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團體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構建(1901-1937)（簡體書）

《中間團體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1901-1937）》以現代民族國家構建的宏觀視野，探究近代中國社會組織化的性質與意義。在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構建中，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已經進入國人意識，並成為改革和革命的目標。近代中國以商會、同業公會等為主體的中間團體在公共領域內發揮的重要影響，正是基於這種“人為”構建的特徵。在現代國家各種制度結構難以發揮有效作用的環境下，中間團體作為彌補國家基礎結構能力不足的替代物，是國家“嵌入”社會的機制。中間團體的政治化是在過渡社會政治制度形式主義特徵顯著的背景下的功能泛化。中間團體的自主性是國家基於社會控制與政治動員平衡的考量而賦予的。近代中國社會資本狀況、資本主義發展以及由此決定的社會基礎設施狀況決定了社會密集的組織網絡難以成為推動現代民族國家主權集中和政治民主的力量。．

《中間團體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1901-1937)》以現代民族國家構建的宏觀視野，探究近代中國社會組織化的性質與意義。

序
第一章 導論
一、問題提出
（一）近代中國社會組織化的趨勢
（二）近代中國的現代國家轉型
（三）過渡社會的中間團體
二、相關研究述評
（一）現代國家構建理論
（二）公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研究
（三）對近代中國工商行業性組織及其商人精英的研究
三、研究的理論預設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二）理論預設
（三）關鍵詞界定
（四）研究方法
四、分析框架與理論意義
（一）分析框架
（二）研究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第二章 過渡社會民間組織的發生
一、社會發生：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
（一）歷史回溯：工商同業組織的起源
（二）近代中國社會的人口流動與城市化
（三）工商業者地位的提高與組織化
二、國家構建：清末以來國家轉型的驅動
（一）“賦出於農”向“賦出於商”的轉變
（二）新政：地方紳商的權力合法化與組織化
（三）國家介入：同業公會法規的頒佈
（四）強化控制：同業公會的改組
三、民間組織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共生性
（一）民間組織研究的現代民族國家構建視角
（二）社會動員與政治控制
（三）社會控制與政治動員的張力

第三章 民間組織與憲政民主國家的構建
一、民間組織的功能泛化
（一）民間組織服務對象和職能的擴展
（二）從地方公益走向地方自治
二、民間組織政治化的制度背景：憲政民主制的失敗
（一）合法政治權威的缺失
（二）軍閥割據的形成
（三）地方精英權力的擴張
三、民間組織政治化的權力格局
（一）軍閥：缺乏社會基礎的政治權力擁有者
（二）議會：缺乏民意基礎和立法權力的代議機構
（三）政黨：代表派系私利的組織
（四）商會等法團組織：代表地方公益的自治機構和民意機構
四、民間組織的發展對現代國家構建實施策略的影響
（一）把合法性基礎擴展到社會精英階層
（二）通過其組織合法性，增進國家的滲透能力
（三）通過協助政策執行，促進政府的績效合理性
（四）通過職業社團的組織網絡，促進國家的整合
五、利用民間組織網絡構建國家主權的缺陷
（一）組織目標的差異，致使政策執行效力不穩固
（二）集體代表制而非個人代表制，妨礙了國家對公民的直接統治
（三）國家的滲透能力與支持基礎（僅僅限於精英階層）
（四）組織行政性與自願性的失衡，致使民間組織動員能力日益降低

第四章 中間團體與党治國家
一、從王朝國家到党治國家的演變軌跡
（一）一元政治傳統
（二）社會對於秩序的需要
（三）民族主義的興起
二、党治國家的制度基礎
（一）總體黨的出現
（二）党治國家的黨政關係
（三）党治國家的社會結構基礎
三、党治國家的內在張力
（一）一元代表地位與全民代表身份的衝突
（二）總體黨的社會控制要求與其組織能力的衝突
四、公共領域與國家滲透
（一）國民政府時期中間團體的功能
（二）國家職能與社會組織空間擴展
（三）發展的趨勢

第五章 國家構建的社會發生：社會資本與資本主義
一、民間組織的權力來源與權力結構
（一）雙重授權
（二）雙重授權的內在緊張
（三）同業公會和商會的內部權力結構
二、城市社會的社團組織網絡
（一）精英支配的組織網絡
（二）分裂的社會：地緣、業緣與階級
（三）差序格局中的社會關係
三、資本主義、社會基礎設施與現代國家構建
（一）近代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
（二）現代民族構建的歷史困局

第六章 餘論：過渡社會中間結構的嬗變
一、中間結構的延續與變異
（一）官民中介：從紳士到紳商（資產階級）
（二）延續與變異
二、未來的期許：中間團體作為國家制度變革動力的基礎
（一）公民權的保護
（二）獨立社會權力中心的興起
參考文獻
後 記．

這一視角被國內的歷史學者所借鑒。可以從這些論著中推導出的結論是：一個興盛的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萌芽本來有助于國家向憲政民主體制發展，但國家的強大等原因扼殺了這一可能。然而，這些組織有限的自主性與獨立性，招致對“公民社會”理論的質疑。反對的意見側重于歷史的延續性，這些組織結構代表了舊的士紳地位在新時代的延續？抑或是代表了資產階級自主意識的覺醒以及民主參政的要求？
這與中國學者尋找“資本主義萌芽”的努力交織在一起，雖然結論存在分歧：中國未能發展資本主義，或者是由于西方入侵阻礙了這一進程的發展，或者是國民政府的專制扼殺了萌芽中的市民社會以及中國發展民主的可能性；一個普遍認同的觀點是，以商會、工商同業公會等為主體的城市結社，在清末以至民國前期（國民政府統治前）“弱國家”狀態下曾發揮過“市民社會”的功能，反映著社會具有相當的自治權，并有可能導引中國走向民主，但1927年“強國家”國民政府的統治，扼殺了社會自由，致使中國向專制集權的權威主義制度回歸。問題是，從工商行業性組織看，如何理解其在組織和功能上的歷史延續性？在國家與社會的界限從未清晰界定的背景下，一個獨立性與自主性有限的社團組織空間、與國家的關系合作多于對抗的“市民社會”意味著什么？“市民社會”概念的西方經驗背景，以及所包含的先驗假設——市民社會限制政治權威、推動民主的社會力量，模糊了對事實的正確認識。為此，必須評估組織行動的動力，分析在既定體制背景內各種行動者的互動，尋求更為恰當的解釋方法。
（二）近代中國的現代國家轉型
鴉片戰爭中中國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拉開了中國政治轉型的序幕。以華夷觀和天下觀為核心，以“朝貢冊封體制”為基本內容的傳統中華帝國的對外秩序受到挑戰，中國被迫進入以國際法規范的民族國家的國際關系中。對中國而言，被迫接受的歐洲民族國家的國際秩序，意味著世界從“一統垂裳”走向“列國競爭”的狀態。國家生存環境的變化，直接沖擊了國內的政治秩序，迫使傳統的王朝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
傳統的王朝國家，在君主專制之下，以天命觀和德治主義的儒家思想確立起專制統治的合法性。專制君主通過完善的官僚體制實現對社會的管理與控制。因其意識形態與技術上的限定，國家政治權力實際的管轄范圍止于縣一級行政單位。縣以下的社會治理實際掌握在士紳手里。士紳通過宗族、鄉社等血緣和地緣組織機制實現對地方社會的治理，發揮官民中介的作用。在城市，手工業和商業掌握在各個類似于行會的牙行手中。國家以保甲制度實現社會控制的努力，從未獲得成功。士紳利用自身的資格和地位，對鄉村和城鎮的廣大民眾發揮重要的影響。與此相適應，王朝國家體系僅僅維護有限的職能：維護社會秩序和收稅等。國家需要通過地方社會精英的協助來完成這些基本職能。而這些士紳，由科舉制度選出，進而為國家官吏，退則為地方社會領袖。國家主要以儒家意識形態作為社會整合的主要紐帶；士紳通過與官僚階層的聯系確立其特權，從而發揮官民中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