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當代最優發展模式：中國經濟大變革（簡體書）

郭萬超，男，籍貫山東，北京大學法學碩士，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后，北京市社科院首都文化發展究中心、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博士后指導組成員，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經濟戰略委員會常務副理事長，廣西大學商學院教授，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副秘書長，國家教育行政學院特約研究員，北京市決策學學會理事。出版著作5部：《當代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教授作序并寫書評；《輕松學經濟》第2次印刷；《探尋當代最優發展模式——中國經濟大變革》；《中國崛起——一個東方大國的成長之道》、《致命誤區》為社科暢銷書；另參編書8本；公開發表論文60多篇；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課題、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等10多項；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美國福特基金課題、北京市重大課題、重點課題等多項；獲國家人事部、人民日報和中央統戰部等10多項獎勵。

《探尋當代最優發展模式:中國經濟大變革》由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

序言大歷史大視野下的中國道路
自序我們時代的新經濟發展觀
第一章導論
第一節中國經濟崛起的全球視野
一、國富國窮的世界版圖
二、成長中的中國道路
三、中國道路的世界影響
四、中國道路的巨大理論價值
五、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的匱乏
第二節中國經濟理論創新與西方經濟學
一、西方經濟理論的合理性與局限性
二、西方經濟發展理論的演變
三、中國經濟理論創新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
第三節本書的思路、創新與方法
一、研究范圍
二、內在邏輯與觀點創新
三、研究方法
第二章找回經濟學的人
第一節科學的人性觀
一、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
二、經濟學的科學人性觀
第二節人的經濟職能
一、經濟理論對人的經濟職能的認識過程
二、科學理解人的經濟職能
第三節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觀
一、以人為本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本質屬性
二、以人為本經濟發展觀的優越性
第三章經濟發展的整體合力
第一節經濟發展的整體視角
一、單因素論的困惑
二、西方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的整體研究
三、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新趨勢
四、研究經濟發展需要整體視角
第二節社會有機體中的經濟
一、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有機體理論
二、經濟與政治
三、經濟與文化
第三節經濟發展合力的最大化
一、經濟發展模式
二、經濟發展合力最大化
三、從經濟發展模式看大國經濟興衰
四、中國經濟發展道路
第四章制度內生原理
第一節相關的制度理論
一、制度與制度類型
二、制度的性質和衡量標準
三、制度變遷理論
第二節第一原理
一、制度的內生決定機制
二、內部政治因素
三、內部文化因素
第三節第二原理
一、制度成長的實踐視角
二、制度理性
三、中國制度成長的實踐特征
第四節第三原理
一、制度變遷漸進性的原因
二、經濟轉型的兩種路徑：漸進主義與激進主義
三、中國制度成長的漸進特征
第五章理想發展模式
第一節 資本主義發展模式
一、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文化基因
二、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主要類型
三、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新內容新特點
第二節 當代最優發展模式
一、新型社會主義
二、新型文化系統
三、新型市場經濟
第三節中國道路的未來
一、中國面臨的挑戰
二、中國的發展優勢
三、中國道路的前景
參考文獻
后記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更先進的世界觀、價值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依靠人民、為了人民，具有源源不斷的動力；公平正義、共同富裕是其基本要義，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諸多社會病；它堅持的是一種集體主義理念，實現了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的一致性，可以形成發展的巨大合力；它主張和諧發展、和平發展、科學發展，是可持續的發展，是給世界帶來和平與繁榮的發展。西方世界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具體制度是個可以利用的“術”，但是新自由主義的“道”卻是錯誤的。這種世界觀主張為了一己私利、個人之間進行你死我活的競爭，其結果必然是弱肉強食，富者更富，貧者更貧，帶來社會的嚴重兩極分化，給世界帶來威脅與貧窮。
當然，經濟發展之道除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這些社會形態的內容，還有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哲學方法論。在這方面，西方發展理論是相當貧乏的。這個在下一節還要分析。而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唯物史觀在認識經濟發展的規律方面具有強大的優勢。比如實踐的觀點、辯證的觀點、發展的觀點、矛盾的觀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個方面就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在經濟發展方面的運用，其結果是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論觀點。比如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充分體現了社會經濟發展的辯證法；以人為本的理念體現了唯物史觀關于人的作用的基本觀點；增量式改革或漸進式改革，遵循了事物量變質變的基本規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堅持全面發展，反映了重點論與兩點論的哲學方法；大膽試驗思想，體現了唯物辯證法的實踐觀點，等等。沒有這些理論、路線、方針、根本原則，市場經濟的“術”都無從起作用。
對于想實現經濟起飛但還沒有形成良性發展道路的后發國家，“道”比“術”更重要。如果“道”是錯誤的，“術”再高明，也沒有用，甚至起反作用。而且沒有脫離“道”的“術”。拉美陷阱、蘇東劇變、俄羅斯東歐轉型失敗，都是活生生的例子。雖然今天西方經濟學充斥著經濟發展之“術”，但資本主義最初的經濟起飛都是先完成了“道”的層次的修煉，英國的經濟起飛首先完成了思想、政治領域的革命，斯密的自由市場理論也主要是一種“道”。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資本主義的“道”是最先進的，而且是內生的，自己首創的。之后，新古典經濟學作為經濟發展之“術”就開始在資本主義之“道”指引下快速發展起來。其實相對于“道”，經濟發展之“術”有時不難掌握，比如，中國經濟發展的閘門一經打開，人們的創造性、積極性一下子被激發出來，各種市場經濟的具體形式、辦法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這符合斯密等人的觀點，即市場經濟是一個自發形成、自我擴展的秩序。
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功最根本的是得益于中國在經濟發展之道上的創新，得益于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得益于中國深沉的傳統文化積淀。西方不少學者也是從“道”的高度來認識中國經濟發展的。喬舒亞?庫珀?雷默認為中國的發展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質量增長的愿望推動的，北京共識“有足夠的靈活性，它幾乎不能成為一種理論。它不相信對每一個問題都采取統一的解決辦法……它既講求實際，又是意識形態，它反映了幾乎不區別理論與實踐的中國古代哲學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