆境中的毛澤東與瞿秋白
公正評價瞿秋白
毛澤東與李立三
志同道合救國救民
“征友啟事”和“半個人”
分途尋求革命真理
領導李立三開展工運
派李立三去安源
指導李立三開展罷工斗爭
席卷全路礦的大罷工
要以彎弓待發
農運領袖與工運領袖共進
毛澤東與中央實際領導人李立三
認真貫徹六大決議,支持毛澤東領導紅四軍
紅四軍的發展壯大與其內部爭論
中央與紅四軍關于分散還是集中的爭論
外來形式主義促使紅四軍內部矛盾激化
紅四軍黨的七大沒有解決爭論的主要問題
中央九月來信支持毛澤東的建軍原則
李立三對毛澤東的堅決支持與古田會議的勝利召開
毛澤東不斷總結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
抵制李立三“左"傾冒險
李立三“左”傾冒險的形成和推行
抵制立三路線,紅一軍團佯攻南昌
紅一方面軍撤圍長沙
十萬農工下吉安
抵制“立三路線”,粉碎第一次反“圍剿”
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干部
團結李立三一道為黨工作
李立三為黨的事業做出新貢獻
毛澤東與陳獨秀他對我的影響比其他任何的影響都大
青少年時代各自的發展
救國救民,共憂天下
成長環境,道路分野
知識結構,思想分野
性格氣質,政治分野
耐人尋味的學生與老師
“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信任師表,深刻影響
先鋒旗手,革命楷模
攜手轉向馬克思主義
專注實績與領導全局
受陳獨秀委托在湖南建黨
領導湘區革命,支持中央局工作
受陳信任協助主持中央工作
革命指導思想的分歧與分道揚鑣
一系列重大問題的不同認識
對待農民運動的尖銳分歧
大革命失敗,分道揚鑣
客觀公正評價陳獨秀
毛澤東與王明有個別的人死不承認錯誤,如王明。
匏瓜與牡丹——不同的人生追求
依靠共產國際領導米夫上臺
王明在中山大學大搞教條宗派
從被捕泄密到“反對立三路線”“英雄”
翻云覆雨“擁護”和反對六屆三中全會
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扶植王明上臺
抵制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反“圍剿”取勝
排除干擾青塘會議定決策
第二、三次反“圍剿”取勝
毛澤東當選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
指導寧都兵暴和紅五軍團建設
屈受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排擠、打擊
贛南會議受王明路線排擠
毛澤東被迫上東華山休養
不計個人得失下山急赴贛州解圍
率紅軍克漳州取得勝利
寧都會議毛澤東被剝奪兵權
博古反“羅明路線”意在整毛澤東
相忍為黨卻被剝奪最后行政領導權
糾正王明、博古“左”傾路線錯誤革命轉危為安
爭取政治局多數同王明、博古“左”傾主張作斗爭
生死攸關的遵義會議
長征勝利開始批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
指揮紅軍突破敵軍重圍
總結革命經驗批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
審時度勢力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全面抗戰路線、戰略方針的制定和實行
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
毛澤東批準打平型關戰斗
王明右傾新挑戰與爭論
王明建議召開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會議
三月會議繼續推行右傾思想
中央派員向共產國際如實匯報
六屆六中全會前的爭論
中共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糾正王明右傾錯誤
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袖地位
王明這棵“牡丹花”開始凋零
黨中央的耐心等待與王明的猖狂反撲
等待認錯與耍兩面派
領導整風與無理反撲
仁至義盡與死不改悔
誠懇幫助與堅持錯誤
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與王明出爾反爾
仁至義盡與死不改悔
后記
《紅色檔案: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領導人(下冊)》目錄:
毛澤東與瞿秋白
并肩站在國民革命大時代的潮頭
共同促進國共合作
同是跨黨的實干家
攜手反擊國民黨右派
農民運動的開拓者與堅定支持者
農運的實踐家毛澤東與理論探索者瞿秋白
“農運王”與堅定支持者
攜手在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
毛、瞿相繼洞察危機
臨危受命,分別主持最高領導和武裝斗爭工作
高舉武裝斗爭的旗幟
瞿秋白犯“左”傾盲動錯誤
同處逆境的艱難歲月
瞿秋白與王明的初次交鋒
王明宗派主義的明槍暗箭
向世界介紹毛澤東的第一人
在艱難逆境中的毛澤東與瞿秋白
公正評價瞿秋白
毛澤東與李立三
志同道合救國救民
“征友啟事”和“半個人”
分途尋求革命真理
領導李立三開展工運
派李立三去安源
指導李立三開展罷工斗爭
席卷全路礦的大罷工
要以彎弓待發
農運領袖與工運領袖共進
毛澤東與中央實際領導人李立三
認真貫徹六大決議,支持毛澤東領導紅四軍
紅四軍的發展壯大與其內部爭論
中央與紅四軍關于分散還是集中的爭論
外來形式主義促使紅四軍內部矛盾激化
紅四軍黨的七大沒有解決爭論的主要問題
中央九月來信支持毛澤東的建軍原則
李立三對毛澤東的堅決支持與古田會議的勝利召開
毛澤東不斷總結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
抵制李立三“左"傾冒險
李立三“左”傾冒險的形成和推行
抵制立三路線,紅一軍團佯攻南昌
紅一方面軍撤圍長沙
十萬農工下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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