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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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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集團這個近代史上最大的地方實力派,不僅數十年間暗中操縱著晚清政局,且開民國年間軍閥政治之先河,其政治作用與影響是不可低估的。《曾國藩集團與晚清政局》將曾國藩集團視為一個整體,對這群歷史人物的出現與消失,能夠做出較為科學的解釋,從而走出近代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非黑即白、不罵就捧的怪圈。
名人/編輯推薦
曾國藩集團這個近代史上最大的地方實力派,不僅數十年間暗中操縱著晚清政局,且開民國年間軍閥政治之先河,其政治作用與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曾國藩集團與晚清政局》由朱東安所著,本書將曾國藩集團視為一個整體,對這群歷史人物的出現與消失,能夠做出較為科學的解釋,從而走出近代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非黑即白、不罵就捧的怪圈。
《曾國藩集團與晚清政局》由朱東安所著,本書將曾國藩集團視為一個整體,對這群歷史人物的出現與消失,能夠做出較為科學的解釋,從而走出近代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非黑即白、不罵就捧的怪圈。
序
古人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鴉片戰爭以來,清政府外不能御侮,內不能安民,廣大民眾不得不揭竿而起,尋求新的出路,以拯救民族的危亡。其戰爭的正義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滿洲貴族雖曾以武力征服了中原,而后世子孫的腐敗,卻令其不得不依靠湘淮練勇來鎮壓太平天國與捻軍起義。遂致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分權增強,兵為將有,權出私門,國家軍政實權落到地方督撫手中,晚清政局為之一變。其實力最強的曾國藩集團,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國家命脈,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事態益趨嚴重。曾國藩充任首領時,雖有功高震主之嫌,也不過握有東南地區及直隸等省的地方大權。而李鴻章接掌門戶后,則又進而控制了中央政府的國防、外交實權,或戰或和皆其一身承辦,遂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簽約專業戶。及至八國聯軍侵入中國,清政府對外宣戰,他們竟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公開分裂,同侵略者搞起“東南互保”。其勢焰之盛,概可想見。只是由于清朝統治階級上層的滿漢聯盟尚可維持,方使君臣雙方各安其位。
甲午戰后清政府編練新軍,本欲從漢員手中收回久違的兵權。而出于政治腐敗這同一原因,使其事與愿違,陷入更深的政治危機。趁機而起的北洋集團,不僅與湘淮集團有著政治、經濟、思想、組織等千絲萬縷的聯系,且軍營風氣一脈相承。加以帝國主義侵華勢力的利益紛爭,遂將民初十余年間,弄成既無君權又無民權的時代。如果說,曾國藩集團既保住清朝的皇位又挖掉其墻腳的話,而袁世凱北洋集團的背叛,則直接導致了清朝的滅亡;如果說太平天國革命時期的曾國藩集團既保住清朝的皇位又挖掉其墻腳的話,而辛亥革命中各省督撫的獨立和袁世凱北洋集團的背叛,則直接導致了清朝的滅亡。如果說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成功,只是曾國藩軍制改革之花的話,那么清朝的滅亡和隨之而來的軍閥混戰才是其累累碩果。由此可見,曾國藩集團這個近代史上最大的地方實力派,不僅數十年間暗中操縱著晚清政局,且開民國年間軍閥政治之先河,其政治作用與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他們靠鎮壓太平天國革命起家,又力主維護傳統文化和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中體西用,師夷制民,遂成為爭議最大的一群歷史人物。有人頌之為中國現代化的先驅,后世仿效的楷模;有人則斥之為遺羞百年的政治僵尸。真可謂見仁見智,競奇斗艷。而要弄清其中的原委,予以恰當的歷史評價,則不能不對之進行認真深入的研究。然而多年以來,有關曾國藩集團的研究,雖多方重視,成果可觀,但仍處于孤立、分散的狀態。或限于某一人物,或限于某一側面,很少有人對之進行整體考察,更很少有人將這個集團同太平天國、清朝政府以及北洋集團聯系起來加以研究。而其得出的結論,則又往往政治色彩較濃,學術色彩稍淡。
筆者的研究則欲將曾國藩集團視為一個整體,在弄清事實的基礎上,盡力探索其由內及外的種種聯系,并將之放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進行觀察,以求取得較為全面、客觀的效果。唯水平所限,時不我待,雖苦熬六載,初有心得,卻難免舛誤疏漏之處,誠請讀者多多校正。尤其拋磚引玉,精品迭出,對這群歷史人物的出現與消失,能夠做出較為科學的解釋,從而走出近代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非白即黑、不罵就捧的怪圈。
然滿洲貴族雖曾以武力征服了中原,而后世子孫的腐敗,卻令其不得不依靠湘淮練勇來鎮壓太平天國與捻軍起義。遂致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分權增強,兵為將有,權出私門,國家軍政實權落到地方督撫手中,晚清政局為之一變。其實力最強的曾國藩集團,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國家命脈,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事態益趨嚴重。曾國藩充任首領時,雖有功高震主之嫌,也不過握有東南地區及直隸等省的地方大權。而李鴻章接掌門戶后,則又進而控制了中央政府的國防、外交實權,或戰或和皆其一身承辦,遂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簽約專業戶。及至八國聯軍侵入中國,清政府對外宣戰,他們竟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公開分裂,同侵略者搞起“東南互保”。其勢焰之盛,概可想見。只是由于清朝統治階級上層的滿漢聯盟尚可維持,方使君臣雙方各安其位。
甲午戰后清政府編練新軍,本欲從漢員手中收回久違的兵權。而出于政治腐敗這同一原因,使其事與愿違,陷入更深的政治危機。趁機而起的北洋集團,不僅與湘淮集團有著政治、經濟、思想、組織等千絲萬縷的聯系,且軍營風氣一脈相承。加以帝國主義侵華勢力的利益紛爭,遂將民初十余年間,弄成既無君權又無民權的時代。如果說,曾國藩集團既保住清朝的皇位又挖掉其墻腳的話,而袁世凱北洋集團的背叛,則直接導致了清朝的滅亡;如果說太平天國革命時期的曾國藩集團既保住清朝的皇位又挖掉其墻腳的話,而辛亥革命中各省督撫的獨立和袁世凱北洋集團的背叛,則直接導致了清朝的滅亡。如果說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成功,只是曾國藩軍制改革之花的話,那么清朝的滅亡和隨之而來的軍閥混戰才是其累累碩果。由此可見,曾國藩集團這個近代史上最大的地方實力派,不僅數十年間暗中操縱著晚清政局,且開民國年間軍閥政治之先河,其政治作用與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他們靠鎮壓太平天國革命起家,又力主維護傳統文化和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中體西用,師夷制民,遂成為爭議最大的一群歷史人物。有人頌之為中國現代化的先驅,后世仿效的楷模;有人則斥之為遺羞百年的政治僵尸。真可謂見仁見智,競奇斗艷。而要弄清其中的原委,予以恰當的歷史評價,則不能不對之進行認真深入的研究。然而多年以來,有關曾國藩集團的研究,雖多方重視,成果可觀,但仍處于孤立、分散的狀態。或限于某一人物,或限于某一側面,很少有人對之進行整體考察,更很少有人將這個集團同太平天國、清朝政府以及北洋集團聯系起來加以研究。而其得出的結論,則又往往政治色彩較濃,學術色彩稍淡。
筆者的研究則欲將曾國藩集團視為一個整體,在弄清事實的基礎上,盡力探索其由內及外的種種聯系,并將之放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進行觀察,以求取得較為全面、客觀的效果。唯水平所限,時不我待,雖苦熬六載,初有心得,卻難免舛誤疏漏之處,誠請讀者多多校正。尤其拋磚引玉,精品迭出,對這群歷史人物的出現與消失,能夠做出較為科學的解釋,從而走出近代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非白即黑、不罵就捧的怪圈。
書摘/試閱
這場大革命歷時十四年,波及十八省,擁兵百萬,定都天京,建立太平天國農民政權,與設在北京的清朝政府南北對峙,長達十一年之久,并公布了自己的革命綱領《天朝田畝制度》與《資政新篇》,從而將單純農民戰爭推向高潮。這在中國和世界史上都是僅見的。它雖然最后在中外反動派的聯合鎮壓下遭到了失敗,但其偉大的歷史作用與深遠意義是不能抹殺的。
它向清政府為代表的封建反動賣國勢力和外國侵略者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它從未承認過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簽定的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提出了徹底否定封建剝削制度的平分土地的方案,從而指出了中國人民近代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揭開了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它沉重地打擊了反動腐朽的清王朝,基本上摧毀了作為其軍事支柱的八旗、綠營武裝,使滿洲貴族失去了控制國家武裝力量的實際能力,國家軍政實權漸漸落到漢族地主官僚手中,從而為辛亥革命最后推翻清王朝與封建君主專制體制提供了有利條件。
這場革命的偉大意義不只這些,近年人們也對它提出不少問題,但本書不打算對這些問題展開廣泛的討論,僅擬集中探討這場失敗了的革命,對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歷史進程所產生的影響。具體而言,就是這場革命與曾國藩集團的崛起有什么內在聯系,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實際進程是否起了推動作用。
滿洲貴族自入關以來,對漢族官員防范甚嚴,尤其不讓他們掌握軍事實權。而太平軍對八旗、綠營武裝的摧毀性打擊,使滿洲貴族陷于兩難之間的選擇:或者嚴密文法,自取滅亡;或者聽任,甚至支持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漢族官員壯大武裝力量,擴張地方實權,以依靠他們將這場革命鎮壓下去,保住自己的皇位。兩害相權取其輕。滿洲貴族經過長期的猶豫搖擺和反反復復的內部斗爭,直至一場腥風血雨的宮廷政變,終于斷然放棄前議,采取后策。倘若沒有太平天國革命,以及由此導致的清政府一系列自身變化與政治策略的調整,曾國藩集團不僅難以發展壯大,恐怕連其自身生存也大成問題。遺憾的是,對于近代史上這種相反相成的辯證關系,至今沒有引起史學界足夠的重視,雖有不少著作涉及這一問題,提出不少頗具學術意義的見解,但還沒有集中、系統地將這一帶有規律性的認識揭示出來。而有些人,只是挖空心思想著如何徹底否定太平天國,借以為曾國藩徹底翻案,以便把這一早被歷史所拋棄的政治僵尸,重新樹為“古今第一完人”。他們當然也就不會去想:如果沒有太平天國革命,曾、胡、左、李怎么會成為近代史上的政治名人?那時的曾國藩,最多不過是個文官與學者。胡、李或者有官可做。而左宗棠則很可能老死民間,默默無聞。不過。無論他們學問多么大,文章寫得怎么好,都不會引起這么多文人學士經久不衰地崇拜。僅就學問、文章而言,即有清一代就有多少人超過曾國藩,而他們當中又有誰值得當今學人如此動心?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曾國藩是一位政治人物。試問,數十年來,又有哪一個成為學術熱點的問題,與政治無關?而所有這一切,則都是這場革命造成的,追本溯源還是太平天國。言及于此,則太平天國的作用與影響自不待言,研究這一歷史辯證關系的必要亦自不待言。
太平天國為中心的全國大起義對清王朝的打擊是極其沉重的。太平軍從廣西一路打到南京,北伐京津,西征湘鄂,東取蘇杭,三次攻占湖北省會武昌,兩次攻占安徽省城安慶、廬州,因戰爭失敗而被免、被革乃至喪失性命的欽差大臣、總督、巡撫及都統將軍先后達三十多人。咸豐元年廣西巡撫周天爵革職。咸豐二年欽差大臣賽尚阿、徐廣縉、陸建瀛先后革職逮問。賽尚阿先判死刑,后改流放;陸建瀛旋因城破被殺。同年,廣西巡撫鄒鳴鶴革職,湖北巡撫常大淳城破被殺。咸豐三年欽差大臣祥厚城破被殺,訥爾經額革職。安徽巡撫蔣文慶城破被殺,繼任李嘉端革職,江忠源城破自殺。咸豐四年湖廣總督吳文镕兵敗被殺,繼任臺涌革職。湖北巡撫崇綸革職,繼任青鏖因兵敗逃走被按律處死。咸豐五年欽差大臣西凌阿革職,勝保革職逮問。湖廣總督楊霈革職,鄂撫陶恩培城破被殺。咸豐六年欽差大臣托明阿革職,向榮敗死,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兵敗被殺。咸豐九年欽差大臣德興阿兵敗革職。咸豐十年欽差大臣張玉良革職,和春敗死,督辦寧國軍務周天受城破被殺,督辦徽州軍務張芾免職。兩江總督何桂清先因失城革職拿問,繼以棄城逃走、槍打阻行縉紳于同治元年按律處死。浙江巡撫羅遵殿、江蘇巡撫徐有壬則皆因城破被殺。咸豐十一年杭州將軍瑞昌城破被殺,浙江巡撫王有齡城破自盡。同治三年欽差大臣、西安將軍多隆阿在陜西周至重傷致死。同治四年欽差大臣、蒙古博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在山東菏澤兵敗被殺。至于巡撫以下藩、臬、提、鎮及道、府、州、縣官員被殺、被革者,則不計其數,無從統計。
有些幾經反復、拉鋸爭奪的省份,例如,安徽省,曾長期被清朝官員視為畏途,上至巡撫,下至知縣,都不愿到這里做官,已經上任的官員,也千方百計地設法調走。兩江總督曾國藩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安徽糜爛之區,人人裹足遠避。前此七八年間,福中丞告病告假奏疏近十次,其避撫篆如避虎狼。近翁中丞思卸撫篆,前后亦具疏數次。恩廉訪不肯接篆,曾經嚴旨申斥。”他在給清廷的奏折中也說:“安徽用兵十年,蹂躪不堪,人人思為畏途。通省實缺人員,僅有知府二人,州縣二人。即候補者亦屬寥寥。每出一缺,遴委乏員。”
P4-6
它向清政府為代表的封建反動賣國勢力和外國侵略者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它從未承認過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簽定的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提出了徹底否定封建剝削制度的平分土地的方案,從而指出了中國人民近代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揭開了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它沉重地打擊了反動腐朽的清王朝,基本上摧毀了作為其軍事支柱的八旗、綠營武裝,使滿洲貴族失去了控制國家武裝力量的實際能力,國家軍政實權漸漸落到漢族地主官僚手中,從而為辛亥革命最后推翻清王朝與封建君主專制體制提供了有利條件。
這場革命的偉大意義不只這些,近年人們也對它提出不少問題,但本書不打算對這些問題展開廣泛的討論,僅擬集中探討這場失敗了的革命,對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歷史進程所產生的影響。具體而言,就是這場革命與曾國藩集團的崛起有什么內在聯系,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實際進程是否起了推動作用。
滿洲貴族自入關以來,對漢族官員防范甚嚴,尤其不讓他們掌握軍事實權。而太平軍對八旗、綠營武裝的摧毀性打擊,使滿洲貴族陷于兩難之間的選擇:或者嚴密文法,自取滅亡;或者聽任,甚至支持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漢族官員壯大武裝力量,擴張地方實權,以依靠他們將這場革命鎮壓下去,保住自己的皇位。兩害相權取其輕。滿洲貴族經過長期的猶豫搖擺和反反復復的內部斗爭,直至一場腥風血雨的宮廷政變,終于斷然放棄前議,采取后策。倘若沒有太平天國革命,以及由此導致的清政府一系列自身變化與政治策略的調整,曾國藩集團不僅難以發展壯大,恐怕連其自身生存也大成問題。遺憾的是,對于近代史上這種相反相成的辯證關系,至今沒有引起史學界足夠的重視,雖有不少著作涉及這一問題,提出不少頗具學術意義的見解,但還沒有集中、系統地將這一帶有規律性的認識揭示出來。而有些人,只是挖空心思想著如何徹底否定太平天國,借以為曾國藩徹底翻案,以便把這一早被歷史所拋棄的政治僵尸,重新樹為“古今第一完人”。他們當然也就不會去想:如果沒有太平天國革命,曾、胡、左、李怎么會成為近代史上的政治名人?那時的曾國藩,最多不過是個文官與學者。胡、李或者有官可做。而左宗棠則很可能老死民間,默默無聞。不過。無論他們學問多么大,文章寫得怎么好,都不會引起這么多文人學士經久不衰地崇拜。僅就學問、文章而言,即有清一代就有多少人超過曾國藩,而他們當中又有誰值得當今學人如此動心?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曾國藩是一位政治人物。試問,數十年來,又有哪一個成為學術熱點的問題,與政治無關?而所有這一切,則都是這場革命造成的,追本溯源還是太平天國。言及于此,則太平天國的作用與影響自不待言,研究這一歷史辯證關系的必要亦自不待言。
太平天國為中心的全國大起義對清王朝的打擊是極其沉重的。太平軍從廣西一路打到南京,北伐京津,西征湘鄂,東取蘇杭,三次攻占湖北省會武昌,兩次攻占安徽省城安慶、廬州,因戰爭失敗而被免、被革乃至喪失性命的欽差大臣、總督、巡撫及都統將軍先后達三十多人。咸豐元年廣西巡撫周天爵革職。咸豐二年欽差大臣賽尚阿、徐廣縉、陸建瀛先后革職逮問。賽尚阿先判死刑,后改流放;陸建瀛旋因城破被殺。同年,廣西巡撫鄒鳴鶴革職,湖北巡撫常大淳城破被殺。咸豐三年欽差大臣祥厚城破被殺,訥爾經額革職。安徽巡撫蔣文慶城破被殺,繼任李嘉端革職,江忠源城破自殺。咸豐四年湖廣總督吳文镕兵敗被殺,繼任臺涌革職。湖北巡撫崇綸革職,繼任青鏖因兵敗逃走被按律處死。咸豐五年欽差大臣西凌阿革職,勝保革職逮問。湖廣總督楊霈革職,鄂撫陶恩培城破被殺。咸豐六年欽差大臣托明阿革職,向榮敗死,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兵敗被殺。咸豐九年欽差大臣德興阿兵敗革職。咸豐十年欽差大臣張玉良革職,和春敗死,督辦寧國軍務周天受城破被殺,督辦徽州軍務張芾免職。兩江總督何桂清先因失城革職拿問,繼以棄城逃走、槍打阻行縉紳于同治元年按律處死。浙江巡撫羅遵殿、江蘇巡撫徐有壬則皆因城破被殺。咸豐十一年杭州將軍瑞昌城破被殺,浙江巡撫王有齡城破自盡。同治三年欽差大臣、西安將軍多隆阿在陜西周至重傷致死。同治四年欽差大臣、蒙古博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在山東菏澤兵敗被殺。至于巡撫以下藩、臬、提、鎮及道、府、州、縣官員被殺、被革者,則不計其數,無從統計。
有些幾經反復、拉鋸爭奪的省份,例如,安徽省,曾長期被清朝官員視為畏途,上至巡撫,下至知縣,都不愿到這里做官,已經上任的官員,也千方百計地設法調走。兩江總督曾國藩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安徽糜爛之區,人人裹足遠避。前此七八年間,福中丞告病告假奏疏近十次,其避撫篆如避虎狼。近翁中丞思卸撫篆,前后亦具疏數次。恩廉訪不肯接篆,曾經嚴旨申斥。”他在給清廷的奏折中也說:“安徽用兵十年,蹂躪不堪,人人思為畏途。通省實缺人員,僅有知府二人,州縣二人。即候補者亦屬寥寥。每出一缺,遴委乏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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