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茶座‧總第三十輯(2012第四輯)（簡體書）

當下談論歷史學家的社會責任確有幾分尷尬。史學在今日中國的影響力，不但無法與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社會科學門類相提並論，即使與哲學、文學等人文學科相比也已落下風。哲學已通過理論上的新陳代謝融人國際主流話語，文學則以諾貝爾獎邁出了其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唯有史學、特別是歷史理論，至今仍處在“文革”造成的巨幅震盪之後的盤整階段，甚至還滯留在“亞文革狀態”。造成中國史學目前窘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史家社會責任感在近二十年來的持續弱化是重要原因。於是便有了《歷史學家茶座（2012第4輯．總第30輯）》。

“對張世卿而言，他生活在一個很壞的時代，也是一個很好的時代。說很壞，是因為他身為漢人，卻生活在契丹人的統治之下，而且時逢“比年以來，群黎凋弊”的遼王朝走向沒落的年代；說很好，是因為他雖在異族的統治下，雖在一個破落的時代，卻憑著家勢和聰明，活得還不賴，甚至可以說相當成功。……”這是來自王兆成主編的《歷史學家茶座(總第30輯2012第4輯)》的節選部分。

文明復興，史學何為
王學典
中國崛起是當今世界所發生的最偉大的事件之一。中國崛起與其說是物質財富的激增，毋寧說是一個古老文明的復興。這一復興在中國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意義已然引起全世界的關注。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中國崛起的話題，已經跨越學科的邊界，幾乎成為國內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的話語中心。眾多人文社會科學，都在通過對中國崛起的討論和思考，來展示自己的生機和活力。令人遺憾的是，在眾聲喧嘩中，唯有歷史學家缺席。實際上，最不應該成為中國崛起看客的就是史學。因為文明的復興，仰賴于歷史的被喚醒，而史學家擔任著現在與過去之間的唯一中介；在中國崛起的進程中，史學家們最有資格、也最應該成為積極的一員。絕不能因為歷史學面對的是靜寂的歷史，就有理由躲避火熱的社會現實。史學家完全應該也能夠在創造歷史中研究歷史。必須認識到，在中國文明復興的偉業中，歷史學家肩荷著特殊的重任和使命。
坦率地說，當下談論歷史學家的社會責任確有幾分尷尬。史學在今日中國的影響力，不但無法與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社會科學門類相提并論，即使與哲學、文學等人文學科相比也已落下風。哲學已通過理論上的新陳代謝融人國際主流話語，文學則以諾貝爾獎邁出了其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唯有史學、特別是歷史理論，至今仍處在“文革”造成的巨幅震蕩之后的盤整階段，甚至還滯留在“亞文革狀態”。造成中國史學目前窘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史家社會責任感在近二十年來的持續弱化是重要原因。古語云：“器大者聲必閎，志高者意必遠。”中國崛起文明復興，為所有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個更廣闊的舞臺更難得的機遇。而史學家們如果在這時更積極、更主動、更自覺一點，相信中國崛起的歷史根基必將得到重新理解和詮釋。唯其如此，史學才會改變目前被邊緣化的遭際，重獲知識界的尊重，重返人文社會科學的話語中心。

卷首語文明復興，史學何為封面文章宣化遼墓：張世卿的世俗幸福生活歷史現場冉昭德日記（四）利比亞日記（2003年3月29日～4月10日）學壇述往我和胡適作鄰居黃永年與顧頡剛高全樸其人其事重讀民國史汪偽政權粉墨登場前夕的“青島會談”內幕小數點之謎——1947年孚中、揚子公司結購外匯事件人物春秋孫科與陳世材胡佛與義和團的戰爭舊案重審王直：海禁政策逼出來的“倭寇王”還原“滇案”中馬嘉理的真實身份公私檔案曾國藩和趙烈文密談錄（上）李劫人書信中的四川“大饑荒”（下）掌故鉤沉夭折的晚清中國軍工內遷計劃耄耄記吃

我和胡適作鄰居
鄧可因
抗日戰爭勝利后，我們全家(父親鄧廣銘、母親、我和妹妹)于1946年春夏先后從重慶回到北平，住進東廠胡同一號。而于1946年7月剛從美國回來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先生也住在這個大院里。我家住的南房和胡家的四合院僅隔著一條窄窄的院落，我家的屋門和胡家客廳高大的南窗相望。我們兩家成了近鄰。
“東廠”在中國歷史上很有名。明代太監的特務機構就設在這里。此后屢經變遷，到了清初，這里被建成屋宇園亭具備的王府。據記載，清代先后有三位“大學士”(瑞麟、沈桂芬、榮祿)在此居住。民國初年，曾被袁世凱買下送給黎元洪。及至抗戰勝利后我們人住時，園林雖已荒蕪，但遺跡猶存，格局未變。園內的幾處房屋，住著著名學者梁思永(梁啟超之子)、湯用彤。東南部的一座四合院，住著傅斯年、張政娘、王崇武。而胡適的住處則位于大院的西南部，離一號大門很近。這座“四合院”面積雖大，卻并不太規范。北面五問正房，是胡適的書房和臥室；東西兩側有走廊；高大的南房，一進門是一面高高的鏡子，右側是連通的大客廳(或稱“會議室”)。胡適的到來，更使這時的“東廠”成為名人薈萃所在。
父親當時任職于北京大學史學系，同時又兼任校長室的秘書。他說這個“秘書”是純義務的，既無聘書，又無補貼，他在系里的教學任務也未減少。但他和胡適的師生情誼淵源已久。20世紀30年代，他在北大史學系讀書，畢業論文《陳龍川傳》的導師就是胡適。這篇論文得了95分，并被稱為“這是一本可讀的傳記”。他研究辛稼軒，也受到了胡適的鼓勵和幫助。經過八年抗戰，師生重逢，父親是很愿意盡這個“義務”的。
父親除定時到孑民堂的校長室辦公外，還常到胡校長家當面請教、處理一些事務。有時他也把我帶去。記得每次見了面，胡先生總是客氣地叫我一聲“小姐”。當時我正讀高中，年輕幼稚，只是旁聽他們交談。但胡適的學者風范、他的平和待人，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從他身上看到“校長”加“學者”的楷模。我讀他的《藏暉室札記》(《胡適留學日記》)，也覺得這是日記的范本，后來我的日記也一度學其寫法。我曾請他在我的一本小紀念冊上題字，他寫了一句老子的話：“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為什么不寫他自己的名言，如“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呢，可能因為他想告訴我的，不僅是“治學”的方法，而且是為人處事的道理吧。
胡適先生的婚姻一直是人們議論的話題。胡太太給我的印象是心寬體胖、待人親切。她有時到我家串門，找我母親聊天，說得一口安徽家鄉話，總是樂呵呵的。他們一家過得和諧安詳。小兒子胡思杜和他們一起生活。聽說吃飯時兒子給父親盛飯，父親還要說聲“謝謝”。
1947年和1948年，胡適、黎錦熙和鄧廣銘三人合編了《齊白石年譜》。初稿編成時，父親就交給我一個任務：用毛筆謄抄一份。1948年9月的一天，父親帶我到西城跨車胡同拜訪齊白石老先生。胡適特地寫了一張名片：“這位鄧可因小姐即是幫我抄寫《白石年譜》的，她要想來瞻仰老先生的豐采。所以我替她介紹。”齊老先生看了名片，很高興。那年他已是88歲高齡，精神還很飽滿。他當場畫了一幅鳳仙花送我，并寫了較長的題款。
1949年初，父親將《年譜》訂補完成，又交給我抄清。這時，胡適已離開北平，到了南京。他收到父親寄去的書稿后，交上海商務印書館于三月份排印出來。在他寫的《序文》中說：1948年11月，“我又請我的朋友鄧恭三(廣銘)先生把全稿拿去細看一遍。鄧先生是史學家，曾做過陳龍川、辛稼軒的傳記。他和他的夫人，他的大女兒都曾校讀過我的‘白石自述編年初稿”。“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開始的幾天，恭三夫婦和他們的大女兒可因分工合作，抄成這一部白石年譜的定本，遼遠的寄給我……”在胡先生筆下，競不忘給我記上一份“功勞”，真使我感動!
話再說回來。1948年9月，我入了北大法律系，真正成了胡適校長的學生。但因我要住校(住國會街北大四院)，和他見面的機會反而少了。記得在此后的十一月份，有三次在不同場合見到他。一次是1948年11月1日，四院沒有公費的同學因生活困難，到沙灘找胡校長請愿，要求全面公費。我也參加了。胡校長在孑民堂接見學生，與學生對話，態度是和藹的。近年見到臺灣出版的《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在這一天的日記上，竟也寫著“第四院一年級學生無公費的居多，他們生活甚困苦，今天排隊到松公府請愿”。(那時北大的南校園門外是沙灘，西北校門外是松公府)這體現了他對學生的關心和愛護。而且問題也較快得以解決。第二次是11月6日，北大法律系同學到東廠胡同一號校長家中請愿，要求更換系主任。那天正碰上胡先生在大門口，急著乘車出去，但還是停下來聽了學生們的要求并做了答復。問題也得到解決。第三次是11月17日，齊白石在慶林春飯店請客，客人有胡適、徐悲鴻、黎錦熙、鄧廣銘，我也“敬陪末座”。席上白石老人談笑風生，談到當年他在黎家當差(當木工)時，黎錦熙還是個小孩子：“你要想坐到板凳上，還得我把你抱上去呢。”引得一片笑聲。
作為學者，胡適在校務繁忙的同時，不忘潛心學術。這一時期，他寫了多篇關于《水經注》的考據文章，內容是為清代學者戴東原辨誣，論證戴對《水經注》的校訂工作并非剽竊。1948年，胡適還發表了他的舊作《(易林)斷歸崔篆的判決書——考證學方法論舉例》。他發現印刷有些錯字，讓我幫助改正了，為此還送我一本作為“答謝”。
自1946年7月到1948年12月，胡適在東廠胡同住了兩年半。如今，昔日的王府大院幾乎全部被拆毀。我們兩家的住房也已不存在，蓋成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的高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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